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江抗”的传奇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苏南广大地区大好河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战略后方。人民群众在敌寇、汉奸、土匪、反共顽固派重重压迫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等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党的领导。在这种国难兵灾、水深火热的时刻，新四军派出了一支劲旅，向常州以东一直挺进到大上海的外围。这支部队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1939年秋，老“江抗”奉命西移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新“江抗”又茁壮成长。新四军、“江抗”的传奇故事很丰富，这里只能做些重点介绍。

（一）
      说起“江抗”，首先要说到江阴的抗日游击队、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和“江抗”的关系、陈毅司令命名整编的来龙去脉。
       江阴西石桥、申港到祝塘一带的抗日游击队，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梅光迪原是中共老党员，曾被捕叛变革命。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了一二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谈条件，未能达到要求，又怕被国民党吞并。他见到了我党情报部门的老党员、同乡同学缪谷稔，缪劝他还是接受我党领导为好。朱松寿是江阴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老党员，曾被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见到过列宁，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失去与我党组织的联系。他曾掌握数百人的武装，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他的部队挂靠过国民党 “忠义救国军”，被对方一步步削弱了力量。承寿根坚决抗日，并有进步要求，曾掌握二三百人枪，但是他对反动派缺乏高度警惕，被反动派杀害。和这些抗日游击队存在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和中统特务组织也在积极发展队伍，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忠救军”发展到一二千人，抗日无力，专门监视新四军的动向，并不断向新四军、“江抗”挑起摩擦事端。
      中共中央特科，是十年内战期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下在上海组成的，最初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陈赓、潘汉年等同志先后负责领导。上世纪三十年代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科也只留下原有的一个情报科，负责人是徐强、高原。情报科接触社会关系面广，各地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他们恢复了工作；一些旧军伍人员也找他们，希望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充势力。徐强、高原等面对上海外围农村武装林立，自发的进步武装队伍迫切希望找到党组织的情况，决定利用情报工作原有的联络网，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武装抗日活动，于1938年初成立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总部设在上海。“武抗”在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收容所中个别发展会员，也个别吸收主张抗日救国的中上层人士为会员。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武抗”在江苏各地的关系划归省委统一领导。
      1938年春，刘钊和郑文道受党组织派遣，由缪谷稔陪同，前往活动在江阴西石桥一带的梅光迪游击队。不久，梅光迪由刘钊陪同，到上海秘密会见高原，要求派人到他那里加强工作。1938年4月，曾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刘史明和几名青年骨干被派到梅部。刘钊和郑文道不久被调回上海。7月，李一平、何克希先后被派到梅部。党组织还陆续从上海输送二三十名青年工人、学生下乡，参加由李一平负责的青训班，作为梅光迪部队的骨干。我就是这时跟随何克希到梅部的。
      在江阴，刘钊曾亲自送一份关于苏南、上海周围敌、伪、国民党势力和有关社会情况的报告，呈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陈毅看后，兴奋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向东发展不像个瞎子了。”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他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承寿根丧失警惕，部队一过江，立即被“忠救军”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带了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我们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江阴游击队到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我们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一天晚上，我们经过几十里行军，到了一个大村子，大家都感到很疲劳，向老乡借荞麦秸打地铺。我们正想入睡，李一平同志突然告诉我：“陈毅司令要见一见上海来的同志，老何要我和你同去。”我有点紧张，忙跟着他，进到一家大院，见到陈毅司令和何克希坐在堂屋里。陈老总抽着烟，神采奕奕。他问何克希：“你们这支部队叫什么番号好？”何克希说：“最好也叫新四军。”陈老总说：“不能叫新四军。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何克希想到刘史明来自东北义勇军，说：“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陈老总高兴地说：“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他还说：“你们就叫第三路军。”他主动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三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搞不清你们有多少路；二是为了发展，你们下一步要发展四路、五路、若干路。”第二天，陈老总又在到达宿营地时接见了梅光迪、朱松寿、刘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开始只有他和我，我在他领导下为政治干事。有几天，我们随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每到傍晚集合出发时，陈老总都要在队前讲几句话，鼓鼓士气，提些要求。
