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暑期，我高中毕业，时值日本帝国主义继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继续向我华北侵犯。我出于爱国心的驱使，放弃投考大学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十二期。
报考黄埔军校时，规定要缴验高中毕业文凭，年龄限制18至24岁。考试科目有党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六门课程。报名投考的共有五千多人。由于受“何梅协定”的限制（即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日本侵华司令梅津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限定了军校招生名额），本期只招收五百人。半月后发榜，我榜上有名。从此，我开始了黄埔军校的生活。
入伍期间
军校十二期总队驻在南京光华门外通光营房内，距校本部约十华里。总队分编为六个连，我被分在四连一排二班。我们的连、排、班长都是黄埔军校先期毕业的学生。
我们入伍生的期限规定为一年，半年后分科。在此期间，每人每月享受津贴费十元五角。
入伍的第一天，先由排长指定我们的寝室铺位和教室座位。然后以班为单位，由班长率领，到事务室领取军服、棉被和生活用品。接着，班长又把我们带到寝室，就如何着装及如何整理寝室内务的问题，一一向我们作了示范。具体要求是：起床后要把被摺好，并用两块“内务板”把棉被夹成有棱有角的、像白豆腐样的方形。脸盆、毛巾、把杯、牙刷、牙膏等物，都要放在规定的位置上排列整齐。
入伍的第二天，校部派来了许多理发师，规定入伍生一律推剪光头。眼看蓄了多年的“西式头”变成了“和尚头”，内心十分惋惜。我们互相对望，又不禁哈哈大笑。
入伍的第三天，开始正式训练，训练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天刚蒙蒙亮，就吹起床号早操两小时，上午学课四小时，下午学课、术课（操场教练）各两小时，晚上自习两小时。没有强壮的身体，是难以经受这繁重而紧张的学习任务的。每当晚上熄灯号刚刚吹过，同学们就很快呼呼入睡。
在膳食方面，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六元。那时，由于物价尚称稳定，六人一席，早餐能吃上白馍和稀饭，还有白糖、花生米、酱菜之类的四个小盘子。中、晚两餐白米干饭，都是两荤三素一个汤，鱼肉餐餐有，每个星期还有一次鸡吃。这样的生活，与我过去在中学读书时期相比要强多了。
我们每次就餐的时候，都要在食堂前站好队，由值星官发口令，分别从两个大门进入食堂。先装好饭，入席坐下，再等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待值星官向连长报告人数、再发出“坐下”口令后，才可开始进餐。军官也和我们一道吃，吃饭时不准谈笑，整个食堂只听得碗筷的声响。八分钟一到，标准用餐时间结束，值星官发出“立正”口令，不管吃完没吃完，必须马上放下碗筷。因此，吃饭动作太慢的同学，有时只好利用课间分钟的休息时间，跑到总队办的商店，买点饼干、面包之类的食品充饥。
军校对入伍生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英、俄、德、意、日五国文字，自由选定）。所有教材都由校部编印，选材水准介乎高中三年级和大学一年级之间，突出军事应用知识。教师大都是聘请南京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兼任。有些是“留洋”的学者，西服革履，派头十足。有些国文教师，像是清末“桐城派”式的“老夫子”，他们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式小帽，讲课时摇头晃脑，一副“老学究”样子。
在军事学课方面，对入伍生只开设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门课，由连队的军官讲授。此外，还有军事术课，安排每天下午两个小时。校部规定在入伍一年内，要完成步兵各个制式的教练和班排教练的任务。
每天两小时的早操也是够紧张的。起床号吹响十分钟以后，全总队就迅速在大操场集合。先集体跑步三十分钟，然后由各连带开，各自回到本连的小操坪，以班或排为单位，开展体操训练。体操训练有跳木马、双杠、单杠、爬高、过天桥、拳术等项目。这些项目的教练，都是连里的军官担任。
我们入伍三个月，进行了一次甄别淘汰。凡是身体瘦弱、难以适应严格训练、或因其他问题导致思想不安的人，均是淘汰对象。当时全总队在甄别中淘汰了二十余人。记得我排有个姓何的同学，四川人，因身体虚胖，每逢早操时，跑步几分钟就气喘如牛；加之他对操练动作呆笨不灵，时常闹出笑话，自己也觉得不是学武的材料，自愿申请回家。我们排的同学都感到和他有三个月的同窗之谊，于是大家凑了二十块钱送给他。当他离校时，我们正在上课，他绕道走近我们的教室，双目含泪，招手向我们告别，并说：“同学们！谢谢你们的盛情帮助。再见！”我们坐在教室里，大都心情沉重地以目相送。事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认为连里和总队部对被淘汰的同学，没有一点情谊表示，太没有“人情味”。我内心也有同感。但是，这只能在背后议论，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提出来。
