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8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刘湘代表四川军政参加会议。在会上，刘湘表示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提供后备兵五百万，供给粮食一千万石。当时，刘湘已统一四川。川军各部，除刘文辉所部以外，皆在刘湘统辖之下。“八一三”上海之战（即淞沪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为第2预备军司令长官，旋又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辖第21军（军长唐式遵）、第23军（军长潘文华）、第45军（军长邓锡侯）、第47军（军长李家钰）共四个军，第21军辖第144、147、148师等三个师。第144师是1937年8月整编前的模范师。整编后的第144师，师长郭勋祺，参谋长林华钧，下辖第430旅及第432旅。郭勋祺素为刘湘所器重和信任，是与刘湘所部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俦。
1938年初夏，因郭勋祺所部进攻芜湖，牵制日寇第110师团，使其不能北上，配合台儿庄战役胜利有功，他又被晋升为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50军军长。其部队驻防青阳、南陵、繁昌等地区，与新四军驻地相邻。那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所部在皖南歙县岩寺镇整编后，开到泾县地区。新四军军部设在云岭村，距青阳木镇约五十华里。
郭勋祺出身行伍，由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到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荡。自1921年随潘文华投效刘湘以后（潘任第4师师长，郭任第7旅旅长），一直是刘湘的忠实干将。川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第七战区所属部队编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下辖邓、孙和李家钰所属各部，由陆路出剑阁，经陕西开赴前线；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率所部从水路出夔门，经宜昌、汉口开赴前线。
部队出发前，郭勋祺在朋友为他饯行的席间，感慨地说：他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除十七岁应募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收复理塘的战役外，其余全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深感愧疚的，对不起桑梓父老兄弟。说到这里，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停了片刻，端起酒杯，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勋祺这次出川抗战，决不辜负全川全国人民的希望；不辜负诸位的希望，不成功，便成仁。勋祺绝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端的酒，一饮而尽。接着郭勋祺又补充说：“宋朝大诗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意以此来策励自己。”
1937年9月下旬，郭勋褀率第144师从驻地出发，分别在万县、重庆两地乘轮东下，于10月下旬至11月初，全师陆续抵达汉口。11月10日，接刘湘命令在新乡、博爱集中，次日从汉口出发，于13日抵新乡。在新乡仅三天，又奉命从北战场开赴南战场，在南京附近集结，参加保卫南京。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十余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配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是很强大的。我方初期一个月指挥作战的司令官是冯玉祥将军，后由蒋介石自兼，顾祝同为副司令官。参战部队五十余个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人左右。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敌方炮火之猛，令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尽管前线我军抱必死决心，然血肉之躯，终不敌敌人炮火之杀伤。