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字幄奇，广东高要县人，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初在北洋军队充排连长。1921年回粤，在广东部队第11师31团任营长（团长为徐景唐）。1923年升团长（师长为陈济棠）。以后余长期在陈济棠手下任职。1927年余升任旅长，旋升第59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余任第1军军长。1932年，余率所部和第四师开往赣南“防共”，驻在大庾。1936年，余投靠蒋介石，对陈济棠倒戈，迫陈下野，蒋介石升余为第4路军总司令，继陈济棠之后掌广东军权。1938年10月，日侵略军攻占广州之役，余没有认真抵抗，率第4路军总部逃到粤北翁源之三华，第4路军番号亦改为第12集团军，仍由余任总司令，并兼第四战区付长官（司令长官是张发奎）。1940年，第一次粤北战役夸大战绩后，余升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在韶关。1945年日军投降，是年年底，余调往浙江任衢州绥靖主任。1948年4月，在南京任陆军总司令。1949再次任广东绥靖主任。广州解放，余先逃到海南岛，后逃到台湾。在台湾任蒋帮国防部战略顾问。
       1932年，余率他的第1军驻赣南“剿共”。是年秋，临时拨给他指挥的张枚新师和陈章旅，在水口为工农红军打得大败。1936年冬，“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余汉谋是第一个发出通电谴责张、杨两将军的。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是时余汉谋防守广东，手中拥有六万余兵力，但并未认真抵抗，即仓皇溃退。仅仅九天，到了10月21日，即将广州弃守，逃往翁源去了。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除余汉谋外，有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税警总团总团长张君嵩等，均纷纷逃走了。广东人民痛恨他们没有抵抗日本侵略军，将大好河山轻易委敌，因此，当时流行几句民谣说：“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无）甫（谱），张君一嵩（松）。”（广东方言“无谱”即荒唐之意，意思是说这个人太不成话。“松”即逃跑的意思，“一松”就是一逃了事。）表达人民对他们的愤恨。
       余的部下和同事，背后有时称他为“余老总”，有时也称他为“余大头”。因为他的头部特大。余之为人，貌似“敦厚”，而内心狡诈，一般讥讽他是“扮猪食老虎”。这是广东一句谚语，是指某种人外表故意装成很老实，笨头笨脑，而实际此人相当阴险，会以假象骗人，他在一有机会时，会扑上来突然将你吃掉。 
       余汉谋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任战区司令长官，可是他始终未曾指挥过打一场像样的仗。广州弃守，不仅广东人民痛恨，就在国民党人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太不成话了，提出弹劾，主张将他惩办。由于蒋介石对他袒护，掩盖下去。后来在广东战场，有两次粤北战役余汉谋吹嘘他打了胜仗，其实都是骗局。而与日侵略军暗中勾结，投降妥协，阴谋叛国。 
       我国的抗日战争，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可是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对于抗日，始终是反对的。蒋介石本人就是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将领，有些人亦是如此。有一个黄埔二期学生蔡劲军曾告诉过我，1936年，蒋介石未去西安之前，在南京曾向一些亲信黄埔学生讲过一段话。他说，我国东北被日本占领，这是许多历史原因所造成，不能由我们国民党完全负责。他又说，今天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列强互相猜忌角逐，日本想独占中国是不可能的。不管日本今天能占领我国多少领土，我深信必有光复之日，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亡于共产党，我们就会陷于万劫不复，大家务须应有此觉悟云云。蒋介石这番话，充分暴露出他那付丑恶的嘴脸。

