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凡吾：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新四军第二师直属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研究学院辅导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处长、政务院专家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西方组组长、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1982年9月离休，2014年1月27日去世。
1938年，在上海上中学的热血青年吴凡吾决定投奔延安参加抗日，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进入抗大，从此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抗大师生一边坚持学习，一边浴血奋战。
“大家都觉得已经到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歌曲叫《毕业歌》，我一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亭子间里唱，唱到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绝不能当亡国奴。”在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下，1938年，吴凡吾和一群学生决定去延安，他们从上海到了西安，又从西安步行了9天，终于到了延安。
“刚看到延安城门，大家就跳起来狂呼，那种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路途上的疲劳全都忘记了。在抗大学习了半年我就入党了，在延安宝塔山上进行了宣誓仪式，当时是在山洞里宣誓，我牢牢记住了这几句话：‘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从此确立了一生的理想。”
吴凡吾回忆，中央有个决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所以当时很多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去上抗大。他记得抗大三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对抗大学员讲话，大意是，你们每一个抗大的学生，都要抗战到底，不能投降，不能叛变，要做抗日先锋，你们到抗大来学习不是来升官发财的，是为一种理想，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这些话，每个抗大学生都印象深刻，深受鼓舞。
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抗大的学生采取“游击式”上课方式，一个连队就是一个班，八九十人，最多一百人，为了防备敌人突袭，上课经常上一个小时很快就解散了。吴凡吾表示：“当时在日本鬼子有个说法，说宁可牺牲20个战士，也要换取抗大一个干部，因为抗大干部值钱，抗大培养出来很多军事干部，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我们当做俘虏的。”
吴凡吾所在的连队被称为“知识分子队”，也是有名的“病号队”，因为很多青年学生没有经过长途行军的锻炼，军事素质和体质都很弱。“游击上课”很艰苦，厨师行军的时候背着大锅，一路向当地老百姓买粮食，为学员们烧火做饭，每个学员脖子上都带个米袋子，装的是大米，也有面粉。也会有断粮的时候，学员们只能吃糠菜，甚至还吃过树叶。但在这种情况下，抗大学员们的士气还是很高，很多教员行军很累，走了半年路，但是再累也舍不得丢弃书本教材，因为要给学生们教书，没有参考书，没有教材，老师怎么上课呢？所以老师们只有把自己认为不必要的东西尽量少带，扔在路上。大家团结互助，互相关怀，没有一个人发牢骚。
在吴凡吾的记忆中，他认识的几名抗大同志的牺牲令他印象深刻。一位名叫杜禁农的同志，在行军中遭遇敌人突袭，双方近距离用刺刀肉搏，杜禁农被日被鬼子刺中了肚子，刺进去有七八寸深，他竟然把刺刀从自己身体里拔出来，刺进了日本鬼子的身体，敌人被刺死了，他最后也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
还有一个女孩是个从上海来的娇小姐，为了抗日跑到苏北解放区，在抗大五分校当文工团员，后来团员们到地方打埋伏，她的任务是在一个交通站负责送信，传递情报，结果有一次，日本鬼子扔炸弹把交通站炸了，她当时正好在里面被炸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在路上遭遇鬼子，日本鬼子在后面追，没追上她就开枪把她打死了。她牺牲的时候不到20岁，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曾对爸爸说，一胜利我一定回上海回老家，可是她再也回不来了。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我对抗大校歌的四句话深有感触。”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和这些英勇的抗大同志，让吴凡吾深深体会到了抗大精神和光荣传统。 （张鹏整理）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2015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