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的中段，东西长350 余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大青山地区包括原绥远省的16 个市、县、旗和原察哈尔省的5 个旗，面积9.3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40 多万，除汉族外，多是蒙古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大青山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我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开辟这块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与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还可以沟通与苏、蒙的联系。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大青山地区的工作。
抗战初期的大青山地区，敌情和社情都相当复杂。日军26 师团，除常驻张家口1600余人外，大部分沿平绥路驻扎在大同、集宁、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及其附近的城镇和火车站。由日军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2 万余人，也大部分驻守在大青山地区。日军对大青山地区的统治非常严密，在伪蒙古军内设有“顾问”和“指导官”，直接指挥其行动，在伪“蒙疆政府” 内设置了日本“参事”“顾向”“次长”等，掌握着军事、经济、政治、人事等各项实权。还通过办学校、训练班等方式，实行以亲日防共为基本内容的奴化教育。
1937年8月，国民党绥远驻军曾在35军军长傅作义、218旅旅长董其武等将领的指挥下，在商都、化德一带抵抗日军。但当9月日军沿平绥铁路向西发动进攻时，国民党驻绥远部队主力却奉阎锡山之命仓皇撤到山西，以致归绥沦陷。此时，绥远地方势力将各县保安队和土匪流氓凑起一支“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共10 路近万人马，主力驻扎在大青山。这支部队虽然挂着“抗日”的牌子，并属国民党中央及绥远当局管辖，但根本不敢和日军交锋，相反却经常骚扰百姓，使群众大失所望。此外，大批土匪流窜山中，无恶不作，使大青山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政治上，“恐日病”和“亡国论”蔓延于各界，群众对国家前途十分忧虑。
（一）
1938年初，毛主席就提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设想，并于5月14日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6月，朱、彭、贺、关、肖即确定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接着第120 师决定由第358 旅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3 铭旅政委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358旅参谋长姚甜任支队参谋长，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7 场团有三个营场九个连，每连120 人左右。指战员中有近半数是老红军，党员占三分之一，军政素质好，战斗力强。715团团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参谋长李文清都是南征北战的红军指挥员。
随同大青山支队北上的，还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所属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和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的几十名干部。第四支队约300 人，其成员多为原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的学生，很有生气，由成中原校长刘墉如任支队长，在军事上受大青山支队指挥。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是7月岢岚县组成的，由武新宇任主任，武达平、张晋勋、李维中、乔凤山分别任组织、宣传、武装、动员分配部长。他们带六七十名干部随军北上，主要是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
这样，大青山支队、四支队和战动总会工作人员，总共有2300 多人，于1938 年7月29日，在李井泉、姚喆指挥下，开始向大青山挺进。从晋西北腹地到大青山，虽然只有400公里，但沿途多是山区，道路崎岖，加之敌人血战，开进困难重重。
王尚荣带领715团3营由晋西北出发，率先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进到绥远省凉城县的厂汉营。8月2日，战动总会和四支队也从晋西北相继北上，到了右玉、平鲁县一带。我军北上行动，使敌人恐慌万状，急调5000余兵力，分七路向我军扑来，企图消灭我军于长城脚下。为了摆脱敌人包围，寻机再进，我军给敌以严重打击后，撤回偏关县贾堡一带休整。
一周之后，我大青山支队再次向右玉县方向进发。为了隐蔽，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沿途克服山岳、河流等种种困难，经杀虎口越过长城，跨入凉城县境，再次到达厂汉营集结。先头部队715团3营在营长陈刚的率领下，直捣岱海滩以东的天城村敌据点，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据点内的大部分敌人，吸引了敌人的视线。我大部队乘机分路从岱海滩直抵蛮汗山地带的太平寨，为继续北上开辟了一个落脚点，取得了进军大青山的第一个胜利。
到太平寨后，经支队研究决定，由姚韶参谋长带715团1营留在蛮汗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负责与雁北联系，准备接运冬装；由李井泉、武新宇、王尚荣率大青山支队、战动总会和四支队继续北上大青山腹地。
9月1日夜，我大队人马神速地从旗下营车站与三道营车站之间越过铁路，天亮前到达预定地点——武川县内的大滩、甘沟子一带。9月下旬，在归绥城东40公里处的面铺窑子与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师。
在支队主力向大青山腹地开进的同时，1营在蛮汗山地区的活动使日军惶恐不安，忙从归绥、凉城等地调集日伪军数千人，围攻蛮汗山地区。我1营以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埠县窑子与敌人交火，激战半天后，迅速向南转移。敌人向南紧追，我1营便退回平鲁县境内，甩掉了敌人的追击。
