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影响下，当时中国驻虎门要塞的官兵也提出七日节约一日粮，用于支援前方。而蒋介石却打错算盘，认为广州地区靠近香港，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日本侵略军怕开罪英国，不敢来犯，不但没有作认真的防备，反而把广东大部分驻军北调，惠州至汕头沿海，千里海防，仅有两个步兵师守备。
驻广东的日舰乘虚而入，不断在珠江口作试探性的骚扰，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遂下令广东海军司令黄文田相机派军舰出击，并命令虎门要塞配合海军，协同作战，击退日舰挑衅。
九月中的一天，国民党海军的“海周”“肇和”等军舰七八艘在虎门游弋，于伶仃洋上与日本舰群（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遭遇，日舰首先开炮。国民党军舰虽多，却都是外国旧船改装的，武器装备也很落后，刚接火时“海周”号就被击中负伤。虎门要塞的大角山炮台（配有清末向德国克虏伯炮厂购入的二十一厘米和二十四厘米海岸炮多门）在海拔一百四十多米的山脊上，居高临下开炮猛轰日舰，战斗四十分钟，击沉日舰一艘，击伤多艘，其余就夹着尾巴溜走了。日舰尝过虎门要塞大炮厉害，此后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开到虎门口伶仃洋来了。
那时，虎门要塞司令为郭思演，是陈诚的亲信，把他派到虎门，主要是监视余汉谋。他借加强要塞防空力量之名，在沙角台和威远台配备了高射炮兵两个连。炮虽是从德国进口，但射程不高，不仅打不着日机，炮弹掉下来反而会炸伤自己人。是德、日法西斯互相勾结，卖给中国的“假药”。但郭思演却从这买炮生意中捞了一大笔钱。
每遇日机空袭，威远总台的台长和副总台长胡春生（兼上横档炮台台长），和部分军官就坐炮艇跑到大虎山躲飞机。因为沙角台和威远台有高射炮，日机不敢低飞轰炸，故而两台损失不大。大角山炮台，上、下横档炮台没有高射炮，海岸炮打不了飞机，炮手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炮台挨炸。大角山制高点的流星炮台就即被炸毁，弹着点现在仍清晰可辨。
面积仅0.05平方公里的上横档岛，在一次轰炸中，即中弹八枚。在码头的营门口（即永安台上山路的东侧），有一门重达几吨的古老大铁炮，被炸得翻飞到几丈远的海边。团部南边营房（阅兵操场南侧）也中了弹，炸死了十几人。
广州沦陷前夕的1938年10月上旬，有一艘日本炮艇从虎门外开入。最前沿的沙角、大角两炮台没有开火。下横档东营盘的大炮台（八号炮）有个瘸手炮兵，炮打得最准，人也很直爽，在炮兵们中很有威信。他看到日本炮艇闯进来了，而上司却不下令开火打，感到很奇怪。又听说沙角炮台台长是汉奸，收了日本人的钱，答应要塞不会开炮，日本炮艇才放进来。瘸手炮兵想，反正打日本鬼子绝对没错。便和几个炮兵一齐动手，只一炮就把日本炮艇屁股打了个窟窿，歪歪斜斜地跑了。
稍后，日机飞来“报仇”，机枪扫射，炸弹横飞。日机低飞的时候连机上飞行员的面孔都看得一清二楚。瘸手炮兵指着日本飞机大骂：“丢那妈！老子没高射炮，有高射炮就把你这鬼崽子轰下来！”伙伴们意识到他身体暴露，极为危险，要他马上卧倒，但他坚持站在台上，骂个不停。这次轰炸把山顶瞭望台（七号炮台）的药仓炸穿了个洞，西营盘（俗称官厅）的司令部坍了一半，四号炮的炮台和大炮台同被炸毁。瘸手炮兵和十多个炮兵牺牲。
广州沦陷后，当时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逃跑了”“威远总台长逃跑了”“上横档炮台台长胡春生早就不在上横档，不知躲到哪里去”守兵们通过电话、旗语和总台联系，总是无人理睬。当天，有一小队日军，乘着几条伪装的渔船开向上横档，守兵们用火力阻拦，无法登陆，只好转到南北台靠岸。这时守兵只剩下十几人，台长又不在，便在夜色掩护下，登上交通艇撤离。开动时，盘踞南北台的日兵用机枪扫射，迫使守军弃艇泅水，到威远上岸，转往太平镇。
