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长沙、衡阳一带有风雨欲来之势。街上小汽车增多了，公路上的部队来往络绎不绝。街头巷尾传说着长沙第四次会战即将开始，还说有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在湖南召开。有一天，我团团长姚应龙召见我，命令我率宪兵一排参与蒋委员长内卫，即刻随他去南岳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处报到。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第四次军事会议，总结和检讨湘北第三次会战的经验教训，为即将到来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做动员工作，与会人员是南方各战区所属部队中师长以上的军官，九战区司令薛岳是东道主。南岳外围约有两个师的野战部队以及高射炮兵团和军统人员担任警戒，我团一个营担任警卫，蒋介石的近卫部队担任核心警卫，每天还有飞机在空中排队掠过，会场内外严肃紧张。参加会议的军官都是士兵装束，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的肚子大，穿上士兵服很不合适。还有很多人不会打绑腿，打起来只有两三寸长，松松垮垮的。他们住在南岳圣经学校，睡的是三层床铺。报到时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和战区司令等高级将领可以佩带自卫手枪进入会场外，其余军官带有武器的要交门口宪兵室登记保管。
二月十日，蒋介石从桂林乘专列到衡阳下车，从衡阳到南岳沿公路有野战部队布哨警戒，我带五个宪兵乘坐三轮摩托车飞驰在迎接“委座”的车队前面鱼贯而行。蒋下榻于半山亭附近李觉（湖南将领）的南岳别墅，下车后宋美龄坐着轿子先上山检查卧室安全，她发现房后的防空洞和水井没有哨兵，就气冲冲地交待林蔚。林就命我派宪兵设岗，当时我想宋美龄这样关心，这样细心，大概是吸取西安事变的教训吧，我对我的工作也更谨慎了些。其它如会议大厅和重要电话机旁都有宪兵守候，因此我可以借查哨之便，进出在蒋邸和大会堂。
大会开幕后几乎每天都有一次大会报告，作报告的人是蒋、何、白等将领，报告后就分组讨论。军官们听蒋的报告时，会场鸦雀无声，个个挺身而听。当其他的人作报告时可就不同了，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纸上给某胖子画像，互相抿嘴窃笑。蒋介石每天吃早饭后利用开会前的一段时间到学员的宿舍检查内务。这时，各寝室很快传递“老头子到哪个寝室”的讯息，大家就手忙脚乱地整理起内务来。不知怎的，这些显赫威风的军师长到了蒋的面前都像个小兵了！一次，一个师长碰上了蒋介石，行礼后笔直地站在那儿。蒋问他带《步兵操典》没有？那个师长诚惶诚恐地说：“没带”。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薛岳的耳朵里。薛岳就派人从军需仓库拖了一卡车《步兵操典》，每人发一本装在口袋里。学员们还窃议着一件事，就是蒋介石在1941年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经验教训时，因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在会战中私自离队返家，导致战争失利，会上被判处死刑，就地执行枪决。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因指挥不力，被撤职。在这次会上，大家都忧心忡忡，怕碰上像廖、李那样倒霉的事。
每天下午休会时间，蒋介石和宋美龄手挽手在山上散步。蒋介石给宋美龄指点山上的名胜古迹，林蔚远远地跟着。我排宪兵远远地在前面开路以及在后面跟随。有一次蒋氏夫妇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对面茅屋的窗口里有一个老太婆探头探脑地偷看。蒋看见了问：“老太太，您为什么把门关着？ ”老太太说：“是宪兵要我关的。”蒋介石说：“宪兵糊涂，宪兵糊涂。”我听了吓了一跳，幸好没有人怪罪于我，才安下心来。又有一次蒋氏夫妇竟到南岳山下小街上散步，一群小孩跟着喊，我怕做“糊涂宪兵”，不敢上前拦阻，却忙坏了林蔚。会议期间山上的警戒是很严格的，每天都有不同的口令。记得有一天的口令，问：“你是干什么的？”答：“是卖花的。”
这次军事会议从二月十日到二十四日开了两周，其效果如何呢？ 时隔四个月，就爆发了长沙第四次会战，六月十六日，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守长沙的第四军由于兵力配置错误，仅战斗三天，就可耻地丢了长沙。军长张德能经军事法庭会审以不服从军令，作战不力罪判死刑执行枪决。
（日期：2009-03-03 来源：《黄埔》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