当1营安全撤回平鲁时，大青山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带领着100多头毛驴的运输队，驮着1400多件皮大衣到了平鲁。于是，1营又担负起运输任务。全营战士背着沉重的皮大衣迅速向大青山进发。在团长孙超群、政委张达志领导的警备6团的掩护下，1营于10月初越过平绥铁路抵达速勒图一带，与15团参谋长李文谓率领接应的部队会合。至此，大青山支队全部到达大青山腹地的绥中地区。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支队领导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尽快打几个胜仗，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扫除群众心头的阴云，并确定首先攻打陶林县城。陶林城（今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是一个有千余户居民的大集镇，有各种商号50多家，是集宁以北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城内驻扎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三个中队，共约500 余人。大青山支队到大滩后的第三天，715团2营、3营即从大滩出发，傍晚到达陶林城西南5公里处的山地隐蔽，深夜开始攻城。3营10连在营长陈刚的带领下首破北门，攻入县城，很快西门被攻破。在我军猛烈攻击下，伪军被消灭一部，其余四散逃命。狡猾的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这时，驻集宁之敌闻讯乘汽车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我军即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未全歼敌人，但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大大振奋了民心，“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消息迅速传遍阴山南北。
接着，我军又奔袭了乌兰花镇。乌兰花镇位于陶林县城西北50公里，驻有伪蒙军1个加强连，装备全系日式武器，并受驻武川的日军平和中队。拓镇内还驻扎着四子王旗保安队，共180余人。9月10日，我军2、3营和骑兵连在李井泉同志和王尚荣团长率领下，从大滩出发，天黑前到达乌兰花镇，并很快把镇子包围。次日凌晨，我军采取突袭手段，冲入镇内，将伪蒙军和四子王旗保安队全部俘虏，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余支和战马100多匹。
我军进驻乌兰花镇后，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特别是对蒙古族实行平等、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深得蒙古族各阶层的拥护。四子王旗的王爷苏达那木朝格珠尔，专门派二喇嘛布道尔计来与我军谈判，申明严守中立，不打八路军，要求释放王府的保安队官兵。我军决定将该旗被俘保安队官兵全部释放，枪支马匹全部发还。乌兰花一仗，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陶林和乌兰花之战，使日军极为惊慌，急忙向武川、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地增调兵力，以图加强大青山北麓的布防。我大青山支队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利用归（绥）武公路之间娱蛤坝一带的险峻地形，打一场伏击战。娱蛤坝座落在归绥以北17 公里处，归武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两侧是悬崖陡壁，地势十分险要。9月下旬的一天，我支队派2营营长唐金龙率队乘夜包围了娱蛤坝附近的伪警察小分队，迫使小分队长给归绥日军打电话，报告有八路军活动，请求派队搜剿。尔后，我2营将公路上的一座桥梁破坏，又加以伪装，部队设伏在娱蛤坝周围。次日凌晨，敌人果然派出满载日军的四辆汽车，爬上娱蛤坝来。第一辆汽车刚开上被破坏伪装的桥梁，便一头栽了下去。后面三辆车顿时拥挤在狭窄的公路上。这时我军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部队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很快将大部分敌人击毙。残敌纷纷钻到车底下或石头后面顽抗。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我军指战员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白刃格斗，将敌全歼。战斗仅进行了25分钟，共消灭日军80多人，中少佐军官1人，缴获机枪9 挺、掷弹筒5 具和一批枪支弹药。娱蛤坝伏击战打得干净利落，影响很大，使我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声威大振。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根据地，10月下旬，支队在武川县井儿沟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由姚喆、武新宇、朱辉照、唐金龙带领大青山支队1、2营的3个连、骑兵连、4支队3、4连和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以大滩为中心，坚持和发展绥中的游击战争。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1营3连和4支队1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李井泉、彭德大、王尚荣、杨植霖、李维中、陈刚、宁德青等同志，率领3营和2营5连、4支队2连、绥蒙游击队（蒙汉游击队改编）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挺进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
会后，各部队便整装出发。西进部队从井儿沟直达武川、萨拉齐、固阳3县交界处的后脑包、官地一带。这里地理位置较好，南面出沟可直入土默川平原，西经山地能抵包头，北可进入达尔罕旗大草原，东南有大青山主峰——九峰山。敌人得知我军主力西进后，便从包头、固阳等地抽调37辆汽车，满载日军向后脑包、官地一带扑来。我军沉着应战，一举歼敌100余人，挺进绥西首战告捷。接着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王尚荣率队奔袭了归绥、包头之间的陶思浩火车站，消灭日伪军几十名，还活捉了伪镇长。经我军宣传教育，伪镇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将聚敛的银元数千元、伪钞数万元交给我军。不久，王尚荣带3营3个连，又乘雨夜奔袭了离包头东北45公里处的石拐镇。该镇驻伪蒙古军第4师1个团，我军一枪未放，即将睡梦中的伪团长俘获，仅用半小时就歼敌近100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数万发，战马200余匹，还缴获电台1部。伪团长原系张学良部的1个连长，经宣传教育，他痛哭流涕，申明愿意改恶从善。为团结抗日，我军将俘虏的伪军全部释放，并将缴获的武器和部分战马发还他们。对此，伪军官兵感激万分，纷纷表示以后要支持八路军抗日。
