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石友三任国民党军第181师师长。不久该师扩成为69军，下辖181 师和高树勋新编第6师，石任军长兼181师师长。石部先驻豫北，后到鲁南沂蒙山区。在此前后，张友渔、张克威、袁也烈、赵灌华、于克、王酒天、陈壮酞、孙湘等同志到石部工作，张友渔任69军政治部部长，张克威任学兵大队队长。石部的学兵队是在我们建议下成立的，后改称教导总队。石友三兼总队长，康博缨任副总队长，吸收北平、天津、济南、西安、东北等地的一些爱国青年参加，学员受教后派到石部基层做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石一再表示进步。如他对部下的官兵声称：“一定要打回东北去！”对我军则信誓旦旦：“要共同抗日，决不搞磨擦。”石友三当时既有这些抗日表示，我们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他当作友军，对他采取团结和联合的方针，尽量争取他留在抗日阵营内，时间越长越好。石友三在鲁南和日本特务、汉奸虽然未完全断绝暗中联系，但他没有公开反共和投降日军，同我党我军表面上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这对当时的抗日大局是有利的。
蒋介石为了笼络石友三，加强华北的反共力量，提升他为第10军团军团长兼69军军长，并应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的请求，于1938年底调石部到了冀南。
1937年底，冀南沦陷，日军收买一些地方土豪劣绅组织维持会，把一部分游杂武装收编为伪军。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南撤，原政权机构和人员也随之解体和逃散。日军只占领铁路沿线的城市和一些县城，广大地区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为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我129师于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派出由孙继先、青光义率领的八路军挺进支队，陈再道、李普玉率领的东进纵队，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到冀南。1938年5月，徐向前副师长亲自率第769 、689 团和第5支队等部主力开进冀南，领导冀南地区的开创工作。这些同志和部队到冀南后，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先后争取、收编了一批游杂武装，消灭和瓦解了数以万计的为虎作怅、危害群众的伪军和土匪武装，分化、取缔了反动会道门组织，解散了一些县的维持会，在许多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普遍组织了群众抗日团体。还先后成立了五个军分区和冀南军区。1938 年八月，成立了以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至此，冀南有了我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进人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日局面。
1938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回师北上，以重兵围攻和“扫荡”我抗日根据地。不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逐渐转为消极抗日，并趁机与我制造磨擦。蒋介石派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从大后方来到冀南后，便不承认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各县的抗日政权，委派他的人到一些已有抗日政权的县任县长和税务局长，出现了双政权、双县长、双税务局的情况。该部还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保障人民的抗日权利，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受其害的群众也纷纷起来举行抗议示威，投入反磨擦的斗争。1939年二月，在日军对我冀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时，这位省主席到冀西去了。
