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或教导队，为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全国的政治形势正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历史大转折关头，无论军队、地方，都急需大量干部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所以，党中央在1935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原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林彪，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红大”于1936年十月一日开学，第一期有一千零六十三名学员，同年6月21日，国民党军第80师１部突然袭击瓦岔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
1936年10月，在我红军西征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为我党发动全国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年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全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已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陆续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12月底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1937年1月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1月20日举行抗大第二期（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8月间，第二期学员毕业，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与日俱增，抗大“越抗越大”。从1937年8月至1939年7月，先后开办了第三、四、五期，学员数量也从第二期的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第五期的一万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学员数），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学员总数的80％左右。这是抗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8年12月，由于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了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便于为前线部队培训干部和就近吸收敌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入学，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吸取前线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抗大总校派出第六期的一部分教职学员挺进敌后，分赴晋东南、晋察冀根据地，建立第一、二分校。1939年7月，抗大总校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川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除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第三分校外，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多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挺进敌后。当时因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总校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晋察冀根据地，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休整两个月后，才继续向晋东南根据地挺进，于1940年2月抵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继续办学。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三年，从1940年4月至1943年l月，先后开办了第六、七、八期，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干部。敌后办学虽然能使教学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但由于经常要对付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学校的流动性很大，仅校部就大转移过两次：一次从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一带转移到黎城县霞庄一带；一次从黎城县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根据当时形势，只有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才能坚持教学。在此期间，先后取得了l940年10月的洪岭战斗、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和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抗大总校在敌后的战斗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1943年l月，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抗大总校率第八期部分教职学员返回陕甘宁边区，在环境比较安定的绥德地区继续办学。总校奉命除留下部分教职学员在太行山区重新组建第六分校，提前毕业部分学员就地分配工作，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外，率一千多名教职学员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行程一千多公里，于3月上旬抵达绥德，与原抗大第三分校（1941年改称军事学院）和第二、七分校上干队合并，进行教育训练并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大反攻和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后开创新局面的需要，第八期学员六千多人全部毕业，大部分学员当即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一战。9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历时九年多的抗大总校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创办抗大总校期间，为了培养大量干部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冬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7年间，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和五所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使抗大之花开遍各抗日根据地。这十二所抗大分校是：1939年2月在山西省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古城、冈上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一分校；1939年3月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开办的抗大第二分校；1939年7月在延安组建的抗大第三分校；1940年3月在安徽省涡阳县北麻家集创办的抗大第四分校；1940年11月在江苏省盐城县创办的抗大第五分校；1940年11月底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创办的抗大第六分校；1941年7月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1941年5月在安徽天长县成立的抗大第八分校；1942年5月在江苏南通成立的抗大第九分校；1942年2月新四军５师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区创办的抗大第十分校；1944年10月在山西阳城、沁水一带由抗大太岳大队扩建的抗大太岳分校；1945年春在河北省涉县由抗大太行大队扩建的抗大太行分校。五所陆军中学是：1942年初抗大总校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创办的抗大总校附属陆军中学；1942年2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唐县阎庄和灵寿县大夫庄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属陆军中学；1942年春抗大太岳大队在山西省沁源县创办的太岳陆军中学；1942年6月抗大第七分校在山西省兴县地区创办的抗大第七分校附属陆军中学；1942年8月抗大第一分校在河南省濮阳县琉璃井村创办的抗大第一分校附属陆军中学。一所附设中学是：1941年8月抗大第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创办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1943年，除第一分校陆军中学外，其余四所陆军中学及第二分校附设中学的学员都奉中央军委之命，先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合并于总校和第七分校继续深造。这些分校和中学除第三分校在延安外，都是在敌后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有的还一面劳动，生产自给，取得了许多反“扫荡”、反磨擦战斗的胜利，把抗大的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传播到全国各地。
