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在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之北）地区进行文化教育工作调查研究的黄源同志，要向小学教员暑假训练班作报告。那天，我和凤湖中学几个同学相约前去旁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鲁迅先生的学生、著名左翼作家。次年，我离校奔赴四明山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黄源同志在四明山袁马村再次碰见。交谈中，他征询说：“浙东区党委要办鲁迅学院，把你调来学习好不好？”经他推举，我在他领导下学习、工作逾一年。
（来源：《大江南北》2007年第6期）
黄源同志于1943春，由华中局调来浙东，出任三北敌后抗日游击区（即后来的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文教处长。根据前不久三北地区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提出的“适时办个新型学校”的建议，他向中共浙东区党委送交了《举办浙东鲁迅学院设想的报告》。这个设想，得到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何克希、张文碧委员的赞同。谭启龙书记说：“这既是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需要，也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的指示。”不久，经区党委研究，委托黄源同志立即筹备。
黄源同志征得区党委同意，调来在区党委党员训练班工作的原台州特委宣传部长陈成刚，从陕北公学回来曾任凤湖中学教导主任和慈镇县文教科长的李健民。学员，由区党委下达通知，从三北、四明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中挑选，并吸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
那时，我已被调来在黄源同志身边干点打杂事儿。黄源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与陈成刚、李健民交谈、探讨，有时独个儿草拟《浙东鲁迅学院校训》。经过个把月时间，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校训》也得到区党委批准，作为学员的准则。《校训》言简意赅：鲁迅学院的每个同志应融会毛泽东与鲁迅的为国为民的正确思想，在抗日民主的神圣事业上，团结广大群众，面向现实，深入民间教育与组织群众，达到巩固与扩大解放区，为驱逐日寇创造新中国而奋斗。
1944年9月，第一期浙东鲁迅学院在姚南（今余姚市）的杜前岙山村开学，后随区党委移驻梁弄镇甘田畈茶亭的上岳殿，又转至四明山巅的陈家岩。学员160余人，多为三北、四明地区的在职教师，也有部分社会知识青年，由所在县、区负责文教工作的干部带领入学。黄源同志根据《校训》和“广招知识青年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为他们搭起通向革命道路的桥梁，造就一批革命人才”的办校目的，联系学员中的政治、思想实际，提出教学方针为“团结、引导学员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破除旧思想、旧传统，转变世界观，树立革命人生观”。第一期带有试办性质，时间三个月。主要学习区党委编的干部学习读本《政治常识》，以及区党委领导作的“形势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等专题报告。黄源同志也以其亲身经历给学员讲了“学习鲁迅”的专题。学员求知欲很高，学习勤奋。
经过第一期办学的实践，黄源同志向区党委建议：适当增加学员名额，在《新浙东报》登载《招生简章》；为适应敌后斗争环境，把毛泽东同志为“延安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风，作为鲁迅学院校风；提议刚到浙东的著名作家楼适夷（时任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兼任副院长，任命陈成刚为教育长。这些建议均为区党委所采纳。
《招生简章》见报后，报名者踊跃，经县级政权严格政审、考试，学院复试合格，录取了200人，1945年3月11日开学。学院没有专职教员，主课请区党委、浙东纵队、浙东行署领导讲授。谭启龙书记讲《党的建设》，何克希司令员讲《人民军队》和《社会发展史》，张文碧主任讲《中共党史》，行署秘书处长朱人俊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的讲授，由新华社浙东分社社长于岩、行署财经处长陆慕云主讲，黄源和楼适夷分别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艾青的诗歌创作》。这一期的学习时间仍为三个月，经考核，全部达到要求，颁发毕业证书，由行署统一分配工作。
1945年上半年，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各个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因此，区党委确定鲁迅学院以培养区乡干部为目标，扩大招生范围。第三期原定7月开学，因故推迟到8月。当第一批初审合格正待复试的学员到达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解放区和军队急需大批干部。区党委要求，对已到达的160余名学员进行短期培训即分配工作。根据这个要求，黄源等院领导反复研究，制订了以“党和政权建设”、“如何做群众工作”、“军队政治文化工作”为重点，辅以时事政策教育的教学方案，时间为一个月。学员们为大反攻形势所鼓舞，个个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学习一结束，学员们便满怀信心地走上工作岗位。紧接着，学院又组织后到的百余人学习，他们全部分配到随军工作团。
浙东鲁迅学院从1944年9月开办，到1945年10月北撤停办，先后三期，为党政军各部门输送了700余名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干部。作为学院主要领导的黄源同志，他是殚精竭虑地为每个学员夯实终身革命的基础。黄源同志在教务处会议上提出：鲁迅学院是新型的革命的学校，必须打破陈规，按教学方针规定，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用革命之矢射学员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之的。首先让大家弄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进而弄清什么是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中国应向何处去？他认为这些认识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转变政治立场，实现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也是句空话。据此，教务处对教育内容的安排上，相对集中时间进行形势任务、基本政治理论教育，方法上采取专题讲授和自我教育相结合。
为了让学员接触农村，了解群众，每当一个专题学习告一段落，黄源、楼适夷等院领导都亲自带队到农村与群众同劳动、同生活，并作调查研究。结束这一活动后，每人需交一份调查报告或一篇文章，再由班组和学院进行评议，以检验学习成果。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黄源同志带领学员下基层，深入生活，熟悉群众，用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创作来自生活的作品，向群众和部队演出。其中秧歌剧《代耕队》、小调剧《打野猪》、歌舞《希特勒的末日》和歌曲《反内战五更调》等，深为群众所喜爱。至今，四明山区还流传着这些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