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进“新华院”，首先编进训练队，日特对战俘们非常残酷，生活上百般虐待，吃的饭，名义上挺好听，叫小米饭，可是里面虫子有一二指长，虫子屎、沙土多得很。就这样的饭，也不叫吃饱，每人每顿饭最多给一碗，经常是半碗，不够拉倒。“新华院”的战俘来自各个方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有老百姓，有杂牌土顽军，还有我们八路军。但是最吃气的是八路军的战俘，不但日本特务摧残我们，连有的国民党的战俘也欺负我们，这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过了1943年的春节，我得了水肿病，被送进病号房。病号房也是吃人的魔窟，在里面日本特务根本不给治病，有时还给病人注射细菌，轻的病人还能自己料理自己，重的病人只好等着死。病号房里的老鼠很多、很大，像小叭狗一样，很多病人被咬去了鼻子、耳朵。都说病号房老鼠吃人，真是一点不假。我才去时就看到日特每天向外拉二十至三十具尸体。在病号房里只能喝到满是虫子的小米稀饭，一间屋一桶，有时一人一碗，有时半碗。我刚被俘时穿着棉军装，到了第二年春天，日本特务就弄了些破烂单衣给我们换上。就这样，我在病号房里待了一个多月，好歹还算没有死在里面。
我们才去的时候，有个马副连长串通了我们好多人准备暴动。“新华院”四周围墙上有电网，墙外还有铁蒺藜网。我们设想推倒西北角那堵墙冲出去，但是又没有什么工具，用手是推不倒的，再加上日本兵经常把战俘调来调去，所以这次暴动没有搞成。但我曾亲眼见到，有一次日军把一些越狱的人捉了去，捆在电线杆上，让狼狗活活地咬死了。看到自己的同志遭敌人残害致死的惨状，我们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对日本特务也恨极了。
我在“新华院”认识了难友张新山，是在工场队学织布的时候认识的。我一去就见到了他，听说话知道他是邹平口音，一问果然是老乡。张新山有一次对我说：“咱都是干过八路的，应该组织成一块。”他还叫我与同班干过八路的联系。以后他还召开了几次会，因为当时看守很严，不能随便活动，所以和他联系不太多。在工场队我待了两三个月。
我第二次上病号房是1943年的夏天。由于在“新华院”备受折磨，我害了眼病，在病号房里又待了个把月。这时，日本特务组成了一个劳工协会，在“新华院”挑了一批年轻的战俘到日本去做苦工。我也被挑选上了。“新华院”组成四个队，有四五百人，去了日本广岛。据我所知，当时同去的还有北京队四五百人。
在广岛，我们是给日本兴修水利。还有开山放炮的，大部分是朝鲜人。中国人两人用一个“轱辘马”推石头。一天干十二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有时还要打连班，干二十四小时。吃的饭是地瓜干、豆饼磨成的面，也吃橡子面，最好的饭算是高粱米，每人每顿分一小木碗。穿得就更惨了，我在日本一年半的时间，穿着单褂单裤过了两个冬天。我在“新华院”里穿的那双鞋，到了广岛已经像纸糊的一样挂不住脚了。一年半的时间，连双鞋也没有，一直穿着日本人编的那种草呱嗒，临回国时才借了双鞋。1945年夏天，我的眼病更厉害了，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硬逼着我干活。日本人打骂中国人是经常的，动不动棍打脚踢。后来病势严重，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双目失明了。
日本投降后，根据国际法规我被遣送回国；然而遗憾得很，我已经看不见我日夜思念着的亲爱的祖国了！“新华院”，广岛，你们还给我的双目吧！
（来源：《济南文史》2005年第3期，总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