重返蛮汗山的1营3连、4支队1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在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下，在太平寨西北的碾房窑子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扩大队伍。在3 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青山支队在战动总会和四支队的协同配合下，横扫阴山几百里，在铁路以南建立了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游击区，在铁路以北，归武公路以东，以大滩一带为中心建立了绥中游击区，在归武公路以西，从归绥到包头西接河套地区建立了绥西游击区。这3大片游击区共包括18个市县，构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 年冬，大青山的气候格外寒冷，对我们这些到大青山不久的抗日哉士是严峻的考验。而就在这时，敌人调集日伪军六七千人，以黑石旅团长为总指挥，分别从大同、集宁、归绥、包头一线出动，兵分三路，向我绥南、绥中、绥西游击区发动冬季大“扫荡”，妄图消灭我军，摧毁刚刚开辟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粉碎日军“扫荡”，我军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展开周旋，伺机歼敌。一星期后，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其小股部队不断遭我袭击，损失惨重，不得不结束“扫荡”。这次反“扫荡”，我军共打死打伤日军400多人，伪军300多人，缴获机枪12挺，长短枪260支，子弹数万发，战马数十匹，军需物资80多驮。
这一连串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绥远各族群众欢欣鼓舞，精神大振。人们奔走相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有了八路军，就不会亡国了！”他们纷纷响应共产党、八路军的号召，参加战动总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游击组、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不少开明地主、绅士也主动与八路军建立联系。国民党“自卫军”第8 路副司令张国琳等爱国分子，也要求我军派人到该部做政治工作。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派李维中、刘永等4 名干部到自卫军中进行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启发自卫军、官兵的爱国热情，并且办了两期“戒大烟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38年12月22日，715团主力由团长王尚荣等同志率领，奉命开赴冀中地区，留下相当于1个营的兵力和战动总会四支队共七八百人，由李井泉、姚甜、武新宇同志率领，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斗争。由于大青山地域辽阔，又多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公路纵横交错，敌人又多是机械化和骑兵部队，我步兵开展长期游击战争困难很大。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经报请党中央和120师批准，1939年夏，大青山支队改编为骑兵支队，下编1、2、3营。随着骑兵力量的壮大，1940 年5月，又扩编为3个团。李井泉任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品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7月，李井泉奉命调回晋西北，姚韶接任司令员，陈刚任参谋长（后为张成功）。彭德大同志于1940年3月牺牲后，政治部主任由张达志接任。骑兵1团在绥南，邹凤山任团长，范宝顺任政委；2团在绥中，王贤光、李国梁、黄厚先后任团长，彭宝山任政委；3团在绥西，朱有清、蔡久、于占彪先后任团长，姜文华任政委。骑兵支队组建后，一面整训部队提高骑兵政治素质和战术水平，同时大力开展骑兵游击战。大青山骑兵支队从193 9年夏组建成，到1942年撤销，在3年多的时间里，驰骋在大青山地区，与日伪军巧妙周旋，积极战斗，英勇杀敌，为开辟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赫赫的战功，被广大群众誉为“铁骑”。与此同时，地方抗日武装也在斗争中蓬勃发展，很快成为拥有700余人的重要抗日力量。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二）
大青山地区有蒙古族10多万人，其中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是蒙古族聚居区，其他地方则是蒙汉杂居区。长期以来，清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对蒙古民族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使蒙古族群众处于苦难深渊之中。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绥远当局实行“抗日灭蒙政策”，其部队对蒙古人民肆意打骂欺侮、抢劫财产、焚烧房屋，更加深了蒙汉民族间的矛盾。日军利用蒙古民族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不满，加紧挑拨离间，激化民族矛盾，并欺骗、笼络一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分子，打着民族旗号，大搞“独立”“自治”等妄图分裂中国的活动，以达“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复兴蒙古”“抑汉扬蒙”“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帮助蒙古独立自治”等口号的欺骗下，相当一部分蒙古上层分子和蒙古人民，对日军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府”存有幻想。因此，能否团结广大蒙古人民抗日，是关系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能否发展和长期坚持的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问题非常重视，多次作过重要指示。