我们都曾经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多年：何长工同志曾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抗大总校队长、教育长、副校长；李志民同志曾任抗大总校队长兼教员，组织科长、组织部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孙毅同志曾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我们对抗大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刻体会到抗大的确是一座革命熔炉。抗大坚持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总结出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培养出十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特别是培养了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干部。几十年来，他们战斗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与军队的建设事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大的伟大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国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史册，彪炳千秋。
在抗大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三位耄耋老人十分振奋，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把当年抗大的战斗历程和优良的传统作风记载下来，冀望抗大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当时，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毛泽东同志与主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在抗大的建设问题上再三强调：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能够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经验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在抗大筹办初期，有些部队的领导干部由于对培养干部的意义认识不足，只着眼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不愿意把好的干部送学校培养。毛泽东同志特地在1936年5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入学。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1939年l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出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对抗大总校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1943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二、七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抗大是在他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从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现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不少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是毛泽东同志作为演讲或课程讲义在抗大首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名著，也是1937 年10月毛泽东同志应在抗大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的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撰写的文章。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陈云、博古（ 秦邦宪）、王稼祥、罗迈（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也十分关怀。每期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尽可能参加，而且担任抗大的兼职教员，经常给抗大作报告、演讲或上课。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大部分时间在重庆、西安等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但他们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每当中央领导同志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时，全校教职学员在露天会场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长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起来。听众有什么问题，写张条子递上去，请求解答。首长侃侃而谈，讲到兴奋处，嗓门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势，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专心致志地记笔记，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有时还夹杂着口号声，会场气氛是那么热烈，那么令人振奋！
1938年9月，刘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的演讲。他谈到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描绘了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还勉励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后来，他整理、补充了这个讲稿，作为《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个部分，流传至今，成为共产党员必读的教材。当时，陈云同志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经常应邀到抗大演讲或上“党的建设”课程。1938年9月，他到抗大作过一次《论干部政策》的报告，精辟地讲述了我们党的“用人之道”。他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十二个字概括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他说，每个干部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了解干部，才能用好干部，扬长避短。他特别强调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对有缺点错误的干部多教育帮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于说话，敢于做事。他的讲话是那么亲切，那么沁人肺腑，使干部打心眼里感到党的温暖。
党中央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为各级党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军分会和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分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陈赓、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都曾兼任过分校的校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1939年9月，抗大总校挺进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时，聂荣臻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抗大通过敌人封锁线，并给抗大师生作过报告。11月初，贺龙同志率部正在晋察冀边区作战，见抗大师生还身着单衣，马上决定把准备发给第12O师部队的棉衣先拨给抗大。当抗大师生穿上崭新的棉衣时，都从心底里感念贺老总的一片深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认为要办好抗大，选配好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个关键，一定要配好配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实正是这样，抗大历任的领导干部，诸如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和许光达、莫文弊等同志，都是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领导水平，政治思想敏锐，接受新鲜事物快，民主作风好，善于联系群众，办学经验也比较丰富，深受教职学员的爱戴。
要办好抗大，还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建校之初，第一、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四人，专职教员仅三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第三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例如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王智涛同志1925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1933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誉庸、张庆孚；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20年代或30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教学队伍逐渐扩大，到1938年4月第四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1937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后增加到十斤）、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四包“风车牌”纸烟。到了1938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一 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从外地请来的教员是十 元，高出一倍以上。