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匠的儿子到驰名中外的音乐家，从留法佼佼学子到“民族号手”，从外商企业的高级职员到新四军的战士，从投身左翼音乐运动谱写时代最强音到为争取祖国自由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这就是任光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来源：《大江南北》2010年第2期）
为《义勇军进行曲》而歌
（来源：《大江南北》2010年第4期）
同仇敌忾《打回老家去》
（来源：《大江南北》2010年第6期）
永远的《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首演，尽管当时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据说为60年所罕见，但是这部影片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连映84天而卖座不衰，在上海滩是难得一见的盛况，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轰动。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的主题歌《渔光曲》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歌，曲作者任光的名字不胫而走。
电影《渔光曲》由著名导演蔡楚生编导，片中所描写的贫困善良的渔民一家的艰辛生活和悲惨命运，是当时整个民族悲剧的缩影。任光在为《渔光曲》（安娥词）谱曲的时候，为了真实地反映渔民的劳动和情感，曾不辞辛劳地跑到海边的渔村去观察渔民的生活，倾听渔民的呼声，才得以创作出这首成功的曲子。这首曲子徐缓的速度、悠长的节奏、起伏的旋律、凄婉的音调贯穿全曲，十分委婉动人。音乐中倾注了作曲家的真实情感，由海上风光的描绘到渔民辛苦作业的叙述，最后则是渔民苦难的倾诉。聂耳评价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这支歌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怨，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等，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
1935年，该片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这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渔光曲》的成就也奠定了任光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
2005年12月28日，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还主办了一场名为“世纪之梦”的音乐会，国内电影人、音乐人汇聚一堂，演唱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歌曲和音乐，以纪念这一盛事。歌唱家宋祖英深情演唱了《渔光曲》，给人们带来凄美的感受，让人无法忘却，让人眷念，让人怀旧。
1900年11月9日，任光出生在浙江省嵊县县东前街。父亲任智兰是一位从事石刻的工匠，并开设“任万盛石铺”，承接周边造桥、修庙所需的石刻工程。母亲张彩琴有一手养蚕缫丝的技术。靠着父母勤劳节俭，全家过着勉强维持温饱的日子。
童年的任光经常随父母到山间采石、农田采桑，所看到的尽是农民为生活所迫，没日没夜的繁重劳作。列强侵略、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和嵊县人民奋起的斗争，都给任光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掀起的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浪潮在嵊县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任光曾和小伙伴们一起上街作反帝宣传。
嵊县（古称剡县）地处浙江东部，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说。历史上曾吸引许多学者名流到此胜地，留下许多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古老悠长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使嵊县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嵊县还是越剧的发源地，绍剧在当地也非常流行。
任光五岁被母亲送入嵊县私塾，六岁进入嵊县二戴小学读书。二戴小学是在嵊县乡人为了纪念东晋时代杰出的艺术家戴逵、戴颙父子而建造的公祠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据记载，历史上的戴逵不仅博学善文，且重情操，工书画，精音乐，善琴鼓。二戴小学的老师经常讲戴氏父子的故事来熏陶学生，鼓励学生。任光十分崇敬这两位先贤，而且从那时起就喜欢上了音乐。嵊县有着浓郁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氛围，曲调优美、韵律流畅、节奏明快的乡间小调，歌谣，莲花落，以及后来发展成为越剧的“的笃班”，都在任光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任光不仅读书聪明，每科成绩优秀，历年考试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过人之处是会动脑子、爱琢磨，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把二胡，学着自拉自唱戏曲，还把小板凳当做板鼓练敲鼓点，左邻右舍都夸他学啥像啥。
1911年夏，任光考入了嵊县中学。那年正值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在他的倡导下，把音乐课定为学生的必修课。这对于原本就受西方文化教育影响的嵊县中学来说更是把音乐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校方聘任专职音乐教员，还配置了风琴。这让地处偏僻较为闭塞的学生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任光，对风琴非常喜爱，经常偷偷去学弹风琴，老师很快发现了任光的音乐喜好，便单独指导他弹奏。
任光自幼就显露出在音乐上的天赋，但凡他看过的越剧和绍剧，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会每段唱腔，并渐渐练出了超群的记谱能力。当时，他能熟记《莲花落》、《凤阳花鼓》等一些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开始了他音乐素材的原始积累。
由于任光的多才多艺，同学们都称他“小音乐家”。
1917年，任光在嵊县中学以全校第一名成绩高中毕业。其父母渐老，体力日衰，加之念及家中5个孩子均将成年，开支又大，因此，不准备让任光继续上学。嵊县中学校长周志友爱才、惜才，得知此事非常着急，特地多次上门极力劝说任光父母支持儿子深造，任光家亲朋邻里也好言相劝，最终，其父母听从了大家意见，筹足路费，让任光到上海，考入了震旦大学。这是一所由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上课全用法语，任光在震旦大学学习两年，打下了扎实的法语基础。
