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 兵:抗日战争持久战要多久:社会各界的呼吁与期盼

发布时间:2021-07-08 14:22   本文被浏览过:

摘要:全面抗战期间,在举国上下异口同声地持久战口号下,对于抗战到底要抗多久的心理预估不仅国共两党各自有别,社会各界也是言人人殊。机械的国力对比导致中国只要打破速决就能很快战胜日本的错觉,而战争时间的不断拉长,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无尽的等待变成难忍的煎熬。尤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断开出胜利时间的空头支票,却难以兑现,在造成悲观情绪蔓延的同时,引发社会各界的批评,要求以民主改革政治,影响到战后国内政局的变化。通过抗日战争完全实现独立统一的最高战略目标,则构成战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抗日战争;持久战;持续时间;社会各界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乃至举国上下都知道中日之间敌强我弱,对日抗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有可能由弱转强,争取最后胜利。但是持久抗战到底要持续多久,主观上各自的认定相去甚远,客观上战局千变万化,充满变数。中共认为持久战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敌我及国际三方条件的变化,一般不做具体期限的预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则不断开出抗战胜利时间的空头支票,却无法兑现1。在抗战到底、最终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支撑以及对战局不利的担忧下,国人普遍关注持久战到底要多久以及中国究竟能坚持多久。随着战事的延长和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始终未能体现出战胜日军的战斗力,社会各界对于中日双方的持久忍耐能力经历了从坚信不疑到将信将疑的变化。其间朝野态度的异同以及由此体现的人们诉求的多样性,反映出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能力的信心流失,改革政治的呼声随之逐渐高涨。
 
一、纸上得来终觉浅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两党都主张中日之战将是持久战,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已有心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日本三个月战胜中国的恫吓,举国上下几乎众口一词,呼吁用持久战打败日本的速战速决。只是在中国朝野上下罕见的异口同声之中,隐约透露出各种异调杂音,尽管人人高喊持久抗战,但是究竟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到底要持续多久,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言人人殊、并未形成共识的大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力强弱悬殊,一般而言,如果仓促应战,难逃战败亡国的厄运。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竭力避免对日开战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应对之策,得到相当一部分高层知识人士的认同。他们未必赞成国民党优先全力以赴地安内,可是对于尽可能延后攘外的时间却颇以为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朝野上下认识到日本的侵华野心难以餍足,不能任其继续得寸进尺,必须放手一搏,才能避免国家民族的沦亡,进而救亡图存。国民政府类似赌国运的冒险,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所以战事开始,国民党军事当局并未完全按照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以华北为主战场,而是同时开辟了淞沪战场,投入海陆空精锐重兵。日军始料不及,与中国军队一样陆续增兵,打成添油战术。战事持续了三个月,一方面固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神话,鼓舞了民众战胜日本的勇气和信念,另一方面,却损失了几乎全部精锐部队,不仅未能在东战场战胜日军,丢失了沪宁要地,而且导致华北快速沦陷,使得后续的抗战更加被动。
在持久战的共识之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乃至一般民众关于抗战的长期性及其艰苦程度的判断却很不充分,投降派固然认为打不过,战必亡,高喊持久战的抵抗派也存在只要打破日军的速战速决就能够战胜日本的侥幸心理。因此,全面抗战初期,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实行被动的专守防御,导致战守乏力,短期内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令人沮丧;另一方面,淞沪战事国民党军队坚持了三个月,日军的狂言已经破产,战争被拖入持久战,又让不少人看到希望。尤其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得一些人误以为可以通过几次大会战就能够彻底打败日本,获得最终胜利。即使仍然要继续持久抗战,也觉得前途相当乐观。持久战又成为各说各话,内涵各异的时髦语,连药品之类的广告,也打着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旗号,鼓动人们购买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以便长期抗战。
孙冶方隐约批评了国民党赌博式抗战的说法:“所谓‘牺牲到底’,当然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命运跟敌人作孤注一掷的赌博。我们是有了‘最后胜利’的把握,才抱牺牲到底的决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第一是物,即国家的财力和军备的发展程度;第二是人,即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其中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在弱国抵抗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尤其如此。许多人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就是因为太重视物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当然,人的因素必须通过动员组织训练,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在中国,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训练和组织,是抗战总动员中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认为中国宜于持久战而日本宜于速战速决的判断,主要就来自敌强我弱的国力对比,并且已经一定程度计入人的因素差异。大体而言,这些对比分析有理有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对日本持续战争能力的误判。问题主要在于机械、静止地考察和对比中日两国的优劣势,尤其是人力、资源等客观条件,对于日本解决长期战争的意愿能力估计不足,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整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则有所高估。
七七事变前夕的1937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刚好出版了塔宁、约翰合著,刘尊棋3翻译的《当日本作战的时候》,作为世界知识丛书第16种。该书以日本出兵200万对苏联作战为假想,对日本支持战争的力量有如下估计:第一,日本全部积藏的煤油、铁矿、生铁和米,在战争的第一年中用完;第二,农产品的永久储藏在第二年年末用罄;第三,第二年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的食粮短缺;第四,第一年即发生巨大的通货膨胀;第五,第二年须用去国家收入的60%偿付战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在第四年才用去岁收的54.7%,已经觉得负担过重,难以支持;第六,日本平时贸易入超已经十分巨大,战时还要加大。在单独对华作战的情况下,情势或许不会如此严重,但日本财政、经济和原料各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不能应付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战乱情况下这本书当年即再版,成为中国人征引的重要来源,以支持能够战胜日本的观点。吴承禧的《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即引用来证明中国应以持久战对抗日本速战速决的依据。
全面抗战伊始,有人专门从日本的军需资源与持久战的角度,预测日本能否对中国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资源——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资源,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纵然有精锐的军队,完全现代化的武器,如果军需工业的及一般工业的动员,因原料缺乏或断绝而停窒了,最后胜利终难获得。对于长期战争,这个问题更特别地严重。煤油的缺乏,给大战末期的德国以致命的打击,是最明显的例证。”
但天赋资源的特啬,是日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弱点。在单独与中国作战时,封锁虽不致成为问题,但是如果各国严守中立,不把军需品和原料供应日本,日本的军需供给便大起恐慌。即使只有是美国一国严格执行中立法,也会给日本的军事行动以很大的打击。退一步说,日本虽然可以用战而不宣的办法,来避免高涨的物价和巨额的入超,也会使日本不得不“悉索敝赋”,弄到“民不堪命”。