      一天，部队出发前，陈老总讲话时还特地介绍一位叫滨田的日本同志对大家讲话。我们感到很稀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抗日的日本兵。滨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几句，接着唱了几句《孟姜女送寒衣》，唱得不连贯，但是队伍里一片热烈掌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日本兵是不久前和同伙下乡“扫荡”时，被我们俘虏的。他起初不肯吃饭还要咬人，经过政治部同志反反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又亲眼看到我们部队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的情景，才逐渐被感化，并表示愿意参加新四军。后来他成为新四军敌工部干事、日共党员、日本反战同盟理事。
      不久，我们“江抗”三路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陆区乡一带休整，准备迎接新四军老六团前来会合。老六团代号为“良团”（新四军组建初期8个团，按照“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这8个字做代号的）。在锡、武交界处，政治部请两位有文化的同志草拟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布告》，在乡镇张贴。我们在戴溪桥周围行军一个来月，11月底，天气渐寒，大家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衣棉被，好在水乡人家稻草多，陈老总称荞麦秸为“金丝被”，稻草就更能称“金丝棉被”了。

（二）
    “江抗”东进抗日，首选地点在无锡梅村。梅村不仅有地理条件，是无锡向东发展的重点，而且有重要的人文因素，是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四周有几支抗日游击队，日寇兵力不足，未在梅村构筑据点，只是三天两头下乡来骚扰抢掠一番。
      梅村乡下几支游击队中，有一支部队是邓本殷拉起来的。这个邓本殷，矮矮胖胖，八字胡子，说的是带有浓重粤腔的普通话。他在梅村周围招募了以国民党流散官兵为主的200多人的队伍，想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上海找到我党组织。1938年8月，党组织派杨进化名陈达到这支部队，对外名义为参议，对内为“武抗”在无锡的负责人。杨进为浙江平阳县人，一度是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他在邓部，认识了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
      陈枕白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在找党组织。他向杨进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杨进表示，先作为“武抗”成员，待见到新建立的我党江苏省委东路特委负责人后，再介绍他恢复党籍。
      游击队活动于梅村四郊，白天不能到梅村，因为梅村镇四周田野开阔，日寇常突然来袭，难以对付。梅村小学和陈枕白便成为实际上的联络点和联络员。1938年6月，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第二营从茅山地区出发，来东路侦察，到达无锡寨门，派人到梅村小学找到了陈枕白。陈枕白和陈达（杨进）两人一起到寨门见王必成,把有关敌、我、顽固派等最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也汇报了和常熟游击队联系的有关情况。王必成很满意，活动了几天后带部队返回茅山地区，向陈毅作了汇报。这更促使陈司令下决心派部东进。王必成率营在江阴、无锡之间打了两次伏击战，将缴获的部分武器转赠“江抗”三路。他们返经西石桥时，何克希表示希望游击队早点接上新四军的关系。王必成说：“你还是先到茅山地区见陈老总，请陈老总决策吧！”1938年11月，上海党组织要求调回几名下乡的干部，以充实继续做上海周围游击队工作的力量。何克希对我说，他和李一平现在正在领导“江抗”三路，陈老总不同意调他们回去，他考虑让我回上海。12月初，我回上海前，何克希要我带一份密信给杨进，告诉我，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在邓本殷部的杨进。我和杨进是同乡，是杨进介绍我从浙南抗日救亡学校调到上海工作的。
      我和杨进以及同乡同学朱敏中在上海先后同住过一个客栈，我们各人被分配下乡工作，不能相互告知。
      我和杨进相隔数月又一晤，感到很高兴。我把何克希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江抗”三路整编待发和见到陈老总的情况。我回到上海后，组织上派我到吴江太湖边做游击队工作。1939年6月，邓本殷率领的部队划归新四军领导，这支部队被编入“江抗”。新四军老六团奉命到戴溪桥，和“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六团对外称“江抗”二路。梅光迪被任命为“江抗”总指挥，六团团长叶飞为副总指挥，负责党政军事全面工作，何克希和六团副团长吴焜为副司令。
     “江抗”东进前，陈毅特地给六团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献给良团全体同志》。信里说：“良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为突出的……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江南人民中都称赞你们这一点”，“我希望你们今生今世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闽东湘鄂赣的斗争农民，你们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信里还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天下没有儿子不孝顺父母的道理啊！”“看见你们精神使我兴奋，看见你们第二次行动，使我快慰。”