那年，鲍迪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全世界，也激荡着古老的中国。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李大钊就在当年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真理。”
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之声悄悄地在进步学生中流传着，让任光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任光在“五四运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为求索祖国文化的创新之路，决心用音乐作武器，唤起民众，为复兴中华效力。他决定自费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攻读音乐。任光从此踏上了艰难的追求真理之路。为了儿子的前途，两位老人不惜将房产作抵押，并借得高利贷，总算为任光凑齐了去法国的费用。
1919年8月25日，任光告别年迈的双亲，登上了法国“昂特莱蓬”号邮轮。任光到了法国，经华法教育会的安排，在里昂一家叫亚佛钢琴厂里做工，后考入里昂大学音乐系专修音乐理论和钢琴。
在海外，任光学习十分勤奋刻苦，而且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这位长得帅气且又极富音乐才华的中国学子。为了解决学习和生活经费，任光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其紧张、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省开支，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学校和工厂间奔波。
在大学三年级时，一天上完课，任光为赶去工厂上班，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匆忙赶路，因躲避迎面疾驶的汽车，他连人带车撞在桥柱上，当即倒地昏迷不醒。巡警发现后，通知中国领事馆派人将任光送往医院，经抢救方得脱险。在养病期间，学校专门派了一位老教授为他补课。这位老教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身怀绝技，是法国最著名的钢琴调律师，精通钢琴制造和修理技术。
由于任光为人诚恳真实，做事勤俭本分，学习刻苦努力，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深受这位老教授的喜爱，他聘任光当助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整套的钢琴调律技术和制造修理技术传授给任光。
1923年夏，任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大学音乐系。四年的赴法工读，他不仅在音乐上得到非凡的造诣，而且丘比特爱情之箭也射中了他，任光的同学、美丽的法兰西姑娘葛莱泰与他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妇。同年，经老教授的推荐，应里昂钢琴厂派出，任光携妻子葛莱泰去越南河内亚佛钢琴厂的分支机构任总工程师兼经理。
1927年，任光在河内亚佛钢琴厂任职期满，与妻子葛莱泰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后因妻子不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执意要返回法国，无奈之下任光只得伴送葛莱泰重返里昂。任光纵使身处异邦，胸中仍然奔腾着报效祖国的热流。由于双方在定居国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而离婚，任光毅然返回他热爱的祖国。
从此，他以战斗的姿态，用音乐为武器，投入到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滚滚洪流中！
（第一篇）
上海徐家汇公园里有座建于1921年的三层法式小红楼，是十分精美的建筑。20世纪30年代，它被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收购作为录音场所，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侵略者占有。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任光当年就在这里第一次灌制了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走出，随着电影《风云儿女》，随着单曲唱片，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很快在中国，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28年，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受聘在法商经营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力。“小红楼”就是百代号称远东最大的录音棚。
19世纪末，随着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登陆沪上，带来了新鲜时尚的留声机，这种“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头万籁生”的机器让当时的上海人异常兴奋，很快成为沪上时髦。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录音棚里留下足迹。当时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王人美、周璇、李香兰、李丽华等明星都曾在那里录过音。而且只要百代录音，这些明星往往都是随喊随到，可见“小红楼”的非凡实力和魅力所在。
任光就在这座“小红楼”里工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用音乐作武器，为鼓舞中华民族奋起抗日、抵御倭寇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927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枪声，向世界宣告反动政权的残暴和它的末日必将来临。这个时期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革命活动和开展斗争的中心，而且也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上海集聚了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如：鲁迅、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洪深、聂耳、冼星海、任光、安娥、张曙、蔡楚生、塞克、贺绿汀、刘雪庵……