下横档炮台台长名周宪民，是个老好人。他看形势不对，就暗地里叫大家散伙，自找办法，各奔前程。有一个炮兵，别人乘船走了他还不知道，留在下横档岛上，三天都没吃上饭，后来见有小艇划过，才救了他出来。
大角山炮台和蒲洲炮台在南沙岛的东南角，和对岸沙角总台隔江相对，除了晚上用灯光通讯，平时靠交通艇联系。自从以要塞司令为首的军官们和家属逃跑后，大部守兵开了小差，两台当官的只有一个排长没走。他是北方人也没家眷，就和没走的炮兵们商量：“司令抛下我们不管，我们也没地方逃，日军一来我们就得当俘虏，大角山炮台打沉过日本军舰，日本兵一定要杀我们，不如守住炮台，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这些不愿当亡国奴和“有家归不得”，或是“无家可归”的守兵，组织起来，选定大角山尾和鹿颈山尾交界的南横坳（即鹿颈村和大角山的路口。两边是山，中间有一个小山丘，圆圆尖尖的像一个田螺，有人叫它螺岗）作阵地，在岗上挖了堑壕，把炮台守备队的机枪、步枪、弹药配备在阵地上。
那天上午，日本兵从南横山边的路上来了。当时南横很少有人家，还不是村。日本兵打着膏药旗很远都看得清清楚楚，到走近了南横坳路口，那排长喊了一声：“打！”几十人一阵排枪，又用机枪扫射，日兵当场倒下了一大片。战斗打响后，日军几次冲锋，都付出了伤亡代价，也没有冲上来。直到日将落时，才爬上鹿颈山，但再也不敢冲了，枪声才由疏落到沉寂。我方守兵所处的地形很不利，且死伤很严重，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直至翌日黎明前，大角山炮兵在南横坳这地方，打死打伤几十个日本侵略者。那位排长和炮台兵为抗日救国几乎全部牺牲了。后来知道只有一个躲到村里，群众掩护起来才得以生还。
日军第二天又从南北台那边调来了援兵，对鹿颈村、蒲洲、大角进行搜查。村里人都不敢说南横坳一战是炮台兵打的，都说炮台兵早跑了，是国民党退下来的散兵打的。日本兵又迫村民带路到蒲洲和大角炮台，果然，一个炮兵也没看到。日军无可奈何，便把群众当成“出气筒”，只要认为有当兵嫌疑的，便拉到蒲洲山和大角山中间一块平地（现在拆船厂门口前南边的地方），有些用刺刀捅，有些用日本军刀砍，杀死后把尸体抛到海里。所以，村民把这块地方叫“杀人场”。
日军占领大角山炮台后，以“安定台”作指挥部，把“火药库”作哨所，并强拉民伕修筑盘山公路，以便汽车开上山。又在蒲洲山前修建码头，停靠军舰。1939年竟将台上大炮拆卸，装船运走。南横坳是交通路口，有日本兵岗哨，人们路过时都要鞠躬敬礼，不然就挨打。这种地狱生活直到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时为止。
本文是根据采访、座谈记录整理出来的。参加采访的有蔡德铨、孔惠鉴、苏卓尧、方桂才。时间在1982年5月，1985年4月，1988年3月、4月。对象有鹿颈村民周朋等，九王庙村民黎区、黄有根等，前上横档炮台上等通信兵蒋德天等，以及前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先生，共数十人。成文时对原广州话用词有些改动，但不失原意，望多指正。
注：
前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当时逃去香港。国民党政府曾通缉其归案，后不详。
上横档炮台台长胡春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反”时被镇压。其弟胡和是下横档炮台士兵，现仍住东莞滨沙村。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