      六团的前身，是闽东宁德地区的农民武装。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领导过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闽东人民武装经过了十分艰苦曲折的斗争，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坚持了红色根据地，保持了有生力量。叶飞同志是在1932年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到闽东的。1934年，闽东工农红军师成立，叶飞兼任政委，当时只有20岁。六团的参谋长乔信民和主任刘飞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既重视军事建设又重视思想工作的老同志。
      1939年5月初，六团干部战士700多人，“江抗”三路300多人，整装待发。陈毅司令接到项英同志发来紧急电报，提出：一、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东路地区是交通要道，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我军进去后，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看过电报，心情很沉重。他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陈毅则在屋里走来走去。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叶飞：“你看怎样？”他见叶飞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 叶飞回答： “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陈毅追问一句：“噢！你有把握？”叶飞说：“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就给你立军令状！”陈毅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执行！”
      5月6日，部队趁夜越过武进横林、洛社段的宁沪铁路，进入江阴县境。铁路线上有日本装甲巡逻车时时刻刻来回，铁路两旁地形不利于隐蔽目标，部队千把人要越过警戒线并非易事。“江抗”二路在前，三路随后。几个侦察兵先到路边探明情况，部队分批前进，指战员也随时准备战斗。叶飞、吴焜带着警卫班在前头，一面监视敌情，一面鼓励部队前进。
      何克希、乔信民、刘飞、李一平等分别掌握部队。前面一部分过铁路之后，迅速找附近可以利用的地形、村庄隐蔽前进，后续部队察看没有异情，立即起跑跨越铁轨。大家平安越过铁路，大踏步向前方宿营地行进。
      5月7日深夜，“江抗”从江阴境内进入无锡梅村一带。司令部驻在鸿声里。第二天傍晚，东路特委和无锡县委，由陈枕白以无锡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名义，在鸿声里召开了“欢迎‘江抗’军民联欢大会”。鸿声里有鸿山，山上有吴文化始祖泰伯陵墓，有东汉时期“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梁鸿与孟光的墓园。“江抗”部队和游击队整整齐齐坐在鸿山脚下，各连队歌声此起彼伏，吸引着附近各村男女老幼齐来围观，军民大团结誓师东进抗日。陈枕白宣布当地3000人集合欢迎“江抗”，叶飞和中共江南东路特委书记林枫等领导人伫立队前，亲切地和大家见面。我在《梅村抒怀》之二中曾写道：“江南抗日义勇军，奋战敌后显威名。前出茅山根据地，五月八日到梅村。梅村校内忙聚会，泰伯陵前人欢腾。誓师东进歼敌寇，不愧炎黄好子孙。”

      （连载之一，来源：《大江南北》2013年6期）

（三）
     “江抗”东进到无锡，总指挥部驻在梅村镇外储埂上村。无锡地区有好几支抗日游击队，由共产党员掌握或受党影响，先后编入“江抗”。“江抗”二路由吴焜率领，挺进到常熟、吴县地区，重重打击了那里阻碍抗日、为非作歹的匪伪势力，于1939年5月29日回师经过无锡江阴交界，住在黄土塘东南的小成巷一带。“江抗”在黄土塘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击毙日军30多名。我方牺牲7人,8人受伤。战斗结束后，当地爱国人士和群众主动捐献木板、钱款，掩埋烈士，帮助转移伤员。
      黄土塘战斗是“江抗”东进与日军交战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老百姓称赞这支部队为“江阴老虎”部队。
      浒墅关是江南重镇，离苏州只有12公里，离无锡也只有20多公里，是沪宁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的要隘。日寇全面侵华，占领苏州之后，在浒墅关火车站设立了据点，驻有30多人的警备队，周围还有黄埭、枫桥、望亭等据点，水陆交通便捷，通讯网络顺畅，武器装备优良，有恃无恐。“江抗”为了配合茅山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为了激励苏南东路军民抗日的斗志，决定在沪宁线上选个合适地点，狠狠打击敌寇。指挥部准备奇袭浒墅关。
     “江抗”东进到梅村，一批进步青年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来参军，被分配到政治部服务团或到机关、连队工作。服务团的女团员李关玉原是苏州枫桥小学的教师，对浒墅关比较熟悉。她在浒关小学的同事徐双林，是一位有爱国心的青年，徐双林的妻子还是她的结拜“小姐妹”。指挥部派作战参谋周达明和她假扮兄妹，以小学教师身份，到浒墅关侦察敌情。周达明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能文能武。这“兄妹”俩拿着假良民证从无锡鸿声里坐小船到吴县东桥镇，稍作观察，拎着书包雨伞步行到浒墅关，在小茶馆楼上坐定。李关玉到徐双林家，约他到茶馆喝茶，与周达明见了面，周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说明来意。徐双林听了非常兴奋，说自己在学校里是打篮球能手，常到据点里赛球。他当场画了一张据点内外的草图。周达明表示还想到实地看看。徐双林陪他沿车站一带细察了一番。周达明核准了草图，留李关玉在徐家继续侦探敌情，自己回到梅村指挥部汇报侦察结果。
      1939年6月24日傍晚，部队冒着细雨，踏着泥泞路，从鸿声里向浒墅关前进。天黑后，侦察参谋周后荣带领侦察排先进入东桥镇，抓获伪镇长和巡警等五人。“江抗”指挥部立即在东桥镇部署，由一营兵分三路：一连去火车站东边，炸毁黄花泾铁路桥，阻止苏州援敌；三连去火车站西边，炸毁白潭尖铁路桥，切断无锡援敌来路；二连主攻火车站据点守敌。半夜里，二连在连长吴立夏、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下，来到敌营房附近。守敌戒备松懈。当晚又是据点旁一农妇家做佛事，许多鬼子兵去观看，并在农妇家吃了斋饭，有的还喝了酒，醉醺醺地回到营房，昏昏大睡。吴立批带领二排战士悄悄地跟到车站月台边营房。吴立夏带领一排，迅速包围三间小木屋。机枪手王明荣架起机枪，将枪口对准木屋大门。
