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老战士，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第二科（侦察）政治指导员庄大民同志长期卧病后于9月15日不幸逝世，令我悲伤。
忆昔抗日战，驻节黄花塘。
（来源：《大江南北》2014年第11期）
我同庄大民同志结识于上世纪40年代。1943年我由苏南调淮南新四军军部参二科工作（驻盱眙县黄花塘）。1945年庄大民继杨仁声、孟文选之后调来参二科，任政治指导员。他是苏北涟水人，1940年入党，长我四五岁，个头高大，讲一口苏北话，待人朴实忠厚。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愉快。当时全军都在整风，贯彻中央精兵简政、劳动生产的指示，我们共同度过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敌后艰难岁月。
参二科是军首长直接指挥下的一支特殊战斗队伍，肩负着从军事上保卫军部和华中局领导机关安全的重要使命，科内设谍报、侦察两个股。马步英科长身体较弱，经常抱病工作，我是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科长，除有时赴敌区执行任务外，平时由庄大民帮我们管家，负责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新四军军部奉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北上与山东军区合并，军参二科并入山东军区情报处（1947年改制为华东局统战［情报］部），庄曾一度离开，1947年又返回在统战部任政治协理员。
同年，国民党军重兵进攻胶东，我率华东统战部部分干部在胶东海阳地区坚持，胶东战役后，机关移驻诸城曹家屯，进行三查三整。会议由庄大民主持，我检查了在胶东把机关的一头驴杀了，并与另两个同事吃掉了三条驴腿，这个记忆非常深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随华东局社会部组织的班子到上海公安局工作，庄大民到上海市政府机关党委任总支书记，后到市人事局任处长，我们从此分开了，直到80年代我由北京返回上海。
再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彼此分别后的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事。1954年，我由上海调北京公安部工作，1955年他到北京参加劳动部召开的一次会议，抽空到公安部看我，不知道我已因潘汉年、扬帆案件被秘密逮捕，公安部接待他的人听说他要找王征明，居然把他扣起来了。他打电话给张凯、张云逸均无结果，最后给陈毅副总理打通电话，说明他是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现在被扣……陈老总对庄大民很熟悉，马上指示公安部放他回去，公安部的人要派车送他，他生气地说：“不用了！”
近年来，我因病住华东医院，经常与这位曾并肩作战的老友会晤谈心，我写了毛笔书法“世纪老庄，期颐康乐”八个字赠他。晤谈中得知他家庭出身贫苦，苏北有了新四军，他瞒过家里人出走，参加了我军地方武装。他幼年只读过两年私塾，每逢连队行军，他总要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张贴一个大字，边行军边认字。
“文革”前，他因工伤事故致腰腿关节严重受伤，长期站立不起。他强忍痛楚坚持锻炼，终获康复。
90年代他又被查出患了胃癌，后又得前列腺癌，他认真作了一番研究，自信动刀切除不如中西医综合疗法稳妥，拒绝手术。他说同时被查出8个胃癌患者中，7个动了手术的先后作古。他乐观开朗，生死置之泰然，最后长逝，享年97岁。
庄大民长于修表技术，上世纪40年代，在淮南根据地时，他就自备工具，业余给大家修表，他这一优良传统居然能够坚持一生，诚属罕见。是的，他在常年住院期间，一直助人为乐，为大家义务修表。老人和医院职工找他求助的人不断，他来者不拒，包括更换小零件照样慷慨施助，他告诉我每个月贴补三五百元也就够了。二十余年来一贯到底，事迹感人。上海市委前秘书长马松山同志亲眼看到这位革命老人的美行，深为感动，曾写了一篇文章在党刊上发表。这就是党培养出来的老一代人可贵的品格，也是他们的本色啊。
附挽诗一首，以诉情怀：
保卫华中局，重任铁肩膀。
布建情报站，耳目警八方。
整风同学习，种菜畦成行。
军民御倭寇，浴血抗暴强。
史册辉煌页，英雄永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