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之夏|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人事与军队中央化

发布时间:2021-07-08 14:19   本文被浏览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开始重新重视国共分裂后逐渐荒废的军队政治工作,期望以此提振军队战斗力。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设立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其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三大业务之一即为“海陆空军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上至行营、战区,下至军、师的各级军事单位,开始普遍设立政治部,以推进军队政治工作。

根据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制,各级政工机构独立于部队,自成一体,业务及人事均直接听命于军事委员会的政工主管部门,不受各级部队长官节制。抗战前,政工人员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负有监视部队长官的任务。尤其在地方部队中,政工人员常试图掌握部队实际力量,利用部队内相互之间的联系及矛盾,以此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因此地方部队长官多视政工人员为中央派出的间谍,双方常存在猜忌甚至冲突。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极力想改变国民党军队内部视政工为特工的普遍看法,以便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提高军队士气、加强官兵抗战意志的作用。然而,通过考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操作可以看出,该部对各级机构的人事安排及政工人员的培养、调训仍不免存有利用政工推进军队中央化的考虑。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对政工人事及其派系色彩这一面向的关注。尽管已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仍带有“战前政工延续下来的特务传统”,但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通过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各级军队政工机构的人事安排,揭示其背后所呈现的派系政治因素,并结合国民党高层对政工人员的定位,探讨战时政工人事安排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效能造成的影响。

一、黄埔系对政工人事权的掌控

1920年代中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及苏联顾问的协助下,国民党将苏联的党军制度引入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设置党代表和政治部,主持政治训练及党务工作。这一制度确保了党对军队的控制,也促使国民革命军形成了与军阀部队迥异的特点以及更强的战斗力,在北伐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党务及政工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国民党在国共分裂后遂取消了军队党代表制度,军队政治工作也随着政治部的缩编而逐步荒废。1930年开始,为适应“剿共”军事需要,国民党陆续在各地“剿共”部队中恢复政工机构。此时虽设有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作为名义上的全国最高机构,但该处徒具形式,并无实权指挥下级机构。因此,恢复初期的军队政治工作组织混乱,各机构缺乏协调联系,大多各自为政。
1932年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状况,蒋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蒋介石当时虽然控制着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和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体的黄埔系,但前者与反蒋派的斗争表现并未令其满意,后者则没有形成组织。于是蒋介石授意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在黄埔系内部建立复兴社这一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复兴社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层军事干部,且多为政治军官而非带兵军官,军队政工系统自然成为该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
