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李汉魂当29兵团团长兼64军军长，在江西南浔线上作战。当时广州青年会发起搞“随军服务”工作。由原培正中学童军教练邓锦辉任随军服务团团长，率领团员男女青年二三十人，前往李所属部队开展活动，在部队中举办文娱晚会，放电影，搞体育活动等等，这对振作国民党部队士气，有一定的作用，因而深得李汉魂的赞赏。这是广州青年会同李汉魂搭上关系的一个开端。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华南，广州沦陷。广东省政府迁往粤北，先在连县，后迁韶关。李汉魂当时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而广州青年会则在广州沦陷前夕迁往香港，借香港青年会设立“临时办事处”，由干事谢琼孙、刘君朴两人留会主持，其他人员则分别遣散，或随同当时青年会临时组织、由干事陈瀚章率领的“战时服务团”向西江方向撤退。我当时也暂时脱离青年会的组织关系，在广州沦陷前夕，到了香港，在堂兄王道安开设的道安行任职。当时广州青年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只有每周一次在先施酒家五楼定期举行的“留港会友茶叙”。1938年11、12月间，青年会驻港“临时办事处”收到李汉魂从韶关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说：他现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深感重任在身，际此国家多难之秋，亟须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欢迎广州青年会迁来粤北韶关开展活动，共勷抗建大计等（这封信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取去）。当时广州青年会在收到李汉魂来信后，即由留港的会长潘聚东、书记李应林等董事会执行部成员，在一次先施五楼茶叙时开会商量，决定先行派出谢琼孙、刘君朴（“临时办事处”干事）、张宗象（张原系广州青年会干事，后借调广州红十字会任总干事）三人前往韶关，“拜访”军政当局，研究设会条件，然后决定。李应林当时知道我无意长期留居香港，想入内地工作。因此，他特地找我商谈随同谢琼孙一行到内地去的问题。他说：“省府李主席来信欢迎青年会到粤北韶关工作，这是个好机会。现在董事会决定先派人去粤北，看看是否具备设会条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同行。将来如决定在韶关设会，你可以留在青年会工作；如设会不成，那你就要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去韶的旅费，自行负责”。我当时很快同意李应林提出的条件，随同谢琼孙等，一行四人，由香港出发，经汕头、潮安、兴梅，到达韶关。到韶后，走访过李汉魂、省财政厅长顾翊群等国民党头子。他们对广州青年会迁来韶关设会，开展工作，表示热烈欢迎。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1939年6月1日，借用循道会的进德会旧址为会所，在韶关成立“广州青年会曲江办事处”，由谢琼孙和我两人留韶工作，刘君朴、张宗象两人随后则返回香港。这是李汉魂拉拢青年会迁到韶关开展活动的简单经过。
青年会在韶设会初期，李汉魂特别指定省府秘书莫次南同我们联系。我们遇到有什么困难，主要去找莫次南商量解决。在1939年6月1日，青年会曲江办事处的成立大会上，李还派莫次南代表他前来致词，表示祝贺。在青年会到韶不久，李汉魂曾多次表示欢迎青年会美籍干事骆爱华（EdwardH.Lokwood）前来粤北活动。财政厅厅长顾翊群亦曾以“留美学生”（顾早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过学）的名义，去电骆爱华表示欢迎。而我们到韶关后亦曾多次去信给骆，催促他早日动身来华。结果，骆在1940年年初再度由美返回香港。同当时路过香港的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以及青年会全国军人服务部美籍干事费吴生（GeorgeA.Fitch）一行三人经由东江前来粤北。李汉魂为了表示欢迎骆爱华的到韶，特由省府派出专车前往东江龙川候迎。把骆爱华一行接来韶关，接着，李又以省府主席名义设宴为骆洗尘。当时出席作陪的有财政厅厅长顾翊群、建设厅厅长黄元彬、民政厅厅长何彤、教育厅厅长黄麟书以及省府秘书长胡铭藻等，说明李汉魂对骆爱华前来粤北活动，十分重视，隆重欢迎。