不过,日本疯狂备战已久,知道这种危险,所以特设资源审议会、资源局等机构,专管资源的统制运用,高唱“原料国策”,实行资源掠夺,“吞并东四省”,卢沟桥事变的目的就是要垄断中国华北富源,特别是棉花和煤。为此,日本越要备战,越要扩充生产力,就越感觉到原料的缺乏,对海外供给的依赖就越严重。1931年后,日本的工业大加扩张,结果原料品及原料用制品的输入,每年飞速增加。输入品中,占额最大的是纺织原料,而增加趋势最显著的是金属原料,由1931年的8286.6万圆增至1935年的35038.8万圆(按,本文中所使用的“圆”为日圆,民国时人混用,以“圆”为宜,不径改),增长四倍多,在输入总额中占比由9.5%增至17.8%,证明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工业原料对海外的深刻依赖。1937年上半年,日本外贸入超7亿圆,比上年同期多两倍有余,也是由于军需工业原料激增的缘故。
若进一步详细观察,现代战争所必需的主要原料,金属工业为铁、铜、铅、锡、锌、镍、铝及稀有金属锰、钨、白金、铬等,化学工业为制造火药的棉花、木浆、碳酸、硝石、硫化矿、柏汕等,加上制造毒瓦斯的硫黄、氯、砒等,及燃料方面的煤、煤油,交通工业方面的橡皮,粮食方面的米、麦和豆产品。日本1936年钢的需求为415万吨,自给470万吨,但生铁、铁矿和屑铁多依靠海外输入,如生铁需要323.3万吨,自产226.1万吨,要输入97.2万吨,铁矿1933年自给率36%,1936年降至23%,大部分由中国、马来、菲律宾输入6。因为世界列强军备竞争,钢铁原料大幅度涨价,日本的应对之策如贫矿处理,硅铁及硫化铁矿利用,伪满、朝鲜矿山开发以及南亚进出等,或缓不济急,或此路不通,或太不经济。如果战争拖延,纵使日本储备200万吨铁矿石,也会发生钢铁恐慌。
日本是东方第一产铜国,但由于电器工业及合金生产激增,铜自给率逐年减退,1935年产铜7.5万吨,不到实际需求的43%,1936年输入6.95万吨,大部分来自美国。战时日本需铜还要增加3万吨。锡的战时需要为2万吨,1935年日本锡矿仅生产0.22万吨,虽储备1万吨,战争第一年还需进口1万吨。造子弹的铅,日本年产不到0.9万吨,自给率不过7.8%,战时应增加一倍。锌矿平时年需8万吨,1935年自产1.8万吨,自给率22%,战时需要十数万吨。造飞机、自动车、舰船的铝,1936年日本仅产0.9万吨,需进口1万吨,战时需要则达3万吨以上。预计次年增产至2.1万吨,但国内原料只有明矾石,铝含量很低,主要依赖进口。特殊钢的原料镍,日本没有,年需0.6万吨,要从加拿大、英、美、挪威等国进口。稀有金属的产量极小(如铬、钴、锰),或根本没有(如钨、锑)。
不过,燃料中的石炭日本可以自给,因军需工业活跃,1936年所需多从中国、法属印支等输入,但战时需求大增。石油短缺最为严重,1935年不算海陆军所需,已需349万升,合计约470万升,而日本国产仅138.7万升,占30%,且多为输入原油精制。全国产原油仅32万升,占6.9%。输入油大半来自美国,部分由英国石油公司供给。战时仅海军就需要五六百万升,总共可能突破1000万升。为了弥补缺额,日本致力于人造石油、满洲油页岩利用、外国油源的获得以及平时储藏。一、二两项正积极进行,成就不大。储藏据说约1000万升,可支持约一年。
化工原料棉花可用木纤维替代,1936年日本木浆达76万吨,输入不多。1935年硫酸产量可自给有余。但制造的主要原料硫化铁矿储藏不多,战时将衰竭。火药原料之一的酒精,仅够战时需要的25%。氯的供应充足,但原料食盐主要靠关东州、青岛、非洲等地供给。必须扩大关东州及伪满的产量,觊觎中国华北长芦盐业。至于硫黄和砒石,则储藏丰富。
日本是世界第三橡皮消费国,1934年需7万余吨,1935年减至6.1万吨,战时不能再减,全靠马来、荷属印度等地输入,台湾种植和人造橡皮无济于事。日本1935—1936年米的输入4.5万吨。储藏共200万吨,可以缓和战争第一年的问题。
由于入超严重,日本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出,虽然实行严格汇兑和贸易统制,牺牲民用品,但这样又会导致物价腾贵,纺织、轻工业减少,出口下降。而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平时就相当贫乏,战时需要膨胀,则会更加恐慌。寻求代用品和开发新资源都不能应急,加上财政入不敷出,资源不够支撑一年以上,因此,日本绝不能作持久战。
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邵毓麟依据其自称比较可靠的最新资料,对日本的经济力量进行分析检讨,作为《敌情的总观察》小册子的一部分,《中华》杂志摘引刊登。作者认为,现代战争决定于一国的财力、人力、火力三要素。战争由速决战转为持久战时,财力即经济力的强弱尤为左右战局的最大要素。在中国军队的抵抗下,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破灭,转为“长期惩膺”。不过,其经济很难支撑长期作战的局面。要判断日本长期侵华的力量,应对其经济力有充分的认识,尤其要注意构成经济力的各个部门。欧战后,日本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公债渐减与增发,换言之,即通货膨胀与紧缩政策的交替。这两大政策的取舍主要看大藏大臣对日本产业的估计而有所分别。前者代表为井上准之助、高桥是清、藤井真信,后者代表则是1937年年底逝世的马场锳一和现任藏相贺屋宣兴。
欧战时日本趁火打劫,坐收渔利,产业步步上升。但1927年金融恐慌发生后,日本为改善经济状况,一方面采取预算裁减通货紧缩政策;另一方面,为推动侵略,军部打起“国防强化”的旗帜,竭力争取军费预算,坚持增发公债。九一八事变后,历任藏相井上被刺,藤井忧郁而死,高桥遭惨杀,他们都是军费膨胀的牺牲品。1936年日本预算军费占45%,1937年跃上50%,加上卢沟桥事变后追加的特别预算25亿圆侵华战费,则1936年预算总额为22.8亿多圆,1937年达54亿圆,增加一倍多。其中一般预算28.15亿圆,军费已占14亿圆以上,为日本财政史上前所未有。军费总计40亿圆,比甲午之战的2.0047亿圆,日俄战争的15.0847亿圆,欧战的8.8166亿圆,大幅度增加,可见日本侵华的确不遗余力。问题是,巨额军事预算能否保持财政平衡?日本政府的弥补政策能否奏效?侵华战事未能速决,日本计划第二期作战,1938年度一般预算28.7亿圆(其中军费12.4亿圆),特别预算侵华追加战费48.5亿圆,合计77.2亿圆。仅1938年度军费合计即达60余亿圆,两年的军费超过百亿圆,早已入不敷出。1937年度一般预算岁入不足额已达8.2亿多圆,侵华战费只能另立账户,作为特别追加预算。1938年度因为军需工业发展、增加消费税及减低第三种所得税免税点(由每年1200圆降至1000圆),岁入虽有所增加,不足额仍达7亿圆,而48.5亿圆的新战费则毫无着落。
财政上通常弥补赤字之法,无外乎开源和节流。日本在积极侵华的战时体制支配下,节流谈不到,开源只有增加租税和增发公债二途。增税遇到日本财阀的阻力,向一般民众增税,势必引起反感。马场的继任藏相结城丰太郎虽力求避免增税,但终究不能抗拒军部的压力,而贺屋现藏相1937年度增税1亿余圆,1938年度增税3亿余圆,可是之于70余亿圆战费和十五六亿圆一般预算赤字,仍属杯水车薪。于是只能饮鸩止渴,以增发赤字公债为唯一的弥补手段。如果公债发行额远过于公债消化力,迟早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因此高桥老藏相有“百亿公债亡国论”,警告主张滥发公债者。但在战时体制下,非大发公债不足以弥补,1937年一年应发公债总计达33.94亿圆,可是因为扩充生产力需要资金及金融市场梗塞,消化力限制极大,当年发行公债仅15亿圆,除日本银行销售2.87亿圆外,银行团摊派了1亿圆,邮局另外推销了爱国公债0.68亿圆,共计4.55亿圆,其余都还搁在日本银行的金库中。
实际上,到1937年,日本当局公布的公债总数已达115亿多圆,日本议会通过的第二次侵华战费中,除新增税收3亿圆外,其余44.54亿圆又须发行公债,加上1938年度一般预算中须发行7亿余圆公债,总数将达170亿圆7。这个庞大的数字已经大幅度超过高桥藏相所谓“足以亡国”的额度,在日本金融界引起极大恐慌。日本军部御用经济学家野田丰曾公开欺骗民众说:“就日本财界的实力而言,莫说一二百亿,就是四五百亿的公债也无问题。”但是1937年公债发行不畅,可知日本的财政早已出现重大破绽,战费的负担能力严重不足。日本政府利用战时政治高压和不自然的通货紧缩政策,勉强维持,犹如对重症病人注射强心针,虽能苟延残喘,临终症状即恶性通胀逐渐显露出来。
日本的赤字财政和滥发公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可救药的重症,其致命伤与外汇能否维持、国际收支能否均衡息息相关。后二者本身亦相互关联,外汇低落会诱致国际收支恶化,而国际收支恶化,国际贸易大量入超,必然迫使外汇下降。所有恶化的结果,与赤字公债的滥发相联系,共同促进通货膨胀的爆发,破坏日本的经济力。战时日本原有市场丧失殆尽,新开市场遭遇极大阻力,国内一般产业的生产力因军需工业畸形发展,遭受很大损失和牺牲,输出力既减,军需和原料又大量输入,国际收支不利,外汇难免低落。日本为维持对外信用和对外支付,采取强力汇兑统制。战事发生以来,日本外汇许可限度,由3万圆减为千圆,到1937年12月又减至百圆。加之又实行极端的输入统制,1937年9月日本政府颁布“输出入临时措置法”,禁止三百余种商品或原料输入,11月又增添百余种禁止输入品,同时提高一般输入关税。另一措施是实施“产金法”,积极奖励黄金生产,消极限制黄金使用,但效果甚微,到中国东北、华北搜刮黄金,每年产额不过2亿余圆。这些用尽心血的办法,非但不能维持外汇现状,反而使困难更加严重,矛盾更加扩大。
据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资料,1933年入超0.854亿余圆,1934、1935、1936各年度的入超亦不过1亿余圆,而1937年达6.48亿圆8。可见受战事影响,一年的入超为过去四年总额的一倍以上,为战前一年入超的五倍。而且这还是在日本政府用尽办法(外汇管理,输入限制,提高关税,消费统制)强力阻止输入后的结果。日本蓄谋侵华已久,军需原料钢铁、重轻油、铜、铅等及军械军火虽储藏充分,入超仍达7亿圆。1937年9月以后,日本禁止发表军需品输入数量,实际入超当远过于公开发表。由于日本输出大宗的纺织纤维工业受限于输入统制,原料缺乏,成本高涨,输出减少,缔结交换贸易协定的国家因日本禁止输入,采取报复,日印、日澳、日荷等贸易协定已成一纸空文,广大中国市场丧失,英、美等国排斥日货,日本国内物价高涨,军需储备消耗殆尽,必须加大输入,入超还将增大。如何清偿入超额,是日本的最大难关。
国内财政赤字,可以滥发公债弥补一时,国际收支的清算,除募集外债外,只有输送现金一途。日俄战争时,因日英同盟和外国同情,日本1905年在外国市场募得1.52亿金镑,约值10.45亿日圆,可以敷衍15.08亿圆战费。此次侵华战争,遭各国指摘,无任何国家借款。1938年正月谣传美国摩尔根借款五千万美金无果,向美国政府交涉九千万美金棉花借款,因舆论抨击而失败。盟友德、意两国自顾不暇,谈不到借钱给人。借债之路不通,只有输送现金,以偿入超而维持对外信用。日本黄金总额包括三部分,一是日本银行准备,二是平衡国际收支的“金资金特别会计”,三是每年产金额。日本银行正货准备金额8.01亿圆,为维持内外信用基础,日银总裁结城前藏相宣称“决不愿动用分文”,贺屋现藏相1938年1月28日在议会答辩中亦称:“如果现在动用正费准备金,将发生重大问题,决不能维持长期作战。”日本黄金产额据贺屋藏相称,每年约2.5亿圆,1937年入超6.5亿圆,相差很多,因此必须动用“金资金特别会计”。据《东洋经济新报》研究,原有7.5亿圆,1937年弥补入超及调拨他用,只剩2亿余圆。如果1938年继续入超,日本银行的正货准备金势必日益减少,内外信用发生动摇,汇率降落和恶性通货膨胀无法防止,财政经济的崩溃,势所必然。