复兴社成立后便开始有计划地整合统一军队政工系统,以期实现黄埔系对该系统的完全掌控。1932年6月,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被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简称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副处长刘咏尧,秘书长袁守谦,设计委员酆悌、潘佑强、萧赞育、桂永清、曾扩情,这些人均为黄埔一期毕业生、复兴社核心骨干成员。次年2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及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同时被撤销,自此军委会政训处得以统辖各部队、学校、机关的政工系统,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形式与领导系统。随着这一时期军队中央化的推进,军队政工系统也从中央军逐步延伸到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地方部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对原有军政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在1938年初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中,由原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政训处和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三个机构合并扩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该部成立前,蒋介石指示即将出任部长的陈诚要多容纳党外人员。这一指示在政治部最初的人事安排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员周恩来和第三党领袖黄琪翔担任,秘书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兼任。政治部成立时,总部670余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40余名国民党党员。即便是政治部内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要求政工人员普遍入党后,仍有130余人声言以国民立场参加抗战工作,拒绝加入国民党。
尽管政治部最初由各党派合作组成,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未改变黄埔系对军队政工体系的控制。政治部虽然容纳了不少各党派人士参加工作,但其工作方式并非混编工作,而是将相似背景的人分别集中于各厅处,权限有着明确的分野。若从党派的角度观察,政治部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即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民众组训的第一厅和第二厅,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以及主管部务、经理工作的总务厅和秘书处。第三厅初期由副部长周恩来主管,郭沫若任厅长,二人于1940年8月调离后,厅长则由文教界出身的国民党党员出任。总务厅和秘书处的负责人多属于先后任部长的陈诚和张治中的亲信。第一、二两厅始终由黄埔系复兴社牢牢控制,历任厅长均为黄埔早期毕业生、复兴社骨干成员。其中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历任厅长为贺衷寒(黄埔一期)、杨麟(黄埔一期)、袁守谦(黄埔一期)、刘咏尧(黄埔一期)、刘子清(黄埔二期)、邓文仪(黄埔一期),该厅下属各科室负责人也多来自原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述三部分中,部长陈诚、张治中虽然与复兴社存在部分矛盾与冲突,但广义上他们均可被视为黄埔系,在本文所讨论的军队中央化这一面向中,双方的利益基本一致。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军事委员会要求,各级军事单位开始设置政工机构,它们独立于部队,自成一体,业务及人事均直接听命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7年底,国民政府根据作战需要,将全国划分为数个战区,各战区司令长官部不仅统率辖区内各部队,同时对战区内党政机关有一定的指挥权。鉴于战区的重要地位,各战区政治部的人事安排无疑值得重点关注。战区初设时,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应军事委员会要求设立政训处,由于战事紧急,其人事多为司令长官自行安排。1938年初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后,各战区政训处陆续改组为政治部。关于战区政治部正副主任人选,军委会政治部名义上致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请其推荐,但在实际任命时大部分由中央委派,对于各司令长官私自任命之人,政治部则陆续以各种借口调换。
1937年10月,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设立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指派李世璋出任处长。李世璋与中共曾有较多来往,为开展工作,他邀请共产党员朱瑞以私人身份担任政训处上校主任秘书,并接纳大量共产党员参与政训处工作。1938年4月,复兴社的萧作霖向军委会政治部汇报:“第一战区政训处长李世璋言行有反动嫌疑,闻系第三党,恳加注意。”军委会政治部随即趁战区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之机,指派黄埔一期的袁守谦担任战区政治部主任。袁到任后遣散了原政训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调入他由中央带来的部属,各科室主管均换成黄埔毕业的校级军官。“原来带有各党各派合作色彩的政训处,一变而成为黄埔系一统天下的政治部。”