钱虽然不多，但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它却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大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总校第六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二十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十八岁，1940年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她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背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袋，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像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当中有久经战斗考验的老干部，也有成千上万来自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华侨中的革命知识青年，还有来自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友人。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作为“革命熔炉”的抗大，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时，特别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他还针对知识青年和工农干部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并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与工农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指明了抗大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转变学生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包括：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以及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则是不变的。通过教育，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过去认为自己受穷受苦是命苦，学习后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穷不是命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求得彻底解放。许多知识青年本来是抱着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渴望投奔抗大的，当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真理后，明确自己承担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抗大的政治教育为什么那样卓有成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做披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大家自觉地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1939年春天，王明给抗大第五期学员作形势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都是空话连篇。当他劲头十足地宣称：“根据世界和中国历次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不会超过四年”的时候，话音刚落，台下马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为什么不会超过四年？有的说，这是“速胜论”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事情，反映了抗大师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真正理解党中央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样，就不容易被王明等人的主观主义瞎说所迷惑，也就能够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1942年至1944年，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在此期间，抗大的教职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献，联系思想实际和教学工作实际，自觉地对照检查，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开展认真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地位观念、不安心学校工作以及教学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缺点错误。同时，每个同志本着对党忠诚坦白的态度，写出了自传，个别历史上有些政治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同志，也主动作了交代。在运动的第二阶段中，由于延安开展“抢救运动”，发生了反特扩大化和逼供的严重错误。抗大总校和个别分校，一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后来，中共中央提出了正确的审干方针，纠正了这个错误，使运动继续健康地发展。通过整风运动，对加强干部的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进一步端正学风，进行教学改革，使理论与实际更紧密地结合，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加强学校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重要的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当时，抗大总校和各分校除了英勇地与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外，还经常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要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还要掌握党的政策和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每一场斗争对抗大的教职学员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1939年1月，设在瓦窑堡的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在县长、“磨擦专家”田杰生阴谋策划下，非法抓捕、绑劫我驻瓦窑堡的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和几名工作人员，挑起严重的磨擦事件。当时驻瓦窑堡的抗大第1大队在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与田杰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与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反击战斗的准备，并举行示威游行，通过报纸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同时，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劲光同志的名义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终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我方人员，取得斗争的胜利。抗大的教职员就是这样通过一场场斗争，增长了胆识和才干。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抗大的知识青年学员经过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与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日渐成熟，都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这一大批革命青年的政治进步，要求我们每一期到毕业时要培养、发展70——90％的群众入党。我们遵照这一指示，积极做好发展工作，特别重视发展知识青年入党。不仅大批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等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入了党，有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参加过反动党团的青年，当他们提高了觉悟，划清了界限，彻底交代了问题，具备了入党条件以后，也大胆地发展他们入党。所以，每期毕业时党员都占学员总数的70％以上。
当时各党支部很重视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每一期吸收新党员，都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请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主持监誓。当时学校的许多领导同志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找发展对象谈话，并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直到现在，许多抗大毕业的党员虽年过花甲，仍然牢记当年的入党誓词，决心一生忠诚共产主义事业。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我们可喜地看到，几十年来，当年抗大的教职学员，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隐蔽战线，无论是在胜利的锣鼓和礼炮声中，还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动乱岁月里，任凭风云变幻，绝大多数同志都经住了考验，不愧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论述，精辟而又透彻地阐明了二者的关系。
