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全国人民抗日的政治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为中国革命人士所向往，为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华北前线，对日军作战。八路军在陕甘巧边区留下少数留守部队：第115师的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359旅的718团，第129师385旅（耿飚先任旅参谋长，后任副旅长）旅部及770团，以及120师、129师的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总兵力九千余人。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给我们这些留守部队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于是中共中央军委在1937年8月25日决定，于延安设立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命令，将718团，770团之外的各留守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1至第7团；同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为八个警备团和第770团及骑兵营、郴甘独立营，并先后成立了绥德、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属五个军分区（警备区）。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部队，担负着保卫南起宜川北到神府一线的千里河防，阻击日军西进的任务，并要对付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里，国民党顽固派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狂，同年12月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武装磨擦的重要地区之一，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对我边区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他们派兵大举入侵，夺地掠城；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阻挠我军募兵征粮；并先后在我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次陇东事件、关中分区的拘（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分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
陇东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在陇东的部队仅有：385旅旅部用770团和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385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的警备第2团、警备第7团以及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一个独立营和几个县的保安队。这些部队合计起来只有四千余人。早在1938年12月，国民党第165师就曾袭击我庆阳县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扬言要消灭陇东的八路军。之后，国民党甘肃省西峰专员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动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军粮草，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地挑起的。 1939年1月间，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周介民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军者是汉奸”，并捕押我方民运工作人员。仅4月初，西峰专员公署就派保安队在镇原县南三镇绑走我方人员十名。我方当即向西峰专员公署提出抗议，并电告兰州国民党甘肃省省长朱绍良，然无结果。9日晚，我385旅亦派兵将国民党镇原县太平镇区的一名区员和警队长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卫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拘捕我方人员，形势日益紧张。10日，朱绍良密令驻西峰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第165师派部队前往镇原县驻防。该师随即派一个营会同保安队共九百余人，向我770团3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造成围城态势。3营不得不闭城自卫，力求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但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向镇原调兵遣将，准备向我军发动进攻。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急电蒋介石、朱绍良，要求停止进攻，双方派人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到五月初，国民党西峰当局才同意谈判，镇原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一再胁迫驻宁县的我770团2营撤走。2营未予置理。方振武便赴西峰专员公署密谋。不久，顽军第165师的三个骑兵连便突然开至宁县城郊，1939年四月二十九日，方振武又亲率保安队和壮丁队七百余人，向我2营发动进攻。我即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一幢楼内。这时，方振武预先布置在城外的骑兵连又乘势攻城，我2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直到5月中旬，在我方代表向西峰专员公署再三抗议下，他们才将三个骑兵连撤走。在镇原、宁县事件尚未彻底解决之际，园民党顽固派又在筹划新的磨擦事件。1939年9月中旬，朱绍良与驻甘肃省平凉之国民党顽军第97师师长韩锡侯、西峰专员钟竞成密电频繁来往。经过一番策划，第二次陇东事件又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展到陇东各县。12月10日夜，顽军97师578 团纠合西峰保安队，突然袭击我驻宁县的2营，因我2营无防备，伤亡大半，之后被迫撤出宁县全境。12月16日，97师的两个营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围攻了我镇原县城内的3营。3营于次日晚突围出城，移驻孟坝，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顽军占领。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土匪头子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八十余人和被胁迫的壮丁数百名侵入我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三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并肆无忌惮地抢掠和残杀群众，环县人民恨之入骨。我陇东分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警备2团于2月16日出动进剿，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摧毁，赵老五率匪徒十二人逃脱，其余全部就擒。与此同时，暗藏在环县车道区内的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爪牙张廷杰煽动我自卫军九百余人叛逃，我警备2团粉碎了这一阴谋。
这样，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我军英勇斗争，先后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城内的国民党顽军三百余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县（今黄陵县、宜君县店头镇一带的一条几十里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称它为“葫芦把”，把关中地区叫做“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急想把它吃掉，然后侵吞整个边区。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军在关中分区的兵力原先只有两个保安独立营和几个县大队，后因磨擦不断升级，才又调进一个保安独立营。