日谍今井武夫回忆余、日勾结真情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蒋双方曾举行过多次秘密“和平”会谈。日本为了对蒋诱降，专设一个机构叫“桐机关”以主其事。“桐机关”的领导人为今井武夫大佐，他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特务头子。“七七”事变时，他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以后充任过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新编步兵一四一联队长，大东亚省参事，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军事机构——“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及政务的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报导部部长，上海陆军部部长。以后是“中国派遣军”的付参谋长（这时他已升任少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0日，今井代表岗村宁次，飞往芷江，向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请示投降事宜。后来他被遣送返日本。 
       1964年8月，今井在日本发表了他的长达四百二十页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一书（原书为《中国事变回忆录》），对他当年在中国的特务活动叙述甚详。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收买汪精卫等人的经过和怎样对蒋介石拉拢诱降，以及对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包括余汉谋）的勾结诱降经过资料。
       今井暴露了当年日军曾对余汉谋进行过勾结。据今井自述，1938年6月上旬，有朝鲜人林虎向“土肥原”机关驻上海负责人晴气少佐报告说：（当时“桐机关”尚未设立，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特务活动，尚是“土肥原”机关负责）据与他相熟的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向他表示（笔者按：王子信是广东台山人，在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曾充任汕头市市长。1938年间，王是余汉谋的第四路军总部参议，不是参谋。此处今井误记为参谋）：“余汉谋有反蒋独立的意图，有意向华中派遣军了解日方的意见，希望日本华中派遣军派出代表，于6月下旬到香港与余之代表会见。”晴气将此事报告华中派遣军总部。日本华中派遣军总部派出高桥坦大佐，日本大本营派出今井武夫为代表。此时今井尚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在大本营供职。两人偕林虎及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一行四人，先后到达香港。但余汉谋的正式代表，在指定日期未能到来，会谈未成。
       高桥、今井、顿宫三人遂折回上海，林虎则单独留在香港，他多次到广州，与余汉谋会见。
       但8月28日，香港英当局派香港警察将林绑架，送回上海。林称，此事系第4路军参谋长王俊所唆使。到9月19日，王子信和余汉谋的付官鲍毓光两人，来到浙江定海，向林虎提议再次会见，林随即到该地与之联系。会见时，鲍等出示名片作为余汉谋代表的证明。林劝王等赴沪，但王等怕有暴露企图之危险，推称须南返向余汉谋请示。9月29日，鲍毓光自香港来电称，遵照余汉谋的命令，难以赴沪，请林虎与顿宫在汉口陷落前务必来广东。10月12日，鲍再次电林虎称：趁日军在广东登陆之际，请林虎迅速来粤。10月21日鲍毓光自香港来电再次要求日方代表到香港。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已经在大亚湾登陆。余汉谋的第4路军，未作认真抵抗即仓皇溃逃。10月21日，广州弃守。12月22日，林虎从上海又到香港，随即向在上海之晴气报告说：他在香港已与鲍毓光会见，请华中派遣军派代表即来香港，与余之代表会见，日军派出今井武夫为代表，于1939年1月6日到达香港，与由林虎介绍，自称是余汉谋之代表余武祥会见。余武祥携有正式委任状。今井认为可以相信他是余汉谋的代表。今井与这个余武祥作了会谈。今井记下这次会谈结果如下：
       一、余汉谋对去年（1938年——笔者注）夏天与日方谈判各点，坚守信用，愿不抵抗而放弃广东（州），希今后日方予以真诚援助。 
       二、为了建设新东亚的理想，余正在说服李汉魂和蔡廷锴。 
       三、目前余尚无亡命到日本的打算。蒋介石对余的态度冷酷，余经常保持警惕。
       四、希望日方代表常驻香港。
       会谈时，今井向余武祥表明，基于日中提携与共同防共的大义，今后余如响应和平运动，日本将不惜予以一切援助。余武祥对此深表感谢。并称，当向余汉谋汇报后，再行来香港。
       会谈后，今井认为，不能如林虎所说，余汉谋正以迫切心情企图独立或逃亡。今井还认为，这无非是余考虑到万一的情况，先向日本疏通，在情况有变化时，以求保身之道，所以他对林虎的估计，并不置信。认为今后虽可与余汉谋继续联系，但只要林虎是联系人，对他的报告，就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
       从这个日本特务头子的自白，说到当年日军与余汉谋的勾结，这只是日本今井所说的，但是余汉谋在抗日战争时期，确曾与日寇勾结的事实，我们也有另一些材料，追记如下：

刘非检获余、日勾结信件风波
