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博物馆里藏有两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签名的票据，一张为中文，一张为英文。不论是中文签名还是英文签字，上面都有陶行知印章，印章上的引文无人认知。
私印上印文不是人们常见汉字，而是左边彳（chi）、右边亍（chu）、中间上方为矢（shi），下边为口，这是字典无法查阅到的汉字。那么陶行知老先生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命名为自己的私章呢？
陶行知本名陶文濬，1891年出生在黄山脚下，1908年17岁时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本想成为悬壶济世成为良医，但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不愿自己的思想受外国人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便愤而退学。
1909年考入金陵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前身，陶先生是个学霸，1914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5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先生。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
他特别重视平民的教育，后来辞去月薪400大洋的教授一职，到南京北郊创办了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
当时一个普通人家月生活费5个大洋左右，400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三个四合院。按今天文物市场价格每个大洋约值1400元计算，月薪400大洋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放弃高薪，励志平民教育显示了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
1923年，陶行知先生利用安徽人在南京的资产，创办了南京安徽公学，也就是今天南京的第三中学（原六中校区），并担任校长。1923年，一个叫戴炳阳的安徽年轻人在此求学，由于深受陶行知的大丈夫思想影响，弃笔从戎，去广州考黄埔军校，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民族的凌云壮志，把自己的名字戴炳阳改为戴安澜。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为抗击日寇而壮烈殉国。
抗战期间，为了让更多流离失所的孩子有读书的机会，陶先生创办了育才学校，李鹏曾是该校学生。著名的白求恩医生也是陶行知先生介绍到中国来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
1934年，陶先生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始、知是行诚。于是将本名陶文濬改为陶知行，后又改为陶行知，一生自勉。后来他找人为自己刻了一枚印章，把“知”字左右结构调整为上下结构，放在“行”字中间，印文解释行中知、知中行。陶先生自己说这个字读音“干”，以干为先，唯干致成。
这个“干”字也不是陶先生随意而造，而是循据中国古汉字“道”而演变成的。古汉字的“道”为行中一个人，意味着人要走正道。
1946年，陶行知因劳累成疾不幸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常说，“我觉得凡是脚站在中国土地上，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无论男女老少，都应该爱中国。”这是陶行知对爱国主义最通俗的解释，也是先生对国家最朴素的挚爱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