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出动5万余日伪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我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实力，待机夺取胜利，我们的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冀西山区。各军分区、县、区的部队和游击队，分别组成精干的指挥机构，分散到群众中。我基层党政组织，也都转入隐蔽活动。我当时任第7军分区政治委员。7分区是敌人“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所有村镇一时都被敌人控制，岗楼林立，公路如网，敌人天天到各村抢掠、抓人、杀人，抗日斗争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们的抗日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了亲人和战友的尸体，怀着对敌人的血海深仇，继续开展顽强的抗日斗争。
在敌人占领和严密搜查的情况下，怎样坚持斗争呢？首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可靠的隐蔽藏身之地。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各级干部和县大队、游击队，都在党的基础较好的村庄，选择一两户可靠的群众，作为自己隐蔽藏身之地。这就是堡垒户。堡垒户一般由各村党支部负责选择，大都设在党员、村干部或可靠的群众家中。各堡垒户都挖有地道。敌人不进村“扫荡”时，我们的同志就利用堡垒户开会或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大股敌人“扫荡”进村时，我们的同志就化装分散在堡垒户中隐蔽起来；如遇小股敌人进村，便利用堡垒户家中的地道，主动出击歼灭敌人。所以堡垒户成了我们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隐蔽部、指挥所和进行抗日活动的战斗堡垒。各堡垒户都把我们的同志当成自己的亲人，不仅供我们吃住，掩护我们开展抗日斗争，而且在遇有危险情况时，他们不怕杀头，不怕倾家荡产，拼着全家性命，与敌人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和伤员。当时敌人为了孤立我抗日军政人员，对于掩护八路军和地方干部的群众，采取了极端残暴的镇压手段。安平县张舍村堡毫户乔聚永，掩护我县大队大队长王东沧、政委张根生住在他家。1942年下旬，一天叛徒带领敌人包围了他家，地道被破坏。在地道里隐藏的同志从另一个出口打死一个敌人，冲了出去。恼羞成怒的敌人当即把他家的房子烧掉，并把他70多岁的父亲打死。但乔聚水丝毫没有埋怨情绪，反而对抗日人员更加亲切，抗日更加坚决。
无极县西西候村梁金蕊大娘，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后，她家成了我们的堡垒户，县委经常在她家召开各区干部会议。1942年7月间，县委书记张达风等去她家和县大队干部李金、李英等接头，被东候村敌人据点的密探发现。第2天晚，几十个敌人把梁大娘家包围，梁大娘和老伴，马上帮张达风等人迅速钻洞隐蔽起来。敌人进院后毒打梁金蕊，逼问八路军藏在哪里。梁金蕊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回答：“不知道！”8月间的一天夜里，县区干部正在她家开会，敌人又闯进来了。她赶紧帮助我们的干部隐蔽起来。敌人扑了空。就把梁家所有家具统统砸坏，并毒打梁金蕊，逼她交出藏着的八路军。梁大娘被打得昏了过去，女儿拉她，又被敌人一脚踢倒在地。可梁大娘始终没有说出我县区干部隐蔽的地方。
安平县南郝村青年妇女邢小梅，为了掩护隐蔽在她家中的八路军干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她始终坚守秘密。穷凶极恶的敌人把黑油泼在她身上，从头部点着烧她，边烧边问，但她至死也没暴露我军情况。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最困难的是如何安置伤病员，就地治疗，没有医院，往后方医院送，敌人围困出不去。所以只能由堡垒户把伤病员掩护起来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治疗。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后，我们7分区共有600多名伤病员，分散隐蔽在7个县的广大农村堡垒户中。伤病员被安置到堡垒户家中后。都要“认亲”，确定称呼和应付敌人的办法。大娘、大伯和大嫂们整天烧水做饭，喂饭换药，端屎端尿，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照料伤病员。
我们分区司令员于权伸、地委书记张达和、团政委孙洪志、团政治处主任赵绍昌等和不少营、连干部负伤后，都是在堡垒户经过救治重返战斗岗位的。在敌人疯狂烧杀抢掠的情况下，许多堡垒户为了掩护我们的伤病员，临危不惧，与敌展开了各种斗争。
1943年秋，定县县大队政委赵铁夫带着4名同志和12名伤员住在小师家庄尤老锋的家里。一天，吃过早饭，区干部马新来找赵铁夫汇报，马新刚进入尤家，便有几个伪军追来。尤老锋的儿媳春喜见到这情况，忙把二门闩上，赵铁夫和马新等人趁机钻进地道。敌人用枪托猛砸二门，春喜估计我们的人藏好了，才不慌不忙地开了门。敌人进门后用枪对准她的胸膛大声问：“人藏到哪里去了？”春喜答：“没看见。”伪军满屋子去搜。一位伤员因行动不便没来得及钻地道，被伪军发现了。伪军问：“这是什么人？”春喜泰然答道：“是俺孩子他爹。”伪军又问：“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春喜回答；“他是多年的连疮腿。”伪军大吼：“你她妈的混蛋，这是炸伤的，你不说实话，枪毙了你。”说着，就照春喜的头上开了一枪，没打中，春喜面不改色，理了理头发，坐在伤员身旁。这时，她婆婆抱着孩子走过来。春喜接过孩子递给那伤员说：“给你孩子。”敌人正在将信将疑时，两面政权的村长进来了，忙对伪军说：“老总，辛苦了，快到村公所喝水去吧！”一面说一面把一把票子塞到伪军手里，连说带哄地把伪军领走了。赵铁夫和马新脱了险，伤员也得救了。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安平县报子营村堡垒户李杏阁大娘。当时冀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赞美李杏阁的歌谣：