到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不得已从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但在大场只守了几天，即为敌所陷。此时，伤亡太大，一片混乱，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蒋介石才下令撤退。11月9日下午，命令兵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这时，前线部队已溃不成军，仓皇后撤，互不相顾，人马践踏，秩序大乱。敌人跟踪追击，迫近京畿，将南京合围。宋希濂在回忆录中说：“这次退却的混乱，在战史上是罕见的。”
11月15日，郭勋祺的第144师到达南京对岸的浦镇。当晚，郭勋祺渡江到南京城内刘湘驻南京办事处，见到参谋长傅常，才知道刘湘尚未到南京。第144师从北战场南来，是蒋介石命令傅常用刘湘名义调的。11月18日，第144师在浦镇又接到蒋介石命令傅常以刘湘名义发来的命令。命令说：“我军有拱卫南京之任务，该师于明日（19日）由浦镇出发，过江出中华门到溧水集中待命。”全师分两个纵队按时从浦镇出发，于20日全部到达溧水。旋又奉命开赴溧阳前线。22日下午四时到达溧阳。五时左右又接到刘湘亲笔拟发的命令说：“敌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在浙江境内与友军激战中，命令144师在京杭国道长兴、宜兴之间占领阵地，与泗安、广德、宜兴的145师、147师取得联系，重点保持在广德、泗安方面。”郭勋祺就地图分析前线态势，作出情况判断：浙江方面的优势敌军，正沿着京杭国道向我推进，我军有占领太湖西南长兴地区，拱卫南京和屏障芜湖通道之任务。于是决定次日（23日）向长兴以北之金村前进。时长兴前方的枪声已清晰可闻。敌机又在长兴及金村、南山一带，狂轰滥炸，情况十分紧急。郭即随唐映华团的前卫营（营长张定波），赶到金村侦察地形后作出决定：利用大丘陵地形和太湖西岸可以依托的有利条件，占领金村附近朱砂岭亘南之线为主阵地，夹浦为警戒阵地，分别指派部队前往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经过24、25日两天的时间，各阵地工事均已完成，并作好其他一切战斗准备。郭勋祺和他的参谋人员正考虑一个问题：川军有着中国士兵的美德，吃苦耐劳，勇敢善战，这是肯定的，但目前面临的现状是，敌人装备精良，而川军却是单一的步兵，装备陈旧，仅有川造步枪和不足编制的八二迫击炮、轻重机关枪，没有防空武器，没有战车，甚至连杀伤力比较大的山炮、野炮也没有。面对敌方优势兵力，我们该怎么办？恰好这时中央军的一个炮兵旅有两个炮连在南山，未经作战就想后撤。郭勋祺闻讯，立即和参谋长林华钧去该连找到连长，坦率地把当前面临的情况告诉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请他们留下协助我军打好这一仗，歼灭来犯之敌。经过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山炮连终于同意留下，并愿意听从郭勋祺指挥，协同作战。24日夜间，第144师在夹浦的警戒部队和敌人开始有了接触。次日清晨，郭勋祺偕参谋人员到南山指挥所给各团电话联系，叮嘱各团加强工事，检查一下各自的准备工作；并告诉山炮连必须沉着，非到最有把握、最有效力时，决不射击，以免暴露。郭勋祺还勉励全体官兵精诚团结，奋勇杀敌。26日晨，夹浦方面战斗趋于激烈，敌炮兵从长兴方面向我阵地轰击，我军沉着隐蔽，不用大炮还击。到了十时左右，敌方以为他的大炮已经压倒我军，便驱使步兵七八百人，向我发起猛攻。待敌军前进到我阵前一千米以内，我军枪炮齐鸣，猛烈还击，特别是中央军的山炮在师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对准敌人密集部队、战车，出其不意地给予了歼灭性打击，敌人两三个大队均被我近距离炮火击溃。敌人的情报一般是比较准确的，他们知道我地方部队是草鞋兵、装备差，根本想不到会有山炮，挨了打他们还摸不着头脑，可惜中央军的这个山炮连在打完这一仗后，一定要撤走，再三挽留都留不住。但我方并没有因山炮连的撤走而气馁。为了阻滞敌人的战车，特在夜幕下赶造战车陷阱，敷设集束手榴弹、地雷，用以阻止敌人战车的进攻。
27日晨，郭勋祺指示各团长、营长：尽管这次敌人伤亡很大，但我们没有掌握比较确切的数字，各团上报的都是“敌伤亡惨重”，连敌军的番号、主官姓名，我方都不知道（事后才知道和第144师交战的是敌久留米师团）。郭对各团长、营长说：“你们昨天打仗没有抓到俘虏，不知道敌情，是打混仗。”并说：“打仗不只是打退敌人了事，硬是要俘虏敌人，夺获武器，才能算数，今日捉到日本官兵的，决予重赏。”
