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中国人民的心情万分焦虑，屈辱和灾难一层重过一层的压在头上。天津失守了，北平沦陷了！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又受到日军的重兵包围！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已危在旦夕。一时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硝烟弥漫，哀嚎连天，真是寇深祸矣！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
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经过长征两万五千里的、为直接对日作战集结在黄河之滨的红军，遵循全国人民的意愿，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出师华北前线，挺进敌人后方，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八路军总部在这个辉煌业绩开端的几个月里，有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一、洛川受命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是在著名的洛川会议上宣布的。
洛川会议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它制定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伟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全军由国内战争转变到民族革命战争、由正规战争转变到游击战争，指明了道路。在我党的建军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对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到25日，整整开了通天。会址设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当时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任政治部主任，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和肖劲光等五位同志从延安乘汽车前往。到达冯家村，天已黄昏。村里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见到从云阳总部和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来的同志，个个是风尘仆仆，壮怀激烈，恨不得立刻纵马疆场，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在这样一个偏僻小村庄讨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同志们都说会址选得好。既安全，便于保密，又比去延安少走路，可以节省一两天的时间。战争年代，时间就是胜利。党中央的时间观念，可以说是全党全军的楷模。
会场设在村西北角一所私塾里。胡同口有棵枝叶稀疏的老槐树，矮粗而弯曲的树干，形如一头狮子蹲在那里，开会的人们来来回回都从它身边经过。私塾的院子里，中间有个小花坛，院子的一侧有一株桑树，正当面是两孔砖砌的窑洞。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二十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凯丰、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徐向前、张浩、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会上还有李富春同志，承担了记录之劳。他们都是我所认识和熟悉的，抗日出征前夕这样一起共议党的、军队的大政方针，仿佛有种很强的引力把大家的心绪凝聚得格外热烈和昂扬。也有两个同志我认不得，一问才知道，一个是周建屏同志，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曾在粤赣边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冬才辗转到达陕北的。一个是张文彬同志，黄埔军校1 期毕业生，多年在3军团工作，长征到陕北后，是东北军、西北军中我党组织的负责人，曾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准备会后去广东、香港，加强那里的党的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吸收从南方来的和到南方去的两位同志到会，不仅表明党中央对南方工作的关注，也表明党中央对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部署，考虑得非常周密、细致。
会议是在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国民党军队出现溃退趋势，全体红军整装待发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留在了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没有到会。第一方面军已经出动，罗荣桓同志正率领部队东进，也没有到会。同我一起在“抗大”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到会了。“抗大”“抗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确实是越抗越大，天天有四面八方包括海外来的热血青年涌进学校。部队开赴华北前线，需要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军政干部，让“抗大”的负责同志到会，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学校教育的关怀和准备持久作战的远见卓识。
会前最为同志们注目的是周恩来同志，在我看来，他仍像十多年前在旅欧总支部那样英姿勃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春天起，他不仅奔波于西安―延安之间，而且一去杭州，两上枯岭，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反复进行会谈，直到会议前夕还和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到了南京，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提出了阐明我党的军事主张的重要文件—《 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由于他不辞劳苦，据理力争，终于使我党同国民党的政治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红军—当时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此，蒋介石窒息红军的闸门被打开了！我们可以汇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惊涛骇浪中大显身手，将中华民族这只飘摇欲沉的航船驶往胜利的彼岸了。主持会议的是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同志，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他都是中央军委成员。当年三月国内和平一实现，他和毛泽东同志就及时提出：红军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 “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会前几个月，他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等一起，更是夜以继日的操劳，对红军如何改编，如何对日作战，作了精心的筹划，周密的部署，完成了出师抗日的大量准备工作。七月下旬，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主持，在云阳红军总部召开全军党的政治工作会议，就红军改编的意义、任务和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在干部中作了深入动员，使全军思想同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八月初，他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明确提出了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以游击运动战“协助友军”的作战方针。