李汉魂如此“热烈欢迎”青年会和骆爱华来韶活动，其目的不仅是要利用青年会这个所谓“国际性”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点缀门面，粉饰太平，籍此收买人心，欺骗愚弄人民群众，来维持国民党的政权，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美帝国主义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争取美帝的培植，向蒋介石索取更高的地位，这是当时李汉魂如此热烈欢迎骆爱华的真正目的所在。骆爱华到韶关后不久，很快便同在重庆的美国援华会（UnitedChinaRelief）的艾德敷（DwightEdwards），恢复联系（艾原系在上海活动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付总干事），接受美援华会汇来的大笔赈款，出任美援华会在华南地区的总代理人。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英美打着“盟军”的招牌，在韶关设立美14航空队，英军服务团，公谊救护队等“盟军机构”，在粤北一带进行活动。当时骆利用青年会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盟军服务”。李汉魂当时十分渴望“盟军登陆”，希望英美开军队来同日本打仗。所以，在场地使用、业务活动上都给予上述的盟军单位以不少的便利和支持，同时又和美14航空队顾问香雅各（JamesM.Henry）和英军服务团团长梅守德（Moore）有来往。为了同英国方面加强联系，李当时还聘任战时多次前来粤北和重庆活动的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RonaldO.Hall）担任广东省政府顾问。许多当时前来粤北活动的英、美政府官员以及盟军高级人员，多系通过骆爱华的引荐，同李汉魂及其省府接触来往的。骆爱华当时在韶关东河坝山顶的寓所，事实上成为盟军高级人员会集的一个地方。因此，骆当时在粤北搞的“盟军服务”，深受李汉魂的欢迎。1943年春，骆又拉拢国民党政要人，如省电信局局长李大超、省地政局局长高信，财政部外贸办事处主任邝嵩龄等为委员，在韶关成立广东国际救济委员会（kwangtungInternationaIReliefCommittee），由骆本人担任主席，原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伍锐麟为执行干事。又另成立青年会战时救济委员会，专负责韶关地区的救济事宜，也是由骆任主席，赈款也是从美援华会而来。通过发放赈款，宣扬英美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善心”与“同情”，企图使中国人民亲英亲美，并通过救济，希望能缓和人民对国民党政权日益增长的不满。因此，骆爱华当时一手控制下的青年会，得到李汉魂如此的赏识、重用和支持。例如：青年会在韶期间，每年照例举行一次“会友征求运动”，吸收会员，筹募经费，在这些事情上，李答应担任会友征求运动的“总队长”，并且亲自出面，召开茶会，招待征求队各队队长（队长人选，由李以“总队长”名义，用省府函笺，专函聘任，被聘请担任队长的都是当时国民党军政头目和社会上的豪绅），李并亲自主持青年会会友征求运动的“出发誓师典礼”，撰写文章，发表讲话等等。抗战期间，在李的卖力支持下，曾有一届青年会共征得“会友”二万五千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女青年会也从香港迁来韶关。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也出面为女青年会到韶活动而召开“欢迎茶会”，招待黄玉贞、廖源渠、杜宝龄等女青年会头目以及韶关各界妇女“名流”，以示对女青年会的支持。吴菊芳当时曾以“广东儿童教养院院长”的名义，请骆爱华前往“儿救院”参观并讲话，并向骆的广东国际救济会提出要求救济，结果，在骆的点头同意下，搞到毛毡等一大批救济物资（有无发给难童，只有天晓得了）。1945年春，日军沿粤汉线南犯，韶关告紧，当时骆爱华曾为此特别去黄岗省府走访李汉魂，问他对青年会撤退问题上的意见，李当时对骆爱华说：“省府打算迁往东江平远，希望青年会迁去龙川县。”对青年会当时向那里撤退的问题，出了十分具体的主意，（骆在韶关沦陷前夕，前往南雄县，飞往重庆，青年会的其他人员，则先行撤退到韶关附近的水村，枫湾，利用骆离韶前留下的一笔救济款和几箱药物，从枫湾到连平间组成一条枫连疏散线，办理过一个时期的疏散救济，然后分别东出连平，前往兴宁县，在兴宁成立“青年会兴宁工作区”，并协助当时内定为广州市长的陈策发起的“广州市紧急救济委员会”的筹组工作，直到日军投降，然后返回广州），仅从上述的一些事例，说明李汉魂当时同骆爱华，青年会之间相互利用，互相勾结的紧密程度。
