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武汉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1938年1月底、2月初，我和陕北公学一批同学，从延安到达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把我们分配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是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会长是叶楠(据说，他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先生的儿子，主张国共合作，是进步人士)，宣传部长是钱俊瑞，组织部长是赵梅生，领导层都是国民党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宣传团有二三十人，团长袁行庄(叶楠的妻妹)、副团长胡笃冲(共产党员)。主要骨干是中共湖北省委设在黄安七里坪的培训班毕业分配来的。团内有党的支部，直接受湖北省委方静吉(方毅)领导。当时武汉抗日气氛甚浓。南京沦陷，国民党许多领导机构搬到这里。共产党则设有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湖北省委。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抗日报刊纷纷出版。宣传团主要以文艺表演和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宣传团先集中武汉三镇，尔后向郊县推进，直到鄂豫边，如武胜关、鸡公山等处。大约3、4月间，宣传团成员有所调整，调出一批老的，吸收一批新的，团领导也有变动，袁行庄、胡笃冲另有任用，任命我为团长。我带团到蔡店、孝感、武胜关进行宣传活动。后回到武汉，没几天，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下令解散“民先”等进步团体，其中包括“青协”。日寇溯江而上已占领安庆、马当(长江要塞)、湖口等地，武汉形势严峻，战云密布。6月9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大学和中央党部，向重庆、昆明等地转移。一天，方毅同志叫我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董老说，大别山那里的部队(指新四军第4支队)需要年轻干部做教育工作，你到那里去好不好?董老是我党“一大”代表，德高望重，现在是长江局领导人之一。我立即答：“好。”董老又补充了一句，说那个部队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要我到那里好好学习和锻炼。说完叫人送我上楼，去见郑位三同志，他是那个部队的领导人。
郑位三同志是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人。人称他“位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那时还不到40岁。我把董老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请他指示。他让我坐下，把红28军如何坚持大别山斗争，高敬亭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及高和红28军的功绩谈了不少。令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对这支部队肃然起敬，更鼓舞了我要去这个部队的意志。后来知道郑位三同志是1927年领导黄(安)麻(城)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是4支队的政治委员。
初到4支队
1938年7月12日一大早，来到江边，随办事处交通员，踏上小火轮，离开工作近半年的武汉，只身一人参军去。轮船到团风，登岸后经南麻县境，从小路直奔立煌。立煌是安徽省政府所在地，中共安徽省工委也设在此处。傍晚，见到了彭康书记。他在竹林中一座新建的会议室里和我谈了4支队的近况。部队正在几条公路上打击来犯的日寇，连连得胜。第二天，我们向舒城前进。那时，我一则年轻，二则从小在山里长大，所以对每天走数十里山径小道，并不感到累。经过几天的翻山越岭，终于到达目的地。通过几道岗哨，在一座大庙前停了下来。庙门上有“钝斧巷，三个大字，新四军4支队高敬亭司令员就住在这里。通过门卫，里面出来一位瘦小个子的较老的同志同我们打招呼，领我到里面厅堂上坐下。喝了茶，交通同志说，他到招待所去了。一会儿，左边厢房走出一人，高高的个儿，穿着褪色的军服，肌瘦脸黄的同志。他和颜悦色地说：“路上辛苦了。”问我：走了几天，路上平安吗?这位首长就是高敬亭。心想，他不象叱咤风云的武将，倒像个文人。他又问了武汉一些情况。这时，警卫员陪着一位军人走进来。高司令员说，这是手枪团团长詹化雨，你以后就在他团里工作，做政治教员。
在手枪团任政治教员
我随詹团长到了团部。团部机构精干。政治委员汪少川在前线指挥部队打击日寇，配合保卫大武汉。詹化雨同志比我大几岁，白皙的面容，炯炯的目光，朴实、干练、热情，红28军时就担任手枪团团长。他英勇善战，是高敬亭的得力助手。团部有一位总支书记张金台，还有文书、通讯、警卫、炊事人员等等，都很和气。把我安顿好以后，詹团长先带我去政治部见戴季英主任。政治部和司令部机关均住在东蒋冲，和西蒋冲只隔一座小山。我在延安陕北公学时，听过戴季英同志《游击战争》的课，曾经见过一面。现在在他领导下工作，自然很高兴。他平易近人，一见面，非常亲热地问我这半年在武汉工作的感受。参谋长林维先此时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所以司令部我就没去。以后，詹团长又和我到各个分队，一个一个去熟悉，和那里的干部和战士见面、交谈。手枪团有3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0多人，兵精武器好，每人两支枪，1支驳壳枪，1支马步枪，每个排1挺轻机枪。武器好，火力强。这些武器都是3年游击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的。手枪团同志互相友爱、关心，亲密团结，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加人这样的大家庭，是人生的幸福。同志们亲热地叫我“教员”，其实，以革命经历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员，我不过是个小学生。手枪团同志大多身上有伤疤，有的负伤过几次，可是他们从不提这些事，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贪图享受，打起仗来英勇顽强，视死如归。他们有崇高的思想政治品质，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这些同志中生活，感到温暖、充实。既然我是个“政治教员”，也要做点政治工作。几个月中，我给同志们上政治课，讲了三个问题：一、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而且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劳动者出身的战士，一讲就懂，一懂就信。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凯丰同志的讲义)。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都很喜欢听。