其实,物价早已成为日本经济界的严重问题,1932年至1937年6月,物价指数由161增至241,四五年间涨了40%,引起民众购买力的锐减及一般生活的不安,极大影响了日本的输出贸易。林内阁和近卫内阁因此组织了一个“物价对策委员会”,想用政治经济统制力防止物价上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的统制政策变本加厉,铁、煤、肥料、米、棉等“公定价格制度”及以批发零售商为对象的“暴利取缔令”9,都是直接的物价对策。间接的如外汇维持政策、投资统制、储蓄奖励、公债优待等资金调整政策以及生产力扩充、消费节约、配给统制等物资政策,都是要防止物价高涨。加上过去军需品的储藏,消耗一时对物价刺激不大。所以1937年7月至1937年年末,日本批发物价指数在240前后徘徊,没有预期的高涨。但实际已经埋下祸根。上述办法,只能治标,且自相矛盾。批发物价虽涨幅不大,但零售涨了22%,严重影响一般民众生活。“输出入临时措置法”使民用原料大都被禁入口,造成原料缺乏,成本提高,供给减少,物价腾贵。“资金调整法”导致一般产业生产力下降,一般物价上涨。滥发公债和入超累增,造成物价涨和通胀。据统计,日本兑换券发行额达21亿圆,超过限额3亿圆以上,物价和货币都显出通胀的状态。由此可知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可以断言,日本的经济力量不能维持长期侵略,固然不敢妄想其一两个月内就会不堪收拾,但命运不会拖延太长。
对于日本财政经济实力的低估,连带影响到对日本社会动荡乃至民众反战运动大规模出现的过高预期。孟长沐的《日本的反战运动》声称:上海战事后,至少有16件以上的反战案件。据1937年9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大量左派和右派的刊物被警视厅没收,如《人民之友》《起来》《我们和平的兵士》等,尚有大批传单在东京普遍分发。
物力而外,人力资源是战争能否持久的重要支撑。武汉保卫战结束后,鉴于一般战士和关心国事的民众愿意知道,且为加强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的要素,有人讨论“日本究竟有多少兵力,能战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日本原来陆军的假想敌是苏联与中国,海军则是英、美。日本人口,1928年为6400万,据《每日年鉴》推定,1937年总人口是7125万,其中男性3570万,依照1928年的比例,18-44岁的男性壮丁有1230.6万。以日本的兵役年龄20-38岁计,可以动员的有852万,其中适龄的有655万,为最大限度。与日本同比,苏联有壮丁2068万,中国有4760万。日本壮丁中,受过训练的为225万至298.8万,其他受过青年训练的有130万,共420万,是为最高动员力;除去病亡,实为290万。这是战争第一年可动员的甲种壮丁,超过此数,即为乙种以下病弱也被加入动员之列。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逐渐扩大,截至1938年10月10日,日本征召入伍者达102万,若计算不受扶助者,总兵员为164.5万。部署在日本国内的共15个师45万人,在满洲共10个师30万人,在朝鲜2个师6万人,在台湾1个师3万人,共计28个师84万人。照此推算,在中国关内各地的作战兵力为80万人。10月12日,由满洲调兵3.5万人,台湾调出3万人,日本调出13万人,投入中国南方战场。15个月中的伤亡病死,约50万人,可以动员补充者仅十余万。因此,抗战的第四期,只要消灭残余的日军精兵,即可转败为胜。中国个别专家还有“日本留三分之二之精兵对付俄国”的议论,意为若不从速言和,日本再调精兵来华,可不得了。实则日本已动员兵力214.5万人,损失壮劳力农村为66.5万人,工业66.5万人,商业32.2万人,失业600万人,因战争离开生产的人口达1114万,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仅壮丁已超过400万,实为败亡症状。
不仅如此,在长期交战的情况下,日本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一般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在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厌恶战争,引发不满与骚动,最终将导致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革命。当然,不能过分乐观,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不久就要自行崩溃。“由于几十年忠君爱国思想的熏染和麻醉,由于小生产者在日本整个工业中占有极大的优势,由于工人组织的比较落后,由于警察网的密布,由于日本共产党之缺乏伟大的领袖,日本的社会革命在最近的将来恐怕还难于成熟,我们如果根据一些片段的事实断定日本国内的危机已经到来,以为日本不久便要不打自倒,胜利会突然的降临,那也是极其危险的一种侥幸心理,对抗战前途是要不得的。我们只有加紧抗战,坚持抗战,才能加深日本的危机,促进日本工农士兵的觉悟而招致日本法西斯统治政权的倒台。”
与之相对,中国经济的不发达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则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因素一起,被视为有利于持久战的证据。1937年11月25日召开的集美抗敌座谈会上,与会者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各种因素,列举中国利于全面持久抗战的三项优势条件,即有四亿五千万民众,受过训练的壮丁三千万,久经战阵的常备军二百余万,由世界有名的军事专家指挥,有统一政府做总;施行法币后财力巩固,金融通畅,民众刻苦耐劳,抗战三五年不会感到衣食不足;牺牲精神旺盛,决心死战。即使战费方面,也有相当把握,除去金银准备,通过征收生产财富、国民收入、缩减政府开支、发行纸币等,总计第一年可得战费87.8亿元,第二、三年67.8亿元,加上华侨捐款,没收敌伪资产以及迅速建设内地新的经济中心,即足以支撑。只要持久抗战,将来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必起变化。反观日本,先天不足,危机四伏,资源缺乏,财政窘困,民不聊生,军事上劳师远征,兵力不足,充满失败的可能性。敌人勉强可以支持两三年,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要想求得最后胜利,至少也要三年以上,不断苦战,才有胜算。与会者有的虽不赞成预言式的推测,但“为使民众不致因目前战略上的退让而灰心失望,估定一个时间出来使民众知道最后的胜利还须相当的时日,这也是必要的”,所以接受三年以后必可得到最后胜利的说法。有的则以蒋介石“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可以了结”之说为据,认为起码要两年三年,除非日本崩溃,我们也“决不肯了结”。如此,三年以上的估计,可谓“虽不中亦不远”。
诸如此类的报道分析,一方面具有树立必胜信念,坚定持久抗战信心,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对持久战的时长以及战争的残酷艰苦严重低估的负面影响。蒋介石公开声称中日战事一开,非一年半载可了,其实内心但愿一年半载可以了结。况且他的确说过“吾人坚持一二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话。而对日本财政经济的纸面算账,容易让人心生一年半载战事即可因为日本崩溃而告结束的幻想。流亡途中的河南老者听许多人说日本是纸老虎,只要开战“就可以收复东四省”,埋怨蒋介石不打日本人。可是卢沟桥事变后,天下快丢了一半,最后胜利在哪里呢?这些疑问表明,希望大失望也大,“我们的宣传家把可能而不马上必然的日本崩溃条件,渲染得太过分了,所以到抗战失利以后,大家不免要沮丧的”。
 
二、绝知此事要躬行
 
全面抗战初期,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令许多人对于能否战胜日本产生怀疑。樊龄在乡间听到人们争论中国亡不亡的问题,“说到亡,他们几乎都相信,说到不亡,就很含糊”,觉得很痛心,觉得部分人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没有自信,成为抗战前途的巨大暗礁。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我国自从全面抗战以来,许多人都在问,中国到底是胜是败?发问时,焦头烂额,颇现悲凄沉闷之情。据我们看,这是多虑,我们现在根本就谈不到胜败。我们是被侵略者,严格来说,敌军一日不完全退出中国境,我们就谈不到胜利。至于一时的战捷,片段的取胜,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我们求的是最后胜利,局部的战胜固足为喜,一时的失败,不足为忧。或者有人以为中国为什么不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马上将敌军驱走,收复失地,早日实现所谓的最后胜利……我们何尝不希望早日实现所谓的最后胜利,不过国力上是否容许我们立刻取胜,尚属疑问……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消极,只要我们干,最后胜利当属于我。”武汉保卫战前后,由于战争已经持续一年,而战局面临着中国进一步退却还是就此能够阻止日寇铁蹄的十字路口,围绕武汉保卫战的成败,失败主义和速胜论再度泛起。
1933年,著名史家威尔士(H.G.Wells)出版了一本预言式的《未来世界》,由章衣萍、陈若水翻译,1934年天马书店印行,书中对5年后中日战争的描述,与实际颇为近似。该书描写日军大举侵华,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日军占领南京后,以三路大军围攻“中国心脏”武汉,但在1938年7月,暴发瘟疫,无法防治,到1939年年初,开始退到南京,200万大军只有一半能够退却,又遭受饥荒,许多士兵坐以待毙。此说显然有拿破仑败走莫斯科的影子,却令人觉得,只要全国同胞一致抗日,就可以让预言变成现实。
吸取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坚守失利的教训,从保存有生力量以利持久抗战考虑,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实施武汉保卫战之时,已经做好避免决战、主动弃守的准备。由于在“保卫大武汉的战略上,已渐由外线快达到内线作战了,我军始终处在不利的地位”,目前“战局已经陷入第一期在沪作战的形势了,死守阵地,准备挨打,这真是我军战略上的重大失败”。“敌后新火线”、改善政治、组织民众仍无变化。要想“保卫大武汉,使它成为东方马德里”,若战略上、政治上不改进,“非吃亏不可”。另一方面,根据最近世界情势,二次大战一触即发,英、法、美、苏都会加强对华援助,“这样一来,我国的最后胜利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了”。所以不少人还幻想在武汉与日军一决胜负,认为“我们要想早日获得最后胜利,就必然的不能失掉武汉。武汉一失掉,最后胜利虽然仍属我们,但抗战的前途却要比较艰苦了。所以我们说:‘利用有利时机,争取最后胜利!’”