在我们挺进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曾再三强调：在绥远敌占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改变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伪蒙疆政权的反动实质，使蒙古民族尽快地有抗日的觉醒，发挥其抗日的巨大作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又把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摆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把“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作为绥蒙工作的总任务和总要求，明确指出：“以我们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改变过去对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实行蒙汉等联合共同抗日，设立蒙古民族机构，保护蒙古民族利益，蒙古族内部事务由蒙古人自己管理，禁止一切军队在蒙旗任意强索马匹，强编军队；帮助绥蒙宣慰使署和沙王，以团结抗日的王公和青年，争取受日军欺骗利用的王公和伪蒙古军，并大力开展蒙古上层工作，通过上层做下层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和以各种办法大力培养蒙古民族干部。1 940年4月，《 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又把做好蒙古民族工作作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强调要加强蒙古民族工作。120 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在对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许多指示中，也反复强调了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并针对当时斗争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120师首长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指示，团结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了加强对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专门设立了从事蒙古民族工作的机构。中共绥远省委设立了蒙民部，省委书记白如冰亲自兼任了蒙民部长，在蒙古族较集中的绥西、绥中的地委和县委也设立了蒙民部，在战动总会中设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察行政公署下设了蒙政处，在专署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别设立了蒙民部或科。这样做，有力地体现了我党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它不仅与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成为争取蒙古民族抗日，瓦解伪蒙疆政权的旗帜，对于密切党与蒙古民族的养系，唤起蒙古民族的觉醒，消除蒙汉对立，实现平等联合，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大青山支队广大指战员，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热情地向蒙古族各阶层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运用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罪恶阴谋，讲述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道理。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姚喆、杨植霖等领导同志，也都深入下去，和蒙民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宣传教育，使受骗的蒙民很快觉悟过来。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教育部队：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在与蒙民接触中，坚持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并尽可能帮助蒙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等。蒙古族人民是善良、纯朴、热情的。在我军大力宣传和影响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纷纷参加到抗日的行列，有的青年还骑着自家的马来参加八路军。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蒙民的拥护和爱戴，有的主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有的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我们；有的为我军保存物品，掩护伤病员。1940年冬，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同志患了斑疹伤寒病，高烧达摄氏41度多。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只得将他安置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莫友脖子（今察右中旗北部）一家蒙古包休养。当时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让姚喆同志早日恢复健康，蒙族群众把自家最好的油茶面、奶皮子给他吃。他们还自动侦察敌情，冒死转移保护。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照料、调养，姚喆同志的病好了。临走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相送，还送给他许多奶制品补养身体。