1939年3月中旬，我八路军荣校（伤残军人学校）的一名八路军路过拘邑县城时被国民党暗杀队杀害，我驻构邑县城的独立1营和荣校代表，再三要求国民党县长郭宪堂惩办凶手，对方不答应，我荣校一个排便开进县城，遂即发生武装冲突。5月25日，郭宪堂调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会同国民党保安6团1营围攻我保安独立1 营和荣校那个排，激战七天八夜，我保安独立1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拘邑县城。为此事件，我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曾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要求严惩枪杀我荣校人员的凶手，停止进攻八路军。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故不断在该地区制造磨擦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顽军进攻我关中地区达六十四次之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淳化事件。
淳化城建在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沟里。当时，我保安独立2营驻县城南关，国民党顽军第17师保安第9团驻北关。北关比南关地势高，两关相距仅二百米左右。国民党顽军居高临下，不时向我哨棚扔砖石，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我军退出县城。我与其针锋相对，坚持斗争。到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派其24师围边我保安独立2营，我被迫撤出，回驻拘邑县马家堡。
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构邑、淳化等五座县城和六个区四十三个乡的地盘。我军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武装磨擦给予了有力地反击。1940年春夏，我关中地区保安独立3营和警备8团一部进行了宜君县店头镇突围战和淳化县井村、构邑县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拘邑县马栏镇，拔掉了对方十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询邑县保安团和淳化县保安大队共一千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打通淳拘线、马（栏）拘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活动范围的企图。这些胜利，使胡宗南部队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分区所属的绥德、米脂、茵（佳）县、吴堡和清涧五个县，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1936年遭受国民党军队摧残后，即渗进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五个县划为我河防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 隶属陕甘宁边区，由我留守部队718团、警备1 团（团长贺晋年）和警备3团负责河防。但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不但不积极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1939年秋又派反共专家何绍南到绥德自设专员公署。这个曾被毛泽东主席指责为“磨擦专员”的何绍南，一到绥德，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棒子队等，对我驻军大搞暗杀和破坏活动。他们还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并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的不满情绪。何绍南一伙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撤退，以实现其独霸绥德地区，截断我党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
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力求通过谈判解决，曾多次找何绍南和其他头面人物商谈，要求他们放弃磨擦，一致抗日。但何绍南一伙视我们的规劝为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一方面，我们利用谈判等各种公开场合，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派出小部队下乡，深入到群众中去，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另一方面，我们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还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
1939年秋，王震同志奉命率359旅从晋西北进驻绥德地区，原警备部队移防其他分区。何绍南见八路军主力部队到来，不得不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但就在这次欢迎会上，他却大放厥词，胡说什么359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王震旅长当即予以驳斥：我们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会后，何绍南又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诬蔑359 旅是“溃军”。王震旅长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见势不妙，亲赴西安请示对策。1940年2月15日，何绍南又潜回绥德，召开秘密会议，策划集中十三个保安中队偷袭我驻军。359旅得悉后。除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何见我有准备，其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洞、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我717团，我军当即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匪徒。2月29日深夜，何绍南又率七个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之械弹库后向西逃窜。我追击部队将其歼灭过半，何绍南只带几十人逃回榆林。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五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暨专员，以利保卫河防。王震旅长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五县面貌一新，对此，蒋介石曾给毛泽东主席打电报说：359旅王震旅长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到军纪、国法制裁。毛主席回电曰：王震将军抗日救国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
