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博物馆藏有一张照片，照片是龙形图案，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照片的右方清晰可见有南京二字。但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博物馆只藏了这张日本友人送的照片，那照片里的文物又在哪里呢？
日本的历史是一半人一半神。1938年，日本宫崎县为纪念虚设的神武天皇2600年生日，决定在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的家乡建立一座纪念塔。建塔时，当时的宫崎县知事相川胜六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建议，用日军占领区的石材做塔基，用宫崎县本地石材做塔身，以表达日本天皇高高在上，一统天下。很快，日军占领区开展了所谓的“献石运动”，对占领区的名贵石材进行了疯狂掠夺，总计掠夺石材238块，南京这块龙形图案的石材也 在其中，被沏在石塔基座右边主壁上，供人抚摸。
1940年塔建成后，日本雍仁亲王题词，“八纮一宇”。意为世界四面八方归于日本一屋之下，后来日本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八纮一宇的翻版。
1945年日本战败，同盟国一致认为“八纮一宇”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总根源，下令拆除该塔，把掠夺来的石材归还被掠夺国。
日本并没有执行盟军的命令，而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八纮一宇”四字用水泥盖住，转移了武士像，还给该塔重新取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名字“和平塔”。由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并未追究此事，随时间的推移，人们忘记了这个塔本身的罪恶。
1964年，日本举行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该塔下举行了象征和平的点火起跑仪式，日本又一次欺骗了热爱和平的人们，也是对奥林匹克运动最大的亵渎。
1966年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军国主义思想也开始抬头，日本右翼不顾一切的将覆盖在塔身上的水泥铲除，让“八纮一宇”四个字又重新招摇过市，并回归安装上武士像，所谓的“和平塔”露出了本身的狰狞面目。
那时候中国信息闭塞，并不知道宫崎县所发生的一切，改革开放后，关于“八纮一宇”的信息开始陆续传到中国，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或暂时还不具备受关注的条件。
2013年，我博物馆来了一个八十多岁的日本老人叫来住新平，是位有着近七十年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他告诉我“八纮一宇”前世的罪恶，今生的谎言。临走时，他送我这张照片。
我常常端详这张照片，思念身在他乡的南京古石，决定赴日讨石，尽管我知道古石一时难以追回，但帐要算清楚，允许欠账，不许赖账。
经过一年多的证据收集，2015年10月，我馆组成南京市民讨石团赴宫崎讨石。
我们一行八人抵日本宫崎县后，拜会了中日友好象征性人物美穗子，美穗子是战争遗孤，在炮火中被聂荣臻元帅救下后送回日方。元帅与孤儿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美穗子自丈夫去世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那天，她很开心，在家中接待我们南京一行人。
10月26日下午，我们讨石团抵“八纮一宇”塔下，我斜睨了这个日本第一高塔，“八纮一宇”四个字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的刺眼。
“讨石团”展示横幅《还我南京古石》，以对日本掠夺罪行的抗议，在南京古石面前，我脱帽致敬并抚摸古石，仿佛摸到我们前人的温暖，也仿佛听到古石说：“我要回南京！”
在八纮一宇塔基下，我们又找到另外三块刻有南京字样的石材，分别是南京中山陵、南京紫金山、南京东炮台。在那场所谓的“献石运动”中，日本共掠夺南京石材四块。
由于“八纮一宇”是日本战时国家格言，我们讨石团受到日本社会高度关注，也引起了日本右翼的不安，右翼扬言要阻止我们进入谈判会场，为给自己增添信心，我在当天的笔记本写下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日本友人的精心安排下，我们讨石团于27号上午9点50顺利进入会场。日方谈判代表原来由知县河野俊嗣担任，临时起意改为县城市计划课课长福田森一，我问日方福田森一是否可以代表县府，日方答可以，否则我掉脸走人。
上午十时，会谈正式开始，我方首先表明来意，日方强调此塔是“和平”的象征，我方反驳说：“既是和平象征，为什么此塔1940年建成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制造马尼拉惨案、新加坡大屠杀，把亚洲乃至世界一步步拖向战争的深渊。”日方又强调，没有材料证明南京古石是非法掠夺。我方将讨石书及证明材料递交日方并展示，日方抱歉说：“这些材料需要研究”，就匆匆宣布谈判结束。
在新闻发布会上，绝大多数日方媒体都能客观看待我方“讨石”行为，唯有日方产经新闻记者带有挑衅的语气，质疑我方的讨石法律资格与时效，我回答说：“第一，我是南京市民，我的身份证注册号也在南京；第二，我身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收集、保护南京的文物是我馆长的责任；第三，我方来宫崎只是商谈讨石，中国人处理事情都是按情、礼、法三步来处理。我方今天只是来讲情感诉求，讲事实道理，还没有到打官司的地步，你现在问法律资格问的太早了，更何况讨石不是索赔，而是追赃，追赃是没有法律时效规定的。”
最后，我跟向日方说：“我会再来！战败国必须归还一切掠夺品。”临离开日本前，日本友人美穗子送来祝愿：“中日友好永远！”
我回国上班第一天，就收到日本右翼充满污言秽语的恐吓信，这也反映出日本文明背后的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