1938年夏,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派其心腹李煦寰担任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在任期间任用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文化人士。1939年1月,张发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了同余汉谋争权夺利,张发奎随即要求中央派员重组第四战区党政军机构。军委会政治部正好借此机会改组第四战区政治部,指派黄埔二期的丘誉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及各组组长也均由黄埔毕业生充任。张发奎曾表示:“四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是由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的。我从未安排人员到政治部,那是一个附属单位,它由军委会政治部供养。”
但在部分地方实力派控制较严的战区,政治部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1937年底,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逐渐桂系化。作为国民党内势力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桂系人事向来自成一体。抗战前,桂系第五路军政训处主任由桂系少壮派韦永成担任,各级部队政工人员也多为桂系自行训练委任。1938年秋,第五战区应军委会政治部要求成立战区政治部,李宗仁推荐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潘宜之担任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政治部虽未直接拒绝,但指派黄埔一期的徐会之担任副主任,并任命了主任秘书以下各科人员,希望以此架空潘宜之。这种做法引起了桂系的极大不满,在李宗仁直接干预下,军委会政治部被迫同意由桂系的韦永成出任政治部主任,但仍派黄埔三期的张元良担任副主任,并带入各科科长,以对战区政治部施加影响。“这样桂系既保持了战区政工的领导权力,也尊重了中央。”
1938年底,军事委员会于南岳军事会议上重新划分战区。截至1939年底,各行营、行辕、战区政治部人员安排情况如下表:

可以看出,各战区政治部主任大部分均为黄埔毕业的复兴社骨干成员。在可控范围内,该职位基本不会由黄埔系以外的人出任。如1940年,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病故,司令长官薛岳向军委会政治部拟请由副主任彭国栋升任主任,政治部仅回电“暂为代理”,并很快指派黄埔一期郑炳庚接任主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的张彝鼎虽非黄埔毕业,但也是复兴社成员。即使有时不得不在主任人选上做出让步,军委会政治部也必定会安排黄埔出身的副主任。1940年8月,余汉谋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再次指派李煦寰为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随即派黄埔四期的李国俊担任副主任。
唯一例外的是第二战区政治部,没有黄埔毕业生或复兴社成员担任领导职务。该战区几乎是阎锡山严密控制的独立王国,战区政治部主任赵戴文、副主任梁敦厚都是阎锡山心腹,黄埔系根本无法安插人员进入。另一名副主任何绍南则主要在陕北的绥德地区负责封锁延安,不负责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不仅如此,对于军委会政治部派往山西的中下级政工人员,阎锡山也多不予接受。
战区政治部作为军委会政治部直辖单位,对辖区内各部队政工机构及工作团体有指挥管理之权,地位十分重要。军委会政治部在陆续控制各战区政治部后,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掌握下属各军、师政治部的人事任命权与业务指导权。根据规定,战区政治部可直接调派所属单位中校以下人员,对于上校以上人员,则需先汇报军委会政治部,待其核准后调派。
通过军委会政治部及各战区政治部的人事操作,各军、师政治部主官也逐渐由黄埔毕业生充任。1939年5月,45名军政治部主官中,33人毕业于黄埔一至六期。截至1940年6月,旅以上政工专任主官共计318人,中央军校出身的有215人。尽管如此,中央军校出身政工主官大多集中于中央军部队或者实力较弱的地方部队,如西北军、川军、湘军等。那些势力较大的地方部队仍对中央派遣的政工人员持抵触心理。有些虽接受中央派遣的政工主官,但多限制其随行人员的数量,并加以防范,使其难以展开工作。如在桂系部队中,“每一个师容纳一两个中央派到战区政治部等待分配工作的人。这些人到了桂系部队就会受到客气和防备的待遇。”除桂系外,在山西阎锡山、云南龙云和粤系部队中,外派政工人员相对较难融入地方武装。1940年,贺衷寒曾向蒋介石报告:“政治部成立后,凡政训处时期中未由中央派遣政工人员之各部,如粤、桂、滇、晋各部,至今仍仅由政治部发给原有各部政工之经费,政工人事方面,未能及时调整。”

二、政工干部的调训与培养

抗战爆发后,政工机构普遍设立于全国部队且深入基层,政工编制迅速扩大。原有政工人员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远远不能满足新的需求,训练政工人员以充实各级机构便成为军委会政治部最急迫任务之一。政治部尚未成立时,蒋介石即手谕陈诚:“政治部各级政训人员之训练养成及其总数及各部队原有政训人员之调查,应速确定。”政治部自成立后召集主办各类培训班,一方面调训既有政工干部,另一方面培养新人。
