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里怀:守卫千里河防

发布时间:2023-11-14 11:24   本文被浏览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中央仍留在陕北,并抽调少数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359旅718团,第129师385旅(欠769团),及后两师之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共9000 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归留守处指挥。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骅于1938年2月任政治部主任,我先是任留守处参谋处副处长,改为留守兵团后任参谋长。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警备第1至第8团(警备6团不久即调归120师建制)和第770团、骑兵营、廊甘独立营。同时,成立了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保安基干大队和各县保安队、警卫队等,并组织了大批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到1938年春,留守兵团共有兵力15万余人,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日军侵占华北后,在北起大同,南至风陵渡,沿同蒲路部署了4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从东面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安全。陕甘宁边区东临奔流不息的黄河,这段黄河,当时不仅是陕甘宁边区通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是阻止日军侵犯边区的天然屏障。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约500公里,我们称之为“千里河防”。巩固千里河防,至为重要,关系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关系到边区和敌后抗战指挥中枢的安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就要守住千里河防,这是留守兵团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日军将会在什么情况下进犯黄河河防?我们能否守住千里河防,打退敌人的进攻?肖劲光司令员召集我们兵团的领导干部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敌人的进犯主要可能发生在三种情况下:一是日军进攻西安时,以一支部队相策应,进犯河防;二是日军进攻大西北时,以一支兵马突破河防,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时,侵犯河防,以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面对武器装备和兵力上都占优势的敌人,以留守兵团这样较少的兵力,固守千里之长的河防,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也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地理上占有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古来就有天险之称,沿岸渡口少,我们这岸多悬崖峭壁,对岸多土山,无法架桥,利于我守而不利于敌攻,日军强渡绝非易事;其次,在黄河以东,晋西北、晋西南和晋东南都有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阻止敌人西渡黄河,使敌人难以接近河防,即使接近河防也有陷入腹背受击之虑;再者,我们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情况可以很快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及时得到指示,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认为,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只要保持高度警惕,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面对强敌,千里河防也将固若金汤。
      为抗击日寇对我河防的进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37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神木县之马镇至宜川县之临镇的千里河防划为3个地段,葭(佳)县以北至马镇,由神府(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负责;河口以北至葭县,由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临镇以北至清涧河口,由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负责。肖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在兵力部署上,以警备6团(团长王兆相)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以警备1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驻绥德地区,重点守备媳俐峪;以警备8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驻张家焉,重点守备宋家川;以警备3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枣林坪一带沿河渡口;以警备4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抓紧战前练兵。留守兵团当时军事训练的总方针是提高部队战术基础,发扬现有武器威力和传统的战斗作风,学习和掌握新式武器及其战斗方法,建立部队正规制度,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河防部队还特别注意了防空、防毒、防战车的教育,加紧了河川战斗的训练,尤其加紧学习土工作业。我们打的是防御战,虽然有黄河天险,但如果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也难以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而我们当时又缺乏土工作业的实践和训练,因此,构筑河防工事成了战前准备中一项最重要也是最繁重的任务。河防部队下了很大功夫,克服了技术上、工具上的困难,选择有利地形,利用河岸的悬崖峭壁,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不辞劳累,昼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类似坑道的坚固防御工事。当时,阎锡山的第2战区曾派员前来视察,看了河防工事后也情不自禁地称赞:“八路军能做这样坚固的工事,实是我们所预料不到”,“这真正算国防工事”。在后来的河防战斗中,由于河防工事隐蔽、坚固,大大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并为河防部队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军对黄河河防的侵犯,是从1938年春开始的。这里我首先要讲讲河东我山西八路军主力在阻止日军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1938年2月下旬,日军为摧毁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配合其对晋南的进攻,乘我120师主力于同蒲路北段作战之际,分五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其中一 个联队攻占偏关、河曲后,渡河占府谷。同时,驻汾阳之敌出动2000余人进占离石后,继续向军渡、碛口进攻,威胁黄河河防中段。我120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犯晋西北的各路日军,于4月收复了七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驻晋西南的115师回师晋西,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1000 余人,这就迫使军渡、碛口之敌东返离石。接着,侵占府谷之敌300余人,也在我神府河防司令部和国民党军骑兵第2军的配合攻击下仓皇退至河东。1938年9 月上旬,敌华北方面军以108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我115师师部率343旅在汾离公路三次对敌进行伏击,三战三捷,共毙伤敌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进攻。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和阻止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1938年12月,120师、115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后,留在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阻止日军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8年2月,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留守兵团立即下令所属部队紧急备战,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我们留守兵团的各级指挥员,都是在红军时期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打这种基本属于凭险固守的战斗,还是一个新课题。河防战斗究竟应该怎样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肖劲光司令员提出河防战斗也要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贯彻这个作战方针,具体应该采取何种战术,一下子还提不出来,只能边打边摸索,实践出真知,