在会议开始以及八月二十四日，张闻天同志都有较长的发言和报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是他起草的。他还主持通过了《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正式文件。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作总结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其中完整的阐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部分，也就是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主要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也是全党全军的行动指南。它的深远意义，正如张闻天同志讲的：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是指出胜利的道路。“十大纲领”就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报告的最后呼喊的口号也是：“拥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他的激越、清亮的声音在窑洞里震荡，表达了会上几乎所有同志的共同意志。在我看来，这“十大纲领”就是红军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的鲜红旗帜，我们高高举起这面旗帜，就会召唤并团结广大抗日军民沿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
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雄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翎良”，“眼”要做的活，做的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他特别提到紧邻东北的冀东，在抗战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明确指出，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贺龙同志动作快，把这个任务抢到了手。虽然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快撤出了南口，我们不得不改变这项计划，但同志们那种一往无前、敢于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的英雄气概，充分表明我军人人都有到扰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崇高精神。
张闻天、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同志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张闻天同志说，要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力量。红军是党军，抗日是持久战，眼光要放远些。朱德同志指出，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人；军事上是发动游击战争。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任弼时同志也谈到，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发挥自己进行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关系到增强我们的领导和部队的扩大。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阐明了我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敌后抗战的开端—游击战，包括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对此他详细解释说，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意图的灵活机动权；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所谓山地，不只是就地形而言，而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对于党的战略方针的完整阐述，使大家的思想提高了一步、关于兵力部署，彭德怀同志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指出：红军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脉，有重要战略意义，给日本南进或西进以很大的困难，要力争实现。他还说，红军主力出动是对的，留下若干兵力在陕北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战略预备队；红军出动的基本是要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党和红军的地位。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总之，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抗敌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作战思想和行动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会议确定，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11 位同志组成。
最庄严的时刻到了，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所辖的三个师是由三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各师的主要领导干部是：林彪为第115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贺龙为第120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刘伯承为第129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至此，红军虽然放弃了自己用血与火铸造的光荣称号，却实现了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之奋斗了六年之久的直接对日作战的宏愿，与会同志无不为之振奋。对于军委命令中要求全军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斗争，使自己“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充满了信心。