我们入伍满六个月后，正式进行分科，我被分到工兵连第一排第三班。后来到台湾当过“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是我们这期同学中年龄较小的，分在炮兵科。由于十期一总队这时已毕业，我们便由通光营房迁到十期原驻的黄埔路小营营房。这里与校本部相隔仅百米，较之原先的距离近多了。
分科以后，我们的连排长也有些调动。新来的连长姓汪，是保定军官学校一期工科毕业的，年纪快50岁了，他的大儿子和我们同期在这里受业。他待人很好，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老头子”。新调来的排、班长，都是先期工兵队毕业的老大哥。
学术科还是按原规定进行。国文由原来每周六节课减为四节课，其余普通学科仍然如旧。我们因为是工兵连，另增加了筑城学、爆破学两门课程。对步兵操场教练相应减少，加多了野外演习，还增加了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的教练。
那时，我们每周至少有一个或两个下午的野外演习。野外演习，可以到校外遛遛，本来是大家都喜爱的事。但是，每个人都背着背包，背包上又插上一把四、五斤重的圆锹或十字镐，外加一支步枪和二百发子弹，弹带上还要挂四个木柄手榴弹，总重量不下四十斤，这对刚进校的学生娃娃来说，负荷量是够重了。碰上六月炎天或寒冬腊月，那就更不好受了。因为演习的时候，强调要有实战观念，前进时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来做隐蔽，因此，什么“匍匐前进”“翻滚”“跃进”等全部操练招式都要使出来。每当这样的演习完毕后，满身泥污，自不消说。夏天，大汗淋漓，全身衣服就像水泡过一样；冬天，汗湿得贴内衬衣、衬裤，静止后经冷风一吹，冷飕飕地令人打颤，其滋味实在难以言表。
我还记得，当时军校还规定：凡是在军校的学生，一律都要参加国民党。分科以后，我们连里就给每人发了两张“入党申请书”，叫我们自己填写。入党介绍人，都是连里的军官。填表报上大约一星期左右，我们就在总队部举行集体入党宣誓。本来，入党是严肃的事，应该具有光荣感。可那时全总队五百多人搞“集体入党”。大家都成了党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意味了。那时，许多人对国民党员的称号，思想上并不重视，入党只是随大流而已。
“纪念周”和星期天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那时，全国各级单位每周都要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我们军校规定每周星期天的上午八时举行。这天，早晨六点钟就要提前开饭，六点半在大操场上徒手集合。全校军官、学生人人服装整齐，一律白手套、呢绑腿，脚穿带口钉的牛皮鞋，站得挺直，等待检查。检查过后，再按连排顺序，浩浩荡荡地走向校本部的大礼堂。
军校大礼堂能容三千余人。因十期、十一期各招收了两个总队，故把礼堂全部挤满了。我们这期新来的，只好站在礼堂外面的操场上“听”纪念周了。直到半年以后，十期的一总队毕了业，我们这个总队才被安排在大礼堂楼上。
大礼堂里没设座位，开会、听报告都一律站着。讲台上虽然摆了几把长靠椅，但是，许多高级首长光临也总是站着不用，这样做大约是表示“官兵平等”吧。
举行总理纪念周时，蒋校长本人如果在南京的话，他一般会亲自参加的。当行完纪念仪式后，他都要对我们作一番训话。训话内容都是一些孔孟之道和曾、胡治兵语录。他一口家乡奉化腔，讲话中间总夹杂着“这个是”“这个是”的口头语。奉化方言本就很难听懂，而讲的又是一些空洞无物东西，所以听起来确实有些乏味。可是，列队站在既是校长又是领袖的面前，谁都得毕恭毕敬地站着，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有半点懈怠。加之，蒋校长身材颀长，虽显削瘦，两眼却炯炯发光，那时，他上唇蓄了一撮小胡须，肃而有威，望之令人生畏。
来参加“总理纪念周”的高级官员，通常有校务委员何应钦、程潜等人，另外还有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孙科等人间或参加。记得当时被人称为“五木主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来过两次，对我们作过一次训话。至于蒋校长的夫人宋美龄，通常是陪同蒋校长前来参加的，她从未讲过什么话。
在军校生活的日子里，星期天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做完“总理纪念周”，就可放假。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面，都装有星期六晚上预支的一元津贴费。出了校部大门，大家便各奔东西，有亲友在南京的即去探亲访友；而大多数人则是邀同三五知己，乘车到玄武湖划船探胜，或去中山陵瞻仰孙总理陵墓和灵谷寺的谭墓。
