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是我们敬爱的袁国平主任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70周年。1941年我被关在上饶集中营时就已听说他壮烈牺牲，当时在集中营的同志都深感悲痛，更强烈地激发了对反动派的怒火。那时在集中营有两种传说：一说国平同志身负重伤后遇敌，他即以手榴弹爆炸与敌同归于尽；又一说国平同志在突围中四处负伤，有部分干部战士背他突围时遇敌，他不愿影响大家突围，在与敌战斗中，以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1942年我从集中营茅家岭越狱回到部队后，证实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他的英勇无畏和壮烈牺牲，给了我们及后辈们以深深的教育。
（来源：《大江南北》2011年第5期）
创建军政治部
国平同志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1927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他以红军大学二校政委身份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参与对抗大的创建。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中央决定他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于1938年4月25日从延安赶到皖南岩寺参与当时的集中整编工作。
整编后，他组建了精干有力的军政治部。当时虽是白手起家，但从各个方面挑选了一批年轻却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有经历过长征、游击战争和长期监狱锻炼考验的老同志，也有不少在江浙沪赣和国外华侨中从事地下党工作和组织群众运动等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著名人物。从年龄上看，28位科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除邓子恢、林植夫、余再励三位同志超过40岁，朱镜我和冯定两位同志近40岁外，其他同志都在20余岁的年龄段。这里可看出袁主任的用人原则，既是五湖四海，又重视经过考验锻炼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
重视对青年的培养锻炼
1938年3月，我所在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党支部的领导关系由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正式转由新四军党领导，经军分会指定由袁主任直接领导。在岩寺整编后，军部的所在地转移到泾县云岭时，上海煤救队党支部书记叶进明同志于5月去政治部驻地汤村向袁国平主任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要我陪同他一起去。袁主任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在听了进明的汇报以后，他笑着问我在上海是工人还是学生、家是否在上海、是哪里人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主任，深深地感到他平易近人，对青年很关爱。接着他向进明同志布置了任务，并说江苏省委将有领导同志来军部讨论工作，以后可能还有事要找你们。告别后，过了两天，进明同志把我叫到屋外，在岩寺去太平的公路上边走边说：“袁主任要我给你一个重要任务，要你护送一位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回上海。他是从苏南敌后来皖南军部讨论工作的，现要回上海。军部为了他的安全和争取时间，决定让他从温州坐船去上海。宁波去上海的轮船已封港停航，温州虽也不接乘客，但有货轮来往。袁主任说你是舟山人，曾在温州丽水一带工作过，所以要你想办法护送他回上海。而且上海地下党将动员一批职工、知识分子和难民来皖南，可能还有新的任务给你。看来困难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想办法动脑筋了。”进明同志又说：“袁主任还说给你这个年轻的新党员锻炼锻炼，考验考验。这个任务你不要与任何人谈及，目前还要保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江苏省委的领导是林枫同志。
在我护送林枫同志到达上海后，上海地下党又要我回温州，负责接送上海地下党动员的干部党员、知识分子、职工、难民所的难民等800余人分两批，以上海难民去皖南开荒的名义，由温州至岩寺我军兵站。我借用红十字会总会名义与沿途国民党各县政府交涉食宿等问题，顺利完成任务回到军部。这时，煤业救护队成员已正式集体参加了新四军，叶进明已被任命为军部军需处长，他要我直接向袁主任汇报。我向国平同志详尽地汇报了工作的具体过程，并转达了江苏省委要我向军部汇报的关于上海地下党与军部对苏南游击区领导的分界问题，还转呈了一本密写的文件。
我所以写上述这段故事的具体过程，主要说明国平同志在经过他与我直接谈话，又向进明同志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大胆信任地使用一个年轻的新党员。1938年我才18虚岁，虽然我在1936年前后已参加了革命活动，但当时还只是刚入党几个月的新党员。
