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东四明山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部署作出新的安排，指出：浙东方面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位于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家门口。蒋介石得知新四军挺进浙东，曾多次下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竭力加以“剿灭”，但均未得逞。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是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把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建立起来的，时任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的谭启龙在其回忆录中作了如实的记述，现将有关部分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接受新任务
1942年2月，设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一批同志被捕。这个消息是闽浙皖赣联络总站政治交通戈冰、周一光回到上海告诉我的。我立即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中局和一师粟裕同志。华中局回电指示要我们设法同浙南的龙跃打通联系。我到浙东以后，曾通过各种关系同浙南党取得联系并将浙南特委情况报告华中局，同时将华中局指示转告龙跃，共联系过几次。这时，刘英的夫人丁魁梅同志也从浙南温州来上海，我帮她找好住处生孩子，并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5月，得知刘英同志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
1944年，新四军浙东纵队主要领导人与《浙东时报》、文工团全体同志合影。中排左起第四人为谭启龙，左三为何克希，左五为刘亭云，左六为张文碧。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在上海接到华中局“接受新任务”的电报，立即去无锡找谭震林。
接受什么任务呢？电报里没有写，江苏省委的同志也不知道。一纸电报在我手上却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凭感觉我认为必有重大事情。那时谭震林正活动在我爱人严永洁的家乡无锡周围的澄（江阴）、锡（无锡）、虞 （常熟）地区。我与严永洁、涂峰三人先到严家，得知谭震林和江渭清他们的司令部就驻在离严家四里路的寨门，严永洁的叔祖父严慰仓老先生就住在寨门，他是当地的开明士绅，同谭震林有联系，我们通过他很快就见到了谭震林。谭震林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党内任江南区党委书记。1933年在中央苏区时我就知道谭震林同志，而且见过面，那时他在闽西苏区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任皖南特委书记，谭震林在皖南繁昌指挥抗击日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时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当时华中的斗争形势。他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还未过去，顽军还在苏南加紧部署；日伪军在苏南的“清乡”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六师的主力部队有离开苏南到苏北的可能。谭震林还分析了浙江方面的形势。他说，日军已经打通了杭州至宁波一线，杭甬路两侧成为沦陷区，我们已派了姜文光50多人的武装去进行侦察。据他们侦察的报告，浙东地区日军兵力比较空虚，国民党的部队群龙无首，没有统一的指挥，我们的武装人员进去后能站住脚。谭震林还告诉我，浦东敌人已开始全面“清乡”，我党在浦东有两支武装力量，一支叫“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连柏生领导，连是国民党的区长，现在是我们的党员，部队里面有几个人到我们这里来训练过，林有璋 （林达）、蔡群帆就是教导队出来派回去的，还有一个党员张席珍，是上海巡捕房的，也同这个部队有联系。第二支是我党派朱人俊在伪军十三师丁锡山部队的五十团掌握的一部分武装。谭震林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浦东有个工委，书记是金子明，属路南特委领导，特委书记是顾德欢（张瑞昌），姜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他说江南区党委决定将路南特委、浦东工委，包括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党组织关系都交给我。任务有两个，一是以浦东为跳板，设法向南发展，在浙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是当日伪军在浦东“清乡”时，部队可以向南转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保存力量。谭震林要我在这两支武装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他当时没有明确给我任何组织和名义，就是指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并把顾德欢在上海市区住家的地点和一些具体情况都告诉了我，叫我去与他接头。说完这些，谭震林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在这里不能久待了，今后你不要与我联系，可直接通过上海党组织与华中局和苏中粟裕同志联系。
1941年7月，我从苏南回到上海后，先与顾德欢接上了关系。以后，我首先见到了连柏生，是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园附近，谈了十几分钟；第二个见到的是吕炳奎，他汇报了浦东工委在伪十三师工作的情况；第三个见到的是朱人俊，他汇报了部队到浙东三北庵东一带活动的情况；以后和姜杰也见了面。这样，我对浦东及我党在浦东的活动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浦东，位于黄浦江东的东南角，现划归上海市管辖，包括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它北临长江，西靠黄浦江，与上海市区隔江相望，东、南濒临东海。境内一片平原，河道纵横，水陆交通十分方便。上海沦陷不久，日军的铁蹄又踏上了这片土地。这时的浦东，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既有日军的烧杀抢掠，又有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骚扰，也有各种杂牌部队在趁火打劫。只有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高举抗日的旗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浦东人民带来生存的希望。谭震林向我介绍过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系隶属于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为了继续贯彻“灰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浦东工委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辖5个大队，支队和大队两级干部有的是由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派来的，有的曾到新四军六师参观学习过，是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部队初建于上海沦陷不久的1938年初，爱国流亡青年和失散的地下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他们在浦东频频出击，多次袭击日伪军，严厉打击汉奸、卖国贼，搞得敌人不得安宁。谭震林同志对这支部队良好的素质、较强的战斗力、严格的群众纪律有着较高的评价。另一支是汪伪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 1940年起，浦东工委把伪军工作重点放在五十团，派进干部进行策反，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4个党支部，党员人数由13人发展到57人，很快控制了7个连的武装。这支部队在朱人俊、吴建功、方晓等同志领导下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成为浦东地区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浦东工委还在这里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支部，积极地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发动群众。这就为我党南进浙东三北创造了条件。