在一些人看来,1938年7、8、9三个月来的战局,“敌人在各战场狼奔豕突,侥幸得逞,心理上的狂躁,处处透露了侵略者日暮途穷的情态”;而我们则充分发挥消耗战的效力,“在鄂赣前线屡获大捷,得心应手,抗战确乎已经进入另一佳境了”。一方面由于全国军民协力同心,“在最高领袖领导下艰苦奋斗所得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国力消耗殆尽,政治经济发生严重恐慌,“故而在进犯武汉的战事上,迭遭大挫”。这一阶段,我们诚然已更接近胜利,但日本亦竭尽全力,作困兽苦斗,于是在“豫晋支撑乏术,沿江跃进受阻”的情况下,趁英、法忙于敷衍德、意之际,发动华南战事,企图策应武汉,封锁海外交通,断绝我国军火运输,并占据华南一角作为扰乱西南的另一据点。表面看华南战局相当可虑,实际上显示出日本侵华已成弩末,日本以其所能动员的兵力进犯武汉且劳而无功,“再抽出兵力犯粤,不过是在华南多掘下一角墓地,促其早日灭亡罢了”。总之一句话,抗战到这一阶段,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最大牺牲争取最后胜利的时机,一方面也是日本全力挣扎苦斗的时候,我们愈坚强,日本愈焦急,手段也愈毒辣。“所以此时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畏怯”,应集中全国的力量,“以坚毅之意志,钢铁之信心,持久之抵抗,英勇之突击,把握此最后胜利的关键”。
但局势的发展毕竟不能一厢情愿,不能充分认清持久战的长期性,一旦受挫,乐观即刻变成悲观。武汉弃守,短视者“流露着极度的惶恐,以为抗战绝少胜利的希望,垂头丧气,觉得一切都很悲观”。实则武汉保卫战已经达到迟滞日军攻势的战略目的,而最后决胜的中心在广大的内地和民心。也有人批评将武汉的得失看得太重,“有很多的人……他们以为:‘如果武汉能够支持,则中国不会亡。万一武汉不守,则中国将形成四分五裂的残破局面,就难再有复兴的希望了’”。他们重视保卫武汉是对的,但想就此打败日本,显然是妄想。武汉在抗战全局中是局部,抗战胜败不取决于局部。关键在于,军事上坚持长期抗战,政治上反对中途妥协,财政经济上厉行节约,公平负担,加强建设。国际上争取外援,关键是自力更生,坚持长期统一抗战。还有人归纳出最后胜利的13个因素,包括第一至第四期抗战人们感觉的必胜因素12项(每期各3项)和作者自己增加的1项,即第一期:地广,人众,史久;第二期:以空间换取敌人的时间,以时间消耗敌人的武力,以消耗完成我们的战略;第三期:我们内部越打越紧,兵员越打越多,器械越打越精;第四期:敌我死亡比率、消耗数量、士气均成反比变化。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举国上下一致努力。
有识之士意识到,“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如果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将逐渐失去应有的价值。尤其是领导其事者若不能身体力行,口号就成为谎言。“自从抗战以来,一般达官贵人们,都说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而且一般平民也愿听这种说法,愿抱此种信念,达官贵人们是否对此问题发生了疑问不得而知,而平民却视政府如父母,把他们的话牢记在心头,一点儿不敢怀疑。可是‘最后胜利’这句话,不是一种空喊的口号,也不是一种祷告的词句,而乃是要有事实作根据。不兑现的支票不能维持长久,没有事实作根据的口号,也不能永远取得人民的信仰。天下的事,实是实,虚是虚,终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最怕的是日子久了,支票老不兑现,老百姓也会发生怀疑。”平民不愿做亡国奴,希望政府领导抗战求得最后胜利。然而“老实不客气的说,有许多信仰不坚定的人对于‘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这句话发生怀疑了……不明事理的人,只看表面上事实,因此他们就发出疑问,究竟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了几次大胜利呢?事实上告诉我们的台儿庄之战,虽是我们一次的胜利,然而这次胜利终究弥补不了南京之陷,徐州之失。而历来的战局又是这样,敌人要攻的地方,始终被它攻陷,而敌人所占据的地方,我们却不容易夺回,即便夺回也保不住。我们军队的奇巧把戏在那里?”更有甚者,“假使武汉不守,我们究竟退到什么地方去?有人说四川、云南都是我们的后方地,敌人一时总打不到,然而我们退到四川、云南去,是否还能打出来?常言说:‘讳病者死’,我们不要自欺,究竟我们的力量如何?最后的胜利有几分把握,敬恳政府快将最后的法宝拿出来”。这些话“不是发牢骚,也不是对于抗战发生了胆怯,更不是不信任政府,而乃是希望举国上下对于‘最后胜利’这句话作一番总检讨”。政府失信于民,显然是持久抗战的一大危机。
上层的表率,自然会垂范下层。有人讥讽大后方的人们都在恭等最后胜利的降临,“我们这儿的人们都很有一股‘等’的劲儿。这‘等’的劲儿真是广泛得很,随便啥子地方都在露出它的头角,几乎成为人们生活的法则”。到处的茶馆都挤得满满的,吃纸烟水烟,摆龙门阵,或打瞌睡,一般人只是习惯等天黑,积极的如官场的“忍狠等”,忍耐、狠心、等得,成为做官的秘诀。上班在办公室看报聊天打瞌睡,下班打麻将,等机会来,狠心一下抓到手。全面抗战以来,说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力的自然都是俗人,他们根本不能等或不配等,一队队都开上前线了。有钱的对救国公债、七七献金、寒衣募捐等都在等,“抗战以前等国联出来防止日本侵略,抗战以后又等国联出来干涉”,等打胜仗时,高兴得跳起来,“等前线的健儿们把敌人赶出去,自己就又舒舒服服过太平年”。等到前线撤退,真有些焦心,等出和平空气,又高兴起来,忽听是汉奸亲日派做的,只得另外等,“等别的国家同日本打起来就好了”。上海紧张时,以为英美不得不动手,不行则抱怨苏联不出兵。实在没法,翻报纸看“敌国经济困难”“台鲜兵叛变”“敌兵反战情绪高涨”,等敌人自己崩溃。
二期抗战一来,以为可以抵住敌人,放心敌人不会打来了,坐在茶馆办公室大谈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以后的伟大计划:买地皮,出国考察学术,换洋服,买价廉物美的杭菊龙井。“真的,应该感谢抗战,它把人们从空虚的等待引向实际的等待,从虚无主义引向了现实主义,人们现在等的不都是国家大事了么?……不过,最后胜利大概既然就要降临,因此有些可救的先生们已似乎觉得不再需要甚么救亡工作,横直让大家等着就是。如果你没有‘等’的劲儿,就应该练习练习。你看那在春熙路上愤慨了一通,拿刀子割自己喉咙的青年多么傻!死了就要看不到最后胜利,真是活该!谁叫你没有‘等’的劲儿呢?现在是大家都坐着恭等最后胜利降临了。虽然又有人说,最近恐怕有敌机要来轰炸,但是人们都相信这是没有关系的。你想嘛,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是最后胜利,哪里会是炸弹!”
汉奸也趁机加入讨论,以图混淆视听。署名“芝君”者指出“最后胜利”是重庆政府掩护“失地”“丧师”“祸国”“殃民”的烟幕弹,是断送国本的口号。“‘最后’在什么时候?‘胜利’是以如何的代价取得?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只有和平“才能兴复邦家”。署名“问津”者则讲述了一番自认为高明的道理:中日战争近两年,双方力量悬殊,中国遭受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国家精华扫数入于敌手,只剩下荒凉的一角了。高唱抗战到底希图获得最后胜利的人以为:第一,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会产生正义感,唤起全国的团结;第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家,而日本则相反;第三,由于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必能获得国际广大的援助。“这种理论能令人折服么?我们的回答是:‘未必’!”中日战争中国并未得到列强的实际多大援助,国联只是滥发空头支票,英美贷款是商业性质,且为数甚微,苏联连足以称道的接济也不曾有。中国多为未经开发的土地和资源,人大多在沦陷区,试问“这些空洞的名词能支持长期战争吗?……在中日战事发生之初,曾有人预测战事不出半年,日本就要发生国内革命,经济就要破产,然而现在战事已将近两年了,日本并未发生革命,经济并未破产,反观中国因战事的延长,人民所遭遇的痛苦日深,同时因海岸线的封锁,国际交通路线的艰难,以致国家经济,日益衰落;若仍一味蛮干,坚持无把握的抗战,则国家必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界,更或因此而亡国灭种;我们难道愿意做亡国的奴才么?我们既不肯为他人之奴隶,然则应如何拯救国家的危亡呢?‘和平’才是为国家民族挽救劫运实现独立解放惟一的办法;抗战到底,既无补于国,反于国有害。我们认清自己的国情,已不能再继续抗战致使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我们更认清目前国际情形,列强对我并未作实惠的援助,最近的英法苏三国协定,并未包括远东在内,就是列强不愿为我声援的明证,我们所谓‘和议’的本质,是以双方平等的地位来解决两国间所发生的纠纷。日本既已有和平的意思表示,我们就要捉住这个惟一的机会来拯救国家的危亡,保存仅有的民力与国力。这样才是救亡,这样才是爱国的正途”。
汉奸的公然鼓吹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投降妥协分子里应外合,连蒋介石也怀抱以战致和的心思,并暗中与日方有所联系。中共中央曾经指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上层人士也包括部分知识精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战前对日委曲求全的政策态度,得到他们的认同,而与广大民众发生极大分歧。这是晚清知识人与民众合流以来,民意撕裂的显著表现。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虽然赞成抵抗暴日,对于战胜日本依然信心不足。如林语堂一方面认定日本无法征服中国,最后胜利属于我们,一方面却认为“中日战争将缓慢地拖延着,直至日本内部财政的崩溃,中日双方预备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第三国出来调停,战争才能结束”。也就是说,并不相信中国能够打败日本。
其实,战事初起,国人就不断检讨包括军事在内的得失。淞沪会战中大场被突破,国民党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呼吁不必悲观的同时,提出第一要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第二要改变南重北轻的态度,第三要有败不馁胜不骄的精神,让敌人每一步都付出巨大代价。“全国四万万同胞”皆有此精神,“则最后的胜利必为我所有无疑”。