冀中区好地方，报子营有个李大娘。
李大娘好心肠，爱护子弟兵美名扬。
她待伤员似亲儿，伤员称她像亲娘。
做饭熬粥不嫌累，接屎端尿不怕脏。
的确，李大娘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八路军伤病员身上。1942年冬，一天深夜，村长把一位满身是血的伤员抬进她家。村长说：“这伤员是第5区小队的刘建国，在西候遭遇战中负了伤，一定要想法救治。”“放心，交给我吧，有我就有他。”李大娘说着，忙生起一盆炭火放在伤员身边，后又端起油灯凑到伤员身旁，小心地脱掉伤员身上的血衣，把盖在儿子身上的棉被拿来给伤员盖上，接着用棉花沾着开水把伤员身上5处伤口洗干净。这一夜，她一直守候在刘建因身边一会儿听呼吸声，一会儿摸摸胸口，天亮了，她见刘建国微微睁开了眼，忙高兴地说：“你可醒来了，孩子想吃饭吗？”刘建国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她赶紧端过一碗粥来，一口一口地喂。刘建国大小便不能自理，她就把自己的铁簸箕砸成一个圆盘，边上用棉花和布包好，每次刘建国大便时她就用这圆盘去接。就这样，李大娘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终于使刘建国的伤慢慢好起来了。
反“扫荡”斗争在继续，伤员越来越多，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帮助李大娘挖了两个地洞，供我们的干部、战士养伤和隐蔽。几天以后，第32区队的魏正甫、李德山、李德相等伤员相继住进她家地洞，7分区后方卫生所军医张树楷、于春晖、卫生员刘秦花、杨秀娟等也赶到这里，并带来了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这样，李大娘家便成了八路军的一所地下医院。伤员增加，原来的地洞不够用了，李大娘便和大家一起，又在屋里、猪圈里，菜窖里挖了几个地洞。伤员多，医护人员少，李大娘除了烧水做饭，还经常为伤员洗衣服，端屎端尿，终日忙个不停。为了减轻伤员长期卧床的痛苦，她把多年积攒下来的棉絮拿来垫到伤员身子下边。为了增加伤员的营养，她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换了鸡蛋，给伤员做汤喝。后来她又把自己仅有的两只老母鸡杀掉给伤员吃。
当时，输送到这里的伤员多是四肢受伤，活动不便，住在洞内不见阳光，伤口一天要换两三次药才能防止感染。为了照顾好伤员，李大娘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护理技术。她常说：“伤员出生入死，流血负伤，是为了咱百姓过安生日子！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照顾他们，分担他们的痛苦。”伤员们有的住上几个星期，有的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李大娘总是日夜操劳，不嫌脏，不怕累。伤员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拉着大娘的手说：“你真比俺的亲娘还要亲呀！”李大娘却说：“孩子，我累点不算啥，只要你们得救了，有了你们，咱老百姓才有指望，所以豁出命也要保护你们。”特别是一听说有敌情，李大娘更是忙个不停。她帮助医护人员收拾药品和医疗器械，疏散伤员，遮盖洞口。有一次掩护工作刚完毕，两个日军就闯进院子，一面叽哩哇啦乱叫，一面进屋乱翻。日军闻到有药味，便把李大娘叫到门口问：“八路的有？”李大娘摇摇头：“没有。”日军发怒了，用枪托痛打李大娘，李大娘坚持说没有，日军就下了毒手，用刺刀点刺李大娘的胸口，李大娘身子一歪，刺到了肩上，她忍着剧痛仍一声不吭。正在这时，日军听见了集合信号，李大娘才幸免了一场大灾难。
在抗日战争中，李杏阁大娘照顾的伤员，轻者三四十天，重者400多天。据统计，她先后掩护和护理伤员73名。1944年11月，冀中军区在安平县报子营村召开大会，冀中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林铁和副政委李志民代表军区授予李杏阁以“冀中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
堡垒户不仅担负着掩护我党政军干部和伤病员的繁重任务，并负责为党政军机关传送信件、文件和情报。在敌人占领区，他们经常化装成走亲戚的妇女或小商贩，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沟和据点，出没于城镇和乡村，传送情报和信件二在敌人围攻、封锁最严密的时候，我们部队后方的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也都分散在堡垒户中，在堡垒户的掩护下，坚持生产和工作。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堡垒户不仅遍布我们7分区城镇村庄，其他军分区也很多，在整个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有堡垒户。
成千上万的堡垒户，像一座钢筋水泥筑起的红色堡垒，保护了我党我军大批干部战士和伤员，为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优秀代表，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生动体现。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以及子孙后代敬仰和怀念。
(1987年9月定稿）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