在上述三个分区发生这几次较大的事件之后，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渐告平息。这期间，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和359旅以及边区保安部队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分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地区，我方虽退出了五座县城和一些区乡、但我方的力量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政权建设土，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在军事上，我军兵力也大有加强，如陇东分区的正规军就增加了三千人，地方武装增加了一千余人，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对我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边区军民。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国民党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随之各地便开始强拉民夫。下半年在我边区南北两侧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实行封锁围困政策。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有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都依托地形筑有碉堡。在南线，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都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法西斯结成同盟之后，为放手向太平洋进军。配合德军进攻英国，急谋解决中日战争，以便把中国变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为此，日本侵略者一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面变本加厉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为妥协投降做准备，进一步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在皖南，但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边区的军事包围。其总兵力达四十万之众，而且都做了进攻边区的准备。1941年五月间，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重庆经西安去延安途中，曾到我关中分区警备4团的防地。陈嘉庚详细询问了边界上国共双方的情况，周副主席手指国民党军队的防地说：那边碉堡林立，哨兵遍布，大小村庄都住满了军队，真是大军压境，内战临头。陈嘉庚非常气愤地说：这么多的国军，不开到前方去抗日，却调到陕北来专门进攻共产党，真是岂有此理！当时国民党顽军阴谋首先夺取我关中囊形地带，然后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在西北、西南夺取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和陇东地区。胡宗南为了制造大举侵犯我边区的借口，不断在我关中分区的边界上挑起磨擦战斗，并侵占了我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的进攻，1941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359旅的主力进驻延安南面的南泥湾、甘泉、郁县等地区，进行屯垦，又令警备1 旅（旅长文年生）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并正式成立了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保安独立团。
警备1旅下关中后，文年生率领警备3团、8团和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那（彬）县北的义石村、风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风王山以南；接着转战柯邑县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之敌赶回了原地。从此，关中方面的国民党顽军就修堡据守，不敢轻举妄动了。
边区南线的磨擦斗争基本上平息下来，而北线的磨擦斗争又起。1941年10月，驻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国民党顽军新编第26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
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三边分区未专门设置分区机构，当时由警备1团兼管分区工作。为对付何文鼎部，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主席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任司令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359旅的717团和4支队、留守兵团的警备1团、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2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将战斗部队配置在安边以北一线，野战兵团的指挥部设在安边西三十公里处白泥井的一座教堂里。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11旅，我们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已取得了其保持中立的承诺，这就为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准备，便未敢继续推进，到1942年1月14日，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局潮中，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阴谋就未能得逞。
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陕甘宁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我边区军民的罪恶企图，也遭到了彻底破产。
国民党顽固派在两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并不甘心，总在伺机作新的冒险。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进行舆论准备，蒋介石于1943年3月间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为“奸党”“奸军”“新式割据”。同年五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发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向共产党大举进攻的时机已到。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反共舆论攻势，大肆叫嚣“第三国际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等。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下，西安的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处长、著名托派分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打电报给毛主席，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的狂妄要求。国民党中央社竟公然于七月六日将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通告中外。
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顽固派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凶猛，重点是进攻陕甘宁边区。为此，国民党顽固派除令包围我边区南线的十余个师都做好进攻准备外，还从陕西大荔、华县一带将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第1 、16 和90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调往边区。第1军之主力78师和167师从华阴、渭南开到邓州、淳化一带；第90军之28师、53师，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还有第57军之8师由西安开到陕西中部，第16军的重炮营也开到耀县，原驻西安的炮兵旅也开到了淳化。这时，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顽军猛增到六十万人。而且还有许多部队正在待命出动。在陇海路上，咸（阳）榆（林）、西（安）兰（州）公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尘嚣九天，国民党顽军要大举进攻边区了。