帮助建立抗日武装是坚定蒙古民族抗日信心的重要途径。1930年夏，在共产党员贾力更等同志的组织、动员下，一支蒙古抗日游击队在土默川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对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装的领导，根据地的党组织先后派经历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蒙古族同志李森和高凤英担任队长，并从大青山骑兵支队调老红军许秉智担任指导员，使这支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曾多次独立作战和配合骑兵支队战斗，并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深入伪蒙古军内部，做争取和瓦解伪蒙古军的工作，为我党我军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我绥远地区党组织、大青山支队和战动总会，从1939年秋天开始，到1942年，先后动员100多名蒙古青年，分批送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有的经过短期培训即返回大青山参加抗日斗争。这不仅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骨干力量，也为整个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培养了干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1年春，贾力更同志在护送一批学生去延安的途中，与敌人遭遇，他为了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贾力更同志是一位出色的蒙古族干部，为促进蒙古民族的抗日觉醒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牺牲，令人惋惜；他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做好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的工作，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团结广大蒙古族群众抗日的重要一环。在当时，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在蒙古群众中有着相当的权威，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大多数蒙民有很大影响。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比如：不在蒙民聚居区设立任何行政组织；不推翻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对一时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伪军，不轻易戴“蒙好”帽子，甚至对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也提出了“争取其回头抗日”的口号。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出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员潜入伪蒙古军中，秘密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在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层人士很快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对、怀疑，转变为信任、同情和支持。比如，曾代表四子王府与我谈判的二喇嘛，曾多次掩护我绥中遇险的同志，还多次收留我伤病员治疗。驻察素齐一带的伪防共2师师长韩伍，不仅帮助我军购买了大批枪支、子弹、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还亲自带人策马跑到我游击区，与杨植霖同志举杯起誓，表示他坚决抗日的决心。毛主席对大青山争取伪蒙古军的工作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争取伪蒙军的成绩较大”。
在大力做好蒙古族各阶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我军还抓紧了对汉族地主、绅士等的统战工作。当时，在敌占区，日军为了利用一些地主、绅士的影响来破坏抗日，让他们在伪政权中担任了一定职务。我们为了争取这些人抗日，除采取多种方法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启发其爱国心外，并且根据大青山地区的特点，规定了对地主不实行减租减息，而是动员其为抗日作出合理负担，对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采取调节的办法，以保护群众的利益。这些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游击区的地主和开明绅士的绝大多数，很快与我军取得联系，60 %以上的伪乡村政权被争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暗中为抗日积极出力。卓资县阿路胡洞村地主刘钮一家，多次为我军捐献物资和马匹。
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使敌人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三）
大青山地区敌强我弱，环境艰苦，斗争复杂，要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必须有抗日民主政权作依托。我们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贯穿着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与我军反摩擦的斗争。
1938年秋，我军刚刚到大青山的时候，原国民党绥远省的省、地两级和大多数县政府的人员，早已逃到河套等地，乡村政权也被日军利用，变成了伪政权。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战动总会。到1939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地区、县、区3 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
