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英，男，1926年10月生，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人。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1945年参加西峡口战役。1947年秋于黄埔军校二十一期骑兵科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驻广州九十九军警卫营。曾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家务农。1952年秋参加教育工作，曾任小学、中学教员，1982年退休。1986年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1988年加入民革。
2015年1月22日，寒意料峭，晨雾中的鲁西大地，白霜覆盖下小麦绿意仍显。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一个前后两进的大院简单而整洁。院子里，周绍英老人正在等待我们的到来。下车，握手，寒暄，老人的一句话 “只要承认我抗战，就是对我莫大的安慰。”把思绪拽回到70多年前。
应付日伪检查 曾学两年日语
那是1940年，山东已经是沦陷区。日寇铁蹄占了东北、踏过山海关，华北落入敌手。那一年，还未成年的周绍英，进入了一所表面上由日本人控制的“完小”学习。当时名为山东省第十九联中，这个学校有“真假”两个校长， 而且教师拿两份工资。
“这所学校名义上被日伪政权控制，实际上被国民党抗日力量渗透。‘假’ 校长负责与日伪政权周旋，‘真’校长负责真正的教学工作，传播抗日思想。老师既从日本人那里领工资，国民党政权也给他们发饷。”周绍英回忆，当时为了应付日伪政权检查，我们还曾不得不学习了两年日语。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逐渐产生了抗日思想，并在随后加入了黄埔军校驻鲁干部训练部，简称“鲁干班”， 主任是黄埔一期生、国民党名将李仙洲。
抗战最后一役 “学生兵”初上战场
到了1943 年，我随“鲁干班”迁到了安徽阜阳。然而很快，平汉铁路就被日本人打通，阜阳四面受敌。无奈之下，“鲁干班”迁到湖北均县，与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合并。这里北隔汉水与河南毗连，西通陕西、四川，武当山为天然屏障， 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1945 年，那时候我尚未毕业，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战斗。战斗来得很突然， 那时战争胜负已定，日寇已是困兽犹斗。然而，垂死挣扎的日军在投降最后一刻发动了豫陕边境西峡口战役。战役从1945 年3 月起，日本第十二军司令官由河南纠集日伪兵力约5 万人，于3 月下旬向南阳老河口进行了一次闪击战。3 月27 日，一一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攻占了老河口和机场。30 日，攻占了河南南阳。坦克师团向西峡口地区推进，企图占领此处，沿鄂陕公路经丁和店、重阳店一举夺取西平，掐断鄂陕咽喉，进一步威胁西安。
鏖战数月后，日军伤亡惨重。濒临绝境的日军想从左翼渡汉水击其背后，夹击驻守此处的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和第七十八军，实现其威胁西安的企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远处调兵已来不及，遂命令我所在的黄埔军校八分校就地停课，迎战抗敌。李宗仁的命令下午传达，当晚12 点师生已到达汉江沿岸，在青山港至三官殿一带布防，阻止敌人过江。带着“既高兴又害怕”的心情，我被编为重机枪主射手，正面迎敌。“高兴”，是因为学有所用，终于迎来杀敌报国的一天；“害怕”，则是一个年轻人初上战场的本然。
阻止日军强渡 受李宗仁嘉奖
战争总是残酷的，但因为保家卫国，流血甚至牺牲也就有了崇高的意义。西峡口战役中，我被编入了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第一区队。当时，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区队相当于排。我是第一班重机枪射手，使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经过反复操练，做过实弹射击，所以拿过来就能用。15天的战斗，下了14天的雨，那个苦啊，就别提了。日军在15天里曾强渡8次，战况惨烈可想而知。敌军第一次强渡，区队长一声低叫：“敌人开始渡江，准备听命射击。”我把标尺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待“打”的命令。这时候有数十名日军乘皮筏渡江，而此时我方阵地一片寂静。
当数名日兵刚一登上南岸，我方信号弹腾空而起。我颤抖的双手紧握扳机，250发一袋的子弹，反复三次扫射射向江中，随后第二袋、第三袋子弹继续射去。此时各大队的迫击炮炮弹像冰雹一样落入江中和江北岸，一霎时江北岸成了一片火海，敌人的枪炮在强大火力压制下，不可能再支援前进的部队，就连后续部队也不敢前进了。此役我们活捉了4名战俘。
15天后，部队前来接防，八分校师生陆续回到校本部，并受到了李宗仁的嘉奖。
返乡从教
抗战结束后，黄埔军校八分校与黄埔军校七分校合并，我随学校迁至西安，后编入胡宗南部。又被编入骑兵科，进行了系统训练。
日军已经投降，但战争的阴霾仍然笼罩。厌战情绪浓厚，没有人愿意再去打仗。1947年至1949年，我担任国民党第九十九军警卫营第一连连长，负责黄埔四期学生、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等国民党将官的警卫工作。
随着1949年解放军开始渡江，国民党军整师整团投诚，胡长清掏枪自杀，子弹射中左胸未死后仓皇奔逃至安徽宣城。后来，我随九十九军驻守广州，此时军舰已在黄埔港等候，随时开往台湾。与同学兼同乡商议后，我们决定脱离部队回家。
这是一次惊险的“巧奔妙逃”。因为经常有人脱离部队，国民党军队对战士外出严加防范。我和同乡借口去台湾后不方便，去广州城里买些日用品，并保证尽快返回。得到允许后，我们只穿着军装，藏着路费，悄悄进了广州。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一身衣服，换下了军装，上了火车。害怕久未归队， 部队会派人到火车站抓，我们就趴在火车顶上，一直到了湖南。在长沙，我在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其间正赶上程潜率湖南省党政军要员起义投诚。
回到临清后，新中国已经成立。自此，我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尽管“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冲击，但因为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1981 年我被平反，名誉得以恢复。1986 年，我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在1988 年加入民革。
（采访 撰稿：封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