南渡三北
三北，系指浙东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的地区。它地处沪杭甬三角地带，钱塘江以南，杭甬铁路以北，东南与宁波接壤。扼杭州至宁波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靠近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加上地势平坦，水网成片，物产丰富，农业、工商业都比较发达。这一带外出上海、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在外发财之后，为光宗耀祖，都要在自己家乡广置田产。所以，在三北地区，无论城镇和乡村，都可见到许多高层大房，店铺林立。这些房屋、店铺和土地大都由当地的雇工管理。大买办、大资本家虞洽卿就是代表人物。1941年5月，宁绍战役后，杭甬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沦陷，但此时敌伪的统治尚未建立，仅在主要城镇如周巷、观海卫、浒山、庵东等地设立据点；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力量也很弱，仅少数游杂部队在乡村活动。三北地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为了执行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浦东工委决定首先立足三北，然后以三北为跳板，向四明山、会稽山发展。
从1941年5月开始，浦东工委陆续派部队南渡杭州湾，来到三北。5月，姜文光、朱人俊同志率领“淞沪五支队”一个侦察班和我党控制的伪五十团一个排共计50多人作为先遣队，到达三北。为了灰色隐蔽，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 （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6月中旬，蔡群帆、林有璋同志率领“淞沪五支队”一部共130多人到达三北，沿用“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番号。7月，朱人俊同志率领伪五十团一个排40多人到达三北，朱不久返回浦东。同月，姚镜人、陆阳同志率伪五十团守望队100多人，在姚北登陆，编入“宗德三大”。8月初，凌汉琪、王荣桂同志率“淞沪五支队”一部100多人南下浙东，编入“宗德三大”和“五支四大”。同月底，朱人俊、方晓率伪五十团一部300多人到达三北，取得“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不久，潘林儒率领常备大队和特务区队100多人也来到浙东，被编入“五支四大”。浦东部队分7批，共800余人先后到达三北，这800多人的部队就成为我们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基础。
由于在三北地区我党控制的武装增多，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年10月，根据谭震林的指示精神，我与顾德欢等同志在上海研究决定成立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同志为书记，王仲良、蔡群帆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我党在三北地区的武装。此外，还在浙东军分会的领导下，设立了“五支四大”工作委员会，蔡群帆为书记；“暂三纵”工作委员会，王仲良为书记。分别负责两支部队的日常工 作。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达三北后，与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同志和宁 （波）属特派员王文祥同志正式取得联系，并在当地党组织和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6月中下旬，刚到浙东不久的“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慈溪相公殿两次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寇16名，两战皆捷。接着我军各部转战三北各地，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寇。10月10日，三纵在登州街之西袭击了周巷出扰之日寇，激战一个多小时，迫使敌人逃回据点。 10月22日，“宗德三大”在横河与日寇血战了一个半小时，大队长姜文光和大队副姚镜人等29人光荣牺牲。 11月，我军在梅园丘与日寇遭遇，经激战后，敌逃回五夫据点，但我大队长陆阳等16人英勇牺牲。我军的英勇抗战，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并初步在三北站住了脚跟。
浦东武装之所以能很快在三北地区立足并顺利地开展武装斗争，是与浙江地方党的全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分不开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宁绍地区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1938年5月，建立了宁绍特委和各县委，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东抗日前哨绍兴、诸暨视察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浙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到1939年底时，共有县委8个，党员达2000余人。个别地方还开展了武装斗争。宁绍战役后，浙东地下党组织纷纷拿起武器，组织武装，各种自卫队、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中共定海县工委负责人王起组织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吴榭乡自卫队，1940年初又建立东区警察队。1941年4月，镇海县工委的王博平、林勃在甬江以南组织了王贺乡夜巡队，提出“锄奸抗日，保卫家乡”的口号。在绍兴地区，1941年4月，建立了皋北自卫队，11月又建立了“浙东游击大队”，进行抗日宣传和抗日游击斗争。在鄞县，林一新等于1942年5月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部警卫分队”。在余姚，1941年冬，由朱之光、赵继尧在姚北和南山一带建立了“独立大队”，1942年6月，参加南进支队，进军会稽山区。在诸暨，1942年6月，县特派员朱学勉派人协助泌湖乡乡长何文隆（共产党员），建立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后扩建为“四乡抗日自卫大队”。7月，金（华）属特派员陈雨笠和义乌特派员江征帆等同志领导的武装取得了“钱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彭林同志在浙江保安五团内开展党的工作。陈流等同志在建德组织“建德部队”。这些武装都是以后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抗日活动为浦东武装在三北立足，进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1期）
5月中下旬开始，浙江的敌我斗争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封锁，占领衢州机场和打通浙赣铁路，以12万兵力，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浙赣战役。驻守浙赣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虽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保存实力，命令30万军队撤出阵地，放弃浙赣线，致使铁路沿线的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武义、浦江、建德、桐庐、嵊县、新昌等县相继沦陷。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以后浙东地区的新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造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并决定增派干部到浙东。5月31日，陈毅、曾山同志又电令我“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6月2日，陈毅、曾山又致电粟裕同志转我，要求“启龙与一师抽调出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组织浙东行委，尽可能抽调部分干部随同所抽调的武装电台，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口号，广泛开展敌后统战工作，采取多种多样名义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根据地。”
接到这些电报后，我就着手南渡浙东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军已开辟了浙东与浦东间的海上通道。部队的过往、武器装备的运送基本上做到安全可靠。我穿上长袍，装扮成商人，由张大鹏带我到南汇县伪五十团，很顺利地到了南汇的大团镇。我们在伪十三师丁锡山部五十团团部吃午饭，下午到奉贤吴建功同志家住下。第二天，张大鹏在海边与连柏生、张席珍取得联系，然后带我去同连、张会合。在那里，我们做了渡海的最后准备工作。