石友三到冀南不久，日军加紧对我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我们当时的困难处境正像刘伯承同志所说的那样：“前门拒狼，后门拒虎”，处在敌顽夹击之间。就在这时，蒋介石又给石加官晋爵，提升他为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将河北游击总指挥孙良诚部以及赵云祥、胡和道、孟昭进、张栋巨、夏继礼、邵鸿基等部划归石友三指挥，还发给步枪八百支，机枪三十挺。步枪子弹一百万发，并给石部一次发薪饷半年。蒋介石还电令石友三：“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石在冀南取代了鹿钟麟的权势，自认为羽毛已经丰满，实现个人野心的时机已到，反复无常的本性大发作，便对我反目为仇，排挤走了张友渔等一批同志。之后，变本加厉地制造磨擦，犯下累累罪行。为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石友三向南宫、枣强、清河、景县等又委派他们的税务局长和各区区长，以至村长。在双政府、双县长的对峙局势下他们依仗武力，肆意为非作歹，无理废除我抗日政府制定的“合理负担”政策。到处横征暴敛，仅半年时间，就从南宫及周围各县勒索粮食几百万斤，搜刮货币和马匹不计其数，人民不堪其苦。为了从经济上搞垮我们，石友三还用日军送给他的印刷机私印国民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假钞票，强迫群众使用，并到处焚毁我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毒打使用冀南钞票的群众。石还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任意捕杀、活埋我抗日干部和家属，包围、缴械、袭击我抗日军队。仅清河一县，就捕杀我抗日游击队员和抗日人员家属五十余人；在南宫，包围、缴械我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在威县，我青年纵队2团等部几十人，在反“扫荡”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被石部抓往后全部活埋。他们还丧尽天良地袭击威县境内八路军后方医院。石友三这时已派其弟石友信等到北平、天津、济南与日军勾结，达成互相配合攻打我军的默契，并从天津聘来日军军官吉田为顾问。到1940年二月初，石部公开配合日军五百余人，“扫荡”我广宗地区。
石友三的主力69军等部到冀南后，长期盘踞在清河、威县、巨鹿、广宗、南宫、枣强一带为了对我进行大规模进攻，石调兵遣将，令其主力向南向西移动，把新8军高树勋部由冀鲁边调至观城、膜阳一带，向鲁西北、冀南延伸。这样，他的部队便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部和国民党灌阳专署专员丁树本部连成一片，企图隔断我冀南和冀鲁豫之间的联系。石将其兵力布置成长蛇阵后，公开狂妄宣称要先发制人，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在一次动员其部队进攻我军时说：“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现在是利用日本人发展自己。”他还大量散发《告官兵人民书》 ，大肆造谣、诬蔑我党我军。
正当石友三剑拔弩张之际，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于顽军的军事进攻，要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击、彻底消灭的精神，做出了反击石友三的指示，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冀鲁豫的部队，由程子华、宋任穷统一指挥，发起讨石战役。我129师刘、邓首长，从作战方针，兵力配备和部署，到分化瓦解敌军的策略、俘虏政策等都作了一系列指示，使我们的讨石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如根据平原作战无险可守、易于突围的特点，刘、邓于1940 年一月二十日指示我们，打石“不可能一口吞下，应咬一口算一口。”。 二月二日和二月六日，又三次电示，嘱咐我们在作战部署中注意“不是由外籍石军使他固守，以致咬不动”， “要在运动中消灭之”， “要抓住石军长散杂居队形”，用主力“从敌腰软弱处砍断，打乱其长蛇阵，消灭南段，再及北段”。并要我们注意“打断石、高联系”。二月三日发出瓦解石军的指示，要我们对石友三所辖各部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石友三；向孙良诚说明，“杀我同志，消灭和进攻我军者为石友三。与敌人勾结者为石友三”， “请勿卷入漩涡，最好与石分开，以免牵涉误会。”对张栋臣、孟昭进申明“打我者是石友三一人，石与日寇勾结，故我只对石一人。望勿生误会。”对赵云祥也申明，“我们只打石友三”。
我们对以上指示，都认真贯彻执行，一一照办。石军腰部软弱处在卫河以西的广宗、威县、新河一带。我军在此处部署了重兵，准备在战斗一开始，即将石部拦腰砍断。临战前，我们对石所辖各部的头头。有的写信，有的派人去谈，做争取和瓦解工作。
参加第一次战役的部队有冀中、冀南两个军区的部队以及120师在冀中的部分部队。
临战前，石友三部主力69军和孙良诚等部共1.7万余人，摆在南宫东大营、垂阳、董家庙一带；高树勋主力在冀鲁边观城地区，一部延伸到临清、冠县之间。
我们原定二月十一日开始反击，被石友三发觉，石于二月九日秘密南窜，并令高树勋为其策应掩护，高未执行。我军立即分数路追击和堵截，第一次讨石战役正式开始。
