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讲堂第31期《抗战中的宋美龄》

发布时间:2018-11-07 12:36   本文被浏览过:

主题:抗战中的宋美龄
时间:2018年10月28日  9:00-11:00
地点:安德门大街48号博物馆二楼
主讲人:杨菁

主持人:我们讲座9点钟准时开始,大家把手机调到静音。课堂大讲堂31期我们有请到了浙江工业大学的杨菁教授,给我们讲一下宋美龄。宋美龄是抗战时期非常有名的,也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女性,尤其她1943年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现场有25万美国人在听,所以她当时为抗战募捐,对我们抗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她是唯一是一个中国女性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女性,所以我这期有请杨菁教授讲一下抗日中的宋美龄,讲讲宋美龄的一生,大家欢迎。

杨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在民间抗战博物馆与大家见面、交流与分享。刚刚主持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宋美龄,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宋美龄。关于宋美龄,自2003年10月她去世后,对她的研究渐渐热了起来。宋美龄是宋家最长寿的一个,也是宋家唯一跨越三个世纪的人物。宋家以“宋氏三才女”闻名海内外,在中国大陆有一句简单概括宋家三姐妹的话流传了很久,即“霭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却也是片面的。要说宋美龄的“爱权”,实与蒋介石有莫大的关系,是蒋介石为她施展政治才华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与舞台。参与解决西安事变,是宋美龄政治才华的第一次华丽展现。她一生最光辉的政治亮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世界,在祖国面临危难之际,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为国家承担责任,作出贡献。下面我主要就三个话题即宋美龄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战时妇幼工作与战时夫人外交展开说一说。
一、宋美龄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共两党走上团结抗日的重要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惊国人,亦令世界瞩目。宋美龄于双十二事件发生后出场,力促事变和平解决,并积极勇敢地担当了旁人不可替代的角色;事变和平解决后,她又即刻撰书公开事变的处理过程,藉此大力“吹捧”蒋介石,宣传中国。在当时,宋美龄的这两个举动都曾遭到国民党内的阻挠与非议,而之后的历史证明,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都不容低估。
      先说说宋美龄的赴陕救夫。1936年12月22日晨,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飞赴西安。这时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局面经过前一段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协调沟通后有了一些缓和,但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因为南京只暂停了对西安的飞机轰炸,陆地攻击并未停止,调兵遣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只是尚未完成对西安的围剿部署。面对南京对西安的攻势,不仅张学良有应战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亦决定积极应对。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时即发现,“张与杨的军队跟共产党组成一个难以应付的集团,假如他们的目的、力量及地域统一的话,可持续作战数月”。就在南京与西安都有政治解决之意却仍剑拔弩张的情势下,宋美龄一行飞抵西安。
      宋美龄的到来令蒋介石感动唏嘘不已。宋美龄则不顾劳顿马上展开活动,她不仅抓紧做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工作,还与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谈判。在严峻的形势下,经过谈判,“释蒋”很快成为三方共识,只是在什么条件下“释蒋”成为争论的焦点。时至24日,宋氏兄妹临来西安前南京方面提出的停战三日的期限将至,而蒋介石既未在协议上签字,也不可能马上履行协议上的任何措施;对西安方面来说,如何保证蒋介石回去后不会反悔呢?中共中央主张蒋介石与南京方面作出书面保证,并部分履行协议后再放蒋。在周恩来与宋氏兄妹谈判时,两宋担保的是蒋确实停止“剿共”,并对中央军撤离西北负责。两宋的担保因蒋介石的手谕而得到部分兑现。据蒋坚忍回忆,24日“由铭三携委座撤兵手谕飞返洛,一面由洛电话报告孔代院长、何军政部长,一面复由余偕蒋铭三飞赴华县前线,以手谕传示各将领,前方均将所部撤退一千米远,以免冲突”。在蒋介石看来,以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种处境下,遑论签署文件,亲口作出任何承诺都将有损他的尊严和权威。而“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杨虎城也坚不同意,为此他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辩”。此僵局似乎无法破解。宋美龄只有一面直接参与谈判,一面从民族大义、道义及情感等方面加强对张学良的“攻势”。在宋氏兄妹看来,“共产党掌握整个事件之钥”。25日上午,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一同见了周恩来。应周恩来要求,周恩来与蒋介石作了第二次会面。宋子文在日记中对蒋、周二人的第二次会面有一段记录。
      就宋子文日记看,周恩来、蒋介石二人的谈话比较顺利。周恩来与蒋介石第二次会面后,蒋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25日下午三时,张学良未与周恩来、杨虎城商量,径自亲送蒋介石一行飞往洛阳。虽然此时 “释蒋”已成三方共识,但张学良不顾一切乃至有违“三位一体”的举动的确出乎众人的意料。而此举当是张学良一贯作风、性格及其当时思想、信仰综合交错的结果,至少表明了他的心志——“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张学良有此举动,宋美龄的影响不容忽视。那么宋美龄的攻势究竟对张学良发挥了怎样的效力?张本人未谈及此中内情,后人亦只能根据宋美龄与张学良的关系、宋美龄在西安的言行等作出个人的分析与推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宋美龄对24、25两日来她的心情、她与张的交谈有一段回顾,姑且作为宋美龄对张学良影响的一个参考。宋美龄反复对张学良说的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频频警告张学良,停战限期将至,她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并告诉张说,如若于此时恢复蒋介石自由,不啻赠他们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二是提请张学良注意,立即释放蒋介石,这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张、杨提出的要求,“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蒋介石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对25日张学良送他们赴机场的细节有一段描写,照宋美龄的说法,是她坚主即行离开,才有当日的飞往洛阳之行。而比照诸多亲历者的回忆及后人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的研究,宋美龄此说似乎是独家之言。是真是假,答案已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离世而长眠于地下了。
     不可否认的是,就当时的情势看,张学良的一意孤行似乎是破解僵局的不是好棋的好棋。毛泽东事后对张学良此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时任驻德大使的程天放在日后回忆西安事变时指出:“讨伐和商谈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收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假如当时中央不采取严正立场,而表示可以磋商张所提条件,那么张学良气焰必然高涨,决不是短期之内可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中央的威信也必然受损失。相反地,假如当时只有军事行动,而没有从中调解的人,张学良可能不顾一切,铤而走险,那么对委员长显然不利,也决不是中国之福。”南京不“采取严正立场”,是否会令张学良气焰高涨,在此姑而不论。程天放的回忆强调了从中调解之人的重要性,而宋美龄就是这从中调解者之一,而且,她这个调解者的角色还无人可以替代。
      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谈了她对张学良的工作,而其实她飞赴西安对说服蒋介石并促成三方谈判更为关键。宋美龄在赴西安前对西安事变的解决及她在其中的作用有这样一种认识:“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此前宋子文的西安之行,有两项作用是明显的,一是坚定了政治解决的想法,并由原先的“劝导叛逆者”转为设法说服蒋介石,同时向南京方面传递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的主张和条件,为接下来的谈判打下了基础;二是坚定了让宋美龄赴西安劝蒋的想法,促成了宋美龄的西安之行,有效延缓了南京对西安的攻击。事实上,在宋美龄抵达西安前,蒋介石已得知中国共产党决议不杀他,主张通过谈判以达成在其领导下一致抗日的目标。于是,蒋能否在被“胁迫”的境况下,与事变发动者及中共进行谈判,成为问题的关键。宋美龄的到来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瓶颈”问题。宋美龄抵达西安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总结来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的政治主张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当时那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下,国民党中枢坚持讨伐,各省党部、军队高级将领纷纷致电中央支持讨伐,报纸上也是一片责骂张杨之声,宋美龄能保持冷静、力争和平解决,实在非一般女子所能为,她的意志、她的坚强,此时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宋美龄也正是以自己的行动阐释她对新女性的认识。蒋介石、张学良是贯穿事件始终的主角,宋美龄以她的身份和情感,成为唯一能够深刻影响两位主角的人,在把握政治全局的前提下,宋美龄以其特有的女性魅力缓解了冲突,最终推动事变朝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再论宋美龄的撰书宣传。西安事变结束后,宋美龄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小册子。回忆录以记叙形式,夹叙夹议,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解决事变的过程,以及宋美龄对西安事变及解决事变各个环节的看法。蒋介石则令陈布雷捉刀,写了一本《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6月,南京正中书局将两本小册合刊出版,吴敬恒在扉页题写书名《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而该书的英文版已先期出版。5月26日,宋美龄电函蒋介石说:“西安半月记及回忆录之英文本前日已出版,中外人氏争购一空,有添印不及之势,外国各报评论一致赞美,印象不能再好,英美各国舆论对此亦时有良好评论寄来阅之,殊为愉快,想吾兄亦必乐闻也。”
      国民党内不少人对蒋、宋二人著述的合刊出版微词颇多,并曾阻止宋美龄回忆录的出版。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宋美龄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及对事变整个过程的叙述,与蒋介石的说法有矛盾。更有一些国民党人极度不满宋美龄在书中高调和平解决,及对讨伐派的指责。而国外媒体好评如潮,虽不能说代表了舆论的全部声音,至少也是部分甚或是大部分的声音。这或许正是宋美龄坚持两篇著述同时出版所要的效果,她要藉此宣传中国。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不佳。在日本侵华咄咄逼人,中国国势危殆之际,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是政府必要之举。西安事变既已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事变的和平解决亦为英、美等国所乐见和赞扬,藉此大力宣传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及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坚持和平解决的主张和行动,何尝不是一个宣传中国、吹捧蒋介石的好机会呢?
      董显光认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错误。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鄙视自我宣传。因此,在今日全世界充满了有组织、有力量宣传活动的时代中,中国人还保持着不赞扬自己的谦逊观念。”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府,非常需要向世界尤其是英、美国家宣传自己的抗日决心和准备。自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对日让步、默认日本侵略的现状。重塑中国政府——在时人眼里即蒋介石政府的形象,实属必要。