      三排则负责两边警戒。这些闽东红军老战士都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作战机动灵活、勇猛顽强。吴立夏摸到木屋门口向屋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这是发起进攻的信号。一时间枪声大作，雨点般的手榴弹向屋内扔去。吴立批听到第一声爆炸，和二排立刻向月台边营房里扔出手榴弹。房内的汽油桶也燃烧起来了，整个车站成了熊熊的火海。这时候出现了两个险情：一是有几个鬼子跳出窗外，疯狂反扑；一是车站岗楼上敌警报铃响了。跳出来的鬼子中一个就是警备队长大丸内，这家伙光着膀子，手舞大刀，杀气腾腾。两个战士前去抱住了他，他一口咬伤了一个战士的胳膊，一脚踢向另一个战士的大腿。眼看无法活捉，一个战士举枪把他击毙。周后荣带领的侦察排，在解决了东桥伪据点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浒墅关车站，看到车站岗亭上亮着灯，立刻把侦察兵分为两股，一股去干掉岗哨，一股进去打鬼子。岗亭外，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家伙立在哨位上。两个战士扑上去，一个按头捂口，一个抱腰踢腿。不料这“鬼子”身上突然发出一连串的铃铛声，原来是敌人用橡皮做的假人。铃声一响，岗楼里的四个鬼子立刻要去取靠在墙边的枪支，刚挪动身子，被抢先进入岗楼的侦察兵击毙。主攻连的枪声、炸弹声响起，负责炸毁浒墅关东西段桥梁的连队立即动手，切断敌人来路。“江抗”三路担任攻击黄埭伪军任务，也立即发起战斗，伪军闻风而逃。
      浒墅关一战，毙伤日军近30人，炸毁铁路路轨100多米、路桥两座，俘伪军、伪警数人。“江抗”排长陈阿德牺牲，伤数人。无锡、苏州一带老百姓奔走相告：“新四军真厉害，来无影去无踪，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上海、香港好几家中英文报纸争先报道。《申报》引用《大美晚报》消息：“京沪（宁沪）铁路苏州与无锡间浒墅关车站，6月25日3时，有游击队袭击，该处日军悉被歼灭。游击队约350人，系江南抗日军，进行夜袭”，“游击队先清除哨兵5名，然后以火油灌于日军木屋，以手榴弹投入门内，木屋起火，尽毙日兵23人。该地唯有两名日兵，因入乡参加喜宴未归，遂得幸免。另据称，日军丧生约50名，因浒墅关为公路铁路上要镇，故驻有较强日军。游击队引退之前，纵火焚烧车站，拆毁铁道一段，使京沪（沪宁）线交通停止数日。”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还专门为这次战斗写了通讯报道。新四军“江抗”敢于虎口拔牙，振奋了整个苏南，扬名中外，给日寇以迎头痛击。

（四）
    “江抗”夜袭浒墅关之后，何克希率领部分主力，向太仓县境内前进。
      太仓沦陷后，国民党部队流散人员和各区乡人士自发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其中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简称省四团），团长王士兰，当过盐工和海匪；一是国民党青昆嘉太等六县游击司令部第七梯团（简称七梯团），团长熊剑东，兵痞出身。他们逐渐吞并了太仓各地的小游击队。这些部队，抗日无方，扰民有术。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也逐渐恢复活动，但没有掌握兵权。书记长郑凤石、县长罗啓祥，比较圆滑。我党地下工作的力量未能形成。省四团内部和当地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在这种沉闷气氛中，感到困惑苦恼。
      1939年6月底，“江抗”部队从常熟来到太仓，何克希住在该县第五区区长浦太福妹夫家。浦太福虽身为国民党区长，但是有正义感。他听说“江抗”能征善战，而且爱护老百姓，打心底里钦佩，连夜跑到妹夫家里，会见了何克希，并满腔热情地向何介绍了有关省四团和地方人士的情况。第二天，何克希在一地主家大客厅里召开各界人士见面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太仓县党部郑凤石、县长罗啓祥、省四团政训处主任唐纳民，浦太福应邀列席。何克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部队东进抗日的任务。会面气氛比较融洽。郑凤石、罗啓祥表示“只求太太平平”，不得罪过境友军。浦太福也积极从中沟通。唐纳民原为我党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他希望“江抗”能派干部到省四团帮助训练。“江抗”先后派了4名营、连级干部去帮助训练。因此，“江抗”东进往返经过太仓境内，和友军未发生过“摩擦”。
      浦太福几次和从“江抗”派到省四团的同志接触，思想有了明显转变。“江抗”救国爱民的模范行动，大大启发了浦太福的政治觉悟。1940年6月间，何克希奉谭震林之命，率新“江抗”二支队三个主力连，到太仓打击敌伪，一日三战。部队返回经穿山，发现敌伪正在设伏截击我军。何克希问我有什么办法把部队带出去，浦太福自告奋勇说：“我熟悉路，我带路。”部队沿小河边绕过敌人伏击圈，安全返回常熟中心区。
     “江抗”顺利通过太仓，经昆山到达嘉定、青浦，开辟了苏州无锡地区和青昆嘉地区的联系通道。嘉定、青浦有江苏省委建立的县级工委组织，有嘉定吕炳奎、青浦顾复生带领的抗日游击队，上海党组织在两支游击队里加强了领导力量。昆山陶一球的抗日游击队，也有我党派人帮助领导。“江抗”进入这些地区作战行动，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震动了整个大上海。
      何克希、吴焜率领“江抗”二路二支队、由常熟陈震寰部上升的二路三支队和“江抗”三路，在昆山境内摧毁伪组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帮助陶一球整顿部队，然后经嘉定向青浦前进。当时他们手里只有从战斗中缴获的一本《中学生袖珍地图》，看看从昆山到青浦只差半寸长，搞不清到底有多少路程。敌人车船往返频繁。幸好有上海党组织及时派了两位地下工作的同志，同另外几位当地向导一起，把部队顺利带过吴淞江，和青浦游击队会合。当时每支抗日游击队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活动基点：常熟有东塘市（沙家浜），无锡有梅村，昆山有绿葭浜，嘉定有外冈，青浦有观音堂。青浦县我党组织和顾 复生部在观音堂乡间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会后，何克希去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工作。
     “江抗”和青浦工委书记顾德欢及顾复生等举行联席会议。顾复生介绍，青浦有三大隐患，即：青浦东面的“淞沪游击纵队”许雷生部，青浦松江交界的“淞沪游击纵队”武老大部，紧靠上海西郊的“忠救军”姚友莲部。这些人无恶不作，有的还和日伪勾结。7月19日，吴焜统率“江抗”和青浦三支队发起讨许战斗，在敌伪据点黄渡附近歼灭许部，缴获轻重机枪15挺、步枪200多支，俘敌200多人。许部被歼后，武老大销声敛迹，分散活动。姚友莲则倚仗“忠救”后台，继续向我方寻衅。7月23日，吴焜、廖政国率部分路反击，晚上一口气走了60多里，解决了姚部几股小部队，姚友莲逃之夭夭。廖政国带着侦察班和二路二支队五、六连走在前面，来到一个开阔、平坦、四周空荡荡的地方，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向导说这是虹桥飞机场。大家听说是飞机场，都非常兴奋。廖政国兵分两路，向机场当中的一幢大房子突击。他们顺利地俘获了十多名伪警察和伪职人员，缴到了十多支枪。当廖政国赶到大房子前，侦察员跑来报告，机场上停有四架飞机，大家忙赶去看。这时候，敌人已发现有动静，碉堡里的机枪开始向外扫射。“江抗”先头分队也向敌堡射击。廖政国考虑不能久停，便下令烧飞机，令部队迅速撤出。战士们打开了飞机旁的汽油桶，往飞机上浇汽油，点燃火苗向飞机和房子投过去，一时间大火熊熊冲向天空。至于究竟烧得怎样，据叶克守晚年回忆，当时只听到廖政国下令烧飞机，记不得烧毁的具体情况。