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
“我军著名的宣传鼓动家”，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在红军时期对袁国平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我在皖南军部三年期间，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聆听到国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他还兼任教导总队的政委，有时也去上过课，讲得有声有色，深入浅出，为当时大中小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教导总队和战地服务团中的老师专家和学员们所称赞和敬佩。他有办抗大的经验，把教导总队也办成了抗大式的学校。
他在《抗敌报》上发表了多篇政论性文章，也有文艺作品。他善于写诗词、歌词，如皖南事变前大家传唱的《别了皖南》，大家都知道是国平同志作的词，任光作的曲。但1999年出版的《新四军歌曲》中的这首歌却没有注明作词者。再如《告别皖南同胞》歌是以凤阳花鼓调传唱的，当时歌词以大字写在皖南我军驻地的各个墙头上，现已失传。但我还记得其中两句歌词：“寄语皖南老百姓，我军走了情形变，一切言行要小心；顽固分子也来听，倘若对我有成见，切莫戕害老百姓！”但很少人知道是谁作的词。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同志告诉我，歌词是袁主任所作。《别了皖南》的歌词有其特殊重要意义：“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这是明确告知全国人民我们是向敌后进军。那么为什么没有署名？这就是国平同志的特点，他很低调，发表很多篇文章用的是笔名。这里也有值得一说的情节，可反映国平同志的强烈的感情。他一直用的笔名叫“醉涵”，起初我不知道这是袁主任的笔名，更不理解其含意，后来我调到教导总队工作时，我所敬爱也很亲切的我们的组织科长名叫邱一涵，是国平同志的夫人。一涵同志是1926年入团，1930年入党参军，胜利走完长征路，久经锻炼考验，长期从事部队院校教育等工作的老同志，她与国平同志在1929年结为伉俪。国平同志用这个笔名，足以说明他俩的情意之深。
在这里，我还想介绍两篇已很难找到的文章：在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离开皖南驻地的那一天，《抗敌报》告别号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临别之言》，还发表了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领导同志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这两篇文章大家都不知是谁起草，但从字里行间，文章的结构措词等特点来看，我认为是由袁主任亲自起草的。现把两篇檄文的主要段落摘抄于后：
《临别之言》：“在这团结抗战新的一年开端之际，我们不能不向三年来同患难共生死的皖南同胞辞别远行……三年间由于皖南同胞的坚持抗战热烈拥护并支持我们，也由于全军将士的英勇奋斗，艰苦作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毫不愧疚的说，我们完成了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作战任务。我们以我们的血肉，保卫了苏皖每一寸国土，保卫了广大人民的自由……使京沪线扬子江边，不时招展我们的国旗。使全世界人士，清楚的看到敌我区域中，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为光复祖国的尺地寸土而顽强并胜利地斗争着的事实……我们自问可以无愧于世，无愧于人，我们尽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队应尽的责任。”
“但是，今天不能不离开这个坚持三年血战的熟悉的战场，不能不同围绕在我们周围亲爱忠诚的皖南父老兄弟姐妹们，暂时分别，走上敌后进军的征途。”
“为什么？因为我们之离开皖南是为顾全大局，珍重这个缔造非易的统一团结的抗战局面，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我们清楚的知道通过敌伪的重重迭迭的封锁，冲进敌伪的区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要战胜日本强盗，要变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需要巨大的代价，更需要坚毅不拔的革命意志与艰苦奋斗坚持到底的革命精神。我们凭着一片爱国爱民的赤诚，凭着过去艰苦斗争的经验，凭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确信我们能达成任务，顺利地进入敌后，为加强并开展更伟大、更坚强的敌后抗战而斗争。因此，我们特别向关怀我们及其从军子弟的皖南父老们致谢并宣誓：我们全军指战员，不问官兵，不分新旧，誓以最大友爱团结传统精神，结成一条攻不破冲不散的血肉长城……不使引颈翘望的皖南父老兄弟姐妹们负担不必要的忧愁。”