张维华认为最后胜利能否取得,只有靠举国上下一致牺牲的决心。但是具体做法却有轻重主次之分,“第一是希望政府诸大老们,要坚强自己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为人民而牺牲一切,为人民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真正表率。不要嫌在下小民性情鲁莽,老实说当政的诸要人牺牲的不够数,还有些只顾旁人牺牲,而自己要打算享清福的”。武汉紧急时,很多人拼命大量买外汇,把钱汇到国外去,存在外国银行,以便国破家亡时逃往国外,有的早早将家眷送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寄托在外国人荫庇之下。这虽是“诸大佬”的私事,却太不合“为求最后胜利而不顾牺牲一切”的精神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发生很大的影响。“你们若对抗战胜利的信念发生了动摇,那能还希望举国国民的精神团结;你们若把钱都送到外国去,以谋日后的享福生活,那能还禁止一般人去当汉奸。作官执政是要替人民谋幸福,奠立国家兴盛的基础,不是专拿钱不作事,一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就往外国跑。国家到了快要灭亡的时候了,救国救民急于一切,腰缠百万千万万万的大老们,慨然解囊拿出来吧,为了救国救民是值得的,算不了怎么的牺牲。若并此而办不到,休再谈抗战胜利了,也休再责斥小平民们不拥护政府了。”第二,希望富商大贾和其他有钱人,认清时代的艰难,毅然决然的牺牲一切,倾全力救国家,有国家才有人民。“七七纪念日的献金运动”,一般有钱人所捐恐怕还不到“影响私人生活的程度”,小平民“希望你们为国家尽全力”。第三,希望全国民众厉行节约,为国家增加经济力量和长久抗战的能力,以求最后的胜利。
为了鼓舞信心,激励民气,各界人士创作了许多以“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为题的歌词歌曲以及话剧,广为传唱,到处演出。如胡庶华作词的《抗战到底歌》唱到:“倭奴残暴凶无比,灭绝人道背公理;杀!杀!杀!我们要抗战到底!不怕它大炮飞机,不怕它榴弹毒气;杀!杀!杀!我们要抗战到底!不惜城郭成焦土,更不惜血肉横飞肝脑涂地;杀!杀!杀!我们要抗战到底!国防在我们的胸膛,勇敢是我们的武器;杀!杀!杀!我们要抗战到底!为民族争人格,为天地留正气,为国家争光荣,为世界留正义;杀!杀!杀!我们要抗战到底,杀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一首写于始兴县党部的《博最后胜利》诗曰:“我犹忍辱唱和平,倭奴不听和平调,甘为戎首揭战幕,腾腾杀气干云霄。争先杀敌卫疆土,三军轻命如鸿毛……敌焰虽盛肯示弱?退守原来为战略。小胜勿喜败莫悲,将来胜负知何若?此番为国争存亡,与敌终须成肉搏。须知亡国为奴隶,生最悲哀死最乐。我死国生犹未死,英风千古同河岳。愿同胞,莫踌躇!决心流血掷头颅,四万万人长努力,将来胜利总属吾。”
精神激励之外,更重要的是建言支撑持久抗战的工作方向和具体办法。李璜提出:“长期抗战,如果真要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则后方工作,比前方还更重要。”这是抗战十个月来所公认的。只是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于前方,力量都愿意贡献于前方,“其结果,后方工作的成绩,差得太远,比之前方的进步,真是太不相称!于是便随时要发生严重问题:人的补充与物的供给都赶不上,这样东凑西拉的局面,其势将拖不下去”。1937年八一三抗战开始的前几天,他和同仁便考虑到后方工作的问题,写了一些要点给当局的朋友做参考。9月中,他又与当局的朋友合写了许多办法,通令后方各省,大半因陋就简,不得要领的做,成绩和预想相差太远,“说到长期抗战,至少该当是一年两年,但是这样因陋就简,不得要领的后方工作,我敢说,是支持不了一年两年的”。现在后方的责任更大,要边抗战边建国,或者说,抗战即为建国,而建国必经抗战的程序。建国要在后方建设起来,责任由后方担负,不可能因陋就简不得要领便把一个近代国家建设起来。无论抗战还是建国,后方各省有两件基本工作必须赶快用科学方法做妥帖,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查户口。国家现在已经实行兵役法,但户口册子仍旧马虎,一县一乡的壮丁、预备壮丁确数,根据保甲长和区长所报数目,有的是前两年的陈账,有的连陈账都不完备,只能据以摊派,无法公平,毛病百出。如果保甲长上下其手,难免受贿、勒索、拉夫、逃役等弊端。近代国民所负国家义务很多,当然不会很快活地接受。先进国家实行兵役劳役,不生大的困难,原因在于公平。
叶启芳强调,只有克服各种投机主义,才能争取抗战胜利。在举国抗战的局面下,失败论和妥协论不能立足,摇身变为三种投机主义,第一种最盛行的是军事投机主义,以为长期抗战的“长”,最多几个月,日本内部经济必会崩溃,工商业破产,半年就会重蹈一战时德国的覆辙,侵华军队只能撤退归国,中国军队可以垂手收复失地。可是日本积极南侵,决定对华绝交,于是失望动摇,陷于失败论和悲观论。“一国能够支持战争时间之长短,完全以其国力为断”,日本不能久战,然而绝非一年半载便可将十余年准备消耗殆尽。“即使抗战五六年,也不能说是‘太长’的。”“在一年半载之间便可结束,那就除了自甘‘屈膝’求和之外,是必不能实现的。”抗战将来会“长”到多久,不能预言,但“决不可陷于军事投机,拟以最短期间便博取‘长期抗战’之美名。我们要咬实牙根,决志抵抗,就使‘长’到一百数十年,也是要抗战下去的”。第二种是外交投机主义,以为国际形势不利于日本,抗战下去,不必多久,列强将会联手或单独对日施压,中日战争就会转为俄日、英日或美日战争,甚至英、美、法、俄联合对日战争,结果日本如一战德国战败,我国则如比利时,偕同参战国安然步入凡尔赛宫讨论束缚日本的和约。这种愿望短期不会实现,实现方式也不会与凡尔赛和约相同。如果自身没有实力决心,投机式的利用外交,只会导致“抗战不力”和“因期待不能实现而失望”两种不良结果。因为横暴国家不只日本一国,和平集团内部存在利益分歧,不能一致对日,准备也不足。第三种是国力投机主义,主要是围绕焦土政策有两种解释,一是退出之地主动把它烧成焦土,二是敌人烧成焦土也要继续抗战。第二种解释通常引申为所谓“战地的民生问题”,意为倘若某一战地一旦成为焦土即使收复也难以重建。说到底还是希望从速结束抗战,以免延长变成焦土。抗战是国运存亡,不能偷安苟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亡则玉石俱焚。只有彻底克服投机主义,才能坚定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争取对日抗战之最后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时获释的陈独秀,1938年1月撰文指出,“抗战到底”就是实现国家民族的完全独立,为此,“第一必须从改进政治来推动民众能够自动的参加抗日战争。‘战争是政治之延续’,我们此次军事之失败,实际是政治之失败,不改进政治,民众是不会自动参加抗战的。如此,漫说抗战到底,连战到一年半载都很困难。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二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仇洪也主张以必胜信念争取最后胜利,“我们既认清了持久战的意义,并坚信最后胜利必属我的信念,我们即使战至三年五载,牺牲了千百万的军队,亦仍一心一意,继续奋斗不懈。精神上的有毅力地咬紧牙关持久到底,自有翻身的一天”。
 
三、不信苍生信鬼神
 
武汉弃守,广州沦陷,日军进攻的步伐仍未停止,抗战能否胜利以及何时才能胜利再一次成为国人心中的疑问。“谁都晓得这回中日战争,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蒋委员长老早就告诉我们了,‘最后胜利’并不是便便易易马上就可得到,是要咬紧牙齿苦苦打来的。现在广州和武汉失守之后,敌人又进攻到湖南的岳阳、长沙,许多人就要问:‘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才到呢?‘抗战到底’底在哪里?”40当然,也有人觉得答案很简单:“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字,是这次中日战争我们得到最后胜利,全民族得到解放之日为止之谓,简单说就是鬼子在那里来,教他在那里去,鬼子在那里进攻,把他消灭在那里。到最后,把全中国的鬼子,完全赶出中国去。至于说抗战到底需要几年时间,那是不能预定的,三年是它,五年是它,十年百年也是它。”因为“鬼子的攻打我们,是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我们要想生存,只有和鬼子拼,拼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否则就要灭亡”,所以必须抗战到底。而要抗战到底,就要争取外援,各党派合作团结,统一指挥,厉行节约,开发西北西南,作为民族复兴基地。
有人认为,最后胜利当然毫无疑义,然而还要多少时间可以达到最后胜利,许多人却有疑问。日本速战速决破产,高唱百年战争,白崇禧则表示要“准备千年战争”。意志薄弱者听了这话,会感到苦闷,因为不知道战事到哪一天才可结束。其实日本的百年战争是夸大的,白崇禧的话,也不过表示抗战到底不达最后胜利不止的意思而已。孙科曾说,“‘明年今日日本将向中国求和’,使许多人听了很兴奋”;而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传教士席丕德日前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中国战事将至少再延长三年,其结果中国终属胜利,如此,最后胜利已经不成问题,“至于时期的长短,我以为谁都不能肯定的说是一年,是二年,或是三年,因为这要看全体人民的努力如何;如果希望这战事快些结束,快达最后胜利,那末惟有大家一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
张君劢大体赞同这样的估计,日本占领中国的土地虽多,但不足以致胜。日本暴露的弱点和英、美、法的态度渐有利于中国,中国又还有力量,只要继续抵抗下去,就有可能利用日本的弱点变成我们中国的胜利,关键是今后的一年能否支持下去,要用最大决心打退日本,不能只是消极应战。一要认真推行兵役法,中国人力充足,武器及训练不佳,战斗力不强,一个师上前线,最多只能支持一两月,应加强后方训练,提高战斗力。二要加强军火制造和购置,为此,必须增加生产。全国上下只有培植自信心,才能利用外界帮助,“只要吾们继续努力一年以上,中华民国之自由独立,已稳如泰山了”。
在1938年11月底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将抗战分为前后两期,声称武汉弃守反而进入转守为攻的时期。有人予以响应,认为抗战28个月,证实中国胜利的必然性和种种计划的正确。现在日本军事失利,伪组织搁浅,货币战失败,外交狼狈不堪。中国抗战早已过了最初的消耗战时期,即相持时期也将过去,而进入积极的总反攻时期了。以台儿庄胜利为相持时期的重大收获,鄂北和湘赣大胜便是积极反攻的初步表现。现在正是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譬如赛跑,已经赶过敌人,接近决胜点。但大势虽已分明,最后的胜利,还有待于最后的更拼命努力,不容稍有放松。这样的乐观看法,一直持续到1940年,还有人幻想胜利就在眼前,“前几天,我们前线将士,做了一次小小的反攻试验,却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夺回许多重要城镇,杀死几千敌人。这胜利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可见今日的日寇,实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境地了……如果我们再来一个全面反攻,那末我们的最后胜利自然就在今年了”。实则正面战场已经陷入僵局,国民党军队既攻不动,又守不住成为常态。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有人认为抗战的战略是持久战,最终可以获得胜利,但战争的长期性并无具体规定,应该想方设法,快速达到最后胜利,而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缩短最后胜利时间的重要途径。中共方面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也予以有条件的支持。