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广大教职学员把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学习的重要一课，作为检验每一个同志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成果的重要标准。抗大第一期一 科的学员都是红军团以上的干部。他们从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县城时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清除牛屎马粪、垃圾杂草，垒培填坑，把老百姓作为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清理干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编条草帘作门窗，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和课堂，为以后各期学员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榜样。1937年10月，抗大第三期学员和教职员共一百多人，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在延安凤凰山麓挖成了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还修筑了一条三千多米长的盘山“抗大公路”，为抗大的大发展准备好校舍。毛泽东同志对抗大挖窑洞作校舍的创举非常赞赏，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时候，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造成我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抗大师生都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们当中有不少知识青年是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脱离优裕的家庭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穷地瘠的根据地来的。他们脱掉皮鞋穿草鞋，换下西装着戎装，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扫荡”最困难时，甚至还靠野菜、野果、榆树皮果腹充饥，仍然心甘情愿。总校和第六、七等分校在敌后办学时，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都曾开展过背粮运动，从驻地翻山越岭走几十公里甚至两百公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还要带三四天的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放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三四十公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二三十公斤。有时在背粮途中与敌人遭遇，还要进行战斗，有的同志为掩护背粮队伍而英勇献身，有的同志带病坚持背粮而长眠于背粮途中。背粮如此艰难，但抗大教职学员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踊跃参加，一路之上互相竞赛，互相帮助。有时遇上大雨、风雪，山路泥泞，一个个跌跌撞撞，有的连人带粮滚下山坡，到家都成了泥猴，还是乐呵呵的，好像凯旋的战士。
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和一些有条件的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生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39年春天，总校开展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五千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这支开荒大军中特别让人钦佩的是女生队的同志。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当时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华报》 上曾经撰文盛赞这种革命精神。他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富裕的家庭与舒适的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这段生动的描写，确实是当年开荒突击运动的真实写照。1944年春，抗大总校响应党中央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垦七千四百三十一亩生荒地，同时，利用驻地周围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饲养猪、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仅养猪就达一千一百七十四头，平均约五人一头猪，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给。此外，学校还开办酒精厂、畜牧场、豆腐坊、铁木工厂、缝衣厂、印刷厂，组织开挖小煤井，并进行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造粉笔、肥皂，编筐子，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据统计，全校在十个月劳动中共创造财富四亿七千六百多万元（边币），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不仅克服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起艰苦朴素的好作风。
学习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主要的斗争形式，无论从事军事、政治或群众工作，都离不开武装斗争，离不开抗日游击战争这个中心。战争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军事学校，因此，毛泽东同志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列入抗大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求抗大教育学员要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6年秋，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的演讲，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1938年5月，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的军事著作，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同志这些著作来自群众的斗争实践，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浅出，很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所以，抗大始终把它作为军事教育的必修课程，组织学员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抗大为了输送更多的干部到前线去，十分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无论是军事队或政治队，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指挥。军事教育内容：技术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武器的构造、性能以及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工事构筑等技术；特科队主要学习炮兵、通讯、防化学等专业技术；战术训练方面，有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营的战斗指挥以及地形学，防化学等知识，上干队还有团、师、军的指挥以及战役学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尽可能扩大学员的军事知识范围，提高军事素质。
抗大每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内容又多，所以在教学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除平时多组织课外作业外，每期军事课基本学完，学员具有一定军事理论基础之后，学校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一两次行军、野营或战斗演习。演习的方式很多，有排、连、营的进攻或防御，有行军、宿营或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战斗；特别注重夜间动作的训练与演习，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1938年7月中旬，总校第四期学员毕业时，校部就利用第１大队与第２大队换防的时机，组织了一次由第l大队2支队与第2大队参加的《在团的背景下“前卫营的遭遇战斗”》演习。第2大队从延安向瓦窑堡进发，称为“南军”。第l大队2支队从瓦窑堡向延安进发，称为“北军”。两军在沿途一百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演习了行军组织、宿营安排、敌情侦察、战场警戒等课目，最后双方在蟠龙镇遭遇，进行了遭遇战、进攻、防御和撤出战斗，以及各种情况下政治鼓动工作的演习。通过这次一千多人参加的实兵演习，不仅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检查考核了学员的学习成绩，而且培养提高了军事教员组织教学和实兵演习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讲课时就教育大家：“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此，抗大便把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总校及各分校在频繁的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环境中学习，每次战斗后，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有一次，日军“扫荡”太行山区的第六 分校，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同志和校直党总支部书记邢亦民同志带领一个排在刘槽沟伏击敌人，掩护分校转移。这个排占领了沟口一处有利地形，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他们一阵猛打，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人仰马翻，敌大队长也栽下了马。他们打了二十分钟，给敌人很大杀伤，本应立即撤出阵地，但同志们打得高兴了，都不想撤，把伏击战打成了阵地战，撤晚了一步，结果敌人展开了兵力，包围上来，幸好同志们发觉后，奋力突围，虽然没有大的伤亡，但有几个同志负了伤，才勉强突出包围圈，赶上了队伍。战后，六分校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使大家更深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斗的特点，以及严格执行作战命令的重要性。