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叶进明同志一直是很崇敬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常以他对我的帮助教育来鞭策自己。我最初认识进明同志是在1938年初，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当时我在浙江丽水，想待机去八路军或新四军。那时煤业救护队已经在南昌，因为到上海联系工作，救护队的几位同志从上海回来路过丽水。在那里我巧遇了几位一起参加过“救国会”的舟山中学时的同学，有忻元锡、周中奎（周山）等，这时候他们已经是煤业救护队的负责人了。通过他们我得知煤业救护队已经到了南昌并同新四军接上关系时，就毫不犹豫地随车同行。通过几位老同学，我了解了上海煤业救护队是一支以上海煤业职工为主体的，名义上挂着红十字会的牌子，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团体。当时叶进明同志是煤业救护队的支部书记，那时的支部只有三位党员，还有余继良和王公道同志。这时候我就知道进明同志是位老革命了，他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与冯文彬同志同时参加革命的。他曾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多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才出狱，还听说他在监狱中斗争很坚决、很坚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很崇敬。
（来源：《大江南北》2012年第3期）
那时我实足年龄还只有17周岁，是煤业救护队中年龄最小的。我把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向进明同志和余继良同志作了汇报，进明同志曾看到过我在浙江省的著名杂志《浙江潮》上发表的一篇《农村工作的技术问题》的文章，又看到我参加煤业救护队后积极工作，感到我年龄虽小素质还不错。在参加煤业救护队一个多月后，就由叶进明和余继良两位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在1935年参加救亡运动后一直向往的。
进明同志一直很关心我，也注意培养我，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件事就是在我入党的那天，进明同志给了我一本书。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叫《烈士传》，介绍了方志敏、瞿秋白、恽代英等许多烈士事迹，介绍他们如何为党的事业慷慨就义。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气节，什么叫理想，怎样为理想而奋斗。这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在我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及上饶集中营中，我始终以革命烈士为榜样，坚定革命的意志。还有件事是进明同志第一次带我去见袁国平同志。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后，一方面为了搞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继续得到上海煤业界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也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开展运输工作，所以对外仍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煤业救护队的特殊性，所以煤业救护队的党支部是由新四军政治部袁国平主任直接领导的。1938年四五月份的一天，进明同志去袁主任处汇报工作，叫我跟他一起去。在汇报完工作后闲聊时，袁国平主任问我是工人还是学生出身，我回答是学生，进明同志也向袁国平同志介绍我，说我是在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组织。当时我觉得主任问我总是有道理的，再说当时我总感到工人是非常光荣的，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对进明同志说：“我在上海时不去读书去工厂做工就好了，就可以成为工人了。”进明同志就批评我，“你这是一种虚荣心，出身学生还是工人，没有什么好还是不好的，都一样可以为党的事业奋斗，参加了共产党就都是工人阶级了。”这是件很小的事情，进明同志那天批评我的话也不多，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及时教育，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他的批评正中我的不健康意识。
在我第一次见袁国平主任后不久的一天，进明同志对我说袁国平主任有一项重要任务要我去完成。他说上海地下党的一位叫林枫的负责同志代表江苏省委来新四军军部，商量将由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党员同志和知识分子、职工等充实新四军的力量。为了使他尽快并安全地回上海，要我护送林枫同志从温州海上乘船回上海。进明同志还对我交待，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因为当时只有温州一个海口能去上海，且只有货运，故要确保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安全到达上海，并说到上海后可能还有新的任务要我完成。进明同志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周到，交待我一路上要注意的事情，还说在上海如果断掉联系，可以去找他在南京监狱中的狱友王仲良同志。我护送林枫同志到温州后，天天在码头边等着找舟山籍的货船，与他们攀老乡关系，终于有位舟山籍船员同意带我们去上海，并给我们两枚船员证章，一路上就不用再担心日军的检查了，顺利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时正如进明同志所料，我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联系不上了，结果也正是通过仲良同志才又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关系。