27日下午，唐明昭旅徐元勋团因受敌人大部队攻击，战斗激烈，徐团不支，向后撤退，致使张昌德团侧背受到威胁，请师部设法支援。郭勋祺立即派唐映华团从右翼增援。经过两三小时战斗，唐团即向郭报告说：“敌人两三百人已被本团包围在朱砂岭的夹沟中。”郭听了电话，非常高兴说：“打了几天，没有见着日本兵什么样子，我今天定要去捉几个日本兵回来看看！”这时，正好师部炊事兵从几十里的后方送饭来，郭顾不上吃，随身带了几个卫士就冲上山去了。谁知刚上公路、正要爬山，就被敌人在太湖里汽艇上的机枪射中左腿，伤势比较严重，经卫士开枪掩护，才将郭背回师部。
刚回师部，郭勋祺用自己的绑腿缠紧左腿，乘师部汽车去南京治疗。郭走后，由林参谋长处理师部日常工作。这时，他与坐镇宜兴指挥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联系，请求派部队接防。上官同意并批准144师撤离前线，部队开赴皖南太平谭家桥集中整顿。时军团长潘文华也在谭家桥，他听了144师作战经过汇报后，非常高兴，笑着说：“翼之带伤，是家常便饭，他真勇敢！”的确，郭勋祺在强大敌人面前，无所畏惧，他率领144师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勇猛顽强，为保卫南京付出了血的代价，是有战功的。川军装备差，医药、担架（每团只有十几副到二十副）以及给养方面都很不够，可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无论是兵是官，都咬紧牙关，毫无怨言。在战争激烈、伤亡很大的时候，常常因为担架缺乏，伤员抬不下来，怎么办？没有担架自己走，轻伤的总是不下火线，重伤的自己慢慢走下来也不叫苦。有个连长叫徐旭，头部中弹，弹从面部嘴角打进，右牙根穿出，满面血肉模糊，还是自己走下来的。
当日寇在浙江金山卫登陆后，我方部队处于极不利的状况，幸有郭勋祺率部在太湖西岸和日寇浴血奋战三昼夜，阻挡了日寇久留米师团的追击，才稳住了阵脚，支援了友军。
郭勋祺到南京后，南京实际上已是一座空城了。国民党中央各部、院、会已迁汉口，中央的作战机构也正往汉口撤退。医院的医生都跑光了。这样就把他的伤情耽误了三四天，以致化脓溃烂，在芜湖上药之后，去汉口住院。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由于所部在金村附近阻击敌人，给以重创，致使敌人企图截断上海至芜湖间通道的打算，不能如期实现，使我方由上海溃退下来的庞大军队得以到达芜湖整训，因而得到陈诚、白崇禧的嘉奖，升郭为第50军军长，辖第144师（师长范子英）、第145师（师长佟毅）、新7师（师长田钟毅），军参谋长为邓和，隶属于第三战区第23集团军，军部设在皖南青阳木镇。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他与郭勋祺为多年故交。郭勋祺离开武汉去青阳木镇赴任时，郭沫若为他重上抗日前线，特赋七绝一首，书成条幅以赠。诗云：
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
郭勋祺与陈毅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结下了友谊，同近在咫尺的新四军交往甚密。陈毅第一次去50军军部看郭勋祺时，是偕军部秘书夏育群（兼军执法员）等数人步行去木镇的。陈毅在郭部住了三天半，建议郭的夫人罗显功说：“嫂子，你既然随军到前线，就可以把妇女组织起来，搞点战地服务工作，这很有意义。”在陈的建议和鼓励下，不久，太平、泾县两县妇女抗敌协会成立了。“太泾妇女抗敌协会”，由罗显功任主任委员，其成员中一部分是随军家属，一部分是当地群众。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慰问伤员，制作慰劳品，代伤员写家信以及缝补、洗衣等。“抗协”还经常组织力量，为士兵群众演出以抗战为内容的话剧。
郭勋祺与陈毅在皖南最后一次会面，是陈去皖南路过郭的防地。陈向郭说，今后夏育群同志便是新四军派在第50军的联络员。陈毅走后，即由夏来往于两军之间。一次，应第50军的邀请，夏奉命偕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吴宝基、团员张茜等，率篮球队与第50军作友谊比赛，郭勋祺夫妇殷勤招待，并看了球赛，宾主尽欢而散。不久，第50军又派秘书长陈作孚等高级军官回访，受到新四军首长和战士的热烈欢迎。
1938年秋，驻新四军战地记者，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由张茜和夏育群陪同访问第50军。第50军举办了盛大招待会。郭夫人罗显功代表妇女协会参加欢迎。史沫特莱因坐骑失蹄，把脚摔伤，住招待所疗养。罗显功携带礼品去慰问，恰巧张茜同志也在那里。她们一面吃水果，一面交谈。罗还特意带去四瓶云南白药送给史沫特莱，并介绍了用法和疗效。罗说：“照中国民间的说法，跌伤的人多大年岁就要多少天才能恢复。”史沫特莱笑笑说，她已五十岁了。张茜插话说：“她刚才还要急着下床活动呢！”这时，罗和张攀谈起来。她一再称赞新四军的同志会上唱的《慰劳歌》和张茜表演的《张大嫂送鸡蛋》。三人谈得十分融洽，就像老朋友扯家常一样。史沫特莱讲的是一口纯熟的中国话。过了两天史沫特莱坚持要下床活动，并要求向全体官兵讲话。郭勋祺为她作了安排。那天她讲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必胜，给了官兵很大鼓舞。
