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巧：我在新安旅行团中成长

        1942年，父母亲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军，但是因为精兵简政，没有成功，全家便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暂时住下了。1944年父母正式参加了新四军，无法将我带在身边了。一开始父亲把11岁的我送到护士班，护士班不收，说：“你一个小孩还当护士呢，人家护理你还来不及呢，不要！”父亲又打听到，新安旅行团收小孩。于是我便跟着通信员，开始寻找新安旅行团，走时就一身单衣，啥都没带，走着走着单衣变棉衣，途中也不记得是哪位大娘给我做了一身棉衣。找到新旅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走了半年才在苏北找到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和别的文工团组织结构不一样，它根据团员的年龄，分三个部：青年部、少年部、儿童部。我被分到儿童部，在这里一待就是6年。为了方便照顾我们生活起居，儿童部的每个孩子都分到一个哥哥或姐姐，他们督促我们早晨起来要洗脸，衣服脏了要换洗，吃喝拉撒全管，当然他们还要管我们读书学习。照顾我们的那些大同志其实不比我们大几岁，照顾我的哥哥也只比我大三四岁。他们希望我们吃饭睡觉别捣乱，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管我们真是很麻烦：不愿意洗脸、不愿意洗澡、不愿意洗脚，就愿意吃饭，一撒丫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行军时别把我们丢了，打仗时看好我们别有危险，平时照顾好我们别生病，这估计是大同志们最大的压力。
        我们很少洗澡，因为不常洗澡，团里很多孩子满头满身都是虱子。到了冬天伙房一般一个月烧次水给我们洗澡，冬天特别冷，我们都很怕洗澡、不愿意洗澡，所以一说要洗澡了，我们一下子全跑了，哥哥姐姐们就开始满村抓人。管我的那个哥哥为了治理虱子问题直接给我剃了个光头，我还挺得意，别的小孩长虱子要用篦子篦、要用手抓，我一个光头倒省事了，不仅没虱子了，连洗头发也省了。
        印象很深的还有，抗战胜利后，我们驻扎在淮阴，国民党飞机来了，我们还追着飞机看热闹，很稀罕。飞机飞得很低，我跟小伙伴们说：“我都看到坐在飞机里的驾驶员了。”他们还说我吹牛。
        淮阴撤退时，部队打巷战，子弹打得火星乱跳，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很好看，我们都要出去看，照顾我们的大同志把我们往壕沟里摁，我们仍忍不住老伸头出来看。他们烦死了，我们只觉得好玩。大同 志要保护我们的安全，怕我们有危险，我们这样“无所畏惧”把大同志们搞得提心吊胆的，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还有一次躲飞机，我钻到两垄地瓜地之间的藤蔓里，趴在里面觉得很好玩，飞机走了我也不出来，部队继续行军却找不到我了，大同志们到处找到处喊，最后把我从地瓜藤里拎了出来。当时战争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头顶上，但没有多大的概念，因为那时飞机轰鸣声、枪炮声成天在耳边响，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年纪小没有害怕的感觉，都是看热闹。
        1946年，我13岁，部队要撤往山东，我们新旅也跟着从淮阴往山东走，走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对走路没有特别痛苦的感觉，每人一个小背包，里面一床小被子一个枕头，枕头里没有枕芯，塞得是换洗的衣服。在我印象中行军也很好玩，开始我们夜行军，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很长很长的行军队伍。困了，我们小孩子也有办法，一边走路一边睡觉还做梦，醒了就又到达下一个村子了，又可以睡觉了。后来改为白天行军，白天行军更有得玩了，从早上走到晚上，四面八方都能看看，一路走到山东，没有觉得走路很累。
        新四军对我们很照顾，是部队将我们养大。在新旅时，我们离军部驻地很近，经常能看到陈毅军长，大家没有首长领导的概念，眼里只有大人小孩的区别，所以我们也不怕他。打仗时缴获到什么好的物品，总是优先分给我们一些。在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整个部队都吃高粱煎饼，但我们能吃到白面煎饼，甚至偶尔会有肉吃，但我不知道大同志们有没有得吃。那时美国有时会将空投给国民党的物资误投到我们解放区，里面有很纯的巧克力、奶粉、罐头，军部都会分给我们。我们的零食更有意思，两个极端——有美国的军用巧克力，有老乡们地头上晒的地瓜干，这两种零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我们觉得一个味，都很好吃。我们住在村里老乡家，老乡对我们也很好，按理说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不可以吃老百姓的地瓜干，但是大娘们会偷偷地塞给我们。新旅的孩子们父母都不在身边，甚至音信全无，我们这些孩子跟部队跟老百姓之间感情很淳朴。
        新旅给了我家的温暖，它不仅仅是个部队机构，更像一个大家庭，很有家庭氛围，很温馨。闲暇时，团长会带领全团一起做游戏，我记得那时做得最多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全团分两拨，一半做官兵一半做强盗，做游戏时热闹有趣地打成一团。新旅采取大孩子带小孩子的一对一家庭管理的模式，而非首长带小兵。所以可以全团一起做游戏。过春节也是很温馨的，半夜时会有人将信放在你的床头，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能看到别人给你写的信，收不到信会哭鼻子的，为了能收到更多些信，自己也会多多给别人写信。
        新旅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对我影响也很大，在这里我读到了很多的世界名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给我读的书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镜花缘》，到新安旅行团的阅读范围扩大到了世界名著，这种世界文学的滋养，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书当然是不给我们的，怕我们弄坏了、弄丢了，大同志给我们读书里的故事。我们读的书范围很广起点也很高，果戈里、托尔斯泰、契科夫等的著作都读。我读的第一本神话是希腊神话，听的第一个鬼故事是果戈里的《维》。上海解放进城后，阅读更广了，不仅有俄国的，还有法国的美国的名著。
        1949年进上海时，部队照顾我们没有睡大马路，而是在淮海路的一座大豪宅里打地铺。进城后，新安旅行团改名为新旅歌剧团，后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后又改名为上海歌剧院。按陈毅市长的指示，新旅儿童部、少年部的孩子大部分都重新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大家被分到各地读书，有学理科的，有学文科的，有学艺术的，照顾我的那个哥哥被分去学习导弹技术了。因父母都在北京，我被分到北京学舞蹈了。
        在新旅的6年，我们没有给部队做过什么大工作，不捅娄子就算好了。我们儿童组里11岁是最大了，还有9岁的呢。只有慰问伤员时我们还挺派用场的，去病房，无论我们是唱歌还是跳舞甚至捣乱，伤病员他们都很喜欢。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病员倒不一定真是喜欢我们的歌或舞，而是这群孩子暂解了他们对家人的思念之苦，他们是看到孩子而高兴。不是我11岁能干什么革命，其实是革命队伍养大了我们，这是比较朴实朴素的说法，我很感恩这时间，部队一边打仗一边还要照顾我们，是新安旅行团和根据地的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这些孩子。

        （来源：《大江南北》2015年第2期，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