任光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后，结识了当时在中华书局供职的邻居田汉。田汉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诗人、戏剧家。他自1924年起，就在上海展开了以“南国”为中心的进步文艺活动，他宣布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广泛结交文艺界朋友，率先揭开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序幕。
田汉在南国社设立了音乐部，任光的音乐才华被田汉所赏识，田汉评价任光；“不仅是一位不错的钢琴家，还是一位钢琴整音(调音)专家。”
通过田汉的推荐，任光与南国社建立了联系，结识了在上海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他先后参加了苏联之友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
苏联之友音乐小组是1933年1月，在上海由田汉发起组织，有聂耳、张曙、吕骥等参加的中国音乐界的一个早期进步音乐活动组织，该组织是通过研究国内外革命形势，探讨音乐，积极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保卫和平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活动。
1933年2月9日，在以田汉为代表的中共电影小组的动员下，任光与聂耳转入左翼电影阵地，并和夏衍、田汉、聂耳等在上海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任光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同年2月12日，任光与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九一八”事变后，黄色歌曲和美国爵士音乐已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的肌体。为了去争夺与占领戏剧、银幕、舞台和广播等阵地，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引导会员在思想上，认识到中国新兴音乐面临的历史任务，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并使音乐和诗歌、小说、戏剧一样，为大众‘呐喊’。要求作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家，必须根据大众的需要，为音乐注入‘新的内容’。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当时是革命群众歌曲和进步影剧歌曲的摇篮。
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任光与肖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王为一等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主要是进一步团结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壮大革命音乐阵线。
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左翼音乐小组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一个月左右活动一次，就在任光的家里。任光、冼星海、聂耳、安娥、吕骥、刘雪庵、贺绿汀、孙慎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和交流作品。任光当时对参加联谊会的青年音乐工作者非常热情、亲切，很支持他们搞创作，鼓励他们多出作品。
那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曲作者孟波和《大刀进行曲》的曲作者麦新也在左翼音乐小组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由于时局恶化，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任光知道后，就特意让孟波和麦新到百代公司去录音灌唱片，优付给他俩20块法郎稿酬。拿到这笔丰厚的稿酬，孟波和麦新商量，不能随便花掉，一定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这才不辜负任光的一片心意。于是，他俩编辑出版了《大众歌声》的歌本，专门发表救亡歌曲，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出一期。前后共发表了三百多首歌。他们还拿着歌本到工人夜校去教工友们唱。任光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他们做得好。
生活中，任光为人十分谦虚，讲话时非常亲切、和蔼。然而工作上他却相当认真，因为任光是个音乐天才，尤其耳朵听音特别灵，在录音棚里他只要听一遍歌者和乐手的声音，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每个人安排到恰当的位置。录音过程中，谁出现偏差，他都及时指出并亲自示范给以纠正。
任光对左翼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尊重、很信任，也很有感情。由于是百代高级职员，他收入可观，生活较宽裕。他在徐家汇有幢花园式的洋房，还开着一辆奥斯汀牌的小轿车。但他为人正直、慷慨，经常资助一些有困难的朋友，此事在进步文化圈内被传为美谈。
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身份，主动把私人住宅提供作为进步活动的地点，还把自己的小汽车作交通工具，用来接送、掩护、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多名左翼文艺家被捕，任光得知好朋友阳翰笙入狱，就立即赶往他家探望，并拿出薪金给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阳翰笙在狱中得知此情，亲手用铜币磨出一把小斧，出狱后赠与任光，以感谢他真诚可贵的同志情谊。
聂耳当时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光凭着敏锐的音乐感觉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不久就介绍聂耳到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还担任了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任光的助手。这为聂耳今后光辉的音乐创作历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生前不仅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也一直深深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此时的任光在田汉、夏衍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们的帮助下，已自觉向党靠拢，并接受地下党对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对他正产生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
