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开始后，我前线部队急需大批干部予以补充。在此形势下，我们黄埔十六期三总队学员，就在1940年4月23日，于四川成都本校提前毕业了。我和张鸿基、葛义明、温广义共四位同学，一起被分发到抗日前线太行山区第二十四集团军任少尉见习官。该集团军直辖三个军即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编第五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兼四十军军长，二十七军军长刘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魁元，驻扎在太行山的林县境内。我们四位同学都派到新编第五军工作。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最佳时期，所以该军有几位中共高级人员任职，如副军长邢肇棠、挂名参谋长靖任秋，以及干部教导团两位中队长毛伯达、戴岱等人。由于日军急欲打通平汉线，其大部队都调往各省作战，因此我们集团军和山下的日军处在相持状态，大约两年时间里只有小的磨擦，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军部就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活动。干部教导团是负责练兵的专职机构，教导团团长由师长王挺英兼任，下分两个中队，中队长分别是毛伯达和戴岱，学员都是从部队的班、排长择优选调的，三个月为一期，学员共约300余人。
我在第二中队任中尉区队长。队址在林县东部临淇镇一座大庙内。太行山的老百姓生活本就贫困，而为防止日军机械化的战车通行，山区的所有道路桥梁又全部被我军破坏，加以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可谓是“一贫如洗”，但仍然节衣缩食支援部队，抗日热情高涨，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我们的练兵宗旨是“抗日救亡，以实战为主体，激励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那时的官兵生活，确是相当艰苦，睡的是用木棍拼凑的床，上面铺的是麦草杆，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南瓜汤，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食和白面。每天顶着满天星出早操，跑步一小时做“朝会”，散会回队后仍然是满天星，就这样，不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反而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队伍行进时，带队值勤官平常所喊的：“一、二、三、四”，改为“抗战到底”或“打倒日本”等口号，并高唱抗战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上去、冲上去，撕破太阳旗”和“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等，以随时提高学员杀敌报国的战斗精神，之后发展到“每餐必歌”、“每课必歌”、“晚点名必歌”，中队气氛非常活跃。制式教练以劈刺技术和以掷手榴弹为主，课堂教育以射击教范为主，非常合乎实战的要求。每学期结业评比，我们都得到军首长的奖励。
大约在1943年的夏秋之交，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忽来调令，调我到位于西安的陆军大学参谋班特四期学习，随即离开部队带职前往，此时我已晋升少校参谋。正是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调集了数万兵力，在太行山上，与我二十四集团军展开了一场大的会战，为时半月有余，敌我伤亡都很惨重!可惜我已无缘参加这场战役，深为遗憾!
(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日期：2008-06-24 来源：《黄埔》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