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女，1921年生，江苏宜兴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辗转于江西、江苏、四川、河北、山西诸省，先后在国民党32军医务部、32军下139师工作。1939年被中共地下党吸纳到敌后抗日演剧二队工作，从此在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敌占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抗日宣传、统战和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她与丈夫史平（时任抗日演剧二队党支部书记）相识相恋，并于1946年结为伉俪。1949年，吴华与丈夫双双随军南下湖南，先后在益阳地区团委、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党校、长沙市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机关党委从事妇青、党群和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衡东干校，1972年落实政策后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1983年离休。
史平：原名史观济，史鉴，安徽马鞍山市人，1918年10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早年就读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后，胸怀国难家仇，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队，在国统区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到达延安，三个月后被派到山西国统区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致力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1月，他与演剧队部分同志被捕入狱，在长达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被捕同志一律无条件释放。1949年3月，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1949年8月到1953年4月，先后担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专署教育科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益阳县委书记，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各方工作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调至长沙工作，先后任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农村政治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农办副主任等职，1992年离休，1995年病逝。
一、日寇侵华家国碎，花季离家图救亡
我的老家，在江苏宜兴。我的家庭不是很富裕，兄弟姊妹四个，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青年抗日激情高涨，当时青年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打日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时候我还小，只有16岁，也没有什么读书，凭着一股热情就跑出去了。1939年，日本的轰炸很厉害，我就是在那时参加了工作，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完全是凭着一股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在抗日宣传队发动群众、组织人民起来抗日啦，唱革命歌曲啦，主要是搞这些事情。
参加革命后，我的家庭在日本轰炸的时候四处分散了。抗战胜利后，家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大哥哥死的时候，我知道；小弟弟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好多年后，都没家了。
抗战爆发后，青年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很多有钱的年轻人都走向社会了。他也是抗战开始后就偷偷跑出去参加革命。日本人打来后，他母亲给了铜钱让他上船逃命。后来他的父母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父亲去世的那天，家里什么人给他捎了个消息，队里一个同志说：“史鉴，你爸爸死了！” 他啪的一下，给那人一个大嘴巴。当时他正要演出，就准备上台了，正在酝酿情绪，以为那人开玩笑，破坏了他的情绪，后来他照样上台把戏演出来了。
二、加入抗日演剧二队，成为《黄河大合唱》首唱
一开始，我是参加江西省抗日敌后救援会，那也是一个抗日宣传队。后来形势变化了，我到处跑。我的一个叔叔，他当时是国民党第32军的医务处长，知道我一个人与家里分开了，就联系上我，要我到他们的32军去。
那时候我很幼稚，政治性也不是很强，出于这种亲戚关系，叔叔要我参加他们的宣传队，我不愿意。后来有一天，我得知，我在南京的时认识的另外一个宣传队的几个女同事（其中一个叫杨琪），被分到32军下的139师。听说她们在这里，我就要求到139师去，叔叔拿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当时139师驻守在四川奉节，队伍中有两三个地下党的同志，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熟悉了，才知道有地下党。我们在139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恰逢抗日演剧队跑到四川招人，他们和139师联系上了。正好我们有三个女同志在那，139师中那两个地下党知道我们的情况，在抗日演剧队招人的时候把我们三个推荐上去了，我们在重庆等了一段，才到抗日演剧二队。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和后来的爱人史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在演剧二队是老队员，当时任支部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小兵，一名新队员。
当时的抗日演剧二队活跃在陕西、山西和太行山一带，是阎锡山主政的敌后国统区。演剧队分文学组、戏剧组、演出组、后勤组等多个小组。我当时是分在音乐小组学音乐，在冼星海、光未然等的领导下，搞救亡工作，我们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大合唱》的首唱。
三、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特务监视下进行生产自救和抗日宣传
当时日本人和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国共合作濒临破灭。我们的演出和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一方面，囿于形势，我们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演出宣传活动，演出的内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限制和审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国民党监视下不露声色宣传我们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当时在抗日演剧二队，有我们的地下党和组织，我是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也是一个党员，但在敌占区工作 当时不能公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工作，当时党是允许的。我们上面还有很多党的领导，但都是单线联系，都不知道谁是谁。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了，阎锡山对我们就不客气了，不发粮食，也不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还要吃饭，还要宣传抗日。虽然限制，我们还是积极地争取演出，唱抗日的歌曲、演戏，斗争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像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么搞了。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种菜、打杂粮、糊洋火盒、缝袜子头，吃了很多苦，但是当时也不觉得苦。