      同时，叶飞率“江抗”总指挥部和二路一支队等部从常熟经太仓到达嘉定，在嘉定工委和吕炳奎密切配合下，巧擒嘉定地区反动武装“淞沪纵队第八梯团”头子邓敬烈，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700多支。然后叶飞率部到达青浦，部署嘉定、青浦地区联合行动,迎击了日伪多次“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江抗”五支队支队长刘金林光荣牺牲。“江抗”总指挥部率二路回师常熟，留何克希、徐绪奎率三路继续在青浦嘉定行动，并派周达明担任青浦工委军事部长工作。“江抗”在上海近郊连续行动，上海邻近郊区的市民深夜里听到激烈的枪声、手榴弹声和小钢炮声，“新四军到达上海近郊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美晚报》《中美日报》《申报》等中外报纸纷纷报道。香港、重庆等地报纸先后转载了“上海外国租界西面游击队袭击虹桥日军机场”的报道。

      （连载之二，来源：《大江南北》2013年第7期）

（五）
    “江抗”东进五个多月，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江抗”的业绩振奋了东路人民，却引起了反共顽固派的忌恨。1939年9月下旬，“江抗”从常熟方向转移到江阴顾山南麓，遭到“忠救”1000多人袭击。部队指战员不顾夜行军饥饿和疲劳，一鼓作气攻占山头，顽军很快溃逃。“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和连排干部10多人负伤。“江抗”在长泾附近遭到从北漍下乡的日伪军拦截，发生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10多人，向江阴继续西移。“忠救”正副总指挥俞一则、杨蔚率部从宜兴赶来，约2000多兵力部署于澄锡一线。“江抗”奋起反击，和顽军在白丹山、鞋山一带鏖战，挫败了顽军挑衅。
    “江抗”继续在江阴境内转移，到达马镇、璜塘一线，又遭“忠救”三大队章晓光部突袭。吴焜亲自带队捣毁对方一个修械所和歼灭一股伏兵。此时侧翼又响起了枪声，他带队搜索前进。部队抵达马镇附近，敌人从旁偷袭。吴焜在反击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牺牲。人们满腔悲愤把他抬到周庄，安葬在定山东麓。
      吴焜，1910年生于四川万县一个雇农家庭，从小就在嘉陵江当纤夫，卖苦力。他也曾在地主家当过放牛娃，因受尽折磨而逃出。四川军阀杨森部队有个连长，把他收留下当了勤务兵，后来改当司号员。杨森部队          镇压农民、枪杀被俘的红军。他亲眼看到红军同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牢狱里听到红军讲革命求翻身的道理。一次他得知要处死一名红军战士，便帮这位同志换上了杨森部队士兵的服装，两人一起逃出川军军营，投奔了川东红军游击队。他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猛机智，经一次次严峻考验而走向领导指挥岗位。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六团任副团长。吴焜同志牺牲，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作曲家何士德迅速谱了一首《反扫荡》歌：“反扫荡，反扫荡，延陵大捷血战繁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反扫荡》歌唱遍了新四军部队。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一面继续诬告新四军“越界作战”，和重庆方面向新四军施加重重压力，一面加紧调兵遣将，由“忠救”和土顽武装紧追“江抗”主力。在此关键时刻，王必成奉命率老二团驰援江阴。叶飞、王必成分析了形势，决心要在定山一线和“忠救”打一仗。半夜里，他们接到陈毅电报，要部队立即撤出，集结待命，并告知即日来传达军部指示。10月上旬，陈毅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赶到周庄定山湾。他听完汇报，传达了军部指示：为团结抗日，避免摩擦，经和三战区谈判议定，双方撤兵，我们不要和人家拼消耗战，应按谈判精神撤兵。陈毅在部队撤到西石桥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和全体军政人员会，耐心说明了“江抗”西撤为了保持有生力量，准备执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
       陈毅在澄西，还亲赴利港江边，实地考察地形，选择“江抗”准备北上的渡口。他面对湍急奔流的长江，感叹国防要塞的衰落，展示江南人民遍地点燃的抗日烽火，激情满怀地赋诗一首：

江阴天堑望无涯，
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兴敌惶急，
军民游击满南华。

      在陈毅主持下，“江抗”在西石桥整编成两个团：一团团长乔信民，政委刘先胜，参谋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李一平；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任杨浩庐。部队稍事休整后，由叶飞率领继续西移到丹阳以北的扬中县，不久，与管文蔚“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简称“挺纵”，准备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

（六）
     “江抗”西移北上后，留下的革命火种又在苏南东路熊熊燃起。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原有后方医院，“江抗”东进时伤病员也大多在此疗养。常熟昆承湖与阳澄湖之间，方圆几十里，水村接芦荡，芦荡掩水村，港汊纵横，地形复杂，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江抗”部队行动频繁，西移时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只好留在常熟。后方医院有老六团的红军医务干部林震、梁玉贵和从上海党组织介绍下乡的盛立、张贤、赵熙、张力等医务干部，有从上海等城市下乡和本地参军的20多名护理工作同志，照料100多名伤病员。医院没有武装掩护，缺少必需的医疗设备和药物。日伪军和汉奸、特务、反共武装不断搜查骚扰，伤病员分散掩蔽在各处，有的在船上，有的在芦苇丛中，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医务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轮流到各处巡诊，并要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敌情。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女同志，大都要扎着毛蓝布头巾，围着毛蓝布短裙，打扮得像个农村妇女的样子。刘飞等同志伤势严重，急需手术。医务人员在村外布置岗哨，用被单围着施行手术。医院没有消毒锅，用蒸笼代替；没有钳子，用竹筷削尖代替；没有夹板，用扁担，木片代替；没有热水袋，用砖头放在群众热灶膛里捂热、用破布包起来代替。几十名医护人员，几乎每人都为伤病员献过血。1939年12月27日深夜，因汉奸告密，昆山巴城据点日伪军数十人突袭横泾附近后方医院，伤病员和医务人员20多人被捕，伤病员章立、许冠生等8人牺牲。