我左翼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下辖冀中四个团、青年纵队771团、余进纵队主力和贺（炳炎）余（秋里）支队，赵（承金）谭（冠三）支队，任务是将石部截断，由西北突击消灭石军。右翼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辖卫河东岸范筑先纵队和曾国华支队，任务是钳制高树勋部。杨勇支队到观城、朝城一带，逼近高树勋部主力，阻止其北援石军。中央纵队由徐深吉、吴富善指挥，辖东进纵队第1 团、青年纵队第3 团、先遣纵队第l 团、牛连文团等部，任务是由南突击向北打击石军。
战斗打响后，在威县东北，我冀中一个团和冀南东进纵队两个团密切配合，与石部暂编第3 师展开战斗，歼其两个营，击溃其大部。在清河以西，我青年纵队771团和冀南军区特务团等，歼灭孙良诚部一个团。我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和386旅各一个团在清河西南与石友三主力181师激战，于威县东南一带将该师团团包围，并把石友三总部困在下堡寺。我军与顽军进行村落争夺，激战额、五昼夜。石友三见情况危急，即令下属抛弃辎重，避开大道、村镇，星夜向西南逃窜石部主力遭我痛击，伤亡惨重，逃散五百多人，被俘一千五百多人，武器被我缴获颇多。这是首次讨石战役的一次关键性的战斗。
十三日，孙良诚率三千余人突围，逃过卫河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靠拢。十五日夜，石主力残部突围向西逃窜。我冀中赵谭支队和冀南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共六个团，在顽军左右两侧追击。十六日，我与顽军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村激战，冀南五个团和冀中刘子奇支队、120师津南自卫军（相当于团的兵力），由丘县东向西急进，截击顽军。
在这时候，日军见石友三部被我军追击、堵截甚急，便由曲周、肥乡、广宗等县出动日伪军一千余人，到马连固、平固店一带阻击我军，以掩护石部南逃。我迂回过日伪军，于十七日继续追击顽军到曲周地区。日军见未能阻止我对顽军的追击，便又从威县、丘县调集一批日伪军，加上前一股共三千余人，分数路到东目寨、下堡寺一带，攻击我军尾部，并施放大量毒气。我与敌激战一天。因我腹背受敌，伤亡甚大，刘、邓遂下令暂停追击顽军。我原估计石友三可能率残部向南向东从大名龙王庙一带逃窜，他却向西向南，穿过日伪据点密集、我军工作比较薄弱的魏县境内，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淡阳地区，向丁树本、高树勋部靠拢。第一次讨石战役到此告一段落，共歼灭顽军七千余人。
三月四日凌晨一时，我部对石友三部发起总攻。我军命一支精锐部队潜入顽军占领的六塔集，从里面打，出其不意，顽军甚为恐慌。这一仗打得漂亮，一举歼灭顽军，攻下此镇。濮阳、观城、仙庄、卫城等地也很快被我攻克，俘顽军八百多人，并击溃由范县开到观城以北阻我前进的王金祥部一个团。五日深夜，顽军分数路南逃，我军猛追，在淮阳城东和东南，击溃顽军两个团。六日，我军追至八公桥再战，顽军向菏泽方向窜去。杨勇部穷追不舍。十一日，顽军逃到民权县以东陇海路两侧的日军占领区。十五日，丁树本部也向南撤到封丘一带。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当我军大部返回鲁西北时，石友三和丁树本部在山东菏泽日军五百多人的掩护、配合下，进占东明城，向我反扑。四月五日，石部进至徐镇、保安集以东，丁树本到两门西北。六日，我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在两门西北小韩集一带，击溃丁树本部大部，丁率残部一千余人逃到豫西去了。八日，我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猛攻石友三部，石率残部南窜，逃到曹县、定陶一带。这次战役，连同八月上旬打退石部的反扑，我军先后共歼灭六千余人，将他们赶到我根据地边沿地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便适可而止，不再继续追击，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两次讨石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在我冀南配合日军进攻我军的严重局势，为冀南抗日根据地拔除了一个大祸根。为贯彻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顽军的方针，宋任穷在这次战役打响前给丁树本写了亲笔信，由与我接近、同丁关系甚密的原临清公署专员韩多峰专程送去，规劝丁不要跟石友三跑。但是丁树本不听我方规劝，最后被我击溃，本人率残部落荒逃跑。孙良诚更是顽固不化，和石友三紧紧勾结在一起，对我们的劝告置若罔闻，结果损兵折将，大部被我歼灭、击溃。也有的顽军头头，经过我们的工作，采取观望和消极态度，作战时随大流逃跑，这对我军讨伐石友三的作战是有利的。