还在6月初的时候，何应钦、白崇禧等到西安，同胡宗南一起研究了进攻边区的战略部署。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计划是：南线先夺取关中囊形地带，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构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22军配合进攻神木、府谷。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师以上指挥官会议，对进攻我边区又作了具体部署。从7月初开始，他们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开始在我关中分区制造各种磨擦事件，为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7月4日，国民党顽军第53师1个营向我边区富裕口进行袭击，被我军击退。6日，国民党顽军第167师师长到关中分区南部边界职田镇察看地形，进行挑衅。7日，顽军第80军之165师两次向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十余发。14日，顽军第167 师一个营炮击我陇东分区阵地，顽军第90军之16师又向我警戒阵地发炮十余发。23日，顽军第53师之157团连续三次向我郡县境内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扰战六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出席并讲了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国内外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就胡宗南部突然撤出河防，进攻我边区的行动，朱德总司令于7月4日和8日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的抗议和警告。7月6日，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也致电边区周围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除内战危机。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与此同时，我军在军事上迅速做好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作战准备。6月，中央军委调358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7月9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令晋察冀、太行等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10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除令385旅仍坚守陇东地（区合水、庆阳、曲子镇、孟坝镇），警备1旅仍坚守关中马栏镇囊形地带，警备3旅仍坚守三边地区外，将359旅配置在南线的固临（今临真镇）、甘泉、郝县地区，独立1旅配置在北线的茵县、米脂、绥德、宋家川可今吴堡）地区进行防御；同时令358旅和骑兵旅集结于郎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也紧急动员起来，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战斗准备。
由于我党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使其在全国人民中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我边区军民又充分做好了迎战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不得不暂时搁置闪击我边区的阴谋。来势凶猛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就被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接连的失败面前，并未改弦易辙，仍坚持其包围、封锁和破坏我陕甘宁边区的反动政策。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驻正宁县山河镇的部队，为切断我关中分区与陇东分区的联系，侵占了关中分区构邑县的杨家畔、宋家畔等地，并继续向该县西坡店进犯；驻宁县朱家桥的国民党部队也不断伏击我正宁县保安队。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军挑起的磨擦事件就达一百多起，而且还从抗日前线调回三个军的兵力，加强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企图夺取我关中分区。7月间，胡宗南借口其在淳化组训的3团民兵“叛变”是八路军煽动的，竟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爷台山阵地发起攻击。23日又投入了预备第3师。我警备1旅3团3营和关中保安总队赤水大队、宜耀大队、总教导队，从7月21日至26日扼守在爷台山主峰上，展开了英勇的爷台山保卫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三个师的几十次进攻。为了避免内战，我守军奉命于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四十一个村庄，胡宗南部在五十公里的正面上，侵入我边区约十公里纵深。淳化事件发生后，朱德总司令于七月二十三日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予以制止。7月26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及国民参政会，说明淳化事件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回原防区；并组织社会团体公正调查，以明真相。我军还邀请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前往爷台山地区察看。8月7日，朱德总司令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说明淳化事件真相，要求国民党撤退进犯我边区之部队，并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但国民党当局对我方的多次要求置若罔闻，胡宗南部队继续向拘邑、耀县等地进犯。为给来犯者以必要的教训，我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集中新4旅第16团和警备1旅第3团1营、358旅第8团，于八月八日对侵占爷台山之敌进行了反击。经过激战，我军于九 日全歼守敌五个连俘敌一百余名，收复了爷台山阵地。到十一日，我军将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全部赶出了被侵占地区，取得了爷台山保卫战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陕甘宁留守兵团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至此，我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光荣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神圣历史使命。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来之不易。其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择其要点，有以下几条：
1、依靠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一切关键都应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的反磨擦斗争，同样要服从于这个大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又要尽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就有必要讲究反磨擦斗争的策略。我们党就是在反磨擦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全正确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策略。我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正是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方针、策略，才赢得了反磨擦斗争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全国人民都是要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想消灭我们，又怕丢掉抗日的旗帜。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总要伺机兴风作浪。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特征是：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打出手，一般的军事磨擦。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存。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就要采取适当的对策，1938年春，抗大1大队（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由延安进驻瓦窑堡。