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沦陷后，全市商店关门停业，无法逃往内地避难的市民，个个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整个广州城，变成一个死城。过了几天，虽然有所谓“广州市治安维持会”（日伪汉奸政权）组织成立，但实际不是维持治安，而是为虎作伥。白天日本兵到处拍门搜索“花姑娘”强奸妇女，汉奸地痞到处向居民群众勒索。入夜则盗贼破门抢劫财物，或放火焚烧，大新（百货）公司、西堤二马路一带街道（即今文化公园地址），黄沙、永汉北路（北京路）等地的房屋，均被火烧毁，变为瓦砾之场，整个广州市变成恐怖世界。过了10多天后，市内剩下的居民，不能长期躲在家里，要外出“揾食”求生，这时街道上才有人来往。但日军在市内各重要的交通路口，设有哨兵站岗，凡中国人路经哨岗时，均要面对日本兵立正鞠躬，否则被枪杀，或抓去灌水，九死一生。因此，人们外出均避开哨岗，绕道横行小巷。到1939年初，附近各乡相继沦陷，逃往各乡避难的市民，又逐渐迁回广州，市内各商店先后开门营业。但市内交通，从1938年10月沦陷起，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州光复为止，这七年的时间，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均没有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车运载。客运，只有人力手拉车，名叫“黄包车”，又称“东洋车”，沿街接运乘客，收费没有固定标准，按习惯计价，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当时经营和出租人力“黄包车”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兴、荣利等五间公司。
这五间公司，均设在西湖路一带，最旺盛时期，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由伪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这个机构管理，凡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才准接运乘客。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由出租“黄包车”公司，介绍到人力车组合，填具申请表，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经伪政府公用局批准后，才发给执照。执照分全日班和预备班两种，全日班每人发给黄色布长背心一件，背心后面缝上一幅长方形白布，写着“广州人力车组合第××号”字样，每件背心收军用票四元八角。预备班发给灰色布长背心一件，背心后面缝上一幅黄色长方形的布，写着“广州人力车组合第××号”字样，每件灰色布背心收军用票五元，这件背心就是驾驶执照，没有穿着这件背心，就不准拉车接运乘客，否则罚款军用票10元至20元。领有全日班执照的，可以固定租用一部车，整天沿街候客。预备班的，不能固定租用车辆，要等全日班的工人休假，有车空出，才租给预备班的工人接替驾驶。全日班的每天每部车租金五角八分，预备班的每天每部车六角（以上为军用票计）。车辆租用后，维修、保养等费用，均由承租工人负责。拉“黄包车”的工人，在领取驾驶执照时，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大多数拉车工人，都是贫苦大众，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只有望车兴叹。因此，出现租赁“黄包车”的“包租头”，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代觅商店盖章担保。凡经过“包租头”转租的车，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但当时市面上仍使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间银行的纸币，日军强迫我人民以一元四角中央银行纸币兑换军用票一元，到1941年开始改变使用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央储备券”，以一元二角中央银行纸币兑换“储备券”一元。
1943年，广东旱情还没有今年（1963）的旱情这样严重，但灾情之惨，使人目不忍睹，现追忆当时所见情况如下：
台山县
1943年3月上旬，我率保安第九团由阳江县移驻台山县，沿途只见田野荒芜，像抛荒多年，无人耕种一样。山上有些人，三三五五蹲在地上挖黄狗头、茅根一类野生植物充饥。此外，便很少有人行走来往。到台山县城（当时日军正退却），街市上行人还很少，听说有人吃人、卖人肉的事。饿殍到处皆是，有的躺在路边，有的躺在门口，有的在屋内，尸体多残缺不全，一片浓烈的腐尸臭味，令人作呕。街上有几条瘦狗、病猫，啣着人手人肉，或爬在尸体上嗅两下又掉头走开。一个中年人，面肿、发长、肚胀、骨瘦，在树下检树叶往嘴里塞，慢慢咀嚼，青色的口沫从嘴角流出来，已不大像人的神态。整个县城，缺少人畜的活动，也不见烟火，阴森静寂像鬼域一样。我团驻在台山县立中学，校舍后有小山，山上堆着许多死尸，令人不敢细看。夜里腐尸臭味，阵阵“攻”来，无处躲避。翌晨，即迁往城外农场。田野间有些人一堆一堆蹲下：“此刻谁有气力有闲心埋葬死尸？他们挖观音泥吃啊！”观音泥是田里一种粘土，吃多了会淤塞肠胄，人便死去。
尽管人民已到了悲惨的绝境，但国民党的官吏、地霸、奸商还互相勾结，在将死的人身上吸血。台山县长陈灿章（后来是陈子和），县府粮政科长陈梦周、黎畅九竟勾结地霸李衮章、伍武、李仲勋三人，侵吞公粮，贪污赈米，这五个人，人们称为“龙虎会三蛇”，“龙虎”指陈梦周、黎畅九。他们是县政府的科长，可以通天，通县长。“三蛇”指地霸李衮章、伍武、李仲勋三人，他们在地上行走，毒害人民。黎畅九贪污的赃款，其妻用蚊帐布做成大布袋，一袋一袋装起来。台山粮食，在奸商操纵之下，一日数涨，由三百余元涨至二千余元，稍有积蓄的侨眷和一般居民，不得不把家藏的珍贵物品如金表首饰、珠宝钻石等，摆出贱价求售，以求燃眉之急，形成行市，称为地摊。黎畅九的老婆和当地律师谢祈荫等人，都是发国难、灾难财的人，上过馆子，搓完麻将后便逛地摊，人们叫她们为“三妖”。她们身上袋着美钞黄金，手提的是大袋银纸，气势迫人。
当然还不只“三妖”屡巡地摊，当地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和地方的豪绅巨贾也一样用搜刮人民的钱来搜刮这些财物，真正做到乘人之危，如当时广阳守备司令彭林生、挺进司令周汉玲这些抗日将领，就在地摊搜罗不少珍贵物品，美国金表不下百数十只，而对敌伪侵扰，遍地哀鸿和饿殍则熟视无睹。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