针对相持阶段各方对于抗战前景的担忧,1939年年底,《新知半月刊》《战鼓周刊》等刊物编发“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特辑”,就中国最后胜利的保证与时间两个问题征询各方意见。回应者大都认为最后胜利的时间要看具体条件而定,谁都不可能确定,不过其中有的依据《论持久战》的敌、我、国际三方面条件,从日本战争的发展过程做了一个估计,其结论是:“中国至多再作一年的准备,再加上些反攻的时间,我以为二年以后的今日,将是我们庆祝胜利的日期了。”有的则以第一期抗战为时一年,第二期不止一年,推论整个抗战还须延续二三年。也有人断定只有两年,因为从相持阶段发展到敌守我攻的阶段以及最后整个击败敌人而使之崩溃所需的时间,不会超过从敌攻我守到相持阶段的时间,当然,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主观努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放缓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图稳固后方。蒋介石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可是屡次尝试,均难以奏效,只能硬着头皮勉强支持,任由日军根据自身兵力和需要进退。为了振奋士气,鼓舞民心,全面抗战初期的中日国力对比法再度被搬了出来,加上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作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有力证据。张家望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日本军力、日本经济等三个方面的变化。据1939年美国民意研究院及《幸福》杂志主办的《幸福研究季刊》发表的民意测验,对于中日战争:同情中国的占59,同情日本的只有1,主张中立的为40,同情中国且愿意抵制日货的为31。据1939年8月30日发表的美国民意总测验,关于美国政府废止美日商约,赞成者81,不赞成者19。而且1939年7月22日,美国民意测验社以“维护美国在中国所保有之利益,究应进行至何项程度”为题,发表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美国人民的意见,具体见表1。1937年秋间该社发表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民意测验,“对我深表同情,还不如今日之甚”。
表1 美国民意测验社调查结果

美国民意测验社还在英国组织同题民意测验,同时又以“英国能否在目下向前推进维护其在远东所保有之利益”为题,举行测验,结果:主张必要时与日本作战的为92;主张停止英日两国全部贸易的为37;主张以信用放款与军火接济中国的为17;主张召回驻日大使以表抗议的为9;主张无所举动的为15。总计主张用强硬手段对付日本的,美人占59,英人占57。另据日本东京《读卖新闻》报道,1939年1月15日巴黎通讯称:日军占领上海时,法国报纸只有70%反日,占领南京、炸沉“济南号”后,一向亲日的《勒当报》及《费加罗报》也开始非难日本,反日的法国报纸达到90%。
战事不断延长,日本军事力量已经日渐脆弱,据1939年4月初军事机关统计,日本在华兵力总计32个师团,每个师团以2万人记,兵力不到70万。据日本军令部总计,七七事变至1938年年终,日本来华作战前后共38个单位,伤亡达701 090人,被俘4512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重庆纪念席上报告称,截至1939年6月,日军伤亡917 800人,日伪军被俘虏共8550人。除去轻伤,死亡及重伤残废最低当有50万人,日本对华动员兵力为120万,已经消耗41%强。据1930年日本国势调查,日本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共11 589 840人,除去后方必须、身体不适者,可能征发的不足500万人,其中已入过伍的200万至270万人,真正能上前线作战的最多不过350万至400万人。有的还要训练,并补充伤亡,日本总共最多有兵员200万至250万人。除去警备殖民地,戒备苏联,驻军国内,目前日本在华兵力已达饱和点,没有增兵的可能。以胡适所说日军每天死亡800-1000人计,三年就会完全消灭,而且伤亡达到三分之一,就会崩溃。至于伪军,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美、英的民意测验,重在维护本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利益,与同情中国抗日不可同日而语。而日军伤亡人数,也有相当的水分。
海军方面,据1935年统计,日本共有各种军舰266艘,总吨数为1 139 043吨,其中包括众多运输舰和小汽艇,在建造中的有34艘,若干商船也可改造为运输船。1939年1月日机散发的反战传单称,截至1938年4月,海军死伤5390人,陆战队死伤22 630人,共28 020人50。战场深入内地,除小型军舰,大部分失去活动余地。日本没有空军,航空兵陆军有飞机1400-1600架,海军有飞机1000架,另有民用机200余架,总计不过3000架。飞行员陆军约9000人,海军10 000人,民用800人,共计不过20 000人。据何应钦报告,至1938年年底,日机失事共2200余架;至1939年6月,被击落损坏716架50。虽然不断补充,但飞机不能完全自造,熟练飞行员死伤殆尽,驾驶技术逐渐下降,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武器方面,据苏联军事专家阿克西计算,1935年日本共生产各式火炮10 000门,各式机枪150 000挺,各式枪300万支,曳引机1000辆,飞机6000架,载重汽车5000辆,坦克1600辆,装甲车1000辆,飞机引擎9000具。据凌青的《中日实力对比》所述,1936年日本武器生产不敷数,坦克为1137辆,飞机3100架,曳引机10 997辆,载重汽车17 699辆,飞机引擎4400具。另据何应钦报告,至1939年6月底,日战车、装甲车被击坏1302辆,大炮被缴获586门,机关枪被缴获2616挺,步枪被缴获51 665支,弹药被缴获5 370 174发。毁于战地的更多。
日本的生产原料多靠进口,煤的产量805.1万吨,从中国进口99 218.5万吨;铁矿的埋藏量仅5600万吨,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由美国供给;石油、橡皮、镍完全依赖进口,铅的90%以上,棉花的98%靠进口。铜、锡、硫黄、铅也奇缺。欧洲战事发生后,各国自顾不暇,禁止军需原料出口。美日商约废止后,日本原料供应断绝,开发占领区游击区资源,短期内难以见效。由于日本的武器生产本来不足,随着消耗增大,亦将不敷分配。
日本的经济日渐枯竭。据国新社香港航讯,自七七事变至1939年6月底,日本共发行新公债78.6亿圆。据东京票据交换所调查,已消化60%,计47.53亿圆,其中各银行共29.07亿圆,大藏省存款部18.21亿圆,信托会社0.25亿圆。6月底各银行存款部、信托会社的公债保有额(包括事变前所发),计日本银行17.58亿圆,比事变前增加8.78亿圆;其他银行68.07亿圆,增加29.07亿圆;存款部38.47亿圆,增加18.21亿圆;信托会社2.7亿圆,增加0.25亿圆。合计126.82亿圆,增加56.31亿圆。公债消化呆滞,说明金融机关不能承受发行额,若强行承受,势必减少产业投资及运用资金,引起金融恐慌。1936年高桥藏相大呼“百万万公债足以亡国”,现在远远超出,难以长久。为振兴出口贸易,解决原料恐慌,1938年7月从日本银行纸币准备金8亿圆中拨出3亿圆作为输出商品原料的输入调整资金,据大藏省报告,至1939年7月20日,已用去2.81亿圆,仅归还0.93亿圆,其余早已用尽。据日本商工省调查,1939年7月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为135.8,比6月上升0.4%,比1938年7月上升9%,比1937年6月上升31.7%。其中一般食品上升30.5%,谷数上升21.9%,蔬菜上升58.7%,畜类食料品上升29%,水产食料品上升29.7%,调味品及嗜好品上升14.4%,衣着类上升43.1%,燃料上升21.2%,建筑材料上升26%,杂品上升27.8%。日本全年总支出,1931—1932年为14.77余亿日圆,1937—1938年激增至34亿日圆,每一国民负担48日圆。战费支出合计11 989 114 158日圆,为甲午战争的60倍,日俄战争的7倍,每个国民负担170余日圆。日本的正常收入不够支付变通预算,增税则国民无法负担,发公债又滞销,加发纸币会形成恶性通胀,在华经济榨取则不能畅通。上述各方面证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坚决抱长期抗战的策略,日本终会崩溃。所以,“总裁坚决的说:‘这一次中日战争,如果日本能获胜利,那就世界上一切战略战术和所有的军事学说,都要根本推翻,甚至一切事物的原则,都可以证明无用了’”。
吴忠亚总结1940年一年中抗战胜利的情形,印证薛岳在《阵中日报》1940年元旦特刊上关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年”的预言,认为继湘北大捷,粤北、桂南、鄂北、晋南、豫北等战场连续胜利后,日军已无力进攻,所谓冬季攻势变成谣言攻势,退守力量也不足。日本在财力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1月底军费预算为25亿圆,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为48.5亿圆,第三年度为46.05亿圆,第四年度为44.5亿圆,逐渐减少。而军需储备头两年即耗尽。在人力方面,最高时总兵力达330万,据何应钦报告,三年中日军死伤达160万。白崇禧在中枢纪念周报告中称,南北战场日军共52个师团100万人,已占可用兵员的90%。重压之下,除了全盘崩溃,没有活路可走。“前天总裁曾说:‘敌人到了承认汪逆伪组织的今天,是已到了他最后失败的日子’。这句话实在是最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是已到了敌人全盘崩溃的前夕,南宁溃退实就是全盘崩溃的开始!……民国二十九年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年,希望民国三十年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年!这实在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们能在未来一年中比去年更加努力!”实际上,日军从南宁撤退,是主动放弃,说成溃退,甚至断言是全盘崩溃的开始,显然是误判。
民间的乐观,大都源自当局夸大其词的宣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再预言胜利来临的具体时间,却无法兑现。受当局的影响,文化工作者填词共期抗战早日胜利,“抗战几时胜?把酒问青天,预知最后胜利,必定在明年……明年,就是民国三十年,也就是我们的抗战胜利年。我们说民国三十年是抗战胜利年,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虚想,这至少是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面意义”。消极方面,中国抗战已由被动转到主动,由败退到相持,再到反攻胜利,“民国三十年不是最后胜利之完成年,至少也是开始年”。积极方面,抗战接近最后胜利,更应加深警惕,要促使“民国三十年成为最后胜利之开始年”,也是完成年。