任光在战前的左翼音乐运动中有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从1933年起写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特别是为进步电影的配乐作曲；加上在百代唱片公司的职位，他尽心尽力做好优秀的进步歌曲的传播工作。他的寓所也一直是苏联之友音乐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组织的活动中心。他对我国新兴音乐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之便，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新的女性》、《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左翼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该片由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电通”当时是左翼影人领导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它成立后出品的首部电影是《桃李劫》，片中主题歌《毕业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唱出了青年一代渴望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迫切追求，并对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曲调铿锵有力、激情四溢，旋律简洁流畅，随着影片的上映获得巨大的成功，《毕业歌》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当聂耳准备去日本时，得知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尚未谱曲，就主动请缨，接受了任务。年仅23岁的聂耳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几经修改，完成了歌谱的创作。出国前，聂耳特地到电通影片公司摄影棚试唱，任光等当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修改意见。1935年4月末，聂耳将定稿的歌谱由日本东京寄回上海。5月初，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六七人，在任光、吕骥等音乐家的鼓励下，组成一个小小的合唱队，在任光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几天的练习，5月9日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在“小红楼”里灌成唱片发行。据司徒慧敏说，电通合唱队队员用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演唱的这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声录音母版，灌制成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后将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贺绿汀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全片所有的插曲和主题歌的配乐，俄籍犹太人阿甫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和声配器。
任光为了能让《义勇军进行曲》尽快传播出去，他利用当局难以对外国公司出的唱片审查的条件，以赚钱为诱饵，巧妙地说服了法国人，把这首歌录制成单曲唱片，向国内外广为发售、传播。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黄浦剧场前身）首映。当日《申报》电影广告称“这儿有雄伟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悲壮、哀愁、轻松、明朗，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使你知道对祖国的责任”，“是初夏中国影坛上一曲胜利的凯歌”。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炸弹！”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决御侮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她一诞生，迅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歌。
1938年春，任光再度赴法进修时，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有42个国家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上，为祖国难民募捐，还亲自指挥华侨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些国家的代表盛赞：“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
任光使《义勇军进行曲》走向了世界！
《义勇军进行曲》从录制到传播，无不凝结着任光的心血。（第二篇）
“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永不会磨灭的。”——郭沫若
从1933年到1937年，任光共为12部电影谱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
影片《空谷兰》虽是一出贵族家庭的悲喜剧，但任光却借机安插进了两首救亡歌曲:《抗敌歌》和《大地进行曲》（均为安娥作词）。《抗敌歌》写得雄壮有力，曲调平易，流传较广；《大地进行曲》沉雄悲壮，音乐的展开相当充分，是任光前期作品中较有深度的好作品。他还为影片《大路》写了富于儿童情趣的《燕燕歌》；还根据安徽民歌改编了《新凤阳歌》；为影片《迷途的羔羊》创作了主题歌《月光光歌》及《新莲花落》；为影片《凯歌》插曲《打长江》；为电影《王老五》插曲《王老五》等更是风靡一时，成了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
”九一八”事变后，任光更为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创作了许多激励抗日军民斗志的歌曲。1932年，任光创作了齐唱《十九路军》，歌颂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这是我国最早的抗战歌曲之一。接着任光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反侵略战歌》等。