6月20日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连柏生、张席珍等率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从南汇乘海上木帆船，借着黑夜踏上了征途。船老大熟练地驾驶着，经过一夜的航行，天刚亮我们便在慈溪北部的古窑浦登陆。当地党组织已派人在海边接应，我们很快就与吕炳奎、林有璋同志汇合了。这时蔡群帆已率南进支队到会稽地区去了。我们到浙东后不久，顾德欢同志也到浙东来了。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
1942年6月下旬，我到浙东三北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我任书记。但对外是连柏生、吕炳奎、王仲良、林有璋等同志以浙东军分会的名义对部队实行指挥，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长连柏生的秘书，化名胡志萍，对内是政治委员，随部队行动。在这期间，为了不刺激敌顽，求得立足，部队是白天休息，晚上转移，几乎天天要换地方，流动性很大。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熟悉三北的地理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抓紧时间同干部们谈话，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设法与浙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取得联系。这期间，相继见到了中共宁（波）属特派员王文祥和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定海特派员王起。向他们传达了华中局关于开展浙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我还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台（州）属地区党组织仍存在，由刘清扬负责，但当时未能取得联系。这样，基本上把浙东地方党的关系接上了。
通过对当地情况的初步了解，我认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6月30日，我通过一师粟裕同志给陈毅、曾山发电报，要求军部派来的何克希和一师派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速来浙东，另需增派军事政治和经济管理干部来浙东，加强领导力量。7月上中旬，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派来的干部陆续到达三北，他们中有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张浪、戈阳、余旭、余龙贵、肖松林、刘发清、黄知真等。这些同志我过去大都没见过，但有的已早闻大名，如何克希同志，我早就知道他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开始后曾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宁沪铁路东段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整编抗日武装，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和对敌斗争经验。张文碧、刘亨云是粟裕率领的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战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跟随粟裕在浙南山区打游击，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也熟悉浙江的情况。黄知真是黄道同志的儿子，我们在南昌见过面。到浙东工作的其他同志既有行政管理、经济、文化、党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干部，也有军事干部。他们的到来，为浙东工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与何克希等同志于7月上旬在三北慈溪的宓家埭会合。我们都为能在这里见面，为今后能一起在浙东工作而高兴，大家对浙东的革命斗争充满信心。我向他们传达了近期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介绍了我到浙东后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他们也向我介绍了陈毅、粟裕等同志与他们的谈话精神，还谈到陈老总在为他们送行时，特别关照说，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新四军领导对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既充满了信心，又充分估计到了斗争的复杂和困难。
7月18日，我们在慈溪北部的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向同志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的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同志们听了报告后进行分组讨论。我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分别到各小组听取讨论情况，并对一些问题加以阐述，以期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和艰巨性树立正确的认识，以增强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我向同志们分析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我们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以及一师粟裕同志的指导，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不出大的偏差，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求得发展；其次，浙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挺进师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浙江，许多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同我党我军有着紧密的血肉关系；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建的浙江省委，在浙江各地恢复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并在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中间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泛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最后，浦东部队进入浙江一年来，虽然人数不多，力量不够强大，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纪律严明，敢于打击日军，赢得了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总之，在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矛盾已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形势下，只要我们高举抗日的旗帜，本着“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原则，就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我也向大家坦言，我们将面临的困难，务必使大家有思想准备。首先，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浙江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陈立夫、陈果夫也是浙江人，各种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保甲制度健全，还聚集了许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控制了姚江以南的大片地区。在三北地区，日军还建立了许多据点，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我军回旋余地较小。二是我们部队数量有限，根据当时向新四军上报的数字，除地方行政人员外，共有1261人，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654支。况且，我们这支部队只有少数是我党自己创建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是由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中争取改编过来的，没有新四军中的老部队作骨干，虽然经过我党派进去干部较长时间的整顿改造，但军政素质，尤其是军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我反复告诫同志们，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2期）
