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英:抗战岁月 青春无悔

发布时间:2024-01-30 11:21   本文被浏览过: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贫苦家庭里。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新四军,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师部当过通讯员、卫生员、侦查员,曾任班长、排长。我的青春时期正处于抗战时期,抗日救国的赤子之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从我入党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的青春是在革命战斗中度过的,经历南征北战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烽火岁月历历在目。我作为一个出生入死穿越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的新四军老战士,为没有虚度青春年华而深感欣慰,为身为新四军女兵而骄傲。
 
抗日救国参加新四军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底,新四军在盐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任校长兼政委。抗大五分校位于江苏省省立盐城中学,距离我家不远,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到。一九四零年,我还不满十三岁就投身于革命,经常帮助抗大新四军送信、引路、送洗衣服等等,新四军女兵经常给我讲革命道理,使我要革命要参军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一九四一年六月七日,是我漫长的人生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那天下午,新四军张茜大姐(陈毅军长爱人)和路力行大姐(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爱人)对我说:“小妹妹,今晚你在家等我们,不要睡觉,夜里十二点我们来接你去参加新四军,听到门敲响三声你就开门出来”。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兴奋地望着窗外的星空静静等待着,突然三声门响打断了沉静,我在月亮下轻轻打开家门,看见张茜大姐、路大姐和一位男同志来接我当兵了。张大姐低声地对我说:“小妹妹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我和父母弟妹不告而别离开了家。我穿上新四军军衣走进了夜行军部队,踏上了抗日革命的征途。首长看我年小机灵就留在新四军军部当通讯员,陈毅军长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首长:“我叫郑桂清,十三岁”。陈军长笑着对我说:“我给你起两个字的名字好不好?就叫郑英吧,英雄的英,你要做英雄啊”,我喜欢陈军长给我起的名字,从此,首长和同志都叫我郑英了。
      由于家里穷,我没有上过学,张茜大姐和路大姐教我识字、学唱抗战歌,行军打仗我再累都坚持每天学写两个字。没有笔和纸,我拿树枝在地上写,后来我参加了军部识字班,文化进步很快。在训练中我学习努力,不怕苦不怕累,从打背包,打绑腿,站岗放哨学起,直至学会使用枪支、投弹、拼刺、劈刀、格斗、摸爬滚打、冲锋腾跃起这些军事技术,用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消灭敌人。我们行军前唱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军歌已成为我们新四军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如今我已八十八岁了,仍然爱听爱唱《新四军军歌》,仿佛又回到了抗战烽火岁月。
 
在抗日战斗中成长
       一九四一年七月,新四军军部反“扫荡”,从盐城撤离向阜宁转移。我随军部在滨海一带打游击战,遇到日本鬼子就打,带着老乡去摸鬼子据点。晚上鬼子站岗,我们穿着伪装潜伏在据点附近,俯卧前行靠近鬼子,杀了岗哨,夺鬼子的枪和刀,然后钻进敌据点抢武器,如被鬼子发现,我们扔手榴弹赶紧撤离。
       一九四二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县。由于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进行“扫荡”,新四军伤员多,我去了军部直属卫生队,上战场急救伤员,跟着队长边干边学。日军机械化部队有新式武器,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大炮,狂轰滥炸,死难同胞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们新四军用的是马拐子步枪,枪柄短,刺刀小而短,没有好武器和飞机大炮,参战将士们靠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用手中武器和血肉之躯打击敌人。我在前线阵地离鬼子很近,只有二三百米,看见我新四军官兵们勇敢冲杀肉搏,有的牺牲在战场,负轻伤还在继续同敌人作战。日本鬼子残忍地用刺刀刺杀我新四军身负重伤的战士,我们战场救护首先要快速把前线阵地存活的重伤员抢拖下来,护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四肢骨折的伤员,我们用自做的夹板进行固定,头部、胸腹部负伤的重伤员转送到后方医院救治。由于当时敌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和医用器械来源十分困难,没有抗感染药品和酒精,就用盐水消毒伤口,伤员换下来的纱布绷带洗干净再用,没有条件消毒。换药时有的伤员伤口感染化脓长蛆,我用镊子一个一个夹出来,伤员们不叫一声,很坚强。前线新四军勇士们的精神和壮举感染着我,战争急救,我勇敢不怕牺牲,工作积极不怕脏,赢得首长表扬。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军调集三个特种师团,对苏北第二次大“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领导机关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歼灭我军于东海边一带。为了应付残酷的斗争,摆脱不利的地理环境,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及其直属部队离开阜宁停翅港,长驱转战数百里向皖东津浦路转移。一九四三年一月,新四军军部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我从军部调入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任班长,住在半塔集大刘郢。一九四二年路东敌据点已增加到四十个,伪据点二十二个,经常驻军的敌人有一千七百四十六人、伪军七千二百九十二人。六合归南京指挥,敌对我军“扫荡”时,六合的敌人就会出来。为了掌握南京方面日军情报,我在六合打游击时,部队首长派我和刘竹清两人去南京执行侦察任务。我们到了敌占区南京江边码头,日军控制封锁了码头,设置路卡,对所有进出码头的人逐个进行严格搜查,验证身份,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封锁路卡的日军检查,就不能完成这次侦察任务。我急中生智,采取走地下的办法。我和小刘决定钻阴沟洞(下水道)。我人瘦小,很快钻进去了。十九岁的小刘是男同志,身体高大些,没能钻进去,我只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了。在黑暗潮湿、脏臭的地下沟道里,我趴下身体艰难向前移行,爬着爬着手被扎破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疼痛、在流血。干革命连死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我继续向前移行,直到看见前面一丝亮光,我高兴得忘记了疼痛,把身上收拾干净从阴沟洞出来,换上了花旗袍,拿着白手绢,扮成姑娘找到了杂货店地下党联络站,用暗号和交通员接上了头,研究布置日军据点的侦察方案。在交通员的掩护下,我们去了日军在南京的军事据点,潜藏在附近眺望最清楚的位置,我用学会的代号和数字记录了日军步兵几个团、坦克大炮多少辆、枪支弹药的数量等兵力、武器装备军事情报,用了三天我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部队。首长看了我带回的日军军事情报,夸我干得好,我受到表扬。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根据地军民转入攻势作战,不断摧毁日伪据点,扩大淮南根据地。
 