1940年4月，一分校派出第1大队几十名教职员，在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同志率领下，挺进胶东创办支校。当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时，日军发觉，尾随追击，在高阳附近一个村庄被日军包围。全体教职员与掩护部队胶东第18团3营指战员并肩战斗，奋勇抗敌，从上午九 时一直打到晚八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然后趁夜暗突围，经受了挺进胶东的第一次战斗考验。6月l日，胶东支校刚开学没几天，日军就对我大泽山区进行“扫荡”，胶东支校在铁夼寺与敌人遭遇，当时支校的武器很差，有的学员连枪也没有，只有两枚手榴弹，但教职学员临危不惧，由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队阻击敌人，掩护全校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抗大通过教育训练，使学员逐步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毕业后分赴各个战场，给部队输送了一批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战斗骨干。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锻炼的沙场老将罗荣桓、彭雪枫、周建屏、陈光、周士第、陈赓、罗炳辉、王树声等许多同志，毕业后都重上前线，驰骋于抗日战场，屡建战功；有的就牺牲在前线，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英雄业绩，为抗大增添了光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经过抗大培养，从“老百姓”成长为革命军人，又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不少同志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它也成为抗大师生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师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干部，有本地干部也有外来干部，但大家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犹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延安机关、学校的同志都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当晚霞斜照，抗大师生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延水河畔、古城墙边。他们或指点江山；或纵情歌唱，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要携手并肩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情谊，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而今，许多住过抗大的同志还经常追忆延水河畔抒发的激扬文字，怀念那豪情满怀的如花年华。
抗大有着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有着亲密的内部团结，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学员谈话；学员们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毫无拘束，不存戒心，可谓心心相连。在1939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当时机关的作风也很好，基层干部或学员到校部来，无论白天黑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和机关干部们都笑睑相迎，热情接待，倒上一碗开水，请他们坐在炕头上就谈起来，能帮助解决的困难尽快帮助解决，使大家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抗大的团结并不是“一团和气”，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对于一些同志的缺点、错误或不良倾向，大家都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更不姑息迁就。1937年9月的一天傍晚，第6 队队长黄克功因与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遭到拒绝，竟开枪把她打死，犯下了杀人罪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个红军老干部，长征中立过战功，年轻能干，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抗大领导和大部分干部都认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才能、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校领导当即将案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将黄克功开除出党，并经法庭判决，处以死刑。这件事从延安传到西安、太原等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抗大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当时住宿的窑洞虽很简陋，但内务卫生都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和国际友人都赞叹不已。抗大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抗大师生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勃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每逢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队拉起歌来，更是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叫人热血沸腾。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经常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开展球赛和军事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总校文工团和各分校的文工队、剧社，是一支支文艺轻骑队，他们不仅为教学服务，还深入各部队和根据地，创作并演出许多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对普及文化艺术、促进根据地的文艺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刘伯承同志曾对何长工称赞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良好的作风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抗大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越抗越大，优良的传统作风确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是《抗大校歌》一句很重要的歌词。它表达了抗大同志愿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战斗。1944年春，抗大太岳大队被日军围困在山西省介休县的绵山上，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坚持战斗和学习，开始时，他们组织小分队半夜里去袭击敌人，夺取粮食。后来，敌人加强戒备，他们为避免无谓伤亡、保存实力，动员全队同志挖野菜，采树叶、野果，捕捉野猪充饥，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环境虽然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一直坚持到胜利。
抗大的教职学员不仅具有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更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历次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都打得十分出色，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0年10月20日，即我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日军趁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名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扬言要“消灭共产主义大学”， 妄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我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以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10月22日拂晓，由抗大第2团1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l团3连（又称“青年连”）、6连、校部警卫连共六个连队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2 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上午八九点钟，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l团6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2团1、3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竟残忍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连队发现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担任正面阻击的三个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村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边休息边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又朝我三十亩村方向推进。这时，第l团3、6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村，只能由第2团1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村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七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头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马随后，偷偷摸摸地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村悄悄逼近。我阻击连队严阵以待，待敌人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打得敌人乱成一团，毙伤敌指挥官以下六七十人。战斗开始时，敌人原以为我们是“土八路”（指游击队），当遭到我沉重打击后，才惊呼碰上了“老八路”，慌忙向黎城方向逃窜。洪岭战斗打得漂亮，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掩护了校部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