       1954年，我和李克军同在广州黄华路新生皮鞋厂改造。李也曾任军统广东站站长，我们是黄埔四期同期同学。有一次，我们偶尔谈起过去蒋介石和国民党某些高级将领如韩复渠、何柱国之流，在抗日战争时与日寇勾搭的往事，不胜感慨。李克军说：“不仅北方的将领如此，广东的余汉谋也是如此。我在担任广东站站长时，1941由于韶关邮检所发现线索，就处理过一件日军派代表来与余汉谋合商的叛国活动案”。当时我和李克军都在关押改造，大家都不敢深谈往事。对此事我也未予深问。（现在李克军已经病逝了。）
       1964年我在东北抚顺管理所改造，同所有个刘非，他是湖北人，军统息烽训练班学生，解放前他是保密局湖北站上校付站长。一天，刘对我谈起，他在息烽毕业后，曾在韶关邮电检查所做过检查员。我问他：“当年军统局由于韶关邮电检查所检查余汉谋的信件，发现余与日寇勾结的案件，你知情否？”刘说：“那封信正是我检查到的，为此我还得到军统局发给的一千元奖金。”刘就对我谈了检获此信的前后经过。我叫他将此事写成一份史料。那时抚顺管理所正号召战犯写文史资料，刘就写了这份材料。写成时适逢“文化大革命”。刘的稿就未缴上。下面就是刘非在1964年对此事写的回忆。（原文）“1941年6月至1942年9月这一期间，我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所属的韶关邮电检查所充检查员。”邮电检查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偷阅信件、电报，侦察革命进步活动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制订的邮检法规规定：各邮电检查所，对驻在地的最高军政长官的信件，不得进行检查，而且负责保护。从这条规定来看，好像蒋介石对他下面的军政大员是很信任尊重的。事实却并不如此。对蒋的心腹嫡系如陈城、胡宗南、顾祝同等这些‘大员’的信件，当地邮电检查所确是不敢检查。而对于非蒋嫡系的其他‘大员’的信件，即使是驻在地的最高军政长官，邮电检查非但不加保护，而且还要特别进行检查，控制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活动。这就是国民党特务对内部监视侦察所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各地邮电所进行这一工作时，绝对要求保密，总之不经过邮局规定的检查登记手续（一般平信只登记检查件数，挂号和快信要登记每件的号码，扣留或暂时扣留要写扣条，发还时要加盖检查员的暗戳）而进行偷阅，为的就是不让邮电局职工知道，以免泄露。
       当时广东清远以南地区已沦陷。国民党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均驻在韶关。从沦陷区起飞的敌机二十分钟就可到达，空袭警报较为频繁。所以白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机关不办公，商店不开门，市民全部疏散郊外，只有邮局留少数职工收寄邮件。这种情况，对邮电检查是一个很大的便利，使其可以利用邮局多数职工疏散离开，和进出口信件（主要是挂号信和快信）尚未正式点数登记的机会便于进行偷窃。1941年9月，有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在邮局快挂间分信台上堆置的一批刚由香港到达的航空信中，发现有一封寄给余汉谋亲启的密封航空快信。我向邮检所所长唐保贵报告了这个情况，又遵照他的指示，将这封信偷了出来。在通常情况下，只将其内容要点摘录下来，即按原状封好，仍然偷偷地送还原处，不留痕迹。而这次则因为内容特殊，情况不同，偷出之后未即送回。
       这封信是一个较大的天蓝色布纹纸的西式信封，用毛笔书写，用火漆封口的。内容是向余汉谋报告在香港与日军代表接洽投降条件的情况，说日方表示只要余汉谋通电响应和运（即汪精卫的所谓“和平救国”运动），广东军政大权可以完全交余汉谋掌握。并允以一万石（？）鸦片作为余汉谋及其所属部队的通电费。香港方面还决定派三个人来韶关同余汉谋进行面谈。随信附有三个人的半身像片，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是日人，请余汉谋按信上约的日期，派亲信到南雄飞机场迎接。从这些内容来看，写信人显然是余汉谋为向日接洽投降而派在香港的私人代表。写信人和日寇所派三个代表的姓名，以及来韶日期，信上都写得很清楚，因我只看过一遍就被送走，三人姓名，现已记忆不起。
       这封信，当时由邮检所长唐保贵送到军统的广东站。广东站站长李克军即亲自到衡阳乘军用飞机送到重庆军统局。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自来就是暗中勾结，不即不离的。但余汉谋想不通过蒋而直接与日寇挂钩，公开地投降敌人，这自然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很快就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由重庆秘密来到韶关，布置广东站的行动组，按信上约定的日期，在南雄飞机场守候。当这班由香港来的班机着陆后，守候的特务，暗中对视相片，并没这三个人。但碰巧有一伙也是两男一女的乘客，走下机来。行动组长就急忙地将这三人弄进了汽车。回到韶关西河坝广东站之后，才知道捉错了。日寇的三个代表这天并没有来，捉来的这三个人，是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的客人。又不能即时释放，只好暂时软禁，而优予款待。气得戴笠大蹦大跳，将行动组长拳打脚踢，一顿大骂，关进了禁闭室。这个行动组长因不堪戴笠的羞辱，当天就在禁闭室自杀死了。李汉魂和余汉谋过去同是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的部下，同是倒陈济棠而投靠蒋介石的。这时驻韶关，一为战区司令长官，一为省府主席，互相倾轧矛盾很深。而李汉魂则极力接近蒋中央，与军统关系也比较融洽，所以事后经军统向李加以解释，也就算了。