今天看来，我当时所作的报告，与一年半以后由我代表浙东区党委所作的施政纲领是相当一致的。大家通过学习讨论，对党中央和华中局有关浙东的战略决策有了较好的领会，对浙东的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明确了今后的目标和方向，鼓足信心，为完成党中央、华中局交给的任务作出贡献。
浙东区党委是1942年7月8日组成的，华中局任命我为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克希任区党委军事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7月28日，陈毅、曾山同志致电粟裕同志和我，决定区党委暂以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同时建立区党委的工作机构，何克希兼军事部长，杨思一兼组织部长，顾德欢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金子明任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文祥任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一光任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12月2日，经中央批准，华中局调整了区党委成员，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人组成，谭任书记。1943年9月30日，根据工作需要，我们报请华中局同意，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因为浙东的干部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浦东南渡的，有来自新四军军部的，有来自苏中一师的，也有浙东当地的。所以在人事安排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团结问题，尽量克服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倾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我们能否在浙东站住脚跟的大问题。在浙东区党委及以后建立的三北游击司令部、浙东行署、浙东参议会的人事安排上，都体现了这个精神。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委会，由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组成，何克希任书记，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
区党委成立后，即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和浙东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规定了实行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这就是：第一，要广泛地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要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武装力量，培养有战斗力的坚强部队，广泛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这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前提。第三，要执行中央关于党在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决定：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交租交息。第四，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团结。此外，还规定了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政策。各项政策的制定，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区党委对宁、绍地方党组织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4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和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久，各工（特）委改成地委。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四明地委书记王文祥（后陈洪），副书记罗白桦；会稽地委书记杨思一，副书记马青；浦东地委书记姜杰；三东地委书记吕炳奎，副书记王起。区党委还将以前各部队的办事处正式转为地方政权。
浙东区党委开始时对外不公开。我们对外活动都是用部队的名义。这就迫切需要在三北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以便对我党控制的部队实施指挥。浙东我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所以有些同志不同意合并，经过做工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双方都同意建成统一的指挥机构。关于指挥机构的名称问题，我们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尽量做到灰色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目标，以免引起敌伪顽军注意的指示精神，主张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招牌，叫“三北游击司令部”。在这个问题上，起初我们内部也有一点分歧，有的同志主张大刀阔斧地干，立即打出新四军的招牌，用“新四军浙东指挥部”的名义开展工作，号召力大。陈毅同志得知我们的分歧后，来电同意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我们的意见也得到了统一。
关于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的人选问题，开始我们想把国民党在三北地区的势力包括进去，把他们的国民兵团等杂七杂八武装统一起来，包括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顾小汀部、魏显庭部等。我们根据8月12日华中局对“顾小汀宜以高位大名争取之”的指示，想让顾小汀出面当司令，何克希、连柏生当副司令，这样有利于我们打开三北、浙东的局面。但顾小汀考虑到自己力量不大，只占据游源一带，怕被我们吃掉，不肯干。他对连柏生说：我当司令是个空架子，共产党厉害得很，把我的部队吃掉了，我就成了光杆司令。我们见他如此顾虑重重，便不勉强了。至于魏显庭，他在三北没有什么声誉，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8月，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溪北部的鸣鹤场成立，何克希化名何静，任司令员，我化名胡志萍，任政委（对外仍称连柏生的秘书），连柏生任副司令员，刘亨云化名刘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了浙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在会稽地区活动的南进支队改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林达、政委蔡群帆；淞沪游击队第三纵队的大部改编为四支队，支队长吴建功、政委吕炳奎；淞沪五支队一大队改编为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兼，参谋长张席珍；淞沪五支队第五大队改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将“三纵”的特务大队等改编为司令部警卫中队；将淞沪“五支四大”第三中队改编为海防中队。整编后的主力部队全体指战员及工作人员共1510人；拥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新组成的这支部队就是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
从浦东武装南进，到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可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阶段，也可叫做准备阶段、组织力量的阶段。
（来源：《大江南北》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