在1943年秋季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斗中，抗大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六百 多名师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带领当地民兵机动灵活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在战斗中，既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又具有硬骨头的战斗作风。有一天，他们在转移途中，突然与日、伪军遭遇。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形势下，师生们打得十分顽强，有的两腿被打断仍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下肢被炸掉还顽强抗敌，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次战斗，虽然付出了牺牲十四人、伤十余人的血的代价，但无一被俘，还歼敌数十人，粉碎了敌人的搜山阴谋，掩护了隐蔽在附近山沟的数千名群众和地方干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在反磨擦战斗中，抗大师生也表现得十分英勇。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出动二十万兵力，与日、伪军互相配合，进攻我新四军4师活动的豫皖苏边区。5月2日晚，抗大四分校奉命随新四军4师l旅通过安徽省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不料，3日清晨突然发现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正渡过涡河向我苗庄逼近，情况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同志从全局考虑，令第1大队l队钳制敌人，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向11旅靠拢。1队是军事队，一百一十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还有十几名老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骑兵运动，对我非常不利；而且战斗刚打响，扼守村口的全队唯一的一挺机枪就出了故障，火力大大削弱。面临一场激战，1队同志坚定沉着，发扬“有我无敌”，“人在阵地在”的大无畏精神，以屋顶、树干和墙壁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顽强地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耗尽了。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杨致平同志带着以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手枪班，甩掉手枪，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带头跳下屋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霎时，士气大振，同志们个个犹如猛虎扑食，刺刀见红，在麦地里与敌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校部直属队和女生队安全转移。此时，因敌众我寡，1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个重伤的同志在敌人撤走之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才被抢救回来。抗大第四分校在1941 年2月至5月的反“扫荡”和反磨擦战斗中，全校伤亡达二三百人，损失很大，但师生们经受了一场严峻的战斗考验与锻炼，更加坚强了。抗大十分重视气节教育，要求人人树立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1939年9月，总校挺进敌后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第三梯队遭到日军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在这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同志们表现无比坚贞，指导员常柏等同志英勇地用砖头砸死敌人哨兵逃离虎口；有的同志在被敌人押往太原的途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跳离火车脱险，赵德馨等六个同志被敌人残酷地用铁丝把双手、耳朵贯穿在一起，押往太原，他们忍着钻心的疼痛，傲视敌人，宁死不屈，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抗大第四期女生队学员、共产党员余硕卿（化名张露萍）同志，1939年秋被党派回四川工作，她和战斗在军统内部的六个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他们七个人不幸全部落入魔掌，先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后被转送军统的息烽监狱。张露萍同志身陷囹圄、斗志益坚，不管特务如何刑讯逼供，始终守口如瓶，不泄露党的一点机密，顽强地坚持斗争四年多，于1944年冬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同志英勇牺牲和壮烈就义的烈士数以千计，他们是抗大之光，民族之光，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抗大是沐浴着延安精神的春风雨露而成长壮大的。抗大的精神与作风，正是延安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随着一批批毕业学员分赴各个战场，便把这种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传播到各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之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对抗大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也不外这个道理。”1939年1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曾给抗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抗大在校首长领导之下：“由于全体教职员的艰苦工作，由于全国各地来学的青年同学所养成之坚定勇敢活泼积极的校风，使抗大成为举世知名的培养救亡干部的最高学府。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散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领导抗战，更发扬英勇牺牲的精神，这是抗大校首长、教职员与学生共同奋斗的成绩。”
抗大不仅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扬，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到过保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都曾参观过抗大，有的还在抗大作过演讲，盛赞抗大取得的伟大成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抗大第一期的情况。他写道：“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1938年7月，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后为世界学联书记，法国人）和雅德（女，美国人）、雷克难（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国人）等四位代表远涉重洋，慕名来到延安，在抗大进行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作为学员的宿舍、饭堂、书房的窑洞，组织了座谈、访问，观看了教育训练和文体活动，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恳切地要求当一名抗大的名誉学员。抗大以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校首长的名义，赠予他们以“抗大名誉博士”证书，并赠给抗大军服、领章、符号、毕业证章等纪念品。他们激动地说。“抗大赠给我们四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我们已荣幸地做了抗大的学生了，所以我们说：昨天是学联派来的，那么今天是中国派出去的了。”果然，他们回国后不仅在世界青年大会上宣扬了抗大精神，而且组织人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去作报告，“把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战斗传播出去”。1939年6月1日当抗大召开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时，柯乐满还代表世界学联来电祝贺。贺电说：“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抗大在国内外的良好影响，对抗大师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抗大的革命精神与传统作风一代代往下传。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抗大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宣告胜利结束，但它已为我军的院校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院校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