在国民党军队中,学缘关系是军中用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的形成提供潜在基础。黄埔系的形成即源于学缘关系,因此他们十分注重通过学缘发展自身势力。早在抗战前,黄埔系复兴社控制下的各系统即多选用中央军校毕业生加以培训并任用,如各地方及学校的军训教官大多是从“康泽主持的星子特别训练班和梁干乔主持的南京政治训练班调派的,这些班的学员原来都是黄埔各期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复兴社”。军委会政治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开办的系列训练班都带有浓厚的黄埔色彩,培养各级军官对中央的认同,成为战时国民政府推行军队中央化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
抗战爆发初期,全国军队中的各级政工人员只有近3700人。其中有人从未接受过政工训练,专业知识匮乏,业务能力参差不齐;还有部分人员为地方部队自行任命,带有浓厚派系色彩,缺乏对中央的认同。为此,蒋介石在政治部成立时就要求陈诚:“对于现任各军师之政治人员,应即设计分批召集会议与训练。”抗战爆发后,不仅政工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各级编制也有所扩大,尤其是政工延伸到连级,新增大量基层干部需求。直至1939年,蒋介石仍强调:“政工最急者为大量训练中、下级干部。”新增干部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军事工作转任政治工作的普通军官;二是经过集中训练的青年学生。前者多为中上级干部,后者则多为基层政工人员。
对于既有的政工人员及转任政工的普通军官,政治部多借中央训练团及各战区政治部所主办的相关训练班施以调训。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各部队常处于作战及移动中,干部调训难度较大,因此进展较慢。1939年,全国师级政治部主任共计323人,其中仅52人接受过调训。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军委会政治部为达到蒋介石“师以上政治部主任未受党政班训练者九月前应召集训练完毕”的要求,计划由中央训练团在一期内调训未受训的师级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及已受训主任所属单位的秘书长近500人。除此之外,中央训练团还计划在一年内调训师以上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组长干事)542人,军医院政训员227人,独立旅级军事单位政治部正副主任85人,秘书、科长(或组长干事)145人,各部队团指导员923人,行营、行辕、战区、集团军政治部秘书、组长214人。
集中调训,是政治部对非嫡系部队军官进行思想统一的绝佳机会。政治部利用各种方式宣扬效忠中央,以此动摇其对原长官的忠诚。对部分非中央军的军官,政治部以更高的军衔为许诺,意图将他们调至中央军部队。如政治部曾对接受调训的桂系一七四师政训处覃德流表示“(他的)才能品行不只够格当上尉,即使连升两级也不过分”,并询问他“想不想调到中央部队去”,“愿不愿意做领袖的最忠实信徒”。对于即将返回原部队的学员,政治部也力图加强他们对中央的认同。时任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贺衷寒在接见受训人员时会表示:“回到原部队以后应该时刻记住团长和副团长的教导。如果工作发生困难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一定给你解决困难。离开了战干团就不要忘记战干团的长官。”
与此同时,各地方实力派对军委会政治部的调训也充满警惕。白崇禧就曾要求桂系受训人员绝不可私自参加复兴社等组织,受训结束必须返回原部队,若在训练中被问及最崇拜谁,桂系人员“应排列次序回答:第一是蒋介石,第二是李宗仁,第三是白崇禧,第四才是陈诚,千万不要把陈诚放在李、白前头”。
仅靠黄埔毕业生无法满足战时政工干部的需求,且黄埔学生多担任中高级政工岗位,根本无法保障日益扩大的基层需求。为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将眼光瞄向大批战时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为收容失学失业流亡青年为抗战所用,政治部于1938年1月在武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全国学生军筹备处。4月,该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以下简称战干一团),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战干一团分设学员大队、学生大队及女生大队。其中学员大队主要是抽调各部队政训处原有政工人员,学生大队与女生大队则是收容战区的失学失业青年。
在军委会政治部召集组织的战干一团中,各级队长、指导员多为黄埔毕业生,该团以黄埔校歌代为团歌,培养学生对黄埔的认同。基本训练课程除敌情研究、兵要地理、地方建设、兵役、行政组织、地方建设等实用行政科目外,还包括总理遗教、孙文学说、领袖十年来抗战言论集、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军人精神教育等政治科目。这些训练课既为教育受训学生本身,也为其毕业后从事基层政工做准备。战干一团还设有政治部,专门负责教导学生绝对拥护和服从领袖。蒋介石及陈诚亦非常重视战干一团,时常巡视检阅并发表讲话。根据受训者回忆,蒋的讲话内容多为“只要你们跟着我革命,听从我的话,遇到困难,遇到打击,找我团长”等,虽多为笼络部下的陈词滥调,但对流亡青年学生仍有一定鼓动力。为加强认同,形成组织,政治部还要求战干团受训青年集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政治部为加强受训学员的凝聚力,还仿照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的做法,明令要求受训人员毕业后形成组织,与军委会政治部保持直接联络。根据其颁布的《军事委员会各战时工作训练团及军校各分校政训总队学员通讯暂行办法》,各政工机构需要遴选两名毕业学员担任通讯员,定期汇报以下内容,“各毕业学员生日常生活情形及工作概况;工作进行中遇有疑难问题、请求指示之事项;对工作之意见与感想;当地党务、政治、军事及民众组训、精神动员等情况”,还要互相监督,汇报“同学中有工作不力、思想动摇、生活浪漫、行为失检、请求设法纠正或制裁之事项;同学中有经济困难之事项”。为便于搜集通讯材料,于同一单位服务的毕业学员还须构成通讯网互相通讯。就材料而言,通讯内容远超过一般政工人员所负责的范围。由此,政治部不仅强化了对各培训班受训人员的控制,还借此形成一特殊情报网络。