      1938年3月13日,侵占晋西北兴县之敌2000余人,附炮二十余门,进抵黄河东岸,企图强渡黄河。敌人先以十多架飞机对我河西阵地轰击约三个小时后,大队敌人开始渡河。我警备6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在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时隐蔽不动,待大队敌人密集半渡之时,才以全部火力突然一起开火。敌人遭此打击,十分狼狈,趁敌慌乱之际,警备6团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兵力渡过河东,袭敌侧背。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撤退。这次战斗,共毙伤敌14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和一些军用品,我河防部队仅伤亡10人。
      1938年5月初,日军从离石出动约一个旅团的兵力,附炮三十余门.沿离军公路西进,企图占领军渡,突破我宋家川河防阵地。我警备8团由于事先侦察工作做得好,准确地掌握了敌情。5月10日晚,当敌先头部队进抵河东王老婆山,后续部队正源源推进,立足未稳之时,文年生团长带领的一支已渡黄河的部队,趁夜暗向刚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日军一个大队发起突然袭击,经数小时激战和白刃格斗,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二十余支,营长郭永清还抓了一个日军俘虏。由于遭此突然打击,再加上我115师343旅和地方游击队也在敌侧后开展游击战,日军便被迫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于1939年元旦发生在河防南段。1938年12月下旬,进至永和、大宁、吉县一带的敌人,附炮三十余门,以每路约1000余人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守备的马头关、屹针滩渡口的东岸进逼。日军来势汹汹,于1939年1月1日占领两渡口东岸后,以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飞机十多架对我阵地轰炸、扫射。我军隐蔽待敌,毫不慌张,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用炮火隔河轰击,并发射毒瓦斯弹数十发。双方战斗终日,我军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使敌无法实施强渡,与此同时,河东我115师独立支队和决死队、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进行有力的配合。日军被迫于4日晚开始向东撤退。我河防部队乘胜东渡黄河发起追击,至大宁以西地区与敌激战,歼敌一部。到1月7日,大宁、吉县亦为我河东部队收复,河防部队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8人,10多人中毒。
      这次战斗后,我们召开了作战会议,对一年来河防战斗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了作战经验。我还写了《河防战斗的检讨》一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 第4期上,对河防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了介绍。经过一年来的河防战斗,我们取得了不少的可贵经验。比如,每个指战员应该具备沉着、勇敢、机动的战斗精神和素质;保持良好、顺畅的通讯联络;自卫军和人民群众自愿配合守备部队积极参战,等等。这些条件对于保障战斗的胜利,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更为可贵的是,通过这几次战斗,我们已经基本找到了河防战斗中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所应采用的有效战术。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这是由在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我方的主要火器是轻重机枪、在敌人未达到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不过早开火,否则,既是拼无谓的消耗,又会暴露我方的火力点。待敌人进入我武器有效射程,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全部火力,或击敌于对岸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以达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我们能够实行这条战术,是因为有坚固、隐蔽的河防工事,再加上指战员的沉着、勇敢,能够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另一条叫“主动出击”。我们打的是防御战,但不是单纯防御,消极地等着挨打是守不住也打不退敌人的进攻的。我们要善于选择时机,或于敌立足未稳之时,或于敌遭我火力打击处于混乱之际,派出精干得力的部队迂回渡过河东,突击敌人的侧后,以配合正面的防御。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在这方面,边区自卫军的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
      就在我们总结河防作战经验后不久,1939年6月上旬,日军由于数次西渡黄河遭到失败,决定由太原向汾离公路增调更大兵力威胁我黄河河防中段,在河防南段也同时进犯,发动了对黄河河防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5日,日军1.5万余人分两路沿汾离公路两侧山地,轻装隐蔽迂回前进,驻防柳林地区的阎锡山部队,只注意对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阴谋得逞,柳林、军渡、碛口、孟门相继失守。日军另一路约一个联队,由隰县、大宁西犯,也于6日晚侵占疙针滩、马头关渡口对岸的阵地。随后,日军即用大炮、飞机对我河西阵地实施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有了以往的作战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凭借工事用有效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敌人企图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强渡黄河,均被我击退。河东的八路军部队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破坏交通运输线。日军腹背受敌,运输补给困难,于8日开始全线撤退。这时,我们从边区内地急调的援军,一天行军50余公里,及时赶到.这支增援部队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部队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军乘胜收复了河东失地,粉碎了日军对黄河河防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为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党中央决定调359旅返回陕甘宁边区。王震旅长率359旅回到陕北后,驻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在这之后的河防战斗中,359旅吸取和发展了河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又大力加强了主动出击,渡河作战的力量。同年11月下旬,日军又出动1万多人分四路侵占了碛口、孟门等地.当敌一部2000余人集结宋家川对岸河滩,放船渡河时,359旅河防部队突然以机枪猛烈扫射。敌强渡不成,复以大炮轰击。359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激战约五小时,日军支持不住,分头退去。这一仗毙敌100余人,我仅伤亡12人。其后,359旅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坚守河防的任务,而且,当日军“扫荡”晋西北时,积极主动地派出部队,配合河东部队连续作战,打击敌人。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对我留守兵团部队驻守的黄河河防进攻23次,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万余人。我河防部队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沉着勇敢地战斗,在河东八路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河防各次战斗的胜利,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
      1940年2月,120师主力奉命由冀中回到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河东敌人以沉重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日益深入开展,1940年8月八路军主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予敌以重创。此后,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未完全终止,还曾用飞机袭击延安,但均无济于事,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已不形成大的威胁了。

(1988年7月于北京)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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