此时，上海地下党已经动员了一大批党员同志，以及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职工到皖南去充实新四军的力量，其中还有一些老党员要到新四军充实部队的领导力量。同时还从收容所里组织动员了一批难民职工，加在一起有八百多人，以红十字会疏散上海难民去皖南开荒的名义用轮船先送到温州，再徒步进入皖南。从上海到温州由上海地下党负责，从温州到皖南要我负责。由于从温州到新四军的控制地区，还要经过很大一片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地下党要求我以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将他们安全送到新四军。一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将八百多位同志从温州经丽水、金华，安全到达了岩寺。我回到新四军军部的时候，上海煤业救护队的同志已经正式参加了新四军，不再使用上海煤业救护队的名称了，进明同志也到军部军需处任副处长去了。我向进明同志汇报了两次护送的经过，圆满完成了任务，进明同志听后很是高兴，也很满意，又让我自己去向袁国平同志汇报。
护送林枫同志回上海以及以遣散难民名义将上海地下党支援新四军的同志护送到皖南，这是我参加煤业救护队后进明同志交给我的第一次由我负责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完成后，我就进入新四军教导队工作了，不久进明同志也从军需处调到军部总兵站任部长去了。
煤业救护队的同志们对进明同志都很敬重，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对他也是很尊重的。因为从煤业救护队的建立、发展到集体参加新四军，以及在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勤工作特别是后勤运输工作方面，进明同志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上海煤业救护队是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安排下才建立的，从1937年8月初上海煤业救护队成立，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煤业救护队奔赴上海抗日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再随同战线西移，克服种种困难到达南昌，积极寻找党的关系集体参加新四军，进明同志作为煤业救护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进明同志的为人是我的学习榜样，也是我崇敬他的又一个原因。
进明同志对同志一贯关心、爱护，这是他为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对青年同志更是注意培养和激励，我在煤业救护队中是年龄最小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更是特别深刻。我是在煤业救护队从 上海西撤到皖南以后才加入的，在进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也不很长，但他对我的教育、培养、激励，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介绍我和周中奎两个青年同志入党，他给我看《烈士传》，他把我推荐给袁国平同志，他令我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革命青年接运到皖南等，都对我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进明同志为人低调，从不突出自己。他是煤业救护队的领导，从煤业救护队成立开始就一直担任党支部的书记，他很善于工作和策划。煤业救护队打着上海红十字会的旗号，车辆和经费要靠上海煤业公会的支助。由于他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很善于处理同上海煤业上层人士的关系，所以不仅在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就是在皖南为新四军做运输工作时，煤业救护队的经费都得到上海煤业公会的支助。煤业救护队从成立、发展到集体参加新四军，从煤业救护队在“八一三”参加战地救护到为新四军做好南方游击队岩寺集中的运输工作，都倾注了进明同志的大量心血，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的，但进明同志的为 人很低调，出面的主要是忻元锡，当时是煤业救护队的队长，还有陈昌吉、王公道、余继良等同志。
进明同志具有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不仅政策掌握得很好，而且在工作中从不叫困难，总能想出很多办法，解决实际问题。如创办印刷厂，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要进明同志负责筹办，虽然上海地下党已经筹集到了几台印刷机器，但还需要大量的纸张油墨，经费问题成为一个难题。由于当时新四军成立时间不长，经费也相当紧张，为此进明同志想出一个办法，将当时已决定参加新四军的煤业救护队，名义上解散。经过与上海煤业公会的谈判，取得了一笔遣散费，除发给每人几件纪念品外剩下的万余元都作为印刷厂的筹办费，购买了大量的纸张和油墨。
进明同志的为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群众关系非常融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与大家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在开会、做思想工作时，总是像在谈心，循循善诱，即使在批评人时，也从不声色俱厉，而是耐心诱导，因此进明同志得到群众的拥戴。有个很小事例很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由于在煤业救护队中大家关系非常融洽，互相不叫名字，如陈昌吉人高马大被大家叫做“阿大”，周中奎（周山）有时会拖鼻涕大家就叫他“阿土”，忻元锡做事大大咧咧，所以叫“阿毛”，我年龄最小叫“阿弟”，进明同志因为他遇事不惧，笑口常开，被大家亲昵地称为“阿笑”。
进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好领导、好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