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黄河支队开到了沂蒙山区，家里便只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就参加儿童团，还当上了团长。我们儿童团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破除封建迷信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查女孩儿裹小脚，不停地查，有些人因此就不再裹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们都很感谢我们儿童团。
在儿童团，我还干过一件事儿。有一次，农会让我去给敌人修炮楼。一开始，我母亲十分反对：“为啥让一个孩子去啊？挺危险的。”农会的同志说，让我去的时候注意一下炮楼里有几个鬼子、都在哪个房间等。我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是让我侦察敌情呢。
我去了之后，就被鬼子派到炮楼的东南角修围墙。他们看得挺严的，我也不能四处查看。我只注意到鬼子们进进出出，老往东北角走，他们应该是住在东北角的屋子里。回来之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农会的同志，也勉强算是完成了任务。1944年初，我离开家到抗日军人家属高级小学（当时叫“抗高”）读高小。在“抗高”，我不仅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我们组织同学夜里到敌人炮楼周围的村子写标语、撒传单，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由于表现出色，1945年，16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入党都是保密的，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入党不久后，还没毕业，我就背着家里和几个同学去参军了。为什么要背着家里呢？主要是我母亲觉得父亲和哥哥都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了，家里也得留一个男人吧。但我可不管，就偷偷跑到部队了。
我参加的返攻营是刚组建的地方部队，营长、指导员对我们几个“抗高”同学十分欢迎。虽然小学没毕业，但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于是，我被分配到连里当了文化干事。随即便把党员关系转了过来，又被选作支委。平时我的工作就是教人唱唱歌、识识字，也和战士们一起训练，打仗的时候也要参加战斗。
然而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但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也屡次挑起局部战争。我们部队刚成立，很少有主攻任务，我们打过一次炮楼，然后也参与了解放郓城、攻打济宁等战斗。1945年底，我们迎来短暂的停战，并在济宁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
（时间：2020年9月4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统筹：刘淼 参与采写：刘淼、于帆、程佳 实习记者：李荣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