在作战中，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129师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对争取顽军下层官兵抗日，孤立头子的指示，以及不准杀害、辱骂、殴打被俘官兵，禁止搜腰包，被俘官兵实行分居，连级以上军官酌情给以物质优待等具体规定，效果很好。因石部等顽军下层官兵多来自冀南或山东沂蒙山区，不少人是被抓壮丁抓来的，他们的家乡曾遭日军蹂躏，抗日民族意识比较浓厚，对横行乡里、祸害百姓的汉奸深恶痛绝。他们对石友三等少数上层分子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愿意抗日和铲除汉奸，但只能藏在心里，不敢流于言表。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在石部被俘官兵中，广泛揭露石友三勾结日军当汉奸，攻打八路军、残害抗日群众的大量事实。还组织座谈会，让俘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石友三等人的罪行，大大激发了被俘官兵的抗日爱国热情。经过教育，放他们回家。这些做法对瓦解石军起了很好的作用。石部好多士兵盼望我们去打，以便趁机逃跑回家。每次战斗。石部下层官兵都有趁机逃跑的石友信教导师逃亡情况尤其严重。其第1 团2连只剩下二十三人，第2团每连平均只剩四十人。
卫东战役后，冀中的部队除留下赵谭支队外，其余几个团由程子华率领返回冀中。七月二日，朱德、彭德怀命宋任穷、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肖华指挥冀南的反顽作战。
冀南的新4旅771团和骑兵团、新7旅20团、新8旅22团为中央纵队冀南南下支队，直南新3旅、民l旅为右纵队。鲁西运间支队、晋西独立支队为左纵队。右纵队佯攻六塔集的高树勋新8军，阻击石69军东援中央纵队和左纵队歼龙王庙、吴桥等地的孙良诚暂编1师。我军原定七月巧日夜发起进攻。十一日，石友三的特务旅和孙良诚的2纵五千余人，分四路进犯房子铺和范县。我运河支队5团与顽军奋战一天夜里运河支队4 、5 两个团冒大雨攻击颜村铺、赵家楼的石友二特务旅和孙良诚2纵，歼灭顽军一千二百余人。十五日夜，我中央纵队和左纵队进攻龙王庙、吴桥等地孙良诚暂编l师，经两日战斗，将其击溃。右纵队攻打渡阳县增援之顽军、歼灭一千五百余人。这时，日军配合石友三等部由寿张出动二百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猛扑，我将其击退。
石友三等部经我打击后，则凭深沟高岗采取守势，并指使会道门对我进行骚扰。八路军总部根据顽军这时的特点，于八月中旬指示我们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我们采取了空室清野，截断其粮源，开群众大会、开明绅士座谈会，散发传单，释放俘虏，揭露石友三等勾结日军、破坏抗战等种种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群众纷纷起来反对顽军，开明地主和士绅也同情、支持我军。顽军内部十分不稳，基层不少官兵不愿再跟石友三走，大量逃亡。到1940年11月，我暨南反顽斗争胜利结束。
在这次作战中，我军曾一度包围驻扎在濮阳巩庄的石友三39集团军总部，石友三甚为恐慌，给被围在观城附近的石友信发一密电，令其速去清丰联络日军出动“扫荡”。石友信接电后，连夜派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将其部队伪装成八路军，混出了我包围圈，到清丰城内与日军取得了联系。次日，石友信教导师与日军一个联队并肩出动，一起向我进攻，给石友三解了围。当晚，日军和石友信部一同宿营。石友信派人抢杀老乡两条牛慰问日军。不久，石友三又先后派石友信到济南、开封、北平，找日军头目联络，与日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我军从战斗中缴获的石友三的密件里，还发现石友三派人到郭城向日军报告石部移动和部署等情况。
石友三勾结日军臭名远扬，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声名狼藉。高树勋受命，于1940年底，杀掉了石友三。
在讨石斗争中，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冀南、鲁西、冀南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有力支援。这些地区的群众是石友三制造磨擦的直接受害者，对他无不切齿痛恨。讨逆战役打响后，群众十分踊跃地支援我军，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疲劳，不怕牺牲，为部队运送弹药、粮食，抬担架，救伤员，战斗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有力地支援了讨逆战役。几次讨逆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汉奸和亲日派的反动气焰，除了华北几大害，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争士气，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1986年10月于北京）（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