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0年农历九月初六生于甘肃省永靖县莲花镇。八岁逢马仲英在河州（临夏）造反，全家避乱至刘家峡大川村。十一岁读私塾，十四岁上永靖县爱莲小学，1937年考入兰州乡村师范。是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兰州虽远在西北，也未能避开战火。日军飞机数次轰炸，百姓死伤惨重。我在学校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演话剧，唱抗日歌曲。当时甘肃省主席先为朱绍良，后为于学忠，是东北军一个军长，均主张抗日。驻军多为东北军。有一次我们唱《流亡三部曲》，东北军官兵和唱，个个流泪满面，全场哭声震响。我被强烈震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中华，此其时也。1940年10月，我与同学杨正和、孔凡茹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十一月已入冬，我们离开兰州，经临洮、珉县入川。徒步行军，顶风冒雪，日行八九十里。在四川碧口乘船至江洛镇，又徒步登上剑门关。抬头望见石碑《姜百约屯兵处》，激动人心。两山夹立，崎岖险阻，路边石碑如林，读之不尽。又经剑阁、绵阳、新都，到达成都，驻北校场。行军五十二天，行程数千里。布鞋穿破换上草鞋。
我被分至骑兵科学习。军校大门两边有对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此联深铭我心，决心努力学习，作一个报效中华民族的爱国军人。
进军西北 为国戍边
1943年，我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毕业。在填志愿表时，我报名西北。当时心慕班定远万里封侯，本人又生于甘肃，桑梓情深。遂被分至四十二军一九一师任见习参谋。军长杨德亮，师长陈希平。
1944年，我任五七二团三营机关枪连排长，驻防安西。俗云：安西一场风，初一到年终。西边城外沙子竟与城墙一样高。
是年，“新疆王”盛世才入关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国民党大量军人、公务人员及百姓进疆。此时，常有外蒙军人潜入埋设地雷，阻止国民党势力控制新疆。我部任务是巡逻道路，保护交通，排除地雷。我常率武装巡逻车护送车辆及人员。有一次巡逻至大泉，见一辆汽车触雷被炸，两名河南孤儿身亡。这些沦陷区的孤儿是送往新疆收养的。他们的亲人多死于日寇炮火。乱世少年，命丧戈壁，思之怆然。
1944年冬，我调到四十二军骑兵营，驻玉门花海子中蒙边境。花海子有条小溪流，成为戈壁滩难见的绿洲，居民三百多户。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消息传来，花海子军民欣喜万分。我想可以安定过日子了，不料军长杨德亮以“千里英雄万里好汉”动员部队进新疆。骑马出嘉峪关，经哈密越天山驻巴里坤。巡防三塘湖中蒙边界，不敢丝毫懈怠。
1946年春，四十二军组成骑兵团由哈密进军阿克苏。千匹战马，浩浩荡荡，冒风沙，耐饥渴，行军五十二天至阿克苏。途经卧虎布拉沟，遇一瀑布泉水。水极寒，战马极渴痛饮，暴死七八十匹。不知何因。
1946年冬，我骑兵团团部驻巴楚，二连驻伽师县。我在二连任排长。部队任务一是戍守中苏边界苏洪卡；二是维持地方治安，防范“东突”分裂活动。
赞成起义 投向光明
在苏洪卡时，配有电台。我常在夜里偷听印度新德里的华语广播，对全国形势基本了解。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三大战役、国共再次和谈、中共的八项主张等，我都知道但不敢说出来。心里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众叛亲离，人心丧尽。但不知军队高层如何打算，个人前途难测。1949年9月，我驻防英吉沙县。辎重营长何良玉特地来找我说，赵军长召集营以上军官传达陶总司令命令，走和平解放之路，拥护共产党领导。我听了大喜，心里石头落地。随后，团长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陶总司令命令，宣布起义。并严令在解放军抵达之前，约束部队，稳定地方，等待整编。
此间一度出现军心混乱，社会不安。哈密、库尔勒等发生叛乱抢劫事件的消息传来，不法之徒乘机活动。我任连长，带兵有责，严令属下不得违反军纪，不得擅自外出。四排排长悄悄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还有啥干头？抢点钱回家吧。我打听好了，你家属住的那家是巴依（富人）。”我又惊又恼，严词批评。随后骑马疾驶团部，报告团长。团长命令关押起来。返回英吉沙，我立即下了四排长的枪，派兵押送团部。此事对全连震动很大，无人再敢萌叛乱抢劫之念头。
1949年底，解放军抵达喀什。我团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八师第二十二团，我任团部一参谋。1950年部队开始大生产，我部在疏勒县包孜洪乡、阿克陶县等开荒生产。劳动重，生活苦，个别士兵思想动摇，甚至想逃跑。我深入连队作思想教育工作，后又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下半年，我蒙冤被判刑。1980年平反，落实副团级待遇。现与儿子生活在乌鲁木齐市。
回顾平生，无愧祖先，无愧子孙，无愧黄埔精神，无愧军人良知。心底坦荡，自然长寿；八十有七，生活自理；欣逢盛世，欢度晚年。
（日期：2008-06-24 来源：《黄埔》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