1936年5月，他以“前发”为笔名，创作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一人唱万人和的抗日救亡歌曲，在抗敌救亡歌咏运动中广为传唱，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打回老家去》（安娥词）是任光创作的群众歌曲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他的救亡歌曲的代表作，被列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册，为左翼音乐运动写下光辉的一页。这首歌曲以刚毅浑厚的音调，连绵不断、饱含动力的节奏，塑造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革命性格，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并以其特有的群众化的音乐语言，赋予民族特点的新型风格，艺术上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歌曲中直截了当地喊出：“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他强占我们土地”、“他杀死我们同胞”、“东北地方是我们的”、“全国同胞快起来”、“我们不做亡国奴”等抗日救国的战斗口号，全曲悲壮激昂、气势豪迈。这首歌在上海民众歌咏会上演唱后，不胫而走，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欢迎，迅速唱遍中国大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影响是非常大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社会各界为鲁迅先生举行追悼大会，成千上万的人们护送着先生的灵柩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安葬。事先写的《鲁迅先生挽歌》由于曲调陌生，大家都不会唱。音乐家周钢鸣就按《打回老家去》的曲调，依曲填词:“哀悼鲁迅先生，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唤起大众来争生存！他反抗帝国主义，他反抗黑暗势力，一生到老志不屈，始终为着革命努力，哀悼鲁迅先生，我们的导师！”大家很快就唱起来了，一路上不少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当队伍经过虹桥路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时，见到有日本兵站岗，人群里又响起《打回老家去》的原词：“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这时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任光的《打回老家去》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抗日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汇合一起，成为最富号召力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很快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可置疑是任光他们对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任光还创作了《劳动节歌》、《青年妇女进行曲》，群众歌曲《和平歌》（又名《反侵略战歌》）等。
任光鲜明地提出：“作曲家应该极力向最下层地方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惨痛的生活，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
任光不仅自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热情鼓励、支持当时年轻的音乐人进行创作，写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讲话，说什么“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一天，在冼星海家里研讨抗日救亡歌曲，大家觉得要尽快写出一首歌来驳斥蒋介石这一消极抗战的言论，任光便鼓励青年音乐家写。于是年轻的孟波和孙师毅合作，很快就写成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任光看后称赞作品写得很好。这首代表人民心声的歌曲后来响遍了全中国。
任光在抗战中的作品，一方面更加向雄壮有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更加注重民间音调的运用。作于1938年的《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副题《献给游击队的母亲》，安娥词）就是一首以西北民间音调写成的优秀歌曲。“《高粱红了》不仅是任光又一首抗战歌曲的力作，而且在当时反映游击队战士生活的歌曲中，也是别开生面之作。这首歌无论在民族风格的追求上或音乐形象的刻画上，都标志着任光的创作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任光为电影《王老五》写的主题歌《王老五》（安娥词），形象鲜明，在幽默中隐藏着辛酸，在沉痛中寄寓着乐观的精神，而且词曲结合紧密，旋律切合口语，并兼有说唱风格和抒情韵味，所以极受群众喜爱。
任光和安娥合作的音乐论述《歌曲小讨论》，是任光唯一的一篇音乐论文，也是中国左翼音乐界较早的大众歌曲论文。任光在文中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阐述关于大众歌曲的见解。
任光所作器乐曲《彩云追月》、《花好月圆》、《晚来香舞曲》、《春光舞曲》等都是在1935年夏秋间写成。其中的《彩云追月》是任光运用欧洲现代音乐技巧创作的民族轻音乐，乐曲用中国特有的五声音阶写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旋律，引子和乐段之间的间奏，由探戈的伴奏音型构成。配器上娴熟技巧的运用，使音乐呈现出苍穹夜空、万籁俱寂、明月高悬、彩云追逐的一派绮丽景象。此曲成为任光最受人欢迎的器乐曲之一，而且流传至今，也是我国民族器乐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1936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禁唱《打回老家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查明任光就是该曲的作者，准备对他暗下毒手。迫于险恶局势，1937年7月，任光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海外。在巴黎的一次为受难儿童募捐演出时，任光上台为自己在法国创作的《中国进行曲》钢琴伴奏。演出结束后，法国报纸赞誉道：“中国人民的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的《中国进行曲》，充分表现出作者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它是音乐会“最成功的曲目”。
任光虽然身处外域，但他心中时时牵挂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1938年10月1日，任光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起从法国启程，到达武汉，随后又去了长沙、贵阳等地。期间，他继续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宣传活动。10月底，随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与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等人一起从事电影音乐工作。