八月二十五日是会议最后的一天，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会议连续通过了朱德、彭德怀同志的《就职通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 《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文件，使这支即将出征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最高指挥员到每个战斗员都有了一个行为准则。这是坚持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重要保证，也为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预示了美好前景。
短短四天的洛川会议，在中国革命征途上树起了一座雄伟的里程碑。 从此，万千红色健儿——八路军将士，“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带着人民的希望，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场去建功立业。深夜，我走出会场后，回头看那窑洞的灯光，在渭北高原的苍穹之下，红彤彤的，像团正在燃烧的火……
二、云阳誓师
洛川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同我谈话，要我担任八路军政治部的民运指导部（简称民运部）部长。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做居民和友军的工作，面很广，党政、军事、外交事宜都要做。我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弼时同志鼓励我要大刀阔斧地干，重要的是抓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把局面打开。
会议结束，要到前线的同志没有再回延安，立即赶往云阳总部和各师驻地。我随朱、彭、任等领导同志行动，开始是坐一辆卡车，但走出几十里以后车子坏了。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聂荣臻同志，30 年代初我们曾在上海的中央军委一道工作过，是大同乡（都是四川人），又是三十七八岁的同龄人，走在一起免不了说说笑笑。处此境况，他像搞智力赛似的问我：“老傅，四川话在这里怎么说呀？" 我说：“有这么一句，图相因买老牛，爬坡过坎要人掐”。荣臻同志和大家笑了起来。有的说：“不错卫贴题享”有的说：“铁牛，不是老牛，掐不起来哟”有的说，“怎么办？走吧。”有的说：“先到村子里吃点饭。”最后大家按总司令的话行动：“吃过饭就走。”临到中部县（今黄陵县）城，有人高兴地喊到：“桥山，桥山，桥山到了！”是啊，黄帝陵就在那片郁郁葱葱的山上，有机会看到它能不高兴吗？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几千年来，历代王朝直到民国，每年清明节，都要派出官员来扫墓、祭奠，表示对先祖的虔诚和敬仰。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先祖开创的中华大地的野蛮掠夺和残酷蹂躏，都有一颗“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杀敌决心，也就格外想去看看黄帝陵。看过之后，从桥山上下来，进了轩辕庙，朱德同志说，今年清明节，我们还派人来给轩辕黄帝送了祭文哩。果然，一到正殿就看到黄帝塑像脚下的大供案上陈列着不少祭文，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祭文也在其中。祭文写的非常好，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动人肺腑。大家拥过来看，我竟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衍祀绵，岳哦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赚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好何多兮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豁为我祖，命世之英，啄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认其沦胃。东等不才，剑屡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援。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朱总司令说，这是我们建军十年第一次向老祖先明志。大家也都称赞祭文写出了全军指战员的情怀，表明了我们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和未来。同志们还一致认为，这是我们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哩。
八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徒步行军到达铜官城（今铜川市）。彭副总司令接到指示要去西安（聂荣臻同志和他同行）。彭是要准备九月一日同周恩来副主席等乘火车去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一同前往的还有林彪、肖克、徐向前等各师的负责人。他们是最先一批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
朱总司令到达云阳镇后住北街“毛家大院”，红军总司令部在那里。而我随任弼时同志见到邓小平同志，他在西南角“文家大院”，总政的同志住这里。
云阳属泾阳县，距西安六十多公里，南临泾河，北靠嵘峨山，西（安）兰（州）公路从村南穿过。村里虽只一条街，但长达一二公里，俗称“十里烂云阳”。当时这里已成为军事重镇，中共陕西省委也在这个村子里。西边驻陇东西峰、镇原的红军，北边驻正宁、耀县的红军，东边驻三原、富平的红军，继115师出动之后，正在集结，准备出动。一时之间，这片纵横二三百里的国土上，山山岭岭里，大路小路上，四处有战马奔驰，有步兵跋涉。嘹亮的军号声，高昂的抗战歌声，飞扬在正要收豁的田野里，震动着每个爱国军民的心。
民运部的人手不多，工作显得格外忙碌。从国民党区域和海外来的进步青年去延安，这里是第一站，迎送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开始每天不过三个、五个的，现在则常常是成组成队的，而且一批接着一批，人们笑称：往北去的大道，全是他们走宽的。
自从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给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的首长下达命令，要求十天之内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以后，尤其是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后，总政治部编印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 ，《抗日军人读本》，以及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地理常识，还有日本情况、日语教材等，发给部队进行战前教育。从军团长，师长直到伙夫、马夫都参加了军事、政治训练。整个红军变成了大学校。洛川会议后，为了顺利开赴华北前线，八路军政治部立即发布了《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指示》，编发了《 八路军军人必读》等教材。