      1939年10月中旬，杨浩庐返回常熟，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上级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组织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民抗”活动。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60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
       出院的伤病员陆续补充到特务排，发展成一个连（后被称作“沙家浜连”）。新“江抗”特务连在东塘市及四周乡镇和日寇打“麻雀战”，声东击西，奔袭在李市一带危害乡民的土匪。为了震慑匪伪和安定群众情绪，新“江抗”从办事处取出部队西移时未及运走的200套军服，让东塘市周围乡镇常备队队员穿在身上，夜间和特务连一起在街市上行进，街头放上步哨，互答口令。新“江抗”用同样的方法，先后到太仓、昆山、吴县边境活动。老百姓纷纷传言：“‘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夏光等在当地党委支持下，稳住常熟南部的胡肇汉，不使其阻扰抗日；动员未及随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队殷玉如部参加新“江抗”；动员常熟“民抗”六个常备队编为一个连。12月中旬，太仓保四团被日寇击溃，散兵游勇流落乡下。三营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帮助下，转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团名义参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还保留了服务团，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比较活跃。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又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汽船拖着伤兵逃遁。
       部队当夜乘几十条小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水上行军，来到洋沟溇。洋沟溇在常熟东塘市西南约30里，在阳澄湖的北边，属苏州吴县。这里虽说是一个村庄，有几十户人家，但许多人家之间是隔水相望。村子掩映在芦苇竹树中，平日一片静谧。洋沟溇村民深夜里迎来了亲人，家家忙着腾出堂屋，捧出稻草，让战士们铺在地上安睡。2月7日是除夕，许多人家拿来鸡蛋、年糕等慰问部队。服务团员忙着借门板、长凳和船帆，准备搭个简易戏台，在春节与乡亲们联欢。连队干部照常到村头湖边查看地形。部队官兵在吃年夜饭时也互相敬酒。夏光一再吩咐：“大家不要喝酒太多了，要警惕敌人突然袭击！”
       新“江抗”的活动范围四周不出百里，在敌伪据点之间穿插迂回。日寇不仅在陆上设立据点，而且在接近阳澄湖的巴城小镇也构筑了碉堡工事，布置了由60多名日本兵和10多名伪军组成的警备队，监视常熟、昆山、吴县地区的动静。警备队队长斋藤（译音藤一岛），嗜血成性，经常带领日伪军在阳澄湖及周边地区抓人，烧杀掳掠，狡诈狠毒，老百姓恨之入骨，咒骂他为“杀一刀”。 “杀一刀”为了刺探“江抗”行踪，绞尽脑汁。当他获悉“江抗”已到了洋沟溇，并打算在此过春节，决定倾巢而出，进行突袭。日伪军乘汽艇和小渔船，深夜里接近洋沟溇，偷偷地靠近村边小港汊。2月8日是春节，天刚破晓，气候阴寒，湖面上笼罩着蒙蒙的迷雾。正在岸边放哨的战士陈锦棠，首先发现日军登陆，这时保四团连长李超在查哨，感到情况紧急，立即鸣枪。夏光、杨浩庐等听到枪声，急忙起床奔向屋外指挥部队。特务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占领附近小高地和屋角，掩护兄弟连队转移。日寇的机枪、步枪、小钢炮齐发，子弹炮弹像雨点似射向我方阵地，我军官兵熟悉地形地物，打得坚决勇猛。当地村民房前屋后堆有土坯，是用来挡风或盖猪圈的。战士们便利用土坯、河坎做掩体，有的还爬上屋顶，居高临下抗击敌人。战斗呈胶着状态。夏光同志在运动前进时，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不远处炸响，他仍沉着指挥。杨浩庐同志被敌人子弹击中胳膊，服务团员和群众忙着运送他和几位伤员到后方医院。特务连乘机派出一个排，悄悄地迂回到敌侧。战士们听到鬼子兵叽里咕噜在喊叫，一个手持指挥刀的家伙露着狰狞的面目。砰的一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他就是斋藤，这个杀人魔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鬼子兵见指挥官被击中，生怕汽艇被击沉，断了归路，也急忙拖着尸体、伤兵，上了汽艇，开足马力，逃之夭夭。
       这场战斗，敌伪被击毙击伤各10多人。入夜，新“江抗”司令部率四个连乘舟转移。洋沟溇一战，是新“江抗”成立之初一次重大的战斗洗礼。新“江抗”充分继承发扬了铁军精神，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士气，大大激励鼓舞了苏南东路人民坚持发展抗战事业的信心。经过这场战斗，苏常地区局面相对稳定。2月初，上级派老六团原三营营长陈挺来东路。不久，上级又派何克希、吴仲超来东路，任命何克希为“江抗”东路司令，吴仲超为政委，夏光为参谋长，黄锋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东路编成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在北港庙、张家浜等战斗中，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连载之三，来源：《大江南北》2013年第8期）

（七）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有过多次重要指示。1940年初，中央又一再强调：“在江南者，要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江抗”东进创造的业绩，新“江抗”的成立，促进了新四军上下的共识。3月23日，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电告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负责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谭震林同志原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在皖南大门繁昌保卫战中指挥部队痛击过日寇。这次调到新的环境去开拓局面，是他的心愿。他在皖南，因受种种限制，感到很苦恼，曾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这次他带领30多名团营级干部和教导队学员，先到丹阳延陵一支队司令部，会见了陈毅。随后，他从延陵镇一个绸布店老板那里借到了一份假“良民证”，身穿长袍，头戴呢帽，脚蹬皮鞋，装扮成一个商铺老板，和随行的30多名干部分路向东，通过敌伪封锁线，到常熟东塘市会合。接着，他和一些同志又乘船到董浜，又乘船穿过敌人白茆塘据点，到达新“江抗”活动的徐市附近，听取了东路领导人的汇报。
