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我当时任川军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少将处长。奉蒋介石之命，在军长杨森带领下，部队于9月1日从贵州安顺徒步出发，沿湘黔公路行军，到湖南辰溪乘船到长沙，再换火车经粤汉路到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到汉口，由汉口到浦口换京沪线火车，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前线的南翔火车站集结。当时二十军士兵穿着自己扎的草鞋，带着竹斗笠，有的还带着油纸伞，一路相当艰苦。
◆“八一三”赴沪抗战◆
10月15日，部队投入战斗，二十军一三四师首日就遭到日军进攻，恶战开始。敌人火力很猛，我在战壕里用刺刀把一顶军帽撑出去，转眼间帽子上就被打了十几个洞。我们的队伍每天一个师一个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前线3个钟头就减员一半，有的坚持了5个钟头就减员三分之二。战争就像个大熔炉，人一填进去就被熔化了。
10月16日，八○二团团长林相侯壮烈殉国。林相侯部队与日寇白川大将指挥的第九师团和禁卫师团激战，日军凭借飞机、大炮优势，发起猛烈的攻击，林相侯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屡挫日军。16日傍晚，日军发起又一轮攻势，士兵潮水般涌来，阵地眼看不保，林相侯冲出战壕，吼声震天，拼杀间头部中弹而牺牲。
10月19日，杨森奉命将阵地交广西部队接防。至此，二十军结束了5昼夜上海抗战，奉命到纪王庙整顿残部。一个军的残部队，只能勉强编为一旅。
战斗打响后，我的主要任务是把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军需物资送到前线。白天敌人飞机轰炸，因此只能晚上去。二十军车队还不熟悉地形，我们请当地司机开车去前线。那时，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全神贯注地听敌人飞机声音，以判断敌机离我们的远近。敌人飞机近了，便马上关车灯；飞机远了，才敢开灯行驶。路上很颠簸，军需物资摔到车外面了，我就打着手电筒去找。所幸没有遇到轰炸，否则，性命早就没有了。
在淞沪抗战之前，作为四川人，我只知四川利益，经历了这次战斗，我更明白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淞沪一战，把全国原本涣散的人心凝聚了起来。
◆到延安去◆
1938年春天，我作为杨森的私人代表去了延安。可以说，延安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里的一切都让我耳目一新。作为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对当时中共高级干部的勤俭印象极其深刻。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陈云所住的窑洞，窑洞后面有那么一小块菜地，他自己种菜。
到延安后，我在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的带领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到我时说，延安欢迎国民党人员来了解解放区人民生活和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毛主席的智慧和胆识，令我折服。我向毛主席提出入抗大学习的要求，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于是，我化名“杜平”进入由方正平任大队长的抗大三大队七中队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我被推选为抗大同学会副主席，负责为抗大对内对外募集资金。我曾经动员同车到延安的两位印尼华侨女青年捐出首饰——一只约2克拉的钻戒和一根金项链。在我的宣传下，她们还给国统区的亲友寄去了劝募信件。
在抗大，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取代号“王杨”。这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做法。
离开延安前夕，我再次受到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并由朱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他们和我谈了抗战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的意义等。我当时就提出，川康“袍哥”组织遍及城乡，与川康军人浑然一体，有的还有相当的实力，是否可作统战对象？当时，毛主席指示：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争取，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陈云还说，白区工作和战场打仗一样，要讲战术，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我还问，以后该如何与组织联系？陈云便说，必要时会有人来接头。分别时，朱德让我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杨森，是用毛笔竖写。他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字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来源：团结报数字报 时间：2014年3月20日 记录整理：何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