回国后，任光在谈到去欧洲考察观感时指出，西洋音乐自十九世纪以来，有的已降至资本主义化，有的又因国际形势转变而渐渐加上捆缚的锁链。如果中国还要一味模仿西洋，即会用锁链自缚其身，针对当务之急要尽快提高民众的音乐修养。任光又一次强调，作曲家必须到最下层的地方去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的惨痛生活，才能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
任光在1940年创作的《不害怕进行曲》（田汉词），是一首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歌曲颇具民歌风，他采用一领众和的山歌形式，一呼百应，坚定有力。向抗日军民宣传中共中央抗日的三大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鼓励国统区同胞到敌后去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
任光于1940年年初完成了歌剧《洪波曲》（安娥编剧）的创作。它是我国较早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歌剧，取材于爱国军队坚守台儿庄，不畏牺牲，抗击日军，大获全胜的英勇事迹。剧作者安娥深入台儿庄前线，根据实地采访所得写成五幕歌剧，是继田汉、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之后，创作反映现实的新歌剧的又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剧中，任光广泛地运用了民间音乐和群众歌曲的音调和体裁，并运用欧洲现代音乐技巧，通过演唱的多种形式，表现出他力求使歌剧音乐更好地反映现实并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积极意向。其中的《运河搬煤歌》、《高粱叶》、《和鬼子决战去》、《饿死鬼子》等歌曲，是雄浑粗壮的劳动呼声和战斗的呐喊，这些歌曲很快都在群众中流传开了。歌剧《洪波曲》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
任光于1939年5月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任光在新加坡组织华人“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在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培养人才。
1940年4月4日，任光从新加坡回国到达重庆，重返中国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为重新挑起内战，故意制造摩擦，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政治部第三厅首当其冲。任光此时接受陶行知的提议，转移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教授钢琴、作曲等课程。课余组织育才教师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等歌曲。
重庆育才学校是在周恩来的关怀支持下在抗战中诞生的一所艺术学校，陶行知任校长。学校设有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六组；办学宗旨是“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将优秀难童培养成抗战建国之人才”。学生都是具有一定才能的抗战难童，如我国著名音乐家、曾被誉为“育才三大才子”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荪当时就在这所学校读过书。
任光教乐理、视唱，还教大一点的同学修理钢琴。课余有时还叫同学们到他的房间里，给大家看他从法国带来的文艺资料，讲一些法国的见闻。
任光在去新四军前，把法国带回的乐谱和他的手稿以及部分衣物交给了陶行知，请育才代为保管。他特地把学生陈贻鑫叫到他的房间，把从法国带来的调琴扳手郑重交付给陈，勉励其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出力。陈贻鑫至今还保留着导师送给他的珍贵礼物。（第三篇）
不朽的《别了皖南》
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同年7月底，随同叶挺、袁国平一行，自重庆途经贵阳、桂林、上饶、抵达安徽的东南部青弋江畔泾县云岭，在军部战地服务团负责音乐工作。当时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来到了新四军，如薛暮桥、钱俊瑞、朱镜我、吴强、《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怒吼吧，长江》的词曲作者章枚等。
战地服务团设在云岭中村。中村也是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所在地，到处是青年战士的身影，朝气蓬勃，激情似火。这充满战斗生活的环境，让任光浑身热血沸腾，如鱼得水。在战地服务团的带动下，新四军的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尤其是歌咏活动特别活跃。
教导总队的总俱乐部，就设在中村的董氏祠堂，这里常年笑声不断，歌声此起彼伏。每当集会，激励人心的壮歌更是震撼天地。往往这时，战士们拉歌会齐声喊出“王老五，来一个”，“王老五，来一个”，就见任光捷步登上台，在热烈的气氛中，绘声绘色地演唱开了：“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台下的掌声、笑声、喝彩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任光到皖南后，穿一身和大家一样的青灰色军装，每天坚持出操，主动接受锻炼。他经常下连队和战士谈心，教文艺骨干唱歌；晚上则专心致志搞创作，边弹边写边唱，全神贯注。
他为新四军写的第一首歌《擦枪歌》，反映了部队战士日常生活，这支歌战士们都非常喜欢唱。以后他和钱俊瑞等一起还写了《筑工事歌》、《反对投降歌》等抗战歌曲。
任光把菲律宾华侨捐赠的全套西洋乐器，用来办铜管乐队。他说，要利用这些乐器为部队演奏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还要为新四军培养音乐人才。
他不无自豪地对周围的同志说，几个月在皖南的收获，堪比在欧洲的八九年。任光在皖南不仅收获了人生理想的硕果，而且收获了爱情。
那是一个美好的秋天傍晚，任光和战友漫步在清澈的青弋江边，日落西山，望着远处的群山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霜叶满山，层林尽染。任光被这如诗如画的景色所沉醉。忽然，一阵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来，多么漂亮的女高音！仔细听，让任光吃惊的是，她居然是用纯正的法语在演唱。任光置身于美景、美声之中心境更加陶醉。
