红透半边天，
并日争妍，
劲松挺秀入云端。
许国以身长画卷，
九十余年。
世界史无前，
匹马当先。
阵头挥洒笔如椽。
大义凛然谁弱质
天下双肩！
以上这首词，是我在今年5月，为了祝贺在病危中的宋庆龄同志被中共中央批准入党，并被人大常委会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时写的。当时，我一直在默默地为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祝福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重新回到她的战斗岗位，为党为国为人民继续做出新的贡献。不料，昊天不吊，这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老前辈，病情恶化急转直下，不久就同我们永诀，而我写的这首词竟然成了一首挽歌！
宋庆龄同志，我是1938年冬第一次在香港会见过的。1938年是一个炮火纷飞的年头。当时我负责新四军全军的军医创建工作，新四军也刚刚挺进江南，同八路军南北呼应，形成抗击日寇的铁壁铜墙。蒋介石名义上抗日，实际上继续反共，经常扣发新四军的军饷和供给，医药器材的供应他一概不管，完全要靠自己募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新四军伤亡很大，许多干部战士还患有肺结核、胃肠病、慢性溃疡等，很多人生疟疾，长疥疮，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也很多，医药器材的需要量很大。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参军人数不断增多，特别是处于缺医少药的当地居民纷纷要求就近看病治病，敞开供应，医药器材日益缺少。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这年的秋天，宋庆龄的一位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从武汉撤退到皖南，访问新四军。叶挺军长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派我前去香港会见宋庆龄同志，争取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那是1938年冬天，我将史沫特莱用打字机打在一方丝质白手绢上的信件缝在衣服里，带了一些自己拍摄的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和医务工作实况的照片，连同染有斑斑血迹的日军军旗和打穿了孔的钢盔，以及日本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我自己拍摄的小型电影胶卷，经过化装，秘密前往上海。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根据在军部拟定的计划，首先会见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经过鲍威尔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和女青年会总干事耿丽淑，经过耿丽淑会见其他一些中国进步人士，如韦悫、张似旭、吴大琨等等。他们用我带去的实物和照片，举办了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邀请上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我和他们在跑马厅餐厅开了一次会以后就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到了香港，经过廖梦醒同志，很快就会见了宋庆龄。我把史沫特莱打在手绢上的那封信亲自交给了她。她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名字）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她接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她已经通知上海的耿丽淑了。她还说，叶挺军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北伐时他就一直冲在前面，现在又是他冲在最前面去了。看样子，她对过去北伐那股一往直前的劲头是很怀念的；对当时蒋介石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的势头，是十分沉痛的。最后还对我说，她完全同意叶挺将军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等。这次会见以后，新四军从香港和上海通过党的各种渠道，得到了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其他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当时有一种名叫“白浪多息尔”的最有效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世界上刚刚生产、国内还没有用过的最新产品，也从上海运到了新四军。这就大大加强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院的医疗工作。
1939年，我第二次会见宋庆龄同志。当时也是冬天，我陪同叶挺军长从重庆飞到香港。我们一同到宋庆龄的住处，看到她衣着朴素，做饭没有厨师，生活十分俭朴。宋庆龄见到叶挺，兴奋异常，特意从她弟弟宋子安家里借来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有蛇羹，款待新四军的使者。他亲切地同叶挺和我谈论国内外的局势，介绍保卫中国同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捐募得来的救济物资存放在仓库里。有一天，她还偕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和我一起，亲自到仓库做分类、点数、登记的工作。叶挺军长和我到军部后，很快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物资。干部战士都交口称赞：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最令人敬佩的是，宋庆龄同志在孙中山先生健在的时候，就接近我们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仍然继续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始终跟我们党一条心，生死与共。当她听到蒋介石挥舞屠刀，阴谋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之后，寝卧不安，十分焦虑，并立即和何香凝先生等联名致电责问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盼望早日见到新四军的同志，了解皖南事变的全部真相。当时刘少奇政治委员和陈毅代军长决定委派我又一次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同志介绍皖南事变真相，让她放心。
宋庆龄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我向她详细地转述了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话，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她听到这句话，开心地笑了，轻声地说：“啊，延安……”。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为新四军筹集了一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新四军。
后来，我随同刘少奇同志到延安，在枣园见到毛主席时，向主席汇报了宋庆龄同志悉力支援新四军的光荣业绩，主席对宋庆龄同志是很赞赏的。日本投降后，宋庆龄同志还一直利用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各个解放区募集大量物资。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她秘密地为解放区筹集药品不少物资，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五百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
宋庆龄同志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她做的工作，都是我们党所需要做的工作。虽然她当年在组织上还没有入党，但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公开做不到的一些工作，她都给做到了。党中央在她弥留之际，批准她入党，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称号，她是当之无愧的。
宋庆龄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是她一直是虚怀若谷，经常谦逊地对别人说她“没有做什么”。不仅如此，她反而经常把自己的功劳推给别人。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最后收到她的一封回信。事情是这样的：去年2月党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为此，我同样写了一首《浪淘沙》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把它译成英文，送到国外发表了，还对我当时经常出入解放区的情况作了一些叙述。我在4月8日把艾黎同志送给我的这张报纸寄给了宋庆龄同志，同时还在信中简单地对她当年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之情。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回信是这样写的：
沈其震同志：
展读四月八日来信和所附浪淘沙词一首，并艾黎同志英译文，往事呈现眼前。
十年浩劫，使党的某些干部身入囹圄。今天，冤案逐日昭雪，党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怎能不为此高兴！
往事已过，老骥伏枥，一定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解放区的医药物资作过一些支援，那是微不足道的；而如你一样的干部却冒了生命危险为此而奔波。
此复即致
敬礼！
宋庆龄一九八零年四月十四日
今天，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又反复阅读了她的这封回信，使我感动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她忠肝赤胆，胸怀天下安危；她不怕风云诡谲，能尽其在我；她藐视征途城险，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边。这样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人，是无骄无作的人，像她这样的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