十几天以后，史沫特莱和张茜等一行回到驻地，史沫特莱亲笔写了一封英文信向五十军致谢。接着，新四军在自办的油印刊物上，刊登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两只巨手紧紧相握，一只手写上“新四军”，一只手写上“50军”，用以表现两军的战斗友谊。
郭勋祺在皖南前线和新四军的友谊是深厚的。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抗战，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和新四军交往中，还做了这样一些事：
（一）第50军办了一个军士队，为了向八路军、新四军学习游击战，特请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讲授游击战术；
（二）新四军第四支队发生了一起严重违反军风纪的事件，新四军派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偕同军法执法员夏育群同去江北处理。他们先到第50军联系，到达驻地木镇时天已很晚，受到郭勋祺的热情接待，并留他们住宿下来。郭问明情况后，于第二天派人去协助他们，通过第50军河防去江北，查处了违反军纪的高敬亭等人，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三）郭勋祺从张云逸口里，知道新四军的枪弹很缺乏，补充也困难，便主动给予支援。前后赠送枪、弹两三次，其中一次是1938年秋，由管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文尧经手赠送步枪三十多支，子弹一万发。新四军以陆平署名，写了感谢信。不久，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夏育群陪同下，去木镇向郭勋祺致谢。
（四）一次，郭勋祺接到蒋介石密电，内容是“防共”问题。郭把密电给夏育群看了，示意他向新四军首长汇报。以后郭仍和新四军往来不断，对蒋介石的防共命令，不予理会。
由于郭勋祺和陈毅的交情，由于第50军与新四军频繁往来，郭被第50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惑（黄埔六期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镇压）告密。1939年秋，蒋介石即以贵池战役为借口，对郭勋祺横加“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其第50军军长职务。当时郭正在最前线视察阵地，接到电报后，感到突然和气愤，沉默了半晌，对师长孟浩然叹息说：“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无辜地断送了！”在场的中校营长张某怒气冲冲地说：“太不公平了，我主张掉转枪口！”郭立即正色制止说：“我郭勋祺绝不做民族罪人！”孟师长说：“军长，抗日救国的机会，不是没有的，我们始终是跟着你走的！”郭当即电话告知罗显功，罗从盛村军部赶到老潭时，郭正从前线下来。当晚，他们研究决定要继续抗战，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就只有投靠新四军，一道抗日。在返回盛村途中，郭勋祺夫妇去伤兵医院，与伤员告别。伤病员全都流了眼泪，有的还哭出声来。最后，郭勉励伤病员安心养病，将来重上前线。回到盛村后，派出联络参谋温念君到云岭去找项英同志联系。项英说：“现在是团结抗日，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郭对此事耿耿于怀，多年以后，还向陈毅同志提到这件事。陈毅说：“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团结抗日，还没有扯破脸皮嘛！如果我们接收了你们，就在政治上犯很大错误。蒋介石就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不抗日，挖国民党的墙脚。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该怄这个气。再说，当时我们的条件差得很，你这个当大兵出身的人可能吃得消，可是你那些部下都能像你吗？所以，翼之兄，问题不那么简单。”陈毅这一席话，提高了郭勋祺的认识，也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
（此文写于1985年4月）
（本文承罗显功同志提供了许多资料，承李文尧同志核实一些问题，并参考了林华钧《刘湘出川抗日及第七战区始末》一文有关章节 来源：《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