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名沦陷后的混乱局面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12日日军侵占大名城，第二日下午，日军在李茂堤一带用大炮向卫河东堤赵站一带开炮轰炸数十发，以后又占领了龙王庙。敌人组织安抚队、维持会和伪县政府。安抚队队长是绍业，伪县长是“李狗”（绰号），维持会会长是马x x。
国民党军南退，日军虽占领大名，但一时无法统治广大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大名县农村“吃干队”四起，司令多如毛（大名卫东“吃干队”不下数十支）。据我知道的，在我村附近，就有窑场村的“杨成华吃干队”，驻石家寨村的“马如合吃干队”，花二庄的“安xx吃干队”，还有从冠县窜入大名卫东的绰号叫“西北风”的吃干队，等等。他们口头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在自己控制的村庄范围随便向农民要粮、要款、要枪，不给就扣押人质，进行毒打，有的进行私仇报复。如马如同在石家寨村铡了活人。因吃干队之间经常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往往也打起来，互相吞并，弄得人民恐慌万状，不得安宁。因为他们不抗日，光要东西，所以农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吃干队”，他们违犯了群众利益。不少村庄以地主名流士绅为主，以保护一村、数村为名，也组织了地主武装。又形成了吃干队与地主武装的对抗，更加重了广大农村的混乱和不安。这种情况在1937年冬和1938年春尤为严重。
二、我党对丁树本、陈明韶部队帮助发展的情况
1938年春，丁树本、陈明韶（以下简称丁、陈）到濮阳、清丰、南乐、大名、魏县一带活动，起初人很少，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队伍迅速发展到三个旅，丁是司令，陈是副司令兼3旅旅长和大名县县长。陈主要在大名魏县一带活动。他们的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
打着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旗帜，提出了三大主张：坚决抗战到底，军民彻底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宣布，不管哪个党派，无党无派，只要是抗日的，都可以到他们那里工作。共产党为了发展抗战力量，做好丁、陈的工作，派去了不少干部、进步青年，帮助丁、陈组织了总政治部，旅政治部，开办了进步青年学习班。我就是1938年5月到3旅政治部学习班工作的。当时3旅政治部的主任是共产党员陈子敬，以后换成共产党员贺亦然，组织科长是共产党员冯洋舟，民运科长是共产党员陈镜三，宣传科长是共产党员李一凡；3旅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共产党员江东初，工作人员、宣传队员都是一些民先队员，当时我就是宣传队的民先队员。为了加强丁、陈部队的政治工作，党又把一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派到团、营、连去做政治工作。如冯洋舟到9团任特派员，共产党员鲁持久到9团2营任教导员，派康敏、权屹夫到9团任连政治指导员等等。参加县政府工作的有共产党员解蕴山，任民运科长。在民运科工作的还有任乐亭、刘亚南、陈蕴贤等等。杨友云任粮株科长。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都为帮助丁、陈发展抗战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这些青年学生团结了上层、联系了中下层群众，扩大了丁、陈的影响。
对当地的吃干队司令采取了争取、分化、瓦解、打击政策。许多吃干队被争取改编，吃干队司令成了丁、陈的团长、营长、连长。如魏县的杨二科成了9团的团长，马如合成了丁、陈的营长，花二庄的安xx成了丁、陈的连长，杨法贤成了他们的团长等等。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投降了日军，当了汉奸，有的被我们镇压了。平息吃干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在丁、陈的统治区，除李大磊同志领导的四区大队外，没有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
由于对党中央提出的执行统一战线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领会不够，害怕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没有单独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也没有在丁、陈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也没有对士兵进行阶级教育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这些主要是与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干部受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口号影响产生的右倾情绪有关。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丁、陈走向反动的情况