      4月23日，谭震林在徐市北港庙附近主持召开了东路部队和地方党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关于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化名林俊，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吴仲超为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报请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将东路特委划归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东路坚持抗战《十大工作纲领》。5月4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陈毅迅速在茅山地区召开苏南新四军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并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谭震林回到常熟地区，结合东路实际，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提出“红五月大发展”的口号，雷厉风行地开展一系列工作。
      4月25日，徐市会议将要结束，侦察员报告，有100多日伪军窜到北港庙。谭震林指派戴克林去指挥“民抗”打击敌人。戴克林带了两个通信员，赶上正在对敌展开战斗的部队，自我介绍说：“你们‘民抗’部队很快就要编成为‘江抗’第一支队，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他爬上屋顶观察敌情，调来一挺捷克式机枪，配合部队阻击。一会儿，二支队长陈挺、教导员黄锋带部队来增援。战斗从近午相持到黄昏，敌人被迫撤退。
       徐市会议后，经过几个月各方面共同努力，建党、建政和扩大部队工作在青昆嘉、苏常太、澄锡虞都有迅速发展。谭震林率新“江抗”指挥部从常熟转移到无锡、江阴，以无锡为基地，和太滆地区连成一片，为开辟宁沪路东南和浙西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谭震林按照“西入澄锡虞、东出昆青太”的方针，6月初又派温玉成率三支队的一、二中队进入昆山境内，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势力。
       6月18日，三支队一、二中队在任阳、石牌之间的大凤湾村宿营。天刚蒙蒙亮，发现一长串日本鬼子在田埂上东张西望，温玉成、吕炳奎立即命令部队集结待命，二中队从正面迎击敌寇，一中队从侧翼出击。正面班排在周达明指挥下，掩护其他班排迂回击敌。日军100多人，依恃优势装备，用机步枪和小钢炮像雨点般射击我方阵地。我一、二中队指战员奋勇争先，正面利用田埂、土堆、荒坟，侧面迅速迂回，反击敌寇，战斗持续五个多小时，敌人毙伤20多人，侧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我方周达明等10多人负伤，江军等7人牺牲。一中队一班班长江军，20岁，工人出身，腹部负重伤，用手捂着肠子，坚持战斗。战友们把他隐蔽在稻草堆里。日寇进村搜索，见草堆旁有鲜血，狂叫着用刺刀捅草堆。江军纵身扑出，拉响身上手榴弹，和日寇同归于尽。这次战斗，震动了东路，震动了上海。上海市学联等社会团体在市区浦东大楼召开了大凤湾七烈士追悼会，出版了纪念专刊，发起了募捐支援新四军的活动，上海市又有不少热血青年踊跃下乡参军。
      1940年11月初，新“江抗”以三个支队为基础成立三个相当于团的纵队，由夏光、刘飞、朱长清、温玉成等分别任司令、政委。半年时间，部队发展到近4000人，经历大小战斗47次，迎击日军2000余、伪军4000余；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75名；击伤日军112名、伪军433名。
       皖南事变前，新“江抗”经历的主要战斗有：1940年6月6日，何克希、夏光、陈挺率二支队深入太仓伪化区，与敌伪一日三战；7月27日，张开荆、刘飞、戴克林率一支队和无锡独立支队，在无锡港下与屡次挑衅的反共顽固派军队激烈战斗，为澄锡虞地区打开抗日新局面；江阴境内的反共顽固派武装高杏宝部“忠救”澄锡虞别动大队还勾结日伪，将部队拉到青旸桐岐附近，企图背靠日军，阻隔我澄锡虞、澄武锡两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保障我东、西路的畅道，我二、六支队给以沉重打击。
      1941年1月30日，我方获悉，高杏宝要在老家双漏里为其母做寿，“忠救”澄锡虞军事专员兼江阴县长王文甫为他的座上宾。31日下午，我部兵分两路奔袭双漏里。傍晚时分，王文甫、高杏宝闻风逃遁到青旸以南的小青旸，在敌据点庇护下隐伏下来。我部冲进高杏宝老巢，只见厅堂上汽灯高挂，丰盛的酒席未动。张开荆和陈廷判断，双漏里位于青旸桐岐之南，三面环水，地形对我不利，立即决定部队向北撤出二公里，集结待命。七支队为防止敌人袭扰，派一个班前出500米到桐岐小庙的小高地，监视青旸、武进公路的动向。
       高杏宝、王文甫企图借日军力量消灭我军，暗地里派密探向青旸日军谎称：“新四军移驻王大坝，将于午夜包围青旸。”31日夜，骄横的日寇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自恃武器精良，竟打破夜不出战的常规，率领全队日军和伪军，沿公路直奔桐岐，妄图偷袭我军。我方在桐岐的军事哨所听到狗吠声，又见对方手电筒一闪一闪，情知有异。忽然有三个伪军冲过来，担任警戒的几名战士立即跃出，鸣枪报警，抓住了其中两个伪军。我七支队指战员听到前哨枪声，以为是王文甫、高杏宝部前来反扑，顾不上吃饭，猛冲上去，支援军事哨，并用机枪火力封锁敌方攻取王大坝的通道。张开荆、陈挺命令二、六支队从左右两路向敌包抄。日军为要拔除我军事哨，以一部兵力绕道爬高，占领小庙旁边的桑树田，用机枪火力居高临下压制我军，其余日军沿青武公路散开，匍匐在麦田里，对我前哨形成包围态势。我七支队以三挺机枪阻止敌人从桑树田冲下。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发现我新四军大部队，慌忙向小庙周围收缩。我七支队战士迂回到庙西，借夜色滚爬着，向正在喷火的敌机枪阵地接连投掷手榴弹，压制住敌火力。我二、六支队奋勇冲杀，连俘数名伪军。
      我方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方是日军青旸警备队。指战员全力奋战，敌军被击毙数人，其余龟缩到东平庙里，在庙前用九二重机枪和小钢炮向我疯狂射击，并发射紧急救援信号弹。战士们向小庙雨点般投掷手榴弹，一跃而前击毙敌重机枪枪手和弹药手，并用刺刀拼搏，杀死另一名弹药手。庙外日军全部逃进庙里。小庙为东平庙，内有两侧厢房、三间正殿和天井，四周有坚固的高墙。为迅速解决战斗，我军架设木梯，爬上屋顶向庙里投手榴弹，用火油灌注草木火攻。一部分战士撞开庙侧前后门，突入正殿。几名垂死挣扎的日兵躲在佛像后面放冷枪，被我接连打倒。我部指战员逐屋搜索，将暗藏残敌全部消灭，到深夜11时，战斗结束。小庙内外遍布东倒西歪的敌尸，敌青旸警备队队长早野中尉倒毙在庙外桑树田两挺被炸歪的机枪旁。“早野绿明”的签名照片、黄呢军服、指挥刀、黑皮包、九四手枪、手表和军用地图均被缴获。
