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这时,我正在长沙陆军大学学习,学校当局感到日机到处狂轰滥炸,受到威胁很大,经校长蒋方震研究决定把学校迁往遵义。学校搬运及家属迁移事宜,由周亚卫教育长负责办理,我们学员则以观战员名义报军委会,由校分派往保卫武汉的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参观学习。
(撰稿: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学员李世鹏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时间不详)
我和陆大同学李循道、雷克明和一位广西同学(白崇禧的亲戚姓名忘记)共四人,于同年八月中旬,乘车到达鄂东五战区所辖的第二十六军肖之楚军部。该军配备是:左接孙震兵团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依梅山、松山咀至隘路口之线。右依田家镇要塞至清水河,大金铺之线。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探知首先在小池口登陆的日军,一部份向龙坪、武穴前进。肖之楚原本就未作防御部署打算,我从和他几次谈话中,已了解他的态度很消极。我们四人那时都是青壮年,出于一片抗日爱国热情,马上约同去与肖之楚和他的副军长冯兴贤以及参谋长、参谋处长等面谈。经协商请其拿出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进行研究。我们判断敌人必将利用其机械化部队,中间突破沿广济至蕲春公路之线,强夺我松山咀,隘路口及田家镇前沿一带无名山高地,进而袭取我田家镇要塞,然后再扩大战果。因此,我们根据敌情和地图作出的判断,向他们提出建议,请其速即派出得力部队全面占领无名山高地,尤其是要控制松山咀公路线隘路口要地,果如是,则可压迫敌人于长江田家镇要塞之前沿阵地而歼灭之。
我们这个建议提出后,肖军长并没有吭声,可是冯兴贤说:“军长,日军向我急进,我看敌人是想压迫我军到长江。那……那……我军有被淹死在长江的危险……。”冯兴贤原本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个师长,抗战前曾驻防在阳新,和我相识。肖之楚一听冯兴贤讲话后,就低下头走了几步,然后不作声息地离去,我们嗟叹不已。怎么办?战况这么急迫,但作战计划尚不能定。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请那应广西同学去长官部接谈,他乘车到宋埠白崇禧那里,将我们建议向白崇禧说明,回来告知我们,白崇禧非常同意我们的判断和建议,并即时打了电话给肖军长,并派六十八军刘汝明、八十六军何知重两个军支援作战。我们明确这个作战计划后,当晚就向肖军长询问该军兵力部署情况,肖立即趾高气扬地回答我们说:“已派部队去布防了,请你们去前沿阵地看看。”于是他备了四匹马给我们四人,但是不派向导,我们只好骑着马直接向无名山高地去参观。经过一整夜的探寻,摸不清前沿阵地情况,夜又暗黑,经探询村民,得知前沿阵地埋了很多地雷。我们怀疑肖之楚究竟要的干什么把戏。
快拂晓时,日军飞机三、五架不等的分批连续出动,向我松山咀、清水河以及田家镇前沿无名山高地一带侦察,紧接着放出大量白色烟雾。稍停后,日机又沿我前沿阵地从左至右放出白烟雾。刹时日军大炮也向我前沿阵地从左至右轰击。约半小时后,机枪不断地互相扫射,我们想可能已与日军接触。我们感觉到四个人都是赤手空拳,又不认识他们部队的人,只好返回军部。在回军部途中,日机轮番不断向我们四人和马匹低空扫射,我迫于形势,立即抛弃了马匹,可有一架敌机跟着我不放,低空扫射,我为了掩蔽自己,就地匍伏在田埂坡底下,不慎把右足扭伤,疼痛不止,没有办法,只得急找军部,找来找去,打听到肖之楚全军早已转移到漕河防御去了。我们不得不继续往漕河去找。
正当中午十二时左右,走到广(济)蕲(春)公路上时,碰见由前线撤下来的何知重军炮兵营,还有一部份广西派出来的政工人员,我们当即询问前线战斗情况,得知前沿阵地战斗很激烈,我们的榴弹炮拉不上高地去,日机又不断轰炸。我们说:“想办法找适当的位置再布防协助步兵嘛!”他们说:“营长不在,没有人负责,我们又没有空军掩护。”(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被炸倒在马路上的大炮和马匹)他们又说:“今天从拂晓起,经过了两次战斗,二十六军在前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无名山高地一带部份据点形成空虚。可这一次进攻的是日军的一个加强联队。我们原以为二十六军有整个一军人,没有多大问题,没想到布防的兵力这么少,我们炮兵还支援了他们。”
后来我找到肖军部,探知在第二次战斗中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多,和刘汝明、何知重两军在松山咀、隘路口一带遭遇,打了一场大道遇战,日军死伤七千多。肖之楚自行撤走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刘、何两军的战斗情绪,不利于战局。我到漕河会见肖之楚时,他看到我足部肿痛,连忙喊叫军医替我治疗,并说:“我的小轿车要送回武汉,就请你们四位一同乘此车回武汉吧!”于是,我们就这样被送离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