谭墓是谭延闿的坟茔。他生前代理过国民政府主席，又当过行政院长。他是茶陵人，曾担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那时我父亲谭镜莹曾跟随他当过一段时期的秘书长。后来先父在衡阳遭仇人杀害，遗下寡妇孤儿，生活艰辛，谭对我家特别优恤，屡有周济。为此，我每次去灵谷寺时，总要带些香烛向谭墓供奉一番，以表敬悼。
星期天的中饭，同学们各自奔赴具有自己家乡风味的饭馆进餐。我是湖南人，自然爱进湖南馆子。那时，三角钱一份的客饭，有一荤一素一汤，大米饭管你吃饱。到了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南京各戏院、电影院都有一场演出。当时南京最好的电影院要数国泰、大光明这两家，影片大都是英美两国拍制的五彩新片，内容多以爱情、武侠为主题，有时也有国产片上映，票价一般是三角钱。那时普通电影院只有一、两角钱的票价。喜爱京剧的，可以到黄金、南京两个大戏院去看名角演出，但票价高，至少是五角，最高达两元。我限于经济条件，很少去看京剧。
同学中有的既不看戏，又不看电影，他们就到南京路、太平路一带去遛商店、看看热闹，你愿意到那儿就遛到那儿，但只有一个地方被视为“禁区”，那就是纸醉金迷的六朝胜地——秦淮河和夫子庙一带，军校学生是不能随便涉足的。那里经常有宪兵巡逻，如遇上穿军服的，就要被扣押到宪兵队，再通知你的所在单位去“领”人。这是犯纪律，而且是丢脸的事，老实安分的人谁愿触这个霉头呢？
按规定，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谁都要按时回到营房。由值星官点名，谁迟回来，谁就要被罚“禁足”。所谓“禁足”，就是下个星期天做完“总理纪念周”后，你得乖乖地跟随值星官回到你自己的营房枯度一日了。
灌输崇敬“领袖”的思想
总队部设有一个政工室，这是专门抓学生思想动态的机构。上校主任周上璠，湖南常宁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各连都配有一名政工员，我们连的政工员姓张，七期毕业的，也是湖南人。他每周兼授我们的政治课一小时。政治课本来是讲授三民主义。但他丢了这个本本，经常向我们讲述蒋校长的生平事迹。他还讲到孙总理在广州就任大总统以后，广东陈炯明叛变时，说蒋校长在炮火纷飞中，怎样不顾个人安危、护卫孙总理，后来怎样护送孙总理到兵舰上避难的，总的一句话，蒋校长对孙总理是忠诚敬仰的，孙总理对蒋校长也是无限信赖的。有一次，这位张政工员还拿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看。这张照片是孙总理在广州蒙难时在兵舰上拍摄的。我们从照片上看到，孙总理坐在兵舰走廊上的藤椅上，蒋校长身着军装站在孙总理的后面。照片两旁有孙总理的亲笔题字：“安危他日终须仗，艰苦来时要共尝。”见到这张照片及题字，就会使人坚信孙总理对蒋校长的信赖和寄托之殷，无形中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对蒋校长的敬佩和爱戴。
正式学生阶段
1936年6月，我们入伍一年期满，都转为了正式学生，生活津贴费增为每月十二元。军服上佩带着军校学生的符号，番号由入伍时的连、排、班，改为中队、区队、分队。原来设的几门普通学科，因在入伍一年内已全部学完，所以在后两年里，主要是学习军事学。
我们工兵队的军事学科，除原设的筑城学、爆破学外，还新开设了土木工程学、桥梁学、战术学、公路建筑学、测量学。教官都是校部派来的，军阶都是中校以上，大部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他们的教学经验相当丰富，但年岁大了，又不是蒋校长的学生，若要担任军官实职，未免“高不成、低不就”，故只能当上个军事教官。他们的薪资待遇按当时的物价还算不错，以一个中校来说，每月底薪是一百七拾伍元，如果是上校就有二百四十元。有这么高的月薪，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是绰绰有余的。他们这些人虽也感到内心苦闷，但为了生活，也只好打起精神，端着教官这个“饭碗”以了终世了。
转正为军校学生的授课时间，较之入伍时也有所变动。上午全部为课堂教学，下午基本上是操场教练、野外勤务和工兵作业的实施。工兵作业最苦的要算筑城作业的实施。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大号圆锹和十字镐，每把有四五斤重，挖土、铲土都要使大劲。这种作业没干到半小时，就会满身大汗而且两臂酸疼，手起血泡，如果没有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难以坚持。至于爆破、操舟、渡河等作业，虽感惊险，但也有乐趣。所以工兵生活，总的来说有苦也有乐。
（本文由黄埔后代谭安利根据舅父谭玠生1989年写的回忆录整理）
（来源：《黄埔》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