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省桐城县西乡肖家店张家瓦屋人，是清代桐城人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宰相的后代。父亲张畏国年轻时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财政系，长期受聘于安庆、南京、厦门、济南等地的中国实业银行分行，任总务主任、襄理、副理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母亲携我们由济南逃难返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父亲组织抗日自卫队并任队长(指导员是中共党员周庠祥)，北撤时将全部枪支转移到根据地，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地方抗日民主人士。
由济南逃难返乡，我即转学安庆女中借读。因战况日益紧张，我失学返回桐城老家。1937年小年，我和姐姐张璧如求学不成，爱国心切，从家中逃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父亲追赶劝阻回家，允诺过年后再出去参加抗日救亡。
我于1938年4月参加我党秘密领导的桐城县青年工作队，队长方铁生(后改名方纯，中共党员)。不久转入安徽省动委会省直二十七工作团，团长方珂德(后改名方章，中共党员)。1939年5月我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方珂德、曾海涛。1939年7月由党组织介绍参加新四军，到江北指挥部教导队政治队学习，队长张维成，指导员刘狱。当时由白区介绍到根据地，组织上规定要改名，经组织同意，我由原名张琬如改名为张浩。学习结束，1939年10月东进分配到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服务团，任党支部青年委员兼任青年队长，后任服务团党支部书记。
到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后，我与方志明认识了。他当年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青年干事。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有时来服务团指导青年工作。特别是他1939年秋参加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后，由于传达、学习会议精神，我们接触多了，关系渐渐密切起来，相互印象都很好，但精神都集中在工作和学习上。1939年冬，刘少奇由延安到华中，到四支队作报告时，是方志明奉命接到司令部的。我们就在少奇身边听他作的报告，受到的教育、鼓舞很大。
1940年春夏之交，方志明调任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在离开政治部时留下一张纸条：“浩：你知道我，我知道你，政治原则的一致，志同道合，愿做个革命伙伴。志明，
在江北干校学习期间，正赶上日寇对路东根据地大“扫荡”。因日寇当时对路西、路东同时“扫荡”，路东我军兵力受限，领导上决定我们教导队也上了阵。当时我们三队(政治队)共四个排，一、二、三排是男生排，全上了第一线，我们女生排为二线，间接或直接参加了反“扫荡”，尝到了用枪直接打日本鬼子的味道，智勇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和锻炼。
反“扫荡”结束，我们政治队从干校全部抽出，于1940年10月随刘少奇向苏北盐城东进。一路上时常见到少奇，他的修养、朴素、关心群众和大度，一再教育着我们。
到苏北盐城，我被分配到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后改为抗大总分校)校部，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当时‘校长是陈毅兼任，副校长冯定，教育长谢祥军，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训练部长薛暮桥，副部长谢云晖。这些领导同志都在我任支部书记的支部里过党的组织生活。和这么多领导同志在同一个党支部，使我在党内生活的学习和锻炼方面得到较大提高。当时还可直接听到刘少奇、陈毅的报告。张茜(陈毅夫人)分配在抗大五分校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她去陈毅处回来总是带很多学习材料，对我们党支部的工作有不少帮助和提高。
1941年1月，“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发生了。事变前，由皖南军部撤退来苏北抗大工作的有薛暮桥、谢云晖及其爱人李毅，还有张韵芝、张西雷(张太雷女儿)、汪溪。事变爆发引起了大家极大的愤恨，我参加了皖南事变纪念大会，当时有陆璀(饶漱石爱人)代表家属讲话，还有李幼兰(原项英爱人)、何子友(周子昆爱人)等也参加了大会。接着参加了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
1941年秋，日寇对苏北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我们撤离了盐城，由余立金直接指挥校部。在组织教职工参加反“扫荡”的具体指挥、组织和安排工作中，我全力投入，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和细致，得到冯定、谢祥军、余立金、薛暮桥等校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当时冯定和夫人施群两人身体都不太好，他又高度近视，行动很不方便，带匹马转到苏中河网地区更不便。我从各方面照顾他们，并组织几个同志帮助他们行军和隐蔽。整个反“扫荡"中我们抗大校部无一损失，得到军部直属党委的表扬。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从东海边回到盐阜地区，靠近军部驻地。