可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却极端仇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年春，国民党绥远当局趁我打开大青山局面之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召收复失地，实际是以“政令”来限制我军的发展。但是，我军考虑到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曾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1939年秋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绥远国民党“白卫军”和那些游击政权也开始同我军摩擦。他们知道与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搞摩擦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便把矛头指向战动总会。说什么战动总会向群众征集粮草“不合法”，要我们服从“政令”，由“国民政权”统一筹集供给。我们的同志据理驳斥：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为抗日部队解决军需物资，怎么不合法了？你们说由“国民政权”统一负责军需供给，我们到大青山看到的只是伪政权，那里有什么国民政权？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后来，他们竟用武力相威胁，专找战动总会和部队便衣工作人员的麻烦。有几次，我们工作人员筹集来的粮草，半路上被“自卫军”截劫了。他们甚至强行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施以毒刑，我们有的同志还被他们活埋、枪杀装进麻袋填进冰窟。一次在武川乔家营子，“白卫军”偷袭我工作队，使我党多人受伤。
“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土匪出身。“自卫军”总部的参谋长鄂友三就是一个流氓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群众愤恨地叫他“鄂毛驴”。他的部队每人都身带一根绳索，遇有反抗的群众，就用绳子勒死。当地有一首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鄂友三扯糖把（勒死）。走路碰见鄂友三，三尺麻绳脖子上拴，不是活埋呀，就是倒栽葱。”蒙汉群众气愤地称自卫军为“灭蒙助日亡国军”。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与友军的团结，避免关系破裂为敌人所乘，我们对于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所属的“自卫军”、保安队进行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摩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并先后派姚甜、彭德大、杨植霖、陈刚、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多次与“自卫军”谈判和对其规劝，希望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停止摩擦，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和“自卫军”中的顽固派执迷不悟，视我军的劝告为软弱，反共丑剧愈演愈烈，摩擦不断升级。同时还制造舆论，提出“八路军是大青山的客军，应当撤出绥远”，要由“绥人治绥”等反动口号。
狡猾的日军这时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紧对“自卫军”的诱降活动。在军事上，停止了对“自卫军”的进攻，并且提出，如“自卫军”愿意与日军合作，可以给“补枪发晌”等等。于是“自卫军”开始同驻绥日军秘密谈判。1940年1月，我绥西部队截获了“自卫军”第3 路副司令王有功与日军特务机关驻归绥宫崎顾问、大园顾问、林顾问及日军驻武川县乌兰不浪金田队长的往来信件。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说到：“……响应汪先生（即汉奸汪精卫）之路，愿率部投顺，请求收容……早愿决定率部投顺，效忠新政府之下保卫地方，意出至诚，毫无欺骗之念夹杂其中……全军同化归正，大青山游击队必可清除……”汉奸言论跃然纸上。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巩固大青山根据地，我们即向贺龙、关向应同志报告，请求反击“自卫军”。他们很快复电说：“为巩固我们在大青山的据点，真正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应将大青山自卫军全部解决。”于是，一场激烈的反击顽固派的战斗开始了。1940年农历正月初六拂晓，我绥西3营趁敌人过年戒备疏忽之机，向“自卫军”总指挥部及第3 路、第4 路发起进攻，共俘获代总指挥苗国华以下官兵100余人，打死打伤几十人。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八，我绥中部队和绥南部队也先后向本地区的“自卫军”主力发起进攻。此后，1个多月，与“自卫军”交战10多次，共消灭“自卫军”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电台9部。“自卫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其残部逃到了河套地区。
反击“自卫军”的胜利，为我军在大青山抗日又扫除了一大障碍，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大青山的土匪进行了坚决地斗争。由于多种原因，大青山地区的匪患特别严重。土匪多的一股近千人，少的一股三五十人、一二十人不等。他们大部分是惯匪，又大多与日伪军有联系，有的正接洽投降，有的已成为伪军。因此，剿匪成了当时我军为民除害、安定民心、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推动抗日的一件大事。我们采取军事上打击和政治上瓦解相结合的办法，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在绥中、绥西、绥南与土匪交战共二三十次，歼灭土匪1000余人，解救出被土匪掠走的民间妇女三四百人，还缴获大批财物，全部归还群众。通过清除匪患，使我军进一步得到蒙汉各族各阶层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反顽斗争和剿匪取得胜利之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将战动总会转变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8月，绥远各族各界抗日力量的代表200余人，在大青山西梁村召开了抗日团结会议，成立了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简称绥察行政办事处），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为副主任。1941年4月15日，绥察行政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苏谦益分别为正副主任。公署下设绥中、绥西、绥南、绥东4 个专员公署，领导着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凉、丰镇等10多个县政府，县级政府下面共辖有30多个区级政府。抗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抗日政权团结各族人民，积极配合八路军，为巩固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而继续英勇斗争。
（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