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求学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向会员介绍进步书籍，不定期召开座谈会，组织专题辩论会。由此，我有机会读到了《延安访问记》、《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逐渐提高了觉悟。在一位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学引导下参加了革命，并由他介绍到山东滕县的一个联络点——“鸿源客栈”。
（来源；《大江南北》2007年第2期）
“鸿源客栈”的老板和我们地下党、大后方的国民党、日军、汪精卫的伪军四个方面都保持着联系。他将日伪军的动向、部署等军事情况，向我党和国民党提供情报，也为前往重庆或奔赴延安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牵线搭桥。在这个“鸿源客栈”里，等了约摸一个星期，联络员将我引到了解放区，当天傍晚到了武工队驻地。
当时被称为“武工队”的，就是驰骋在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这个铁道游击队队员有30多人，个个精干。他们穿着紧身的黑衣裤，腰间都插两把驳壳枪，个个能双手打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有一身硬功夫。解放后铁道游击队打击日寇的传奇故事被拍成电影，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扒飞车、搞机枪，闯火车、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形象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当年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经历。我就在这支铁道游击队里和他们朝夕相处半个月。在这15天里，他们一次是从敌人的列车上卸下我军急需的药品；另一次是从敌人的列车上弄下许多箱枪械弹药。为了阻止日本鬼子夜巡的铁甲车在铁路沿线上往返巡逻，他们还扒了一段铁路，为我们一支部队越过铁道线创造条件。记得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村，睡到半夜，放哨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有情况，快转移！”大家马上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操起家伙越墙而走，迅速隐没在夜幕之中。不久，武工队的联络员从鲁南军分区回来向队长报告：“军分区让从敌占区来的大学生赶快去报到。”武工队立即派一名队员送我去鲁南军分区敌工科。临走时，我恋恋不舍地跟武工队员们挥手告别。
到鲁南军分区敌工科报到后，领导上分配我的工作是劝降日军和教育日伪军战俘。对那些武装到牙齿而且在中国烧杀抢掠横行多年的侵略军劝降，究竟有多大的成功率?领导知道我对劝降日军的工作缺乏信心，做了我的工作，并要我认真地做好这项重要的工作。记得当时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一是给日军送“慰问袋”。袋里除装有糖果外还有一份劝降书，上面写有德、日、意轴心国在东西战场上节节溃败的不利形势和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另一项工作就是向被俘的日伪军讲形势课。被俘伪军大多是被迫抓来当兵的，愿意回家的，发路费让他们回家；愿意掉转枪口打鬼子的，就参加八路军。对日军战俘的教育感化要非常细致耐心。被俘的日军中一部分是新征入伍的，他们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到中国来打仗。有一次，一个年轻日俘掏出一张女孩照片给我看，他说：“这个姑娘是我的恋人，她在日本的日比谷读大学，我很想念她，还不知今生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她?”我对他说：“日本侵华战争打了8年，中国的全民抗战节节胜利，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战眼看就要结束了，你和那位姑娘重逢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了。”一次宣传部长陈辛人同志要找三个被俘的日本军官谈话，通知我当现场翻译。陈部长在日本留过学，是懂日文的。我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三个日本军官端坐在那里，每人面前放着一杯茶。陈部长笑着对我说：“今天上午和三位日本朋友聊聊天，你也来参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讲欧洲战场苏联大举反攻，英、美在南线开辟了第二战场；讲太平洋战争，日舰损失惨重，节节败退，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把战线拉得太长，腹背受敌、捉襟见肘……最后，他希望那三个日本军官加入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进领导的“解放联盟”，将来回国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向日本人民做一些正面宣传。三个日本军官一面听，一面掏出小本子记，像是很认真的样子。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陈部长讲述的内容，我的翻译大体上还算说的过去。走出陈部长的办公室，我真有点如释重负之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要先拿下枣庄。敌工科接到的任务是战斗打响之前，瓦解日本驻军，力争不战而胜。敌工科里只有我能讲日语，就由我向日本驻军喊话。其他几位向伪军召降。我们五个人登上了耸立在日本驻军附近的一座教堂，用洋铁皮自制的不到一尺长的铁筒喇叭，居高临下向日军喊话。我打开窗户，伸出话筒，对着下面日本驻军的营房高喊：“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们赶快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吧!我们绝不杀害投降的官兵，以后保证将你们遣返日本！”这时从日本驻军的营房里走出一个军官，持枪朝我们打了好几枪，把教堂的彩色玻璃打碎了，四处飞溅的碎玻璃划破了我们的脸。枣庄的日本驻军如此执迷不悟，我们在战斗中全部消灭了这部分顽抗的日军。
9月底10月初的一天，我们在鲁南枣庄附近的一个大广场，召开足有两万人的庆祝抗日胜利的大会。我的任务是在大会上为日本“解放联盟”的代表作大会发言的翻译。这位“解放联盟’的代表，就是曾经听陈部长讲话的三个被俘日本军官中的一个。那时没有扩音设备，我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台上的发言，只好扯着嗓子喊。那个“解放联盟”的代表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华战争是丧心病狂、伤天害理的非正义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虽是被迫入伍的，但也对中国人民也犯下了大罪，应该诚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回到日本后，要向日本人民做广泛的宣传，今后绝不要战争，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们敌工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遣返战俘。日思夜想盼望回国的日本战俘个个笑逐颜开，见了我们主动打招呼。我们精心策划了一场送别晚会。记得送别晚会的那天晚上，小礼堂张灯结彩，会餐时，首长举杯讲了送别的话。铺着白布的长条桌上摆满了花生和不少水果。战俘中大部分是日本人，还有少部分朝鲜人，他们坐在东边，敌工科的同志在西边与他们相对而坐。首长站起来说：“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今天是欢送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回国的喜庆日子，不久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和亲人团聚，祝你们一路顺风！”那个日夜想念恋人在日比谷读大学的年轻战俘，两眼含着热泪站起来说：“回国见到了亲人，我一定要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对我们如何如何好，说给所有的人听，而且要讲日本侵略中国，杀害了那么多中国人民是犯了大罪，要向中国人民请求恕罪！”其他战俘也讲了类似的话。晚会还安排了娱乐节目，先由小乐队演奏了一段民乐曲，响亮的唢呐声营造出十分欢快的气氛。被遣返的日本战俘唱了《樱花之歌》、《荒城之月》，还放映了幻灯片《平型关大战》。幻灯片放完时，一位日本战俘说：“请不要开灯！”他在昏暗角落用女人哭泣的声音表演了一段母亲得知大儿子在中国战死，希望小儿子能平安回国，捶胸顿足地诅咒这场战争害了她一家的小品。会场鸦雀无声，笼罩着伤感的气氛。打开灯以后，表演者站起来说：“那个妈妈哭诉的小儿子就是我。”大家为他热烈鼓掌。我们敌工科的同志合唱《八路军军歌》：“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首长说：“我们八路军肩负的责任不仅是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且还应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希望诸位回国以后，把本国千百万人民发动起来，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努力、共同奋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十分清晰。历史可作殷鉴，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还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