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俊：南地下党人在皖南事变前后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66周年。岁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追忆我们这批当年在浙江坚持抗日的共产党人，在“皖南事变”前后受迫害的情景，至今仍悲愤难平。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皖南事变”前，反共的乌云已开始笼罩了当年浙江地下党活动的中心浙南大地。1940年3月14日，以反共著称的浙江平阳县反动县长张韶舞就悍然派出反动军警查封了我地下党主持的《平报》社，逮捕了正在该报投宿的我平阳县委宣传部长、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前驱者之一的林夫。林夫被捕后，我地下党曾组织营救，惜未成功。之后不久，林夫即被押送至上饶，囚入茅家岭黑狱。1942年，他参加赤石暴动，因受伤被反动派抓回后壮烈牺牲。
        在浙南，早于林夫被反动派非法逮捕的共产党人有郑丹甫和陈平。郑丹甫那时已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被任命为浙南特委书记。当时，郑丹甫调离台州特委书记岗位，与浙南特委宣传部长陈平一起，去平阳山区向浙江省委报到，路经北港水头街近郊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0年秋，他俩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解至上饶，投入茅家岭黑狱。
        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在茅家岭黑狱中，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曾见到了同在这个黑狱中的我台州特委书记宿士平。他们互相装作不认识，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机智的郑丹甫在狱中化名为翁元生，伪装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服劳役的间隙，口里常叼着一支旱烟筒。特务一直不知道他是浙江我党的重要干部。直到1941年冬，他成功地越狱后，这些愚蠢的特务还不相信，说这个翁元生怎么也会脱逃呢？
1941年1月初，浙江丽水地下党员沈萍经组织介绍，准备去皖南新四军。但她到了浙皖边界，发现那里国民党士兵岗哨林立，走不过去，只得折回金华，到由我党控制的《浙江潮》杂志社来见我，说可能要出事。我把她的所见，转告了与我联系的金华特委统战部长王平夷。王当即对我说：“现在形势比较紧张，你要把杂志社内的资料整理一下，凡是要烧掉的，要早点处理；凡是要保存的，就要找个妥当的地方转移出去。”根据他的吩咐，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党内文件以及延安寄来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皖南寄来的《抗敌报》等，还有一些半公开的宣传品如“为反对国民党搞磨擦告各界民众书”等，捆了好几捆，乘天黑以后，转移到杂志社隔壁的金华绅士黄人望公馆看管花园的花匠家中。
        做好了这一切后，我舒了一口气，以为杂志社里已没有什么重要资料，不会出什么事了。当时，就住在《浙江潮》杂志社一间房子里的《前线日报》金华办事处的小刘跑来对我说：“不好了，国（际）新（闻）社的计惜英、小谷和他们的客人被特务逮捕了，你们也快出去躲一躲吧！”听了他的话，我同刚从瑞安逃出来的我地下党员项牲说：“你看怎么办？”项说：“住在《浙江潮》社里，总不是安全之计，你们有没有比较隐蔽的地方可藏身？”我想了一想说：“《浙江潮》在塔下寺附近有一处宿舍，原来是邵荃麟和葛琴（《浙江潮》编辑）住的，他们已于半年前撤退到福建去了，房子空着。前些日子放寒假，义乌君毅中学有几个学生因回温州老家来去费时，就借住在那里，我们可否到那里去住几宿？”他问我：“这些学生红不红？”我回答说：“没听说什么。”于是我们当即就到那里去，好在那里有现成被子，住几天不成问题。我俩离开杂志社，穿过酒坊巷，很快就到了塔下寺附近的那个宿舍。
非法被捕入黑狱
        令我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特务已经偷偷地守候在那里。我们刚踏进门槛，就发觉情况不妙，转身要走，但为时已晚，特务很快围拢来，用手铐把我俩铐了，沿金华后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特务非法逮捕了我俩。原在这间宿舍内的几个同学一直被特务监视着。解放后遇到他们，才知道特务是在第二天下午才放他们走的。
        特务押着我俩，来到了金华宪兵队。这时，我看见了计惜英、小谷、《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和《前线日报》办事处主任李鸿年，还有两位不熟悉的人（以后才知道他们是国新社的客人陈国忠、漫画家章西崖）。当晚，我们被关押在宪兵队队部。次日一早，我们这八个人被铐上德国制造的手铐，由四个宪兵与四个特务押着，绕过金华火车站，穿过一片乱坟堆，关进一条大河边的一个坚固的碉堡里。不一会儿，警报响了起来，特务与宪兵拉着我们八人到附近的农村里躲了一阵，然后他们弄了四辆手推车，由特务与宪兵押着，把我们押到金华南边的一个小站古方，直到下午才乘上去上饶的火车。特务与宪兵把守着车厢两端，不准别的旅客进入，所以这一节车厢里除了特务与宪兵就我们八人。其后，车过龙游站与江山站时，也有与我们一样遭反动派逮捕的同志被押进来。由龙游站被押进车厢的是应振有、叶正华等人，从江山站被押进车厢的是著名医师、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毛鹏仙和他的夫人徐再振，厦门大学教授张实，民教馆长吴宝兰、吴文庚叔侄。我们这一批人虽然被关在同一节车厢，却不准互相交谈。1941年1月26日深夜，车抵上饶，特务将我们押入宪兵第八团团部禁闭室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听到了一阵阵“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原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一。从此，这一天就深深地烙入了我的记忆。
