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段人们熟悉的话，是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说的话。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吴玉章同志各方面的长处，“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1期）
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贯穿了吴玉章的一生。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由我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吴玉章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了一辈子。
1927年，吴玉章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接着随贺龙指挥部南征，转战赣、闽、粤，并参与部队指挥，进行后勤组织和群众工作。之后，从1928年到1937年，吴玉章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其间，曾出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他参与起草《八一宣言》。8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并在大会上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区的英勇斗争和红军长征的伟业作了长篇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呼。1936年1月，他主持召开了旅欧华侨代表会议，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讨论了组织华侨抗日救国会的计划，推动了旅欧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代表张冲到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派吴玉章与张协商并经国民党政府同意，派吴玉章为中国政府代表，到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当年11月，吴玉章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吴玉章除了依靠《救国时报》和一些进步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外，还到处演讲。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国际宣传工作告一段落后，吴玉章奉命回国。1938年7月，受党的委派，吴玉章到武汉担任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与知名人士黄炎培、张澜等接触，酝酿提案。由于拥护和同情我党的人占了参政员总数半数以上，在参政会上，我党和我党赞成的提案常被通过，使国民党十分狼狈。当年8月，吴玉章离开武汉去延安，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上，他报告了国际宣传工作，并在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参政会斗争的报告。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重庆，即将召开第二次参政会，六中全会还未结束，吴玉章便与秦邦宪、林伯渠等飞赴重庆，继续参加参政会的斗争，同蒋介石的片面抗战、反共反人民阴谋以及汪精卫的投降妥协阴谋作斗争。期间，蒋介石曾亲自出面，约我党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六人“恳谈”，希望他们到国民党里作“强有力的骨干”，并引诱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吴玉章当即郑重宣布：我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一席话，说得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39年11月，吴玉章回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积极领导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妥协逆流，推动陕甘宁边区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941年春，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吴玉章其时正值重病初愈，身体很弱，也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1942年7月，朱德约他和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续老（范亭）参观南泥湾大生产，并留他在南泥湾休养。他以亲身感受，写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热情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歌颂朱德“将军有深谋”。他以纪实和叙事的体裁，记叙了南泥湾“荒山变桑田”的陕北好江南景象，热情歌颂了南泥湾精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放出和平烟幕，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12月16日，吴玉章跟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党任命他为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领导川、康、滇、黔人民的解放斗争。
随着内战的扩大，时局越来越险恶。四川省委对美蒋反动派的各种反人民罪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京“下关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沪宁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四川省委在重庆发动了反内战签名运动，参加签名的达三千多人，其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发生后，重庆学生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省委顺势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行示威，并利用元宵节，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宣传周。国民党出动军警进行镇压，造成严重的血案，引起学生罢课，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暴运动蓬勃兴起。
为了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反击敌人迫害和争取群众的支持，吴玉章在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八周年时，特为报纸题辞：“过去八年作团结抗战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今后作民主建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一定也能获得完全的胜利。”一年后，在《新华日报》九周年纪念会上，他在致词中更明确地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宝贵的队伍，过去一年来，坚持把这面旗帜插在大后方，其英勇与成绩，并不亚于解放区自卫前线的战士。”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他亲自讲课，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果然不出所料，1947年2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驻地——曾家岩23号和红岩村《新华日报》馆，拘留了所有人员，对吴玉章则派军警单独监视，不准自由行动。在这严峻的危急时刻，吴玉章为了维护党的荣誉和保护同志们的安全，挺身而出，冲破特务们的阻拦，与同志们一起战斗。他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坚持内战的阴谋，痛斥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罪行。
他的大义凛然和沉着坚定，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在同志们的英勇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我党驻南京代表团的严正交涉，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吴玉章和全体在渝人员于3月上旬胜利返回延安。事后，吴玉章赋诗一首，题为《四川省委被迫自重庆撤回延安有感》，其诗曰：“坚持革命驻渝州，日报宣传争自由。剥开画皮人称快，抗议美兵众同仇。出动军警真无理，视同囚犯岂甘休。多承周董英明教，全师而退作新谋。”
1948年，中共中央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决定把原属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1949年北平解放后，吴玉章随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年底，党中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大学，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
吴玉章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一贯强调教育要为人民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就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他一再强调要把这所学校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并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准备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吴玉章还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汉字发展史》《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的回忆》《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等专著、回忆和论著。1950年8月，他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不久，又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郭沫若）。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都当选为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大动乱发生后，他对乱揪斗干部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很生气。当年12月12日，不幸病故，终年87岁。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吴老的一生，就是一部非常丰富的革命史。”他从参加革命起，“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他奋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他从不满足。八旬高龄时，他还写诗自励：“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玉章以其“一辈子做好事”的可贵精神和光辉业绩，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是人们的好“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