当时，红军广大将士对于北平、天津失陷非常焦急，对南京方面非常不满，要求立即出动抗战，甚至整连整团整师的指战员签名上书，表示不等待南京政府的命令了。当听说改编还要取下红军帽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更是火上加油，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泪，甚至有的骂娘。为了妥当解决这个问题，转好思想弯子，领导干部分别下到部队进行解释。左权同志到了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同志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在换帽徽的同时，总政还给全军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奖章。广大指战员收起红军帽徽，得到了红军“奖章”，思想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
八路军总部的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的大操场里举行。司号员们的军号声，随营学校的威武队列和“坚决与敌决死战”的歌声，震荡了整个村镇。整齐雄壮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字横标，高高举过头顶，随着队伍进入会场。队伍四周围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小彩旗的各界代表和群众。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就是到场的代表里也有不少是他们特意选派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挡不住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人们大胆地拥进会场，有的爬到了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邓小平副主任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司令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掷地有声的誓词，是从每个同志的肺腑中喷涌而出的，声若洪钟大吕，所有同志的心情都激动异常，会场四周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惊和感动。
《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 的内容和红军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一条。弼时同志郑重宣布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三大纪律”，与“八项注意”总起来不过十一条，但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它军队的根本标志。
表示杀敌决心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的军内外代表讲话之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讲了话。最后一项是国际友人讲话。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乔治· 哈特姆（即马海德）一到台前，台下便响起欢迎的掌声。这位美国炼钢工人的儿子，1936年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同我相识，第二年二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出征的战士，他用汉语说，我们欢送八路军到哪里去？到华北前线去。去干什么？去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尾巴，打他的“后沟子”（这是把脊梁骨称为“后沟子”的陕西土话），大家听着非常亲切、生动、有幽默感，会场上立即迸发出欢快的笑声，随后是狂风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抗战歌声，气氛显得十分昂扬、热烈。
三、东渡黄河
115师主力到达黄河东岸之后，120师主力即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紧接着，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了，殿后的是早已整装待发的129师主力，到九 月底也从庄里镇开往晋北前线。这时以肖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十二 月改为留守兵团）已经在延安成立，统一指挥各师留守部队，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总部出发那天，潦蒙细雨压住了道路的尘埃。我们的队伍除机关外，有随营学校的三个团，一个警卫总部的特务团，浩浩荡荡的劲旅在秦川大地上疾进，引起沿途收秋、秋种农民的注目。队伍经过村子，人们不顾国民党的种种限制，拥到街上送茶水、梨子、桃子、鸡蛋。队伍过后，群众手里有了红色绿色的传单；墙上贴了雪白的八路军布告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街头巷尾传诵着八路军爱国抗日、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损物赔偿的故事。尽管我们规定了沿途不许扩军，但广大爱国青年还是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行军行列里。
前线接连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继南口、张家口失陷后，呼绥线上的天镇、雁北重镇大同失守了！津汉线上，日军在攻击泊镇、沧县；平汉线上，琢县落入了日军手中，保定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还在节节败退… … ，形势的险恶令人愤慨，全体指战员心急如火，恨不得擂翅飞上前线，煞住日军猖狂进攻的气焰。
九月十六日，总部到达韩城芝川镇，决定在此渡过黄河。先头两个师都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
芝川镇西南司马坡上有座司马迁祠，趁候船的间隙，我和几位同志去看了看。祠内碑揭林立，铭刻着对这位太史公的赞词颂语，使我想起他的巨著《史记》。从《五帝本纪》到《太史公自序》一百三十篇，我在年轻时逐篇读过，确实像鲁迅说的，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着我国文化的高度成就。司马迁忍辱负重，用笔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不朽的。我们今天，则要用刀枪和自己的血肉去搏斗，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土地，书写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的光辉篇章。
我随朱总司令、任弼时、左权同志等同船过河。木船在汹涌翻滚的波涛中前进，船工们驾驶大船的强健体魄，使人感到自己身上也仿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这天风和日丽，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人民一年一度庆祝团圆的中秋节。天气已有些凉意，使人觉得爽快、舒服。随着大船靠岸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兴奋、自豪的神情：我们终于又踏上了美丽富饶的山西大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