当时国民党的“磨擦专家”何绍南一伙，在绥德一带闹得很凶。抗大的同志们临行时，毛主席对他们说：同志们要离开延安了，送给你们一件礼物，送给你们一条打狗棍。这个打狗棍不是别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瓦窑堡有狗。假如说一个人在你头上拉屎，你不动他，他就要拉屎；你一动，他知道有人，就不敢了。这条狗指的就是“磨擦专家”何绍南。毛主席的这“十六个字”，就是依据斗争的实践提出来的，既是反磨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又是具体的斗争方法它是在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原则基础上产生的策略思想，是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种错误的否定。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日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又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使反磨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更加具体化和完善了。顽固派要捣乱，我们就跟他斗；斗，是为了团结抗日。只要大家共同抗日，他们不来惹我们，我们便不惹他们；甚至他们在这个地区惹我们，在另一地区我们也不去主动惹他们。如果他们公然破坏抗战，则必须彻底予以揭露；他们来进攻我们，我们则坚决予以反击，直到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直到把他们打疼了，答应不再破坏抗日，我们就适可而止。这就是边区反磨擦斗争没酿成全面内战，而且每次都取得一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2、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靠政治斗争。我们在边区的军事力量，比国民党顽固派小得多，并处于被其四面包围之中。为了掌握反磨擦斗争的主动权，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就应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们必须采取两手对策，一方面要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顽固派无机可乘；另一方面还要抓住时机大造革命舆论，对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时，甚至要以政治斗争手段为主取胜对方。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在统战区的绥德地区就是光采取在会场上展开唇枪舌战，在大街上进行“标语战”，继而深入乡镇。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揭露何绍南一伙的反动真面目，先从政治上把他们孤立起来，再从军事上收拾他们，我们就是这样把何绍南赶跑的。在陇东、关中分区，顽固派在边沿一带集结重兵；这里的反磨擦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我们便主动采取政治攻势。如在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在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到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们的支持，终于迫使顽固派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就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无形中加强了我们的力量。比如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和宁夏马鸿透、马步芳的部队，因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们在磨擦斗争中就并不都听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我们便团结他们，争取他们中立，这就成了保证北线比较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何文鼎之所以未敢从北面进攻，与我们争取到邓宝珊的11旅的中立很有关系。当准备抗击何文鼎部队的我359旅的一些部队返回原防地，路过延安，毛主席去看望他们时曾说，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边，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无疑也是政治斗争的胜利。
3、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只有依靠民众，才能进行战争，赢得战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没有边区保安部队同留守兵团部队的并肩作战，没有边区广大民兵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那是不可思议的。边区的人民群众对保卫边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有着极大的热忱，边区各级政府十分支持和爱护群众的这种热忱，及时地组织了各种民众斗争团体，在县级建立了自卫大队，在区、乡建有自卫队（军）。这些民众武装力量能有效地做到村村为战、区区为战。在边区各地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连少年儿童也组织了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保卫边区的民众大军。顽固派搞小磨擦，群众就主动起来把他们斗垮，顽固派发动军事进攻，群众就奋起支援和配合我军反击，进犯的顽军就像冲进火阵的野牛，随时都会被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所烧死。
4、顽固派搞经济封锁，我们就靠自力更生。反磨擦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中也包括经济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被我揭露，在军事上又吃不掉我们，便想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民以食为天”，“军无粮草不行”，没吃没穿，什么事也干不成。党中央、毛主席早看到了这一点，发出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广大军民随即热烈响应。在1938年7月，留守兵团在第二次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上，决定了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随着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尤其是蒋介石于1940年底停发八路军的军费之后，大生产运动就更蓬勃发展起来，1942年形成了高潮，194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招待边区出席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王震同志代表延属分区劳动英雄献词，表示要生产更多的东西来保卫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359旅屯垦的南泥湾，成为陕北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象征。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边区逼出的这种革命精神，已经形成中国人民的宝贵传统。边区194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八十一万石，消耗一百六十万石，余二十一万石。整个边区面貌为之一新，军民丰衣足食，为争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和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殷实的物质基础。毛主席在1939年10月4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了这三个法宝，抗日战争中的反磨擦斗争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亲身参加者，通过历史的回顾，重温了上述的一些经验，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一定教益。
（1986年4月）（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