       “第二天，军统广东站继续派特务在南雄飞机场守候。这天果然来了。当这三个人经对照相片无误，被军统特务以‘余长官派来迎接’的名义骗进汽车以后，他们发觉情况不妙，其中的一人向行动组的特务说：‘我是汤总团长（注一）的好朋友，你们不要误会。’他们已经察觉到是被军统特务逮捕了。这三个人很快被秘密押往重庆。不久蒋调军统控制的暂偏第八师（师长张君嵩，军统特务）驻韶关，监视余汉谋的司令部。约在一个月之后，余汉谋派了两个与军统南雄航空检查所主任邹宇光（注二）相识的校级参谋，至南雄将邹诱出加以逮捕。押在韶关芙蓉山军人监狱，打算以勒索乘客的罪名予以枪决，对军统进行报复。同时指派自己的亲信接替邹宇光的职务，将航空检查所控制在自己手里。由于重庆军委会不同意，而军统特务和张君嵩的部队，又扬言如枪毙邹要劫法场。大概余汉谋因恐怕事态扩大反为于己不利，就将邹宇光释放了。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件事情就无形了之。”
       1979年6月我写信问刘非（刘于1975年得特赦，安置在武汉市政协），问他当年写下的回忆，是否尚可补充？他当年查获余汉谋勾结日本的有关秘密信件，其中说到日方拟给余汉谋鸦片烟土一万“石”，这个“石”字是什么计量单位，有无误记。刘非回信说：因事隔将四十年，现在已难记清楚。同时他当时只是一个检查员，除了已告诉我的之外，其余无法尽知。那时日军惯以鸦片烟来收买汉奸，我是知道的。日军侵占东北热河后，在热河大种鸦片，运到关内，毒害中国人民和作为收买汉奸之用。日军未投降前，笔者在沦陷区工作，就见日本从东北大量运烟土到广州，称为“大连货”。当时伪军军饷，有一半是搭发鸦片的。 
       日本派来见余汉谋的那三个人，解到重庆后，未几即转押在军统的息烽监狱。我知道1942年间，军统息烽监狱的负责人是周养浩。周养浩于特赦后即出国，经香港转赴美国定居。上月曾去信问他有关此案的情况。周从美国洛杉矶他的住所回信给我说：
        “……1941年秋间，日军派三个人到南雄拟与余汉谋洽谈事，弟亦有所闻，但详细情况不明。因弟是于1941年3月赴贵州息烽监狱负责，所闻概况，今亦模糊不复记忆。至于日军所派三人（两男一女），曾送军统息烽监狱关押，女的名叫刘美美，当时年约三十许，两个男的姓名全记不起。关押至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此两男一女均获释放，据说仍返香港。……”
笔者为证实此案，写给周养浩向他了解的信中，问他当年蒋、日香港秘密会谈的居间人张治平，后来也曾为军统关押，问周知情否？周答我的回信中说：
       “张治平曾在军统息烽监狱关押过一段短暂时间。据回忆是于1941年夏秋间或1942年春间。军统局电令释放，返回重庆军统局报到（或重庆军统局派员持令来提去，已记不清楚，多半是释放自动去重庆报到的）。以后听说张一直在重庆大学执教。张与军统似已早有关系。送监关押时军统局曾有指令予以优待，故我印象较深。此人当时年龄约四十余岁，身体比较魁梧，他原是港大教授。”
       这个张治平，笔者曾和他认识。1946年3、4月间，张治平从重庆来到广州。那时笔者在军统广东站负责。站部书记徐国初向我介绍张，说张治平是他在重庆高级班受训时的老师，张在班内讲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徐国初还向我说过，张早与军统有过关系。1941年间，张在香港投靠汪精卫，汪伪南京政府派他为驻德大使，张正拟赴任，在香港启德机场为军统行动人员绑架，被架到重庆，关押息烽几个月即得释放，后在重庆教书。我和张经介绍认识后，我觉得张为人谈锋甚健，口若悬河。张向我自称是浙江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回国后曾任记者，后来在香港大学任教。 
       张治平在广州（1946年）极力怂恿我和他合作，发起搞广东渔民协会，张说：将沿海渔民通通组织起来，不但可以控制沿海居民，有助于国防，并可插手渔业，有大利可图。我欣然同意。是年五月间，我和他还在沙面胜利大厦为发起渔民协会举行过两次记者招待会，宣传一番。后来因为利益问题，惹起很多人都想插手，发生重重困难。我们曾拉了一个过气军阀梁鸿楷来做傀儡，也不济事。八月间，军统又命我赴广西工作，这个渔民协会卒未搞成。张治平也往香港居住了。
       当年张治平和我相处的时候，他没有向我谈他曾是宋子良与铃木的居间人。这件事张不向我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牵涉到蒋介石和军统的秘密，在那个时候，一般是不敢对人泄漏这种秘密的。不过，根据笔者对张治平的认识，和周养浩的回忆，也证明今井武夫的回忆录，所记叙的材料，是可信的。
 
注一：汤毅生系黄埔五期学生。曾在19路军充团长，军统特务。当时任国民党税警总团长，驻韶关。 
注二：邹宇光广东梅县人。军统特务，解放前在驻美大使馆任陆军付武官。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