“但是使我们感到惆怅的……是我们生于斯，食于斯的皖南同胞，和英勇从军的抗属之安全！亲日投降派和坚决反共分子之摧残团结抗日的群众，厉行倒退黑暗的暴行，在今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正因如此，我们在离开之前，曾经以我们最大的努力，要求我们抗战的政府，友党和友军人士，明令保护并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维护皖南民众和抗敌民众团体的组织，并要求保证一切抗战团结进步人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们不能不重复地向我们三年来同患难同生死的皖南同胞再次郑重宣誓：我们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如何困难、如何危险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团结全国抗战党派、军队和同胞以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政策。我们誓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
《告皖南同胞书》：“……新四军前有敌伪的残酷战争，后有阴谋家的不断毒害，军饷远不如任何军队，弹药无济，伤病无医，忍风雪、受饥寒，在万死中作苦战，但是仍不懈不怠地坚持着保国卫民的战斗。”
“三年中，我军打了二千二百多次胜仗，歼灭了二万余敌人，俘虏敌伪三千多人……纵横在江淮河汉广袤之地，东起申江、西迄武汉，北沿徐海，南及吴越。不断收复失地，拯救了广大被敌人蹂躏的同胞。这些虽不敢自言有功，亦可告无罪。死怨之来则全已时，三年来杀戮踵至，祸害濒临，远有平江惨案，竹沟围袭，黄梅血洗，近来又有苏南惨案，皖东环攻，苏北逼剿。新四军人员遭受不测者数千，共产党员之被杀戮者数百！其采用方法，或用大军屠杀徒手人员，或生擒剥皮活埋处死，或断肢斩足凌迟以绝，或暗使敌伪向我夹攻……我军所祈求者是团结，是抗战，所戒惧的是分裂，是投降。所以不惜以极度的忍让委曲求全，来痛负这些创伤。”
我所以不厌其长地把上述两篇文章的重要段落摘录下来，一是想说明这是袁国平同志所写，至少经他修改审阅；二是说明我军进军敌后是坚决明确的；三是说明当时我军所处的政治环境的险恶，和我们各方面工作之难；四是说明我子弟兵对皖南这块战斗热土和朝夕相处的皖南人民的眷恋之情；五是说明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鬼子，现今也有人信而为真。所以他在这两篇重要檄文里义正言辞，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攻击，陈述了三年来我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绩。
《抗敌报》的创刊与建设
国平同志像创建红三军团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创建了红军中第一张铅印的《红军日报》一样，在新四军政治部建立后，在1938年的11月就创建了《抗敌报》，当时是蜡刻油印出版。与我一起参军的老战友杨志华同志，原是上海地下党员，一手好字，被调任为军政治部文书科长，当时《抗敌报》的蜡刻均出自他之手（他因高度近视，在皖南事变突围中牺牲）。手工操作印数毕竟有限，袁主任又告煤救队的队长叶进明和副队长忻元锡去上海置办铅印设备事，后派陈昌吉同志专去上海筹款购买全套印刷设备。计有两部4开机，三部圆盘机，一部铸字机和大批印刷物资，于1939年初运到了皖南小河口，正式建成了铅印印刷厂，由叶进明任厂长，忻元锡为副厂长，并设有排字、铸字、刻字、印刷、装订、校对等各股，计100余人的一个大厂。而后又增设铜模全套，一二三号轮盘机三台，还有打纸板和胶板的全套设备。这样《抗敌报》就由油印改为铅印出版，三日刊四开，报头由周恩来同志题写。还增加了指导部队政治工作的十六开半月刊《抗敌》杂志，中共东南局青年部与军政治部合编的《战地青年》，由政治部直属的战地服务团中的画家、木刻家等共同编辑的《战地画报》。这几份刊物不仅为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所爱读，在人民群众中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华中敌后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也颇有影响。
两次政工会议
皖南军部政治部开过两次政工会议。第一次是在袁国平同志到皖南后的两个月，即1938年的6月中旬，会议开了三天，主要讨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袁主任作总结报告。第二次会议是1939年在离云岭不远的政治部驻地汤村召开的，会议由袁主任主持并作工作报告。到会的有各支队政治部主任和部分团政治处主任、军直属单位的科团级干部，及军政治部的机关干部等100余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项英同志也讲了话，记得题目是《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两次政工会议的文件及项、袁首长的讲话等原始资料大都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现在凭我所能回忆，国平同志会上报告和平时多次讲话中，除了讲当前抗战形势外，有三个内容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刻：