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因为腹部逐渐膨大住进医院,在新四军二师师部医院,认识了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他给我检查诊断是“黑热病”,当时师部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宫部长想方设法通过组织联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同志,艰难地买来药品给我治病。他很细致,有经验。宫部长关心我的成长,问我“你愿不愿学习当军医啊?”当时我因师部将要批准我的组织问题,而没有答复宫部长。我的“黑热病”经过住院、药物治疗好转,至年底离开医院,我又回到了师部。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在新四军2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参加革命后最幸福的时刻。那年我十七岁,这一天永远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闪烁,我没有忘对党宣誓:我要为党生命不息,革命不止,把一切交给党,一生献给共产主义!
       由于严重地遭受战争的摧残、破坏,由于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我们的经济困难日增不已。生产是解决部队物质困难的唯一良方。为了战胜困难,新四军第2师全体指战员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学习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办了兵工厂、织布厂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陈毅致电二师:必须在持久战中阻止和击退桂顽进攻,党、政、军、民均应动员起来作自卫战,兵工生产需赶紧做。
       我身为共产党员,以革命需要为己任,从师部来到2师军工部任副排长,负责检查兵器,运送枪支弹药上前线。敌军飞机轰炸、枪炮射击,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军工部工作人员三百六十九人,其中领导、政工干部三十二人,事务人员连级七人、排级十一人、班级十四人。每月生产手榴弹一点四万个、枪榴弹一点五万个、枪榴弹筒六十个、地雷五百个、子弹三点五万发、迫击炮弹三百发,质量逐步提高。枪榴弹射程一般为二百至六百五十米,三十七毫米平射炮射程达两千米,可打穿六毫米钢板,加强型手榴弹能打小型坦克和碉堡。2师的兵工生产队伍随着部队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第2师供给部在部队系统共建有被服厂十四个,烟草公司十四个,制革厂、水壶厂、铸锅厂、油米厂各一个。
       新四军通过大生产自救运动,部队的物质供给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武器、弹药的供给到粮食、军需衣服的发放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抗日作战能力。一九四四年以后,随着生产的武器质量提高和增多,抗日作战歼灭敌人的数量节节上升,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提高了战胜日寇的必胜信心!从此我军由过去的防御性战略转向进攻战略,掌握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寇向我军投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新四军第2师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十次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作战三千四百余次,歼灭日、伪军六点一万人。新四军发展成为五万人的武装力量,创建和保卫了拥有三百三十万人口,二点一万平方公里,十七个县级政权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和淮南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二万余人,其中有我爱人郭云山的胞兄郭云才(一九三五年哥弟俩参加了红军),他在“三打来安城”战斗中与日寇拼杀壮烈牺牲。让我们永远怀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
 
(时间:2019年2月14日 来源: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责任编校:孙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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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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