抗战爆发后,各地方党政军机构都积极开办各类培训班,吸收失学失业青年,这虽然为抗战培养了人才,但也助长了地方派系势力,显然同国民党、蒋介石欲推进的军队中央化意愿相违背。为此,蒋介石特别指示陈诚:“各战区青年学生之训练教育务求统一,而以政治训练尤为重要,应即派员主持为要。”1938年3月,陈诚要求:“为统一全国失学失业学生之训练,并确实养成革命干部计,兹将全国各省所有特种训练,均著隶军委会,定名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而各省所办者,冠以第X团之番号,如现政治部所办者为第一团,李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办者为第二团,刘主任(刘峙)所办者为第三团,其余可类推。”1939年初,政治部政工会议进一步决议:“凡属政治教育性质之特种学校或训练班中未经中央核准者,一律取缔,所有学生分别予以转学或送干训团。”
对此,地方势力多怀有强烈抵触心理,军委会政治部统一训练教育的过程并不顺利,政治部与桂系关于战干二团的冲突就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体现。1937年底,李宗仁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招收大批华北苏皖地区流亡学生和知识青年。次年元月,该团迁往河南潢川,改称“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亦被称为“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该团各级干部皆来自桂系,毕业生也多被充实到桂系各级单位,俨然成为桂系培植势力的工具。1938年4月,军委会政治部要求该团改组为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二团,并委派大量干部,准备接任各级职位。桂系对此产生强烈不满与抵制,该团学员随即仓促毕业,政治部最终只得被迫撤销战干二团的番号。
军事委员会所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国民党军队培养了大量基层政工人员。战干团学生大多为来自战区或沦陷区的失学失业青年,没有地方派系色彩且有较强的抗战热情,训练课程进一步培养了他们对中央的认同。截至1939年底,战干团累计培养16986人,其中失学失业青年15508人,毕业生有半数以上分配至各部队及地方军训部门担任下级政工干部。
至1940年,政治部编制人员已达28099人,训练工作的重点转为对现有人员的轮番调训。对于中上级干部,中央训练团也举办过五次大规模训练,通过五期党政训练班调训政工干部近2000人。对于中下级人员,则视情况由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或各战区政治部组织相应训练班施以调训。

三、政工人员的定位

抗战前,防范共产党及同化地方部队是政工人员主要任务之一。军中各级部队长官多将政工人员视为中央派出的特务,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监视自己而非提振部队士气。政治部也承认:“过去政工人员多少负有特务性质,因此和部队长不宜协调。”为使政工人员摆脱这一负面形象,蒋介石与陈诚都多次公开表示政工人员应服从部队主官。政治部甚至在1939年的南岳政工会议中直接提出“反特务”的口号,随后训令政工人员“对各级部队主管长官应服从,更不可有监视其主管长官之形态。并通令各部队主管长官,对于其所属部队之政工人员,应负责指挥及考察监督其政治工作人员之权”。
然而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尽管抗战期间不同系统各部队多能齐心抗日,但他们对于来自中央的政工人员依旧心生猜忌。即便政工人员努力与部队长官维持良好关系,尽心从事政治工作,使后者认识到政工在提升士气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部队仍具有很强的防备心理。第一五○师政治部就曾在报告中指出:“川军自出川后,对政工即表好感,自经此次转进后,更感政工之重要。但其虽感政工之重要,至其内政,如经费人事等,仍不愿政工人员过问。”
地方部队对中央派遣的政工人员猜忌并非无中生有,抗战时期的政工人员确实依然带有一定的特务性质,是国民党推行军队中央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诚曾在政治部成立之时公开表示:“政训之目的,在于将军队由私化公,由坏变好,使之成为国家之武力。”川军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政治部主任陈舜统(黄埔六期)在呈蒋介石和陈诚的报告中明确写道:“舜统奉命主持七十八军政治部,就职之初即决定政治政训工作并重。除政训工作按照部令办理外,关于政治工作,窃谓应随时策动本军中央化,俾我领袖建军政策,得以普遍实施。”各级部队政工机构均定时向军委会政治部汇报部队及带兵军官的情况调查,如新编十七师政治部对该师营长以上军官的考察内容不仅包括业务能力、抗战态度等,还包括嗜好、财产情况、对领袖信仰、对主义认识、对各党派态度等。