一是要重视关心和团结知识分子，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我军，这是关系部队提高素质与今后发展的大事。除在上海和大后方已动员了大批职工和知识青年参加我军外，还要继续在江浙皖等地吸收青年学生到我教导总队学习。在政工会议上他指着当时的会场说：“你们看我们这个会场布置得多么生动活泼，既有标语口号，又有漫画，且边上还有各种色彩相配，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这是我红军时代以来，很少见到的会场布置。是由教导总队的俱乐部主任毛中玉同志他们设计布置的。他就是和上海煤业救护队一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会作曲、会教歌，是个能干的艺术家。”他还指着战地服务团说：“他们确是多才多艺，人才荟萃，有歌咏队、话剧队、舞蹈队、民运队，有绘画专家等，他们不断下部队、到地方、去医院、去友军那里演出，对伤病员慰问等，都得到大家绝口称赞。他们对提高部队文化素质，对活跃政治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他最后特别强调了中央的指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是强调严肃纪律。他指出：“要特别高度警惕干部在统一战线环境中被腐蚀的可能。”政工会议后军政治部还组织了一个工作检查组，成员由各部门抽调，我也参加了检查组。该组任务是去各军直单位巡回检查纪律和不良倾向。我们在检查兵站系统工作时，反映岩寺兵站站长生活很铺张。袁主任听了汇报后，严肃指出：“前方同志艰苦作战，流血牺牲，英勇抗击日寇，而在后方的兵站同志却奢侈腐败，应严肃处理。”该人后被撤职了。
三是对六团副团长吴焜同志在苏南作战中英勇牺牲，国平同志感到特别痛惜与激愤，他说：“这是我军进入苏南敌后与日伪军作战中第一个牺牲的团职干部。但是他是在与日伪军连续作战取得不断胜利中却遭到国民党的反动部队忠义救国军2000余人的突然袭击而不幸牺牲的。”
国平同志详细叙述了吴焜同志率我军6团（江抗二路）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日军作战中所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战绩，对苏南对上海以至东南地区的人民，甚至在国际上都有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指挥它的军队向我军偷袭！，甚至帮助日军一起夹击，我抗战英雄吴副团长被“忠救军”侧击而牺牲。这如何不使人义愤填膺！国平同志愈说愈激愤，他号召大家要向吴焜同志学习英勇善战精神，要把最近创作的《英勇奋战的吴副团长》的歌尽快在部队中传唱。同时又告诫部队在统战环境中要提高革命警惕，防人暗算。
我对“错误决定”的理解
最后我还要说一下1941年1月的 “皖南事变”。谁都清楚，不要说是抗日民主人士，就是国民党内部有正义感的人士也都知道，这是蒋介石蓄意消灭新四军军部所一手制造的血腥惨案。蒋的“限期北撤”是借口，坚决消灭是他的目的。蒋介石当时同意“抗战”、“联共”，是在“西安事变”，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高潮中被逼出来的。他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抗战”达到“溶共限共”，通过进入敌后借日军之刀达到“灭共”的战略目的。如果借刀不成，则抓住你的弱点，只要有借口可施就设法坚决消灭之。当然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善于应对、不犯错误，他们的阴谋诡计是可以被击碎的。在“皖南事变”之前和之后，蒋介石也曾多次组织对我军的围攻，均遭我军的反击和粉碎。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当时军部领导在指挥处置上确有失当和错误，以致造成重大损失。但是1941年1月中旬党中央有过一个对“项、袁错误的决定”。我没有见到过这个“决定”的正式文件，但是1942年我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回到苏北新军部后听到过对这个“决定”的传达。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仓促的。那时有不少皖南部队尚在突围中，我们都还在山上，已突围出来的部队和同志尚在各自的途中，对项英、袁国平两同志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生死都还不明，事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具体实际情节，也不可能有人能直接向党中央或华中局汇报。虽在电台终断之前有过电报联系，但电报上的几句话怎能说明详情？所以这个带结论性的“决定”就显得过早过急了，且对错误性质、评价、推论等内容及其措词都使人感到不是实事求是，有失公正似带有情绪和感情上的成分。从事后所反映的实际情况，这个“决定”是不当的。特别在中央档案馆所编的“皖南事变选辑”的解密电文中可更清楚地理解皖南惨败的责任不能全在项英身上，更不能在袁国平身上，他仅是军分会的常委，只能是决策的参与者和领导的协助者。这个“决定”上还曾说明：“对这个‘错误决定’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但是在七大召开时却并未讨论这个“决定”，也未见有撤销的说法，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平同志在皖南军部三年期间，对新四军政治工作建立和建设上，特别对干部的培养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又是他105岁的诞辰，我深深地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