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历史的人将会被历史铭记。
1995年7月酷暑下广州火车站，人们熙熙攘攘。那时候，中国铁路运输还不够发达，一票难求。人群中，一个二十多岁的身材高挑、容貌秀美女子，急盼能买一张去南京的车票。几经周折，她终于弄到一张车票，上车后直奔软卧车厢，被列车长告知走错车厢，她差点崩溃。原来她是花高价买的车票竟是一个普通车厢。在没有空调的车厢里经过二天二夜的闷热煎熬抵达南京，住进了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招待所，住下即倒下，在南京的亲朋好友关心下才缓过神来。
这女子是谁？她又为何从万里之外的美国辗转来南京。
在我博物馆藏着该女子这次来南京拍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录像带。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凭《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而享誉世界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历史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
1994年张纯如参加一个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活动。尽管她从小时候听父母讲过南京大屠杀的事。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视频与图片，还是激起她要去书写这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在南京期间她采访了具有代表性的八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分别是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
岁月无情，张纯如当年采访的幸存者目前只有夏淑琴老人健在，其他幸存者都带着内心无尽的伤痛永远地离开我们。
张纯如说：“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用摄像机记录下他们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眼泪，但所有这些人都希望在去世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每次听到幸存者的述说，张纯如都感觉自己这本书急迫与重要。她同时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律师，为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
著名作家席勒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张纯如用自己的笔端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应有的历史地位与公道。
1997年12月，张纯如所著《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发行。该书出版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连续13周销量都名列前茅，先后15次再版，销量达50万册。改变了西方人的记忆中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缺失。同时也引入起日本右翼的恐慌。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指责该书“非常不真实”、“歪曲了日本”。张纯如在电视上与美国大使齐藤邦彦进行辩论，并要求齐藤邦彦向中国受害者道歉。
在写作过程中，张纯如奔波于世界上的各大档案馆、图书馆，经她不懈努力，先后发现挖掘了《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等大批存在西方社会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使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由单边的“中国研究”变成了多边的的“国际研究”。让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态度由“漠不关心”变成了“万人瞩目”。
张纯如，她用个人的力量改变了世界。
由于长期接触暴行史和超负荷的工作，张纯如不幸患上抑郁症。一直认为自杀是一件恐怖且不可理喻事的张纯如，在2004年11月9日自杀身亡，给她的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和让热爱她的人扼腕叹息。
她在留给家人字条中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把这种痛苦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无法我原谅自己。
1995年张纯如在南京采访期间，有一次，她不慎的将摄像机坠落在地。为了检查摄像机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她把摄影机镜头对着自己，意外的录下了她在南京唯一的活动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给人们留下了长长的追忆。
2017年，张纯如父母专程来南京，重温女儿1995年在南京的25个日日夜夜，临别南京时，母亲张盈盈写到：感念你们记得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