从蒋介石对政工人员派遣之轻重缓急的态度中也可看出,蒋介石其实未能摆脱利用政工控制监视地方部队的惯性思维。政治部尚未正式成立前,蒋介石就不断催促陈诚向处于前线的地方部队派出政工人员。1938年1月,蒋介石在河南军事会议中逮捕韩复榘后随即指示“速派第三路军政工人员”。不久后,他又提醒陈诚“第五战区第三路军与川军沈部及东北军万福麟部、缪(澂流)部、于(学忠)部,又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之政工人员应速派往为要”。为保持政工机构的独立性,使其可以不经部队与中央直接联络,蒋介石还要求“各师政治部应各发给无线电机一架”。
根据《第二期抗战前方部队政治工作实施纲领》要求,政工人员需要负责:监督部队经济公开;考核部队赏罚;考核并报告虚报军情;对部队命令通报报告参加意见并考核命令下达后之执行程度;参加军法会审;协助考核并健全部队组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各战区内各军师各级政工人员应负督战职责,每星期及每一战役经过,必须由其各师政治部主任直接电告政治部,转呈本委员长为要。”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其他部门也将政工体系视为可利用之特务工具,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曾致电陈诚,“据密报新十七师师长刘树成、旅长罗后树等近在川省马边组织通宁公司,并由刘树成拨给该公司枪千支等情,该公司系何性质,内容如何,请密饬该师政治部主任秘密调查”。
蒋介石曾训示政工人员,希望他们既要与部队主官形成良好关系,避免“怀与带兵官对立心理,形成部队里两个重心”,又要发挥其独立性,起到监督作用,防止“与带兵官敷衍勾结,同流合污,无形放弃职守”。根据这一要求,政工人员实际被赋予性质全然不同的两重职责:第一是协助部队主官,对各级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第二是监督部队主官,随时调查并检举其不法行为。
在没有明晰的规章制度确保政工人员地位的情况下,这样的双重职责实为政工人员工作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立夫曾表示:“教育部长必须以德服人,而调统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总觉以力服人为可怕,不宜兼任也。”政治训练即是教育工作,而调查监督则和调统工作如出一辙,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恰恰集两者于一身,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在派系林立而普遍互不信任的国民党军队中,政工人员很难妥善处理其与部队主官的关系,几乎不可能同时完成这两项使命。无怪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始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积极推行军队中央化,派遣黄埔毕业的军官进入各地方部队政工系统是其主要手段之一。各级军队政工机构遍布于部队,拥有相对独立的人事系统,自然在这一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政治部大力发展军队政工,既希望通过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又意图借此进一步推行军队中央化。相较于直接调入军官接管军权,派遣政工人员较易为地方部队所接受。在军委会政治部的人事操作下,黄埔系逐渐实现了对各级政治部的掌控。同时,经过战干团训练,对于中央有较强信仰的年轻干部作为政工指导员大量进入部队基层。
抗战期间,地方部队在逐渐中央化后作战能力往往有所提高,这主要因为中央派遣的军官大多接受过较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素质较高。同样,军委会政治部在战时的人事安排及培养、调训工作也确实提高了各级政工干部的业务水平。黄埔系的中高级政工人员大多从事政训工作多年,其中不乏军校政治科毕业生,拥有丰富的经验及较高的专业水准。战干团学员虽仅接受短期训练,但毕竟多是较成系统的训练,总体受训实效仍强于各部队在战地临时组织培训或直接由士兵调任的政工人员。军校及各训练班教育注重民族主义教育,毕业生相对具有更强的国家民族观念及抗战意志。
然而政治工作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在政工人事安排中优先考虑军队中央化,会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妨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人事安排注重派系因素,势必忽视其他因素,如为削弱部队的派系色彩,军委会政治部派至粤、桂部队的政工人员大多刻意避开两广人士,结果造成政工人员因语言不通而无法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地方部队各级主官本就很难与来自中央的政工人员形成互信,后者被赋予的监察职能更进一步妨碍二者的关系,这也破坏了政治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相当影响政治工作的有效推行。战时军委会政治部的政工人事运作尽管对军队中央化和政工人员专业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也因地方军队主官对政工人员缺乏信任基础,而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效能,以进一步提振部队的战斗力。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二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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