一再预言的胜利迟迟不能到来,不免引起普遍的焦躁,使得最后胜利的时间更加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专文讨论抗战的时间空间与力量关系,关于最后胜利的时间位置,有一番繁复的说词:“胜利的时间,粗浅的说,是抗战胜利的过程,由胜利开始至胜利完成所需要的时日,总是胜利的时间,这个时间可分做过去、现在和将来,综合的说是较早、较迟。每个时间间隔的一点,并不一定是有胜利事件发生。好像我们胜利时间为一年,若果以日为间隔,假如在一日至十日克复了几个要镇,但十一至十五日就稍休息了,那么这五天是没有发生胜利事实。不过这个时间是抗战时间的局部,我们需要准备百年战争,那么胜利时间,就迫近最后的阶段,需要准备十年战争,胜利时间也是迫近十年最后的阶段。”54然而往往有未到预定时间而获得胜利,如日本内乱革命,国际联合打倒等。我们的最后胜利,是全国总动员抗战到底,全面反攻。目前抗战是“达到胜利时间,抑距离胜利时间呢?”“总裁告诉我们‘抗战第三年是胜利的开始’,冯副委员长亦说‘二十九年为抗战胜利年’”。目前我们已达到抗战胜利的期间,其过程如何精确计算,应该从抗战胜利的因果彻底去认识,从胜利的因素贯通思想,从感觉的胜利事实来做验证。
话虽如此,正、副委员长异口同声地预测,如果依然不能兑现,总是需要有所交代。解释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方向。有人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不只是一句标语口号,也不只是一个希望,更不只是一种理论,凡真正具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自信,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固定的目标,是一件绝对可能实现的事实。”社会上不少人不知所以然,常想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后的胜利,自己不能答,也不愿问或不敢问,怕人怀疑他是心理汉奸。有些人大胆问,但问非其人,答非所问,或不能令人信服。总想问到具体日期,像预言家或星相术士,这是缺乏正确认识的。也有人因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认为并非能够实现的事实,这是悲观动摇。我们计算这次战争,最久不过三两年,快的还只数月,假如当初能够施用持久战略,只求有效,不图速成,不仅仅注意在军事上一时的胜败,真的知己知彼,把敌我两方作一番通盘估计,以我之长制彼之短,以我之短制彼之长,那么失败与屈辱不一定专属于我。我们从这些惨痛的教训,现在应该有所醒悟了。抗战胜利的真义是国家民族绝对的独立、自由、平等,何时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即到来。问题是我们怎样运用意志和力量,达到这个固定目标,“谁要问时间的早迟,谁便当首先反省自己的意志与力量究竟贡献了多少”。这样的解释,既有利于鼓舞士气,又不会作茧自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认为,抗战胜利迟迟不能到来,原因是团结不够坚强,而党派存在就是摩擦的根源,为了获得抗战胜利,各党派虽然继续存在,但应停止一切活动,“完全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指导之下,不必各争雄长”。有人赞同加紧团结对于争取胜利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巩固和发展统一阵线,切实奉行三民主义。而最具体的巩固与发展办法,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
也有人对官方的预言失去信心,转而以占卜的方式预测最后胜利之期,其法为:纪时纪月都以“十二”,已有耐人思索之处,而总理孙中山的生日忌日均为“十二”,且国民党员守则信条为“十二”,全国国民应守公约亦为“十二”,足见绝非偶然,“试以此而卜我最后胜利之期:若以总理诞生逝世两纪念日数字之和,与党员守则及国民公约条目数字之和相加,其数为‘四十八’,‘十二’既为纪月与纪时之数,则以抗战至第四十八个月下午十二时——即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六日下午十二时,为我获得最后胜利之时,极为可能”。不信苍生信鬼神,其实是一种无奈。
 
四、最后胜利与胜利之后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久战不胜的国人打了一针强心剂。首先提振了军人的信心,“倭寇发动了太平洋大战”,其国运有在1942年“宣告完结的可能”,是“我国准备及时反攻获取最后胜利的良机”。《国防周报》1942年首期即为“反攻胜利年特大号”。在过去的四年半中,中国虽然得到国际上不少援助,但大部分是靠“自力更生”的力量,用自己民族的血肉“来和强暴的倭寇周旋于战场”。自太平洋燃起战火,单独抗战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是“与英、美、苏各友邦并肩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时期了”。单独抗战,尚能和日本作长期殊死战斗,使日本的人力物力遭受极大损伤和消耗,“陷于进退维谷的泥沼”,现在日本与英、美、中、苏四大强国为敌,以人力物力财力判断,战争的胜负不言而喻。“所以,无疑的今年,已经是到了我们抗战的总反攻的阶段,无疑的,已经是到了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时机!”
光明时刻的到来,绝非侥幸而致,五年来中国英勇壮烈的抗战及为维护人类正义誓死抵抗侵略的民族正气,引起国际人士的关注和同情,“使英美各友邦,不能牺牲这最坚强忠贞的朋友,而对倭寇有不利于中国的妥协。故无论倭寇怎样威胁利诱,如何派遣专使往返谈判,而美国始终坚守原有立场,不为动摇,以致美日谈判失败”,造成太平洋大战之局。“假如我们过去的抗战不能持久,或在抗战中不能表现雄厚伟大的战斗力量,则远东局势的转变,诚难达到今日我们预期的目的”,而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亦将沦于不堪设想的地步。由此更可证明,“争取最后胜利的绝好时机的到来,实是我们数年来的英勇牺牲以血肉头颅所换取的代价,今后我们应如何警觉努力,来把握千载一时民族复兴的最后良机,实为我们目前最重要迫切的问题”。为此,在反攻的征途上,个人要加倍努力,增强抗战力量,团体要坚强战力,严明纪律,全国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振奋英勇,“在世界反侵略大战中,争取最光荣的地位,英、美各友邦,认为我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支柱”,我们要“创造伟大的战果,以报答各友邦对我们的信任”,“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发挥全民族的力量,以“争取中华民族永久的独立生存”和空前未有的光荣。
不过,乐观人士已经宣称1941年是“胜利年”,军事与外交都取得进步,只有“官邪”与“商蠹”两大问题尚待解决。反攻胜利年必须政治上反攻,肃清贪污,扫荡囤积。在新的形势下,浙东三门县基层的国民党人重新检讨自身的问题,新任县长陈诫提出:抗战建国由本党领导,能否成功胜利,要看党员是否尽到责任。保国先要保省、保县、保乡。抗战越持久,必然越来越苦,持久到五年,还可以支持到八年十年。现在重大的危机,在一部分民心不坚定,“大家潜伏一种准备做顺民的心理,看到敌人在浙东凶残的行为”,害怕动摇,如果党员不能领导民众,“一致起来将这危机克服,则抗战大业,将无由完成”。
1942年,由于英、美允诺开辟第二战场,苏联表示此种情况下可以于1943年打败纳粹德国,国人相信1943年能够战胜日本,取得最后胜利。于是1943年新年伊始,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今年是我国抗战胜利,也是同盟国抗战胜利年之开始”。“卅二年的元旦,这正是我们抗战五年来最后胜利年开始的日子。”“三十二年的元旦就在目前了,这三十二年”,就是最后胜利的年头。直到这一年的双十国庆,不少人依然期盼,“暴敌日趋崩溃,民主国家最后胜利的光明日益显著”,而“最后胜利的日期,在联合国精诚团结的共同作战中,也确确实实的已经就在目前了”。如蒋介石提示,中国的抗战与世界的战局,已经走到最高分水岭,“过此一段,即是荡荡的坦途,而目前正在最后胜利以前最大艰苦的开始”。中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成功均无问题,关键就是继续坚持,“突破最后一段艰难坎坷的路程,进入光明胜利的境域”。一些人相信:“过去六年抗战,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一天一天向着光明前进,一天一天接近最后胜利。军事形势的演进,国际大局的转变,没有一点不照着我们最高统帅的‘庙算’逐渐实现。他以往指点的路程,丝毫没有错误。”现在也要完全按照其指示,准备吃更大的苦,突破最后的路程,达到胜利的终点。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似乎越来越没有把握,于是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将目光左盼右顾,不再一味指望领袖的天赋与智慧。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任主席黄炎培提出:“今年是民国三十三年了”,长期抗战中的中国国民,有两件神圣的任务,一件是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把敌人赶出中国”,还有一件就是宪政运动。“有人说,在国民全副精神对敌人反攻的时候,那里还有功夫来提倡宪政,研究宪法呢?”“昨天元旦,立法院院长孙哲生先生解释得很好,吾们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吾们硬要在抗战快到最后胜利的时间,赶快准备实施宪政。胜利越是接近,宪政运动越是急切”。实行宪政,国民与国家关系才能走上正轨,“希望大家来研究这五五宪章”,守法,“今年是决战取胜年,我们要把宪政运动来迎取抗战最后胜利”。
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抗战刊物《国讯》,对于“最近几个月来,敌骑纵横,一面取长沙,陷衡阳”,直逼桂林,并在粤南、湘西、滇边“全力猛扑”的危急形势忧心忡忡,我们要设法争取最短时间内自动的胜利,“这方法很简单,这力量很伟大,就是要在半年以内实施宪政,实行民主”。“惟有予民以权,乃能用民之力。”“惟有实行民主,可以治国与民为一体,亦惟有实行民主,可以增人民对国家之责任。”这意味着民主人士已经认识到,领袖与政府并不可靠,要想战胜日本,必须对政治实行民主改造。
战事长期延续而胜利的曙光迟迟没有出现,忍受了一切痛苦、殷切盼望胜利的民众憧憬着胜利的景象,江西丰城渊源小学的学生聂竞雄作文《想像中抗战胜利凯旋的那一天》,相信最后胜利有绝对把握,“我想当抗战胜利凯旋的那一天,是多么的热烈,多么的兴奋呢?到了那一天,全国是充满着空前热烈的情况,到处的墙壁上一定会贴着许多彩色标语,写上许多响亮而光荣的语句,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悬挂着美丽的国旗随风飘扬,似乎格外光荣。全国的人民和学生,都成群结队的去迎接那凯旋的国军,那时大帝大帝底军号声,有精神的步伐声,夹杂着群众兴奋的呼号,在轰轰烈烈底鞭炮响声中——大家都唱起了胜利的颂歌。那种热烈情况,越想越难以形容了。那时,洗雪了国耻,获得了自由独立的平等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压抑摧残,除了全体国民的责职,我们当然是高兴万分的。这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一定都是很感激将士们不怕流血勇于牺牲的精神哪!”
