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断地丢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故乡。……”这首《慰劳伤兵歌》是亲历过血雨腥风的我终生难忘的一首歌。
（日期：2008-06-24 来源：《黄埔》2008年第3期）
1939年春，我随出川抗战的军队刚踏入江西武宁战区时，即与日寇恶战数日，终因左手负伤而被救出火线。我的伤口血流不止，拖着虚弱的身躯随着从各个火线撤下来的伤兵所汇成的队伍向后方医院漂流。一路风尘，却不见人烟。沿途村庄化为废墟，更不见设有一个临时的伤兵包扎所。我和那些缺肢断腿、皮开肉绽、甚至仅用毛巾临时堵住外露肠子的伤兵们忍着伤痛的煎熬和饥渴的折磨而艰难前行。因得不到及时救治，伤员们的伤口开始溃烂和恶化，队伍中散发出阵阵血腥和恶臭，不断有伤兵在绝望的叫骂声中掉队，有的在惨烈的呻吟中倒下，行动不便的伤兵开始了艰辛的匍匐前进。
“……你们真是为着我们老百姓，为了千万妇女儿童，光荣地负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当伤兵们历尽千辛万苦步行来到湖南省会长沙时，终于听到了后方亲人的呼唤，那是长沙学界组织的学生慰问团为伤员们演唱的《慰劳伤兵歌》。当学生们看到士兵们惨重的伤势时，他们几乎是含着热泪在哭喊：“……他们是这样的疯狂，自从占领了我们的北方，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九死一生的军人和学生们紧紧相拥悲极而泣，歌声、哭声久久回荡在长沙的街头。
青年学生为伤员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有一位女学生见我带伤写家信，就主动帮忙。当我拿出邮资请她代劳发信时，姑娘推开钱，含着热泪真诚地说：“你们在前线流血，我为你们发封信算什么呀!”这是火烧长沙后的人民，在遭受着流离失所的巨大灾难中，仍给予前线归来的伤兵极大的慰籍。作为军人，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长沙的医院已容纳不下众多的伤员，我和其他伤兵被转入广西桂林一三九后方医院。所谓医院，其实是由几所民房临时改建的，里面住满了四川、东北和河北籍的负伤官兵。国仇家恨使他们心绪难平，于是，南腔和北调相互传递着来自各个战区的消息，抗战的激情弥漫在临时的病院里。一部分伤愈的士兵推举我向前线请战，令我深受感动，于是我一方面及时向集团军总司令部写信反映，一方面组织联络重返前线的人员。
桂林的抗战气氛很浓，但仍有醉生梦死、苟且偷生的消极抗战现象存在，正如当时小报的打油诗所言：“衣不在新，时髦者荣。钱不在多，够用就行。全无国家观念，更无抗战热情。……”那些受到消极情绪影响，想躲在后方享用一时的伤兵们对我之举十分不满，甚至大骂不休。尽管如此，当前线派员接兵，我一呼而百应，竟有六百多人参加，顺利组建了抗日返前荣誉大队，划分为六个中队。之后，又有一百多人报名返前，其中还有许多外省籍的伤愈士兵。我深受鼓舞，在自己伤口未痊愈的情况下，担任了第七中队的中队长。
当这支荣誉中队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消息传开后，桂林各界人士在省会大礼堂组织了欢送会。军、政、商、学各界和妇女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勉励我们为了不做亡国奴，为国杀敌……。桂林民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为我们这支荣誉大队准备了前线急需的药品和生活用品。我代表返回前线的八百官兵向广西父老乡亲行军礼并致辞：为了国家和民族，伤愈官兵重返前线，决心把满腔的热血撒在抗战的沙场……。广西各报纷纷采访、报道了当时的盛况。
在开往江西前线的列车上，同车而坐的青年学生得知是伤愈的官兵重返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时，亲热地和我们挤坐在一起，车厢里再次唱起了《慰劳伤兵歌》：“……帝国主义为了逃避深刻的恐慌，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屠场……”军人们的热血在沸腾，和着学生们的节奏激昂高歌：“……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故乡……”歌声伴着隆隆的列车声向着前线开拔，伴着我们义无反顾地经历江山突围和反攻武宁等激烈的战斗，并最终伴着我们迎来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慰劳伤兵歌》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首歌。
（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