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读到初中就辍学不上了，刚满十六岁的我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军政部附属教导大队通信六团，当了名通讯兵。开始时，军队的长官嫌我年纪小身体瘦弱，有些迟疑，我父亲找了位担保人，说我在家排行老二，有些文化，符合应征条件。我才有了面试资格，面试官看我回答问题口齿伶俐，头脑灵活，同意我的入伍请求。参军后，首先接受半年的培训，我被编排在无线电通讯大队。每天就是背电码，收报发报，尤其是收发报，一天不停地生活在滴滴滴哒哒哒的环境之中，每天十多个小时不停的练习收发报，拇指和中指食指都磨出了老茧。半年的培训结束，我的无线电技术也运用自如了。
飞往印度参加对日作战
我们团长是一位中央训练团少将团长，他告诉大家：日本鬼子占领缅甸以后，封锁了滇缅公路，侵占了云南怒江以南的部分地区。目前，远征军大部队在卫立煌司令的带领下，在怒江以北严阵以待，准备反击，我们团跟随部队前往印度与日作战。1942年9月，我们乘车出发了，先从四川到贵州，再从贵州到云南，最后到昆明机场，坐飞机经喜马拉雅山赶往印度。从昆明飞印度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是一条被称作危险的死亡航线。驼峰航线山势险峻，气流瞬息万变，航行困难，有许多中美飞行员都葬身山谷之中。我们乘坐的飞机飞临珠峰时，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飞机晃动强烈，无法坐稳，而且气温急剧下降，即使我们抱在一起还冷得发抖。舱外两侧的山峰，四季不化的皑皑白雪，似一伸手就能摸到。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印度列多机场，此时正是印度的炎夏，一下飞机就被热浪包围了。
于邦大捷
到达印度列多行营以后，我们接受了美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摸爬滚打，登山越野，武装泅渡，各种美军武器使用，实弹射击以及实地演练等等。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终于等来了待命作战的命令，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在攻打于邦的动员会上，美军将军史迪威慷慨激昂地说：我的孩子们，你们面前的敌人是日军18师团，现在是我们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我命令你们把我们面前的鬼子通通消灭掉。给我们阵亡的将士们报仇。我们投入战斗，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最后，我们胜利击毙日军七百多人，俘虏数十人，史称于邦大捷。这次战斗我有幸活了下来。
再战仁安羌
于邦大捷以后，我离开总部到新一军通信营工作，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当时远征军刚跨出国门，英缅一师和装甲七旅七千多人，记者、教会人员五百多人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弹尽粮绝，水源切断，陷入绝境。孙将军负缨请命，亲自率领指挥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日军两个联队七千余人的阵地，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中国军队吓懵了头脑，也不知来了多少中国军队，加上中国军队猛打猛攻、势如破竹，打的日军不知所措。战斗结束英缅军民全部获救，我军伤亡少于敌人的代价，歼敌四千多人，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中国人的国威。
1946年，新一军奉命接收东北，我们进驻沈阳，我已经是中尉台长了。由于厌烦内战，我选择了起义。1949年我转到了哈尔滨市测量大队工作，1950年与解放军的一个团留驻开发北大荒，曾荣获北大荒功勋奖章。1978年在我垂暮之年，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发布时间：2014-12-26 来源：团结网 责任编辑：吴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