      这一仗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军共击毙日军27人，毙伤俘伪军15人，合计歼敌42人，缴获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三八式步枪20多支、掷弹筒一支、弹药数箱。我方牺牲4名，伤20余名。
      桐岐一战，充分揭露了反共顽固派勾结日伪的可耻行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骄横的气焰，显示了我军英勇顽强歼敌的战斗作风。陈毅代军长迅速来电嘉奖，称赞此战“为开创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东路人民称赞我二纵队为“江阴老虎”。敌人提起我二纵队也是“谈虎色变”。
      1941年3月，新四军第6师成立，新“江抗”被编为第18旅。

（八）
       新“江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工作丰富多彩。“战地文艺轻骑兵，铅字排印出书报”。“大众剧团”男女团员二三十人，打起仗来做后勤抢救伤员和动员群众工作，平时编排短小节目为军民演出，教唱新歌。营、连有文化教员，有文书员，纵队有宣传、文化干事，有书记员。文书、书记大都会用手工刻钢板油印少量《捷报》、《快讯》，质量不高。谭震林同志非常重视党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在部队里办起了《东进报》，开始也是手工刻钢板油印，后来发展到铅字和木刻字相结合，在印刷机上开印，三五天一期，每期印发1000多份。1940年7月7日，《东进报》报头套红特刊印发2000多份，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9周年和全面抗战3周年。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也是用手工木刻代替的。有的铅字太少，就设法用小刻刀刻去一点，或把两个字各去一半拼成一个字。
       新“江抗”调到江阴祝塘任民主政府区长的于玲同志，做了当地一个小型印刷厂人员的工作，动员该厂同志连人带厂参加抗日，因此有了一个规模逐渐趋于完善的东路印刷厂。部队派出做扩军工作和采购军需用品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购到一部印刷机和部分原材料，动员了几位在《大美晚报》和印刷行业工作的同志下乡，报社和印刷厂力量明显加强。印刷厂还负责排印东路特委面向军内外干部的《江南》杂志和面向地方的《大众报》，排印“江抗”政治部编辑的《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等小册子。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4日发表了《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即《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和1940年5月4日发表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先后发出了相应的指示。上述指示总的精神是：在敌后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比在敌前同友军一起受其压制约束要好些。敌情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即使是平原水网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指示强调，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地区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培养干部。指示要求，要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两次五四指示，军民如沐春风。新四军“江抗”在苏南，积极主动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尤其是两次五四指示，涌现了城乡青年忙参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许多感人场面。当时流传一个“四有”顺口溜：“有一颗爱国心，有一盏指路灯，有一股精气神，有一种鱼水情。”还有一个口号：“‘江抗’，‘江抗’，不断成长。”
      我们虽然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和处在地形不利的环境，虽然在敌伪顽夹击之中，部队却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发展。我们深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洞察形势、高瞻远瞩，运筹于延水之滨，决胜于大江南北。我们回忆当年的情景，倍感亲切。
    “五四宏文指路明，义师东进建奇勋。钢刀直插敌心腑，传遍江南鱼水情。”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是新四军、“江抗”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         
        （全文完）

        编后:新四军“江抗”老战士施光华的《“江抗”的传奇》，本刊从今年第六期起连载了四期，到这期结束了。回顾当年叶飞、谭震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陈毅的指示，先后率领几百人的老“江抗”、新“江抗”活动于苏南路东上海附近敌人的心腹地区，奋战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中，神出鬼没，不断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这两支英雄部队同另一支活动于上海周边杭州湾两岸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合编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解放战争后期改称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现称第二十集团军，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其奥秘何在？苏南路东上海附近地区一马平川，无山可靠，无险可守，奥秘就在于人民群众全方位的竭诚支持。京剧《沙家浜》就艺术地、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现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段历史不是很值得重温一下吗？

       （来源：《大江南北》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