1936年春天，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曾率军渡过黄河，在山西的几十个县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那时是借路去河北、东北打日本，由于国民党重兵拦阻，壮志难酬，只得回师河西。现在日本大军压顶，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却是急切地盼望八路军早日开到晋北去堵住日军的进攻，救他们出困境。
我们的队伍向着晋南重镇—同浦线南端侯马跑步前进。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惊恐神态表明：战火已越烧越近。但我军将士却如蛟龙临海，英姿勃勃，直奔中央军委指定的目标。到了侯马，火车站里站外挤满了人群。一些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肩上，仰着头，张着嘴，观看八路军上火车。其中有不少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衣服槛褛，眼含热泪，期待八路军去收复他们的家乡，本地群众则祝愿我们能挡住日军，使家园免遭战火。有许多送茶水的，端糖果和中秋月饼等慰问品的，挤上去放到战士手里，递到战士嘴边，其亲切之情在别的军队是见不到的。红军东征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像，如今强敌压境，危难中重逢，真像多年未见的知心朋友。目睹这番军民亲如家人的情景，人们无不由衷地称赞：八路军才真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
火车在吕梁山东麓、汾河东岸向北开进，沿途的车站越来越多的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无论商人，学生、工人，农民，都拼命往前挤，要看看红军的八路军的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的四川话人们听不懂，但看到那位向人们招手的长者，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长年辛劳的庄稼汉，面容纯朴，慈祥… … 人们便以喜悦的神情、亲切的语言，表明自己的感触：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这，便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像一座桥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相连接起来。在车站，在车里，老百姓们送来的中秋月饼、瓜果、枣子，堆了很多，大家都吃得饱饱的。人们议论着：这样的老百姓，这样的军队，如此齐心，如此亲热，打不胜日本，谁能相信。
到了太原，总部的领导同志都倍加忙碌。天天有兴奋的座谈会，热烈的欢迎会，彭德怀等同志应邀去群众大会上讲演，周恩来、朱德同志准备到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邓小平同志去了第二战区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商谈工作。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东北学生救亡委员会的，从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都有人到总部来过。整个太原城的抗战气氛，由于八路军总部的到来，陡然高涨了几倍。面对此情此景，使许多革命战士和爱国青年流下了兴奋、激动的眼泪。
在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我见到了久别的杨尚昆和李伯钊同志，他们身着便装，和刘少奇、彭真同志一起在北方局工作，还没有公开身份。尚昆同志告诉我，北方局正准备开会传达、贯彻洛川会议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去打游击战，今后华北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争。他还要求华北地区党组织三个月内“扩红十万”。周恩来同志完全赞成这个计划，并指示把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此时，“决死队”已有了四个总队（团）。我随总部过定襄时见到了薄一波同志。不久，朱总司令指示他们去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出发前夕，有些年青同志到了总部执意要求参加八路军，以为戴着阎锡山的帽子抗日，不如在八路军的旗帜下进步快，更光荣。我和民运部的几个同志去做说服工作，一直把他们送归“决死队”，还在会上讲了话，说明“决死队”和八路军都是抗日先锋，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一样光荣土鼓励他们安心在“决死队”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第二年夏天，“决死队”由四个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旅）。在沁县西林整训时，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同志去给他们讲游击战术，我去讲部队政治工作。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进步很快。当1938年秋，日军进攻时，阎锡山慌忙逃过黄河，躲到了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一线。与此相反，“决死队”“牺盟会”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共产党员誓死不过黄河！”他们同在黄河以东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一起，高擎民族解放的大旗，挡住了日军西渡黄河。
四、首战晋北
先头出发到达晋北原平一线的115师、120师主力，按预定部署向冀、察、晋、绥省交界的恒山山脉（三十一个县）挺进，准备侧击沿平绥线西进、沿平汉线南进之敌，援助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阵，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后，一部飞速向归绥、包头攻击，打通平绥线，实现其所谓切断中、苏联系之目的，主力则沿同清线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华北的敌军一部则由平绥线东段之宜化、怀来向晋东北追击，占领广灵、沫源后，正向平型关进犯。