后来，他得知那位女高音叫徐瑞芳，其父母在南洋经商，是一个灵气十足的才女，她是从海外回国到同济大学学医的。她聪明好学，酷爱音乐，还能用英文、法文演唱歌曲。令任光敬佩的是，徐瑞芳被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所鼓舞，抱定决心要上前线参加抗战，就从昆明辗转到重庆，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被她的行为所感动，让她跟随正准备返回皖南的袁国平来到了云岭，成了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同在一地，他们很快就相识了。一位是英俊潇洒、大名鼎鼎的革命作曲家，一位是秀丽端庄、聪慧伶俐的女战士。他俩可谓一见倾心、一见钟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心心相印，不久，他们就结婚了，任光沉浸在幸福中。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指使国民党反共将领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分别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强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又暗中调集国民党军七个师共八万余兵力，埋伏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电令东南局书记兼副军长项英准备从皖南撤守，并为全军的转移作了战略指示。任光作曲的《别了皖南》（又名，新四军东进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表达了新四军将士告别皖南时依依难舍的心情，但主要是表达了我们要冲破敌人一切封锁，东进北上，到敌后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心。
《别了皖南》是一首进行曲，但含有抒情的因素。旋律的基调悲壮，又蕴含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全曲从开始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到依依惜别的心境，随后又以短促的节奏激越的旋律，唱出冲破重重封锁线的决心。高亢的尾声，充满胜利的信心。这首歌是任光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最后的作品，是最光辉的乐章。
由于歌曲凝聚着将士们的心声，展现了新四军的气概，人们不由自主地赞叹是一首好歌，叶挺、项英也十分赞赏。一团政治部的何云对任光说：“这是新四军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支歌。”
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新四军将士九千余人奉命向北转移，在泾县茂林以东山区，突遭国民党军八万伏兵的包围袭击。寂静的茂林山间，顿时弹雨如泻，一片血海。
任光和徐瑞芳相互搀扶着，跟随着叶挺军长，在大雨滂沱的黑夜，攀山越岭，每前进一步都极其艰难。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凶残的屠刀正无情地挥向无辜的新四军战士，他满腔愤怒！他看见身边的将士们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深为感动！他和夫人尽管不能拿枪去直接参加战斗，但他俩主动为部队去筹粮食，去照顾伤病员。
1月13日拂晓，叶挺军长在战斗前线作突围动员报告。在部队休整间歇，随军转移并担任军部秘书的任光就站立在军部教导队的前面，挥动着有力的臂膀，指挥突围战士唱起《别了皖南》，悲壮、嘹亮的歌声响彻满山遍谷。正当部队在叶挺军长带领下冲下山坡，奋勇突围时，一颗无情的子弹击中了任光，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以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最辉煌的乐章，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他在这里倒下了！
叶挺将军得到噩耗，冒着枪林弹雨急忙赶来，紧紧抱住倒在血泊中的任光。这位驰骋战场的北伐名将，两眼噙满泪水，急切地呼唤着“任光！任光！！”当徐瑞芳赶来时，任光已奄奄一息，望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任光此时多想再听心爱的人给他唱一支歌呀。徐瑞芳悲痛欲绝，她双膝跪地，伏在任光耳边泣不成声地唱着：“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任光的眼角挂着泪水，安详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周围的战友见此情景无不动容。
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杰出的革命音乐家，年仅41岁的任光，牺牲在血染的战场。
叶挺将军悲愤地说：“任光同志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任光的这段光荣历史。”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1941年2月，他在囚室中还托人密嘱阳翰笙转报周恩来，“任光已在我身边阵亡”。
1941年3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民族号手——悼任光先生》的文章，痛悼任光的牺牲，赞扬他是一位紧紧擎住乐武器的革命号手。
任光牺牲的噩耗传来，陶行知校长把育才全体师生带到后面山上，面对东南方为任光遇难默哀，他强忍着悲痛主持了默哀仪式。
1941年5月16日，吕骥在延安编印《悼念任光专刊》，文中指出，任光是凭高度的进取精神，成长为革命音乐家，并号召大家要以抗议代替悲哀，以工作和行动来悼念任光的遇难。
旅居南洋的郁达夫等人闻讯后深为震惊，在纪念文章中盛赞任光“忠于民族，忠于艺术”的一生。
与任光同为战友，又经历了这场千古浩劫的钱俊瑞长歌当哭：“这新一代的大音乐家死了，我们人民和战士的歌手死了，他被中国人自己践踏在脚底下牺牲了！”
叶挺军长，1月21日在囚禁中写下了悲愤交加的《囚语》，他追溯了这位受新四军将士欢迎、爱护与敬佩的“至友任光”在皖南及事变中的历程，“心痛如割”， 忍不住大声呼喊：“悲夫！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任光的妻子徐瑞芳在突围时受伤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一位美丽、娇弱的女性，在狱中受尽苦难，但坚贞不屈。后来她改名徐韧，以示与敌抗争的决心。最后，她被枪杀在虎山庙，就义时慷慨高歌，视死如归。
任光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为追求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信仰之中，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从而使平凡的生命化为辉煌，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今天，我们遵照叶挺将军之遗愿，将此文代歌，“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愿任光在炼狱中铸就的不朽精神和他在血与火中诞生的不朽战歌，成为中华之魂，他和他的战友们永生的力量永远激励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中华儿女！（全文完）
（来源：《大江南北》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