1939年春，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丁、陈也开始了反共。他们的抗日三大主张不提了，却提出了许多反动口号。如“全国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战”“精诚团结”。等等。接着是禁止政治工作人员唱八路军革命歌曲，禁止向士兵上政治课，暗搜政工人员的背包和进步书籍，降低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地位，制造政治人员和军事人员的对立，打击陷害政治工作人员。如权屹夫任8团7连政治指导员时，行军后住在一座大庙里，把枪挂在了墙壁上，外出散步，连里军事人员偷了权的枪，反诬权屹夫丢掉了枪，要陈明韶执行军纪，实行枪决。3旅政治部李一凡，陈镜三等为权据理力争，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伪装为难的样子，提议在一个军政干部大会上讨论这一案件。会上，军事干部为一方，强调士兵丢枪按军法应该枪决，干部政工人员丢枪也应与士兵同罪执行枪决；政工干部为一方，强调枪挂在连部，偏偏权的枪丢掉了，内部肯定有鬼，要求深入调查，弄个明白。双方你来我往，斗争十分激烈。陈明韶借口民主，在大会上表决。因军事人员占多数，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枪决权屹夫。于是把权扣押起来，准备枪决。事后因李一凡等同志多次周旋交涉，才把权放了出来。
因政工人员无法在陈部工作，冯洋舟脱离了陈部，接着（约在1939年4月）丁、陈下令通知1、2、3旅的政工人员一律到濮阳受训，到濮阳后，3旅政治部主任贺亦然离开陈部，其余人员都编入学习班，除少数忠于国民党的人任班长、排长、连长外，对他们不信任的进步青年不管原来任什么职务，都编成一般学员。训练中一律军事化，站队稍有迟到就要受训。在学习班并勒令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报出自己的政治身份。在这种情况下，除个别民先队员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进行了登记外，绝大多数都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高静亭、张之光被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要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罗士高、总救国会主任晁哲甫还没有离开丁、陈队，在训练班分别担任国际形势和民运工作课程。当时国民党员李克昌（参谋长）、吴冠军（三青团负责人）等反动人物都向学习班进行过反动讲话，我们都进行了坚决斗争。如在丁树本进行反动讲话时，由陈镜三同志带领大喊拥护他三大主张的口号，弄得他下不了台，吴冠军进行反动讲话时，我们咳嗽声一片，使他讲不下去，向学员道歉说：“讲话太长，影响了大家休息。”停止了讲话。因为我们这些青年都积极热情为抗战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找不出我们身上的大问题，没办法处理我们，只能在政治上施加一些压力。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这些青年，训练班5月结束后，不让我们再回部队做政治工作，而是成立了几个大宣传队，把我们统统编成宣传队员。鉴于已无法在丁、陈部队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串联，纷纷准备离开陈部，这时恰巧日军进攻濮阳城，几个宣传队转移到城东二十余里的青龙头村，纷纷逃出陈部。我就是和权屹夫、鲁持久一块儿逃出陈部到冀南三专署干部学习班的。
四、抗战时期，我对元城县情况的回忆
1939年秋至1942年春，我在冀南青救会和肥乡县青救会工作。1941年，日军回师华北，提出强化治安，向我根据地全面进攻，对冀南区和大名县（现在卫河西部）进行多次残酷扫荡，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在经济方面进行掠夺封锁；在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欺骗奴化。大片根据地被分割，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苦、困难、复杂的阶段。大部队、抗日政府、团体的活动很困难，对敌斗争转为小型、分散、隐蔽等多种灵活的方式。如建立游击小组、武工队。加强敌伪、会道门工作，进行合法斗争，建立小块根据地（三五个村）。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部队和一部分干部转向太行山。强调干部地方化，把一部分外来干部调回本县工作。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42年春调回元城县工作的。当时元城县境内，除龙王庙是大名通向南乐、清丰县重要交通要道上敌人的据点外，广大农村和冠县、苹县、南乐县的许多村庄连成一片，仍保持着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结合部的大块根据地。当时冀南区党委、军区领导机关和宋任穷、陈再道、黄敬同志都在这里活动，指挥着全区斗争。这片根据地还是正规部队——南下支队、冀南区骑兵团的后方，保存着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对敌军事力量。
1942年夏，伪军以几千人的兵力，对元城县进行扫荡，并驻在元城县的南李庄、张铁集、孙甘店等村，准备修炮楼安钉子，长期驻下去，实现他分割根据地的计划。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在陈再道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分析了伪军内部的矛盾，选择了几股敌人中驻在中间的一股（南李庄，最顽固的敌人，力量也最大）进行了打击歼灭。以骑兵团为主攻，卫东支队和南下支队一部作为增援部队。把主要打援力量布置埋伏在小村以西沙丘树林里，准备打击龙王庙增援日军。南李庄战斗，夜十一点左右打响，战斗十分激烈，一夜之间，把盘踞在南李庄千余之敌干净利落全部消灭，黎明我军撤出南李庄。在战斗结束之前，驻在龙王庙的日军增援南李庄之敌，和我埋伏在小村以西的伏兵交火，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为南李庄战斗胜利结束，争取了时间（这次战斗称为“掏心”战术）。南李庄的歼灭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张铁集、孙甘店的敌人撤回了龙王庙。日军为了报复，第二天到南李庄杀死群众数十人。