据此形势，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改变原来部署的指示，这也是总部领导此时所议、所忙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的战略计划是以右翼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而最后击破之，夺得黄河以北地区，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鲸吞华北5 省之企图。这样，“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而阎锡山指挥下的傅作义、杨爱源、刘汝明、汤恩伯各军已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因此，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如依旧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迁回中……陷入被动地位”。显然，战场情况变化了，必须改变原来的部署。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战略上展开于敌人侧翼，牵制敌人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使晋绥军不过于损失力量，也为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游击根据地，拟变更原定部署如下：120师转至以警洋山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115 师以自觉的被动姿态，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129师开往恒山山脉南端，逐渐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没过几天，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毛泽东同志所以这样三令五申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因为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向此时要进行的游击战争转变，是领导全军在广大的新天地里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崭新课题。总部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领会是深刻的全面的，在基本点上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带领全军从实际出发，适时地完成了这个转变，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九月二十二日，总部到达晋北前线，驻五台县城东北的南茹村、东茹村。随营学校在不远的苏子坡村。真是旗开得胜！朱、彭指挥主力首战平型关，歼敌一千多人，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在正面防御的晋绥军以有力的配合，给广大抗战军民以有力的鼓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八路军英勇善战的形像。但敌情仍然十分严重。东面平汉线上的日军已占领保定；沿内长城西进的日军正猛攻繁峙；沿同蒲线南进的日军夺取了朔县，正向代县、雁门关逼进… …
总部在这三面是日军进攻的炮声里，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的混乱局面中，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此时，迎着日军的长驱直入，我东北方向有杨成武部，打到了冀察边界，东南方向有王震部，已到达战略要地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北面、西北面有116师、120师的主力在日夜奋战。各部队斗志昂扬，锐不可挡，纷纷传来捷报。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朱总司令即带领一些同志到115师驻地参加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总部机关的工作十分紧张，除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的侧翼、后方挺进外，还天天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贺电、贺信，接待来慰问的各界代表，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来参军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请求派人指导和给予援助的抗日团体、义勇军、游击队领导人...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于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先后对各师、各旅、各团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部队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消灭敌人小部的同时，立即在我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在战区的村庄城镇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没收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分给抗日人民和抗日军人家属；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对于各部队进行群众工作的负责区域，总部有明确划分：115师在沫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灵寿、曲阳以西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120师主力于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平鲁等晋西北地区，该师359旅（一个团）于柏兰镇、定襄以南，孟县、井径以北，平山县以西地区，129师在正太铁路以南。总部明确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地方工作中，要吸收进步分子，首先是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他们成为联系群众斗争的骨干。
任弼时同志召集会议传达、部署了上述任务。朱德、彭德怀同志以身作则，每到一地就召开群众大会，出席讲演，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指明保卫山西，保卫华北的正确道路。在太原，彭德怀同志举行记者招待会。把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作纪念，有力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五台县城的群众大会上，彭德怀同志的讲演气壮山河，振奋人心。他说，日本军队每占我们一座城池，就是陷入人民的一层包围。华北每个不当亡国奴的人都是一颗炸弹，日本人吞下去是会炸死他自己的。这些话对鼓舞群众拿起武器打游击战起了很大作用。五台县短短几天就成立了四支游击队。朱总司令有时也出席群众大会，还常和群众交谈，他的艰苦朴素作风，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本身就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南茹村的街头、胡同口、打谷场上，都有他和群众拉家常的身影。在处理军机大事的空隙，他还参加了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和建立村党支部的工作。
按照总部要求，民运部派出王逸群、洪水、胡开明、罗亦军等一批同志，在繁峙、代县以南，同蒲路以东广大农村展开群众工作。他们和当地的党员赵鹏飞、朱卫华、李力安等同志一起，到各县、区、村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组织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支援部队作战，收容友军遣散人员，保护群众利益，安定社会秩序，受到人民赞扬。随后，王逸群同志负责建立了中共晋东北特委，并调来祖籍山西原平的红军将领赵尔陆同志，率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组成晋东北游击司令部。部队很快发展起来，转而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伟大斗争，成为晋察冀的第2军分区，同聂荣臻同志直接指挥下到达察南、平西的杨成武部建立的第1军分区，连在一起，互为依托。在平山县以西，是359旅旅长王震同志直接率领的一个团。王震同志向来作战机智、果断，这次上得前线更是主动、勇猛，一直插到了平山。他们按总部要求在正太路以北开辟广大地区，随后便成了晋察冀的第4军分区。