就在那天上午，我们八人被用一条长麻绳捆成一串，特务押着我们穿过上饶市区，又走过了一座浮桥，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茅家岭禁闭室。从此，我们开始了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牢狱生涯。
坚贞不屈斗顽敌
        茅家岭禁闭室所在地原名葛仙庙，只有一个小禁闭室与一个大禁闭室，还有一间女禁闭室。据我所知，第一个被关在这里的是爱国人士吴大琨。他被关在堂前的所谓“优待室”里。我们八个人被分别关在三间禁闭室里。以后，随着特务从各地抓来的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越来越多，这里竟关押了一百多人。由于牢房太小，关押的人太多，加上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同志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很多人传染上了回归热，体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愚蠢的特务说是发牢瘟了，找来了一个道士，说是捉鬼，闹腾了一番，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几乎天天有狱友病死。在江山被捕与我们八人同车抵达上饶的厦门大学教授张实就是被回归热夺去生命的第一人。他在病危时仍面对特务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我们的国家将葬送在你们手里！”
        这个茅家岭禁闭室，就是后来的上饶集中营的一部分。被囚禁在这里的都是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还有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的新四军将士中的意志坚定者。
        1940年前后，金衢特委常委、职工部长宿士平同志和特委秘书鞠耐秋以及浙赣铁路支部的楼绍洪、程道衡、应振有、叶正华、周楚钦、王石春等共十一位同志被首批关进茅家岭禁闭室。宿士平被囚禁两年，有三次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他仍然坚贞不屈，并于1942年5月25日参与组织“茅家岭暴动”，胜利越狱，回到了党的怀抱。解放后，他曾多次来杭州看望我这个当年的小难友，劫后重逢，我们彻夜交谈，感慨良多。楼绍洪同志在病危时，特务强迫他自首，被他毅然拒绝，惨遭活埋。应振有与周楚钦两同志在1942年6月的“赤石暴动”中被反动派集体屠杀于虎山。
        1941年1月，金华文化人被大逮捕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当时在《战地》旬刊工作的一位进步青年朱侃出于对在义乌老家的冯雪峰同志安全的关心，写信告诉他注意躲避。不料此信竟被特务在邮检中所获。2月26日，雪峰同志在老家神坛落入特务的魔爪。他被捕时，用的是原在农村的名字冯福春，特务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特务要他登报声明与共产党、新四军脱离关系，可以马上释放他，当即被冯雪峰同志严正拒绝。当年3月间，特务把他递解至“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面对死亡，毫无惧色，还曾先后帮助和指导计惜英和叶亦辛等三位同志越狱。1942年11月，雪峰同志经郭静唐和宦乡营救出狱。
        如冯雪峰这样的老同志，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还有多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文化人王闻识，抗战以前，他曾三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七七”事变后才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出狱后，他先在杭州创办《战时生活》旬刊，宣传抗日救亡；杭州沦陷后，他来到金华，继续主编《战时生活》。1938年底，他带了张若达、林国挺等一批共产党员去浙西筹办《民族日报》。1941年3月，他在金华被特务逮捕，也被押到“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曾与冯雪峰、郭静唐、吴大琨等七人一起被编入“文化组”，被人誉为“七君子”。“文化组”撤消后，王闻识又和我们一起编入被特务称为“顽固队”的第三队。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1942年秋，他在狱中传染上恶性疟疾和赤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终于病死在福建徐市镇“集中营”的医务所里。
        在浙西临安、于潜一带从事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地下党员赵堃、沈慕约、于咏皋、朱万年、翁吟霄等，也在1941年春先后被捕。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赵堃被押解到茅家岭监狱时，留有一头长发，特务要把他的长发剪掉，他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由茅家岭转押到所谓的“特训班”，特务强调说这里是“训练班”，一定要剃光头，几个特务按住他的手，要用暴力强迫他剃光头。他高声喊道“你们不能把我的头发剃掉来消灭你们的罪证！”几个特务奈何他不得，暗地里悄悄说：“共产党太顽强，连剪掉他的长发都不成，更何况要改变他的信仰了。”
        不仅共产党员无辜遭反动派逮捕，不少爱国的进步人士也难逃厄运。当时余姚县政工队队长、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青团的郭静唐，以及曾留学法国、当时在金华开设“花园饭店”，接待过周恩来和叶挺的何金城先生等，也都曾遭非法逮捕，囚禁在茅家岭监狱，受到多次刑讯。
        在“上饶集中营”里，遭非法囚禁的浙南地下党人与爱国人士一起，面对着残暴的特务宪兵，始终坚贞不屈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特别是茅家岭与赤石两次暴动的胜利，更是以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