智勇双全的高敬亭司令员
1938年12月，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大队，詹化雨同志调任第9、团团长，汪少川同志调任淮南纵队政委，李世安同志调来教导大队任大队长，我任政委。原手枪团3个分队，又扩建了1个学生队。入伍半年，除了前面说的众多的领导和周围同志给我的影响、教导、耳濡目染的革命熏陶外，最好的良师益友，要算詹化雨和廖华两同志。
团长詹化雨为人谦和，他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带我出去打过几仗，如打无为(襄安)、庐江和剿匪，我第一次在战场上听到头顶上的子弹呼啸，看到指挥员指挥战斗，使我受到锻炼。
要掌握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深刻的认识。他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他对毛泽东、朱德非常崇敬。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他根据游击战术的原则，规定出“四打四不打”、“敌上山，我下山”、摸清敌情，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等战术原则，不仅保存了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赢得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打击了17万国民党军，大大地壮大了自己。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谈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时，鄂豫皖游击根据地扩大到了鄂豫边22个县。蒋介石动用了10几万正规军“围剿”，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被红军歼灭了18个营和15个连。
党中央、毛主席对鄂豫的三年游击战争非常重视，作了很高的评价。1937年底，党中央派郑位三、萧望东等去4支队，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1938年2月，高敬亭到武汉，周恩来同志对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你们的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很了不起的。”
高敬亭英名垂千古
这一年，在革命大家庭中经受这样良好的气氛熏陶，无忧无虑，工作愉快。那里仍属大别山脉，自然环境也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民风淳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常，一声惊雷，山河变色。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同志，这位人民的儿子，革命的功臣，在合肥青龙厂被杀害了。方毅同志是当时知情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忆说：“直到7月份，才传来高敬亭同志被杀的消息，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听说，高敬亭同志是因为反党反中央，反对东进抗日，要上山为王被杀的。当时我就感到他的死是非常冤枉的，他的思想情况和为人我是了解的。很显然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是妄加给他的。”当时，一般干部也是怀疑的。杀害前在褚家围子开连以上干部斗争会，我也参加了。加在他头上的所有罪名，当场都被高敬亭否定了。但是这有什么用?斗争会后，领导人叫大家回去讨论，将讨论情况向军领导汇报。支队政治部将讨论意见综合起来，大家一致建议对他进行教育。但是戴季英主任将建议汇报后，军首长置之不顾，还是将他处决了。几十年中，高敬亭同志的英灵，一直担着“反党反中央”的罪名，直到1975年，高敬亭唯一的女儿高凤英于1月10日给毛主席写信，询问他的父亲高敬亭为何被杀，病中的毛主席于11月30日亲笔批示，有关部门重审此案。12月14日毛主席又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并建议中央军委讨论。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沉冤38年，终于昭雪。历史澄清，功过分明。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原来必欲把高敬亭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是蒋介石。廖磊捏造高的“罪名”报告5战区，白崇禧报告蒋介石“请处于枪刑”，蒋介石当年悬重金并以17万大军杀死高敬亭而达不到目的，今见此“良机”，立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于枪刑照准。”而执行者竟是我们自己人，这位领导人未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高敬亭同志杀害了，以致造成我党历史上一桩大冤案。
高敬亭同志虽死犹生，功昭大别山，英名垂千古。
这年的7月，我结束了在4支队一年的战斗生活，离开了合肥青龙厂这个永远难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