南李庄战斗不久，伪军杨法贤部伪军X X部分别在曹任村、小村安了较大据点。以后以日军为主，接着又在孙甘店、铁卜营、束馆安了较大据点。以这些较大据点为依据，又陆续在黄庄、孝廉村西、冢北、大寨、丁庄等修了炮楼。敌人在这些据点和附近村庄，到处要砖、要料、要粮、要钱、抓夫、四处抢夺，搞得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根据地也有所缩小。
敌人虽然在元城县安了许多据点，但由于军民坚持斗争，特别是卫东支队（李大磊同志任队长）不断打击敌人，敌人不敢轻易外出，敌占区面积很小，元城县北部百余村与冠县一些村联成一片，仍保持着一块较大的根据地（县委机关主要在这一带活动）。孙甘店、铁卜营、冢北以南四、五、六区每区都保持了小片根据地，区委、区政府、救国会的干部均在区内坚持斗争。一、三区少数村庄，虽是敌占区，但多数村庄与大片根据地联在一起，二区完全是根据地。
五、元城县的灾荒和党领导群众渡过灾荒情况
1942大旱，麦收大大减产，秋收几乎未见收成，秋后麦子没种上；1943年春，大旱继续发展，大秋种得很晚，形成了元城县的严重灾荒。敌占区的灾荒来得较早、较重。1942年一些群众就没有饭吃，部分村庄开始死人，外出逃荒、卖衣、卖物、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普遍发生。伪军和土匪到处抢粮抢物，敌伪据点吃饭也很困难，因此敌人带着敌区大批群众常到根据地抢粮。当时保护粮食已成对敌斗争的主要工作。1943年春，灾情继续向更严重方向发展，将树叶、树皮吃光，群众用的皮绳、皮套、皮条也都煮熟成了充饥的食物。大批的死人，大批人外逃，封门闭户。一些村庄几乎成了无人村，荒凉一片。仅南李庄就死了一千多口，孝廉、铁卜营、沙河路、小村、小湖等一些大村死人都在数百人以上；一些小村也都在数十人、上百人。一些死者的尸体也无人掩埋。敌区群众卖一亩地也仅能买几斤粮食。群众到根据地赶集，每次散集都有一二十个小孩被弃在集上。根据地灾荒虽然来得较晚，但在1943年春也向严重方向发展，群众杀猪、屠羊、宰牛普遍发生；接着一些群众卖衣、卖物，死人、外逃、卖儿卖女的也有少量发生。抗日机关团体生活也十分困难，从河南、山东一带运回一点粮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有时甚至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吃一把小葱几颗豆粒。
元城县形成大灾荒的原因：一是没有水浇地，连年大旱。1942年大旱，夏季收成不好，秋季大减产，秋后麦子没种上。1943年春，旱情继续发展，麦子无收、大秋种得很晚，推迟了秋收时间。二是连年战争，长期受到兵匪的抢掠，影响了群众生产，家中没有余粮。三是敌占区敌人、汉奸大肆掠夺，拆房屋、要粮、要款、要物、抓人，敌人修炮楼，挖封锁沟，在经济上进行封锁，使物资无法流通。根据地党政军抗日团体领导群众救灾渡荒情况，面对严重灾荒，党把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和生产渡荒列为同等重要的两大工作。在生产救灾上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打击敌人外出抢粮、抢物，发动组织根据地的群众藏粮，防止敌人抢粮，加强敌边区的对敌斗争，争取边区，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领导敌边区群众欺骗敌人，不交粮款、少交粮款。对于顽固、忠实于敌人、欺压群众的伪军、伪村长、情报联络员，坚决予以打击。
（二）组织根据地群众运粮。由部队、民兵带领、掩护运粮队，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到河南范县、山东哪城一带运粮。根据每人挑、背运回粮食的数量、时间、路程长短按比例分成，路远、时间长的多分，一般是对半分，或四六分、三七分。这样既解决了部队干部的部分吃粮问题，也救济了群众，对根据地渡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三）在根据地几个主要集市上设立粮食贸易站。贸易站既卖粮食也买粮食，对稳定粮食价格起了一定作用。
（四）机关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开荒种粮种菜，解决群众困难。
（五）在根据地领导了群众借粮斗争。在根据地，一方面是群众挨饿，没饭吃，另一方面是一些地主富农家中存有不少粮食，有的把粮食埋藏起来，受潮虫蚀霉烂。佃户长工忍饥挨饿，地主一点粮食也不给，群众很有意见，要求组织起来向地主借粮。根据群众的要求，党领导了这次借粮斗争。为把这一斗争搞好，县委确定以刘靖宇和康敏为主，先在白果村搞了试点。试点的做法是：①在支部的领导下由农救会具体领导，对全村挨饿户进行摸底；②由农会提出借粮领导小组候选人名单，通过酝酿选举产生领导小组负责人；③对地主、富农余粮进行摸底，确定被借粮户；④由领导小组动员说服被借粮户进行借粮，对确有余粮拒不借出的，在会上开展说理斗争。经过这些工作，一般都能借出一些粮食，但也有抗拒不借，引起群众痛恨，到地富家庭院落挖地分粮的；⑤把借到的粮食根据每户缺粮人口、困难程度按等级分粮。
白果村借粮试点对推动全县借粮斗争起了很大作用。随着借粮试点经验的推广，在全县各区、包括小片根据地在内，都开展了这一斗争。政策规定，一般不借中农的粮食，但也有中农存粮户脱离群众，借了他们粮食的。借粮中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借粮户认为借粮是合理的，应该的；被借户则认为，借粮是不合理的，非法的。后一种思想在少数干部中也存在。实践证明，元城县的借粮斗争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安定群众情绪，渡过严重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