抗战后，李汉魂宦途失意，带同他的妻子吴菊芳前往美国“考察”，而我也在1946年9月启程赴美留学，从1946年10月到1949年春的两年多，我在美国东部耶鲁大学读书。在此期间，李汉魂原来的省府顾问蔡增基也在美西办华侨报纸，我当时同蔡经常有书信来往（蔡是美国华侨，早年留学美国，战前，在国内任招商局总经理期间，是我前妻胡恺的伯父胡继贤的老同事，两人交情深厚，抗战期间，蔡来到韶关，出任李汉魂的省府顾问，住在广东省银行开设的韶光公寓，胡继贤当时在韶关马坝任广东省银行行长，我当时系通过胡家的关系，同蔡认识来往的）。蔡在美期间，曾有一次给我来信，说他曾见到李汉魂，闲谈中，曾向李推荐过我，说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建议李将来回国后，如有机会东山再起时，要多注意搜罗任用像我这样的“人才”，等等。因此，李从蔡处打听到我在耶鲁的地址，趁在美“考察”期间，于1948年夏天，写信给我，说打算在某日约同纽约中国银行的李经理前来耶鲁参观，到达时，请我导引参观等等。数日后，李果然偕同他的妻子吴菊芳和纽约中国银行的李经理于约定时间，来到耶鲁。当日，我除导引他们参观校园外，还招待他们午膳，告辞后，返回纽约。之后，李曾来信言谢，同年12月，还给我寄来“圣诞贺片”，并附有他和吴菊芳两人合照一帧这是李汉魂在美期间为了同我打好关系曾有过的一次活动。
1949年春，我完毕耶鲁大学的课程，于3月中旬归国，4月16日抵香港，5月1日复任广州青年会总干事，此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败局已定，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久也南迁广州，李汉魂从美归国后，在1949年夏天，出任逃来广州的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内政部设在文明路旧孔庙学宫内，即现在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李就任不久，曾有一次以“参观”为名，来到长堤青年会找我和骆爱华，当时他曾问到青年会的活动，忆述他在抗战期间在韶关同青年会来往的一段经历，李当时谈到他对战局前途的看法，说国民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顶住共产党的进攻，估计华南方面可以确保安全，叫我们不要惊慌失措，安心做好工作，等等。同年五、六月间，东西北三江大水，李以内政部长名义，召开“社会名流座谈会”，当时基督教方面我和女青年会林锦儒也有参加，会上，李叫嚣喊出“戡乱救灾”的反动口号。在7月23日，用内政部名义，成立“全国救灾委员会”。在座谈会开过之后不久，李派内政部司长陈盛兰来青年会找我和熊真沛（熊当时是广东基督教协进会主席，广州青年会副会长），提出希望教会方面响应李汉魂有关“救灾”的号召，陈说：“此次东西北三江发生水灾，灾情严重，李部长（指李汉魂）对此十分重视，希望社会上各方面能够迅速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协助政府做好救济工作”，又说：“你们基督教方面，抗战期间在粤北，以及战后回来广州，都曾举办过多次的救济，有成绩，有经验，有一批熟练办救济的人。同时，在外国人心目中，教会有很好的信用，外国人相信你们，以教会名义发起举办，容易取得英美方面的大笔赈款，在人力财力方面，你们教会都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李部长希望你们教会能帮助政府搞好救济工作，起积极的作用”。等语。我和熊真沛当时曾将陈这番话同骆爱华、李应林、胡翼云、蓝体恩等教会头目商谈，决定由“广东基督教协进会”“广州市基督教联会”，男、女青年会四个团体发起联合港澳两地教会，办理水灾救济。经过酝酿，于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成立粤港澳基督教水灾救济委员会，以李应林为主席，侯利华N.V.Halward（圣公会副会督，何明华在广州的代理人，代表广州方面），林子丰（香港基督教联会主席，香港青年会会长，四淮煤矿公司总经理，代表香港方面）和陆镜辉（澳门基督教联会主席，镜湖医院院长，代表澳门方面）三人为副主席，骆爱华任赈款保管委员会主席，总干事一职则由我担任，赈款主要是来自当时在沙面设立的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这样，在李汉魂“戡乱救灾”的反动口号煽动下，粤港澳基督救水灾会组成若干个散赈队，由熊真沛、谭州龄、榻奉常、林为东、张铁军、徐康宁、邵明耀等多人担任委员会代表或散赈队队长，率领队员，先后出发到珠江三角洲及西江两地区高要、三水、南海、鹤山、高明、四会、德庆等十四个县，勾结当地县参议会，乡团组织和围董会等机构，成立辅导委员会，办理急赈，到九月上旬方行结束，这是李汉魂在广州解放前夕对青年会和华南地区的基督教会最后一次的勾结。
1978年5月11日初稿 1979年3月30日修改补充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