四、白色恐怖下的隐蔽和斗争
在敌后搞地下工作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阎锡山不给口粮，不发工资的情况下，我们的队伍仍然团结，照样生活得很好，还照样演出。国民党也很害怕，觉得我们队伍里有地下党组织，但是不能确认。我爱人当时是演剧二队的支部书记，很难干，政治性很强。当时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盯上了我们，但苦于抓不住要害，没有证据。曾多次找我们谈话，但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思维活跃，口才也很好，谈判一无所获。当时我们的演剧二队，都是在内部找对象结婚，这更加重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演剧二队为什么这么坚强，是什么道理？
有一年阎锡山的特务找我们谈话，他明着说“你们队里有共产党，谁谁谁留下来……”
这样就把我们队的支部书记、队长、队副和负责行政的主要领导都扣下，关起来了。当时特务住和窑洞和我们住的窑洞分属两个山头，山后面好像是监狱一样的。
这样一来，我们在山下就没头头了，于是组织临时指定一个同志代理支部书记，跟里面被关的同志保持联系，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负责把守我爱人的监狱守卫，过去是一个新四军的士兵，思想比较进步。我爱人把他团结得很好，最终跟我们一条心。我们在外面的活动，都是靠里面的指挥和安排。有了这个守卫的帮助，我爱人经常能半夜翻山越岭回到队部，将敌人的最新动态及时告知队里的同志，并交代代理书记指挥如何开展活动和斗争，然后再连夜赶回监狱。
由于他一直不露声色，隐蔽得很好，敌人自始至终都没怀疑他，都不知道他是支部书记，就把他当做一般的人，审问的时候也没审问他。那时候敌人怕被关押的同志相互串通，通风报信搞名堂，就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关在窑洞里。他在守卫的帮助下经常游走在窑洞之间做政治工作，今天到这个窑洞讲讲，讲讲今天敌人发现了什么问题，要注意什么；明天又到那个窑洞讲讲，敌人发现什么，要注意什么。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敌人都不怀疑他是领导，但实际上内部的活动都是他在指挥，外部的活动也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听到什么消息 他就传消息，告诉外面如何配合里面进行斗争。被关押的同志，有些抵抗不住严刑拷打，意志有所动摇，他知道后会抓住时机第一时间去做同志的工作，鼓励同志坚持下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在里面的同志和敌人斗智斗勇，挺过很多危难的时刻，敌人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后来形势慢慢不同了，全国要解放了，国民党特务又把他们转移到太原，后来一个一个放了，我们的队伍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五、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爱情婚姻保卫战
我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英语很好。那时候一些热血人士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推行世界语，我爱人也曾教授世界语。在他被国民党特务关押的一年多里，我曾用蹩脚的世界语给监狱里的他写了一封情书。后来他回忆说“尽管语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看懂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演剧二队有三对情侣集体结婚，我和爱人史平就是其中一对。为了缓解国民党特务的猜疑，我们请了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做证婚人。因为斗争的环境变了，我们采取措施的斗争方式也必须跟着调整，明着我们还是装着很尊重他。那时候我们二队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队上找对象，有个特务想找我们队上的女同志，以此作为打入到我们队伍的手段。当时有个女同志警惕性不太强，成了特务争取的目标。
后来这一情况，被我们队长发现了。他立即采取措施，做女同志的工作，并把她调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因为空间的限制，那特务慢慢也就放弃了，时间久了慢慢都淡了下去。我们队伍能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主要是队里领导政治工作做得强。
一开始我们年轻人党性都不是很强的，都是通过斗争慢慢成长、变强的。在敌后方工作，如果不这样，根本站不住脚。在我们的同志被捕期间，内外交困，我们还是团结得很紧。十几个人里面，十几个在外面，谁也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头脑，在那种情况下很危险的。
斗争要讲策略，在敌占区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表面上还是很配合他们。我们有一个同事长得很老实，样子让别人觉得老实巴交，敌人都不怀疑他。他经常伪装成剃头匠从我们的队上到特务监狱那边理发，伺机打探情况，传递消息。
六、曾经患难度风雨，耄耋常忆少年情
回忆起丈夫史平，耄耋之年的吴华女士脸上涌起了少女般的柔情。她说“他这一生的功绩比我的大了很多，跟他比起来，我的故事和经历都算不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日演剧二队的同事，许多都留在了北京文艺界。他却坚决要求随军南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我们随军南下，从河北邯郸步行到武汉，又从武汉坐船沿水路到湖南益阳。1949年到1953年间，我主要是在益阳地区团委从事妇女和群众工作。那时候我和爱人两个人不在一块，但是都在益阳。他先是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后来又当了益阳县委书记。1953年后，我和爱人一起到长沙，我先后在省委 、长沙市委党校、市委组织部、省政府机关党委等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衡东干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是我爱人受到了冲击。后来我爱人落实政策，才重聚在一起，爱人分配到省农委，我被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一直工作到现在，1983年离休。
尽管“文革”期间，史平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谈起这段往事，吴华女士显得平静安详，如今记得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和丈夫共患难的日子：
他在省委农村部任职期间，中央要了解农村情况，省委工作组派驻了一些干部蹲点了解农村的情况，他被派到长沙县的琼华山长期蹲点调研。琼华山是毛主席参观过的地方。在琼华山蹲点的十几年间，条件非常艰苦，他40多岁就患了糖尿病。他这个副部级干部一直和农民一起干活，曾经三次晕倒，爬起来仍继续工作。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低血糖，不知道自己患了糖尿病。下乡期间，他经常吃不饱，搞个小铁盒放点黄豆、花生米之类的，饿了就拿个小调羹吃一点。时间长了，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后来工作吃不消了。那时候他患糖尿病，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治疗，经常要打胰岛素。有一次他要去北京参加农业会议，但是天天需要打针，组织上就同意我跟他一起去北京，我每天给他打胰岛素。
后来他因为周小舟的问题受到牵连，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撵出省委大院，1972年落实政策才搬回来，先后住在两个大院——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
回想起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吴华女士说，再苦再难，也过来了。现在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很关心，也算不错了。我们老一辈革命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党也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今天算是很好了，我也不用靠孩子养着，他们放心了，我也很安心。
（来源：口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