1944年国庆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我们神圣抗战已经七年有余,现在最后胜利,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具有充份的信心,相信今后的一年,是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我们完成革命最后奋斗的一年。惟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一年之中,如何奋勉自强,以达成这伟大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这一次蒋介石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允诺,的确没有食言。盟军从海上大举反攻,将登陆中国及日本本土,“与我军并肩在大陆上击溃敌寇的鸠巢”,“中美空军已比翼发动大攻势作为总反攻的前导了,这个攻势将是最后胜利的开始”。所以,“最后胜利在今年,今年将是胜利关键的一年”。
尽管如此,实行民主依然是国民的希望所在。中国必须改进之处是:彻底扫除政治积弊,革除公文政治恶习,肃清舞弊贪污风气,尤宜注意改善基层政治,而导入民主政治的轨道;认真铲除兵役弊窦,加强军政训练,使所征之民均能成为精兵劲旅,军民融成战斗整体;迅速扩展民众组织,使每一个人都具有强韧的作战精神,而以自信的力量,驱除萎靡腐化的思想,汇成总反攻的巨流。“倘能如此,军民自能合作,胜利亦必可得。”杨荣国明确表示:要将日本赶出中国国境,需要中国全民加强合作,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化,走上新的民主道路,方能迅速达到新的目的,早日完成抗战的胜利,“抗战促进世界政治走向新的民主,新的民主才能完成抗战的胜利”。
全面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人们欢欣若狂,“天亮了,我们重见光明了!八年来受着敌人摧残蹂躏的我们,重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抗战胜利,灿烂的国旗在街头巷隅飘扬着,迎着青天白日高高的悬起,成了一个国旗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庆祝这最后的胜利?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吧!不,绝不能这样简单,那么让我们来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发扬革命的精神,负起建国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中华民国子子孙孙的福利,我们一定得这样做,中国才能永远强盛,中国才有真的光明。当我们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谁为我们铺上这平坦的康庄大道的英雄。我们这样做,才能对得住我们的开路英雄。亲爱的青年们,努力吧!把自己献身于革命,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这艰巨的责任,除了我们,还有谁来肩负呢!不要退后,不要畏缩,勇往直前,刻苦耐劳,把所学所能,完全贡献于国家,那末民族才能复兴,建国必能成功!”74长期的残酷战争使得国人的头脑变得清晰起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之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广播说:“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75人们深知,“这次战争的胜利,盟邦的贡献甚大,我们的国力真能名符其实列于四强之林,尚待来日的努力,同时八年的战火,使国家元气大丧,更需要积极的恢复,最后胜利之日应当是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建设完成之时!让我们的国家在统一的局面下有计划的完成各种建设吧,国家是永生的,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利用个人有限的生命使永生的国家繁荣滋长,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神圣的使命”。
全面抗战中国遭受了巨大牺牲,如何吸取教训,完成国家的建设,成为战后人们关注的最大问题。抗战胜利的痛苦经验亦成为人们反省的重要参考。有人说,“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将横行半个世纪的日寇镇压得贴贴服服,将我国五十年来所蒙的国耻冲洗个一干二净”。但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政治问题,却因战争结束而格外严重起来”,假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可能全部落空”。主张“中国政治的最后形式,应该是多党的,不该是一党的,任何人都有言论思想的完全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他人的言论思想”,“任何一党一派,都不应该垄断国家的政权”。也有人从发展科学的角度总结教训,指出20世纪的战争,武器起决定性作用,而抗战最大的苦恼是武器不及人,实质上是科学落后的表现。“幸得盟友帮助”,最后获胜,今后应“提倡科学,注重科学人才的训练”,并“使人得其所,才尽其用”。从事科学研究者要坚持不懈,政府要改善研究环境及其生活。
抗战获胜,除了中国坚持抗战,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得到盟国的帮助支持,尤其是美、苏盟军对日本的打击。战后如何处理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成为一大棘手难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演讲“抗日战争之意义”时,就认为“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如果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不久,陈独秀更进一步申论,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而未能收回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就不算是抗战到底。为此,“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有人以辩论会的形式就此展开充分讨论。论辩的甲方提出:抗战时“为了集中火力,打击当前唯一的敌人,只能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不能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抗日只是反帝任务的一部份,要想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在抗战胜利以后,还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必要”81。乙方则认为:英、美、法援助中国抗战,与其说是为了同情中国,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日本崩溃后,中国得到独立解放,将妨碍其在华利益,刺激印度、安南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它们便要改变对华态度。因为其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放弃榨取支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权。因此,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努力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实有绝对的必要!”丙方表示,要想求得中国彻底的自由解放,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固然有其必要,但主观上中国是弱国,抗战中人力牺牲,物力消耗,已经精疲力竭。“打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尚且这样吃力”,“怎能还有力量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所以抗战后继续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理论上虽有必要,事实上没有可能。除非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丁方不同意上述意见,指出他们有的忽略了“现阶段国际形势的特征,把整个世界和英美法的政策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有的完全无视“我们抗战愈打愈强,民族新生的力量日益成长壮大的事实”。“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对立乃是现阶段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目的上,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诸国、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形成反侵略的统一阵线。中国的对日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获得全世界广大的同情和援助。英、美、法支持我们抗战,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护本身的利益,但这一行动与弱小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一致;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反抗法西斯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更重大的世界意义。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不仅将使德、意、日等国发生巨变,而且将使资本主义民主诸国和弱小民族的地位发生变化,整个世界都进步了,英、美、法的政策自然会改变。我们的军队在物质配备和头脑武装上比战前有长足进步;全国城乡人民普遍觉醒,民主政治奠立了初步的基础;内地经济正在开发,基本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民族的新生力量,“正在一日千里地飞快生长”。抗战的最后胜利,正是建立在“这个新生力量飞快生长的基础之上”。如果抗战的结果是打得筋疲力尽,最后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两败俱伤”“都要亡国”,这是日本“诱和速结”的手段。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国家力量加强,可以利用外交手段,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抗战胜利后还要进行大规模建设,初期“免不了要吸收外资和外国技术人才来帮助”,英、美、法等国还可享有利益,不过这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我们的民族利益相一致。
另一问题是,民族主义除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还要援助全世界弱小民族共谋解放。抗战胜利后,安南、缅甸还处在英、法统治之下,为了贯彻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否会和英、法正面冲突?丙方指出:“我们的民族主义与德意志法西斯的所谓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前者以援助各弱小民族独立为目的,后者则以奴役异民族为目的”。必须等到弱小民族自己的主观力量和客观环境成熟,独立运动发展起来,才能从旁援助,而不是出兵打倒英、法,给予独立。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中国的抗战一样,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只能争取同情的援助”。“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苏联对于弱小民族的政策,值得研究和效法。
善良的国人满心希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站在同一战壕的战友,无论国内国际,都会痛定思痛,捐弃前嫌,携手走向未来。日本投降次日,儿童杂志《小朋友》的编者向“亲爱的小朋友”诉说了“最后胜利”的话:
自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来,只为日本人无故进攻我国,累得你们陆续随着你们的爸爸妈妈逃到后方来;有的小朋友,怕还是在你们妈妈的肚子里带来的。你们家里的田地房屋,都被敌兵毁坏了,衣服什物,也都被敌兵抢去了,你们都因此受尽了饥饿、寒冷、疾病等等的痛苦。如今好了!因为我们有坚毅的领袖,勇敢的军队,一心一意地抵抗。八年来的苦战,牺牲了无数的生命,流尽了无数的血汗,终于打得敌人无条件投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亲爱的小朋友:你们是从抗战中长大起来的,国家也是从抗战中得到了胜利,从此你们的教科书上,不再有“国耻”两字,你们将要在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里生活着!你们应该为了纪念死难的军民,奋发地学习!你们应该为了庆祝国家的胜利,快乐地歌唱!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情真意切的祝愿与祈望,并未能够直接付诸现实,列强不肯轻易放弃既得利益,专制独裁更不愿失去权力,中国不得不再次经历战争的洗礼,才能浴火重生,进入和平的新时代,从此不再有“国耻”。
 
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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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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