1941年10月，组织上为照顾我和方志明的个人关系，将我由苏北抗大调回淮南路东，到二师政治部组织部任组织科员。张劲夫任副主任，徐海珊任组织部长，组织科长潘启琦、汪佑志，师妇委主任(在组织部办公)张小平，张明秀(罗炳辉爱人)在师部任指导员，我们都常在一起开会、学习。当时，志明任二师六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在1941年年底召开全师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做具体组织工作，汇总、整理会议材料，全程参加了组织工作会议；志明是旅组织科长，出席了组织工作会议。我与志明久别重逢，工作之余也有机会常在一起。1942年3月，志明调任二师六旅十六团政治处主任，他在路西根据地，路途较远，相隔敌伪封锁线，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才可以见面。当时我分工管理全师团以上干部档案和具体组织工作。在师政治部工作期间，我曾到地方任过区委书记、分区委书记(当时军队、地方调动不存在转业问题)。我在地方工作多在边区，如定合县永康镇任分区委书记、民兵教导员时，一个大乡周围共有永康镇、朱家湾、姜兴集三个日伪据点。我们办公地点是流动的，除民运工作外，主要是配合部队对敌、伪斗争。我常在夜晚(日寇夜晚都是缩在炮楼内)化装到姜兴集敌伪炮楼旁村庄召开敌占区党员会议，做群众工作，搜集敌情或配合部队打击日伪军，那时身背驳壳枪常在山坡中出现。在六合县城区、四合区任区委书记时，我发动群众作好部队后勤工作，配合我军，对敌顽强斗争。在一次战斗中，二师政治部秘书科长何于庆在深入部队参加战斗中牺牲，我率区委干部做部队战时后勤工作，做好何于庆及其他牺牲同志的善后工作。
1944年我参加了路西地委举办的区以上干部整风队学习，结束后调到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当时政治部主任邓少东，组织科长李正清；还与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傅奎清同在组织科工作。我主要做整风后的材料汇总、整理档案以及日常组织工作。
1945年初，组织上从路西调我到路东根据地华中建设大学区以上干部研究班学习，校长彭康，研究班党支部书记冯二郎。
1945年8月学习结束，正值日寇投降，新四军二师组建南京支队，任务是去南京受降。方志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张登，司令员陈雨田，副司令员童浩生。志明是南京人，罗炳辉师长在支队领导班子成立会上宣布方志明与我结婚成家，去南京受降。由于南京有叛徒，不宜入城，组织上要我进城去做工作。因此，我从建设大学调随南京支队南京城受降工作队，于
由于日寇借口国际规定要政府方受降，因此，部队进南京城受降受阻，故改派我以家在南京为掩护，秘密去南京郊区敌占区调查了解敌情。月余后，随情况发展，部队返回江苏省六合县一带，我被派往六合县城区受降，任六合城区委书记。蒋介石明谈暗打，向我解放区进攻，我方撤出六合城区，我被调任四合区委书记，继又调任六合县县委妇女部长。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教导团任组织股长。志明在四纵队十一师三十一团任副政委，后南下到先遣纵队工作。
1948年，组织上调我南下，由我军沿途各兵站负责照顾。我一个人带着满周岁的大儿子，由山东沿着南下各兵站，到达江淮区党委。在江淮区党委等候继续南下期间，被分配在江淮区党委联络部工作。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兼联络部长，柏寒任联络科长，黄辛白和我任副科长。柏全面负责，我分工组织工作，黄分管对外联络工作。
1949年初，我们联络部在蚌埠解放第一天进入该市，接收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成立蚌埠市公安局，吕万吉任局长，柏寒任副局长，我任秘书科长。1949年春，我又转入皖北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任宣传科副科长。这是我第一次和志明并肩在一个单位工作。军政干校改为中央军委第十六步兵学校时，我任青年科长(评级定为准团级干部)。
1953年冬我随志明调南京军区，经个人申请，南京军区批准我转业。转业前，于1954年五一劳动节，我被批准参加了由南京军区组织的团以上干部共50个人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的观礼团。
1958年6月，方志明转业到安徽大学工作。我随调安徽医学院，任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当年回安徽，因张浩同名太多，经组织批准改用原名张琬如)。
如今，跨进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膝前6个儿女，6个孙儿孙女，4个曾孙儿，个个奋发有为，慰在心怀。和志明老伴终日相依相伴，老而不衰，并肩携手，甜甜蜜蜜。他忙着创作，离休后写了9本书，创作了《少奇同志在皖东》《六十岁的未婚妻》《金婚岁月》《中国·乡长》《村魂》《农家曲》等6部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及安徽等多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首先是志明年老意志不老的成果，其次也是我积极支持的结果。我们两个新四军老战士就是要活着多做点奉献，走了少留点遗憾。
我是15岁参加新四军的，新四军是我人生的起点。我是永远的新四军女战士！
（时间：2019年2月14日 来源：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责任编校：孙维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