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3日，我们新四军军部医院150多人奉命先行北撤，从云岭肖村出发，经宣城郎溪到达原江南指挥部驻地溧阳县水西镇。由于要经过敌占区，我们就脱下了棉军服改穿便装。我们这些女同志则穿上了具有江南女子特色的旗袍。
（来源：《大江南北》2007年第6期）
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在过长荡湖时，正值风雪交加。这时，岸上的鬼子正在乱抢乱杀。湖上又有鬼子的汽艇巡逻，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坐在两条橹船上，躲在油布篷下，尽管被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弄出一点响声。小船则全凭顺风悄然滑行，在夜色的掩护下，总算躲过了鬼子的视线，一路平安抵达太滆地委所属的武进南区。我们要分成小组前行。我和药房主任洪振声、军医处副官孙寿昌、医务员柳流扮成兄嫂妯娌，张逸民医师和郑素文扮成一对夫妻。张逸民才到皖南数天，因其妻、怀有身孕的杨易立临近分娩，实在无法继续和大家同行，只能留在皖南（冒充中国红十字会派驻新四军的医疗队员，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归队）。
我们一行数人，由武南小漕区委书记沈秉清同志接待，并负责护送通过日伪的封锁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在办公室桌上的那盏小煤油灯下，细心地为我们填写过路的“良民证”。我们三个女同志则分别冒用运村镇上的开明士绅、我党统战对象缪文衡的三位千金的名字。我挂名为缪家小女缪璇玉（她后来成为沈秉清同志的夫人）。精明的沈秉清生怕我们在通过敌伪盘查时露了馅，便反复地向我们交待了注意事项，如住址、年龄、职业、家庭人口，具体做何营生，到常州干什么，等等。最后，他还要我们背诵几遍，直到不出一点差错才放心。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沈秉清家用餐后，约定在第二天夜里必须赶到八圩港，夜渡长江，到达黄桥。之后，我们分成两路进常州城。我们一组4人由向导带领，才走了三里多地，就听说鬼子增设了岗哨，严加盘查来往人员，我们便赶紧从田埂小道绕路而行，避开了鬼子的盘查。而另一组3人却不幸遇上了鬼子设卡的岗哨。鬼子兵边狂呼“花姑娘，花姑娘”，便动手去抓郑素文。这时，沈秉清挺身而出，冲着鬼子高喊：不许动手，她是我们的老板娘！鬼子兵非但不理会，还抢走了他身上的一千多元钱。这时，精通日语的张逸民（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德日系）用日语向鬼子交涉，并坚持要见他们的队长。见了日军队长后，张逸民声称自已是镇上开诊所的医生，今天夫妇俩和伙计要到常州城里去探亲和买药。他边说，边出示了“良民证”。鬼子队长一听他是医生，便咧开嘴笑了，原来他患上了花柳病，正想请医生医治。于是，那鬼子队长就请张逸民替他看病。张逸民用药给他进行外部清洗，还答应买药返回时，再替他用药治疗。那队长非但将那抢去的一千元还给了沈秉清，还命令放行。由此，沈秉清领着他们有惊无险地脱离了虎口。次日夜，我们全部胜利地冲破了敌伪的封锁线，在八圩港胜利会合。
1941年元旦，我们17名白衣战士顺利到达目的地黄桥。大家见了面，在各自叙述冲破日伪封锁线的经历后，齐声戏称郑素文为“老板娘”，还称赞张逸民表现出色可以打满分。这时，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年轻而机智的区委书记沈秉清。
全国解放后，由于各自的岗位天隔一方，老战友一直没能重逢，直到2001年6月华中卫校毕业生相聚时，才得以见面。缪璇玉还告诉了我她的丈夫沈秉清在苏南工作时的一则革命斗争故事，即策动武南县敌伪警卫大队大队长王坤生投诚的事迹。这一举动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上影响极大。后来，我还了解到沈秉清同志在1942年秋和1943年初，曾两次被日伪军逮捕，并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不畏强暴，不受利诱，没有向敌伪吐露一个字，后经党组织的营救出狱。1945年10月，沈秉清奉命随军北撤。1946年春，他任山东胶东《大众报》编辑。1947年在粉碎蒋军重点进攻胶东的战斗中，荣立三等功。
沈秉清同志智送我们突破日伪封锁线的事，已经过去了67个年头了。值此新四军建军70周年之际，我写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