平型关战斗后，罗荣桓同志率领115师政治部到阜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十 月十日，敌人刚刚占领石家庄，我骑兵营即攻克了曲阳县城。罗荣桓同志派民运部长播振武同志去当了县长，和他同去的还有宣传队的十余个同志。他们团结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组织起动员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发动了成千上万群众，把日军在曲阳兵站囤集的大批物资，全部运到了阜平。那几天里，从曲阳到阜平五十多公里的公路上，满是挑担子的、抬箱子的运输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极大地振奋了敌后军民的抗战热情。与此同时，阜平县已组织起四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至十月中旬，阜平各区和邻近的行唐、曲阳等县，也组织了“抗日义勇军”， 总数达两千多人。按聂荣臻同志的指示，义勇军编成三个大队，为建立晋察冀第3军分区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朱、彭、任，邓等总部领导同志，曾找王平、刘秀峰同志谈话，按北方局决定，要他们和李葆华同志一起去阜平，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三省边界各县的工作，并积极向冀中平原发展。这样，在八路军到达前线后的短短时刻，从平绥线到正太线之间的广大国土上，便燃起了熊熊的抗战烈火，“晋察冀”这块巨大而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烈火中骤然崛起了！
在此之前，九月二十八日，总部即指示120师的宋时轮支队，向日军占领的怀仁、左云，大同地区挺进。他们首战井坪镇告捷，鼓舞煤区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猛打游击战，在同蒲路北段西侧开辟了牵制敌人南进的战场。
由于我军在晋察冀绥四省边界连战告捷，发展迅猛，促使国民党政府和阎锡山下决心进行忻口战役。在忻口战役的二十多天中，我115师和120师主力在敌人侧翼和后方，作战四十多次，收复县城十多座，一克再克平型关、团城口、雁门关，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使得敌人增援受阻，供应困难，有力地援助了友军的正面作战。
五、吕梁山下
十月中旬，120师到达晋北前线，第769团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二十多架。由于日军沿正太线的攻击异常猛烈，刘伯承同志率主力驰援娘子关一线的友军，在正太路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多次伏击敌军。挫伤其进攻锋芒，取得的战果为中外人士所注目。第2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对忻口战役有极大的帮助。朱德、任弼时同志都曾撰文高度评价沂口战役歼敌过万，“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 “是国共合作中我军与友军联合作战的范例”、在战斗中郝梦龄、刘家麟两将军的牺牲，许多忠勇战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平型关大捷以前，我军每到一地，都寻找和说服躲藏在深山荒野的群众回到村子里。忻口战役期间，战地群众参加战勤非常踊跃，以至担架队往往超过需要，抬下战场的不是伤员，却是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和罐头、饼干、奶粉、纸烟等物资。
十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要离开南茹村、东茹村了，环顾四野，和一个月前到达时已大不相同。万千八路军健儿已在华北前线开拓了自己的活动天地，亘古少见的敌后战场在日益扩大。这史诗般的业绩，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美梦，碰得粉碎；使海内外中华儿女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坚定了“中国不会亡”的胜利信心。
总部从五台县转移时，分成了三路行动。朱德、任弼时同志带领总部机关，穿过正太路，十月二十七日进至太行山区的和顺县马坊镇。另一路是彭德怀同志率精干的指挥所，经忻口前线、太原前线，于十一月初也进驻太行山区的马坊镇，同朱总司令会合一处。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率政治部机关和韦国清同志等领导的随营学校，穿过同蒲路，跨过汾河，进入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进行群众动员工作，为创造晋西南抚日根据地开拓道路。我和黄镇等宣传部，民运部的同志随这一路行动，经太原到了孝义县城。
这是总部领导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的部署。毛主席曾来电指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 “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则难以立足的。”对于吕梁山脉，毛泽东同志在忻口战役期间就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太原一失守，他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115师的徐海东旅，陈光旅和总部均宜立即开始西移。这样，朱、彭、任等领导同志，便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和顺县的石拐镇，同友军将领开过军事会议以后，于下旬到达吕梁山、太行山之间的洪洞县马牧村一带。邓小平同志率领我们这一路，是十二月底由孝义一带到达马牧村归总部建制的。
我们路过太原时，败阵的晋绥军惶惶不可终日，汉奸特务却在城里猖獗活动，国民党达官贵人在搬家逃难，街上的电线横七竖八，房子的门窗玻璃碎裂不堪，满街烂纸破布，商店门户紧闭，工厂汽笛长声嘶鸣，出城防空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呼儿唤女。一片灾难景像惨不忍睹。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大字标语“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张贴的“动员三千万民众保卫山西”的告示。还有刚从延安到太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正在街头，学校演出，他们的救亡戏剧与歌声，给人们以极大的宽慰和鼓舞。一批批平津和东北流亡学生在集结，在奔走呼号：“誓死保卫华北！”“誓死保卫山西！”使人觉得这个城市还有斗志和活力。
九月，120师路过太原时，王震同志抓得紧，请求北方局帮助动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部队工作。消息一传开，有不少人跑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填表申请，王震亲自和他们谈话，于是一下子接纳了四十多名男女知识分子入伍。贺龙同志见了非常高兴，称赞“王胡子”办了件好事，给120师增加了新生力量。他把一半留在了师部，让刘亚生、郭小川等二十来个同志到了359旅。我们这次到太原，立刻贴出了随营学校的招生广告，指明愿学军事的可报考教导队，愿学政治的可报考学兵队。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和孝义县城都设了报到站。
在太原集结的东北流亡者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有东北大学的，也有东北中学的，还有些东北军退职的军官。其中最著名和有影响的人物是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将军。他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从天津到南京营救张学良将军未成，到武汉由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太原的。他们同东北学生合在一起有八九十人，在八路军连战皆胜的鼓舞下，殷切希望组成部队参加抗战。周恩来同志关心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讲过话，并指示总部帮助他们。我们在太原时，一批按党的指示由济南辗转来的平津学生已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离开太原到达总部驻地附近后，朱、彭给他们讲过话，授予他们正式番号― 第1游击纵队，还派组织部长周桓同志兼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一支二千多人的游击队。后来编入了120师385旅独立团；同时还收编了国民党东北军溃散部队五百多人，第1游击纵队有了很大发展。高扬、顾卓新、吕东、关山复等同志曾是这支部队的骨干，也在这支部队受到了严峻的战斗洗礼。
孝义县城西关有八路军兵站，我们到孝义后先住在那里，但天天到城里中阳楼下边的县牺盟会去，接待报考随营学校的人。青年学生们非常可爱，一被录取就毅然告别家乡父老投入艰苦的战斗生活。不久，孝义牺盟会的曹诚、平遥牺盟会的李文炯，分别组织了两支游击队。平遥县城被日军占领后，两支游击队合并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邓小平同志考虑到统一战线关系，让他们改称“牺盟会晋西游击支队”。八路军政治部和随营学校派了些干部去加强工作，很快便发展到两千人，115师到达时把他们编成了游击第3团。
邓小平同志离开太原后，先在汾阳城西的栗家庄，不久转到三泉镇。他指示随营学校抢运、疏散兵站的粮食、布匹、棉花；布置各个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防止国民党撤退时的骚扰、抢劫。再后来，他和我们一起住在孝义县的下堡。按照报呈总部的计划，邓小平同志以兑九峪、大麦郊一线为中心，全面负责领导开展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隔县、大宁等八个县的工作。其中因石楼、永和靠近陕西，距离孝义较远，那里的工作由黄镇同志主持。在上述八个县里，我们的地方工作团同当地牺盟会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在青年积极分子中进行党的教育，发展党员，建立或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红军东征时在这里培育的骨干，已随军过河西的这时也回来开展工作，更有力地扩大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当时，阎锡山有个口号叫“铲除坏官、坏绅、坏人”。我们抓住这个口号进行改造旧政权的工作，维护群众利益，调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到年底我们离开时，把发展的党员、建立的党组织全部交给地方党委。二月，日军向晋西南发动进攻，介休、孝义等地被侵占，国民党军队纷纷逃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山脉广大地区也成为敌后，被阎锡山阻隔在赵城、洪洞地区的115师得以进军吕梁山脉，先后在兑九峪、大麦郊、午城、井沟连战连捷，狠狠打击了敌人。到四五月，杨尚昆同志率“总政后梯队”即北方局，到达禅房头，领导成立了晋西南区党委，林枫同志任书记，毛泽东同志为区党委的报纸《五日时事》写了报头。晋西南根据地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迅速发展起来，为壮大山西抗战力量，保卫陕甘宁边区河防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太原失守前夕，十月底，八路军政治部曾根据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用高度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民主根据地，切实建立地方的党组织，为完成每个动员计划而斗争，并再次明确了各部队的工作区域。太原失守后，邓小平同志指出，120师的工作团同程子华同志负责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干部，在离汾公路一线开展工作；公路以南的地区由政治部、随营学校负责。这时：在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由聂荣臻同志领导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已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打击了由平汉线西犯之敌，由正太线北犯之敌，使边区所辖的县扩展到三十多个，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开始了敌后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在涔山脉，120师的关向应同志，正率领师直机关和教导团七百多人，分散在宁武、朔县以西各县开展工作，到翌年初，各县均建立了党组织，动员了一万一千青壮年参加游击队、自卫军，普遍建立了工、农、青、妇救国会等群众团体，部队由出征时的三个团一千人，扩大到六个团两万五千人，为建立晋西北乃至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春天，全区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并先后围困奇岚、五寨、宁武，夜袭三井镇，追歼逃敌，连克七城，把敌人赶出了根据地。
在太行山脉，129师由宋任穷同志率领三千多干部组成了若干个地方工作团，在晋中、晋东南和冀豫边界各县开展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翌年三月，主力部队破袭了邯长公路，成功地进行了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九 路围攻”，歼敌四百多。收复县城十二座，根据地得到发展。随后成立晋冀豫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主力部队由出征时的三个团，发展到六个团另六个游击支队。
这样，在山西境内和晋察、晋冀、晋豫边界的几块根据地互为倚角，彼此支援，形成了四面包围着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广阔战场。这个战场犹如不可逾越的高山，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方针的强大威力！
我们回到总部不久，1938年1月，邓小平同志调任129师政委，我接任了他在八路军政治部的职务。继他走上太行山之后，二月，总部也开往太行山区。我们的队伍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前进，敌后战场也在向东发展，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未来，如照亮东方的霞光。
(1987年3月）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