      西安事变的发生令世人震惊,它的解决富有戏剧性,亦有些出人意料。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话”,以示其获释返京是张、杨在他“伟大人格”感召下“勇于改过”的结果,该文立即遭到西安方面的批驳。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杨虎城亦发表声明,皆披露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蒋介石自然不愿承认。毛泽东与杨虎城声明既公开发表,对受众会产生什么影响无法预料,即便没有看到声明的人对西安事变如此结局亦会有种种猜测。蒋介石一直强调“生死事小,人格事大”。想要制止“流言”的传播、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当事人自己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详细解释。宋美龄坚持《西安半月记》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合刊出版,正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向外界公布西安事变之全过程。从传播学角度看,传播行为中所说的信息并非只是“事实”或“真相”,也“不仅仅是新闻或指导或我们在百科全书中找到的那种资料”,此处的含义,“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虽然“传播行为的全部意义是难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每一个传播行为,每一个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各自有一套目的和原因”,但从传播者传播的信息及其对受众反馈意见的态度,大致可以对这种传播行为的目的作一些推测。
      合刊出版可以提高蒋介石的政治声望。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内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多有批评,西安事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半个月中,媒体对蒋介石的曝光率是蒋执政以来最高的,蒋介石的“被劫持”使他的政治声望前所未有的迅速提高,他成了各方公认的唯一领袖。当时的社会无论对张学良、杨虎城还是蒋介石,都持有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张、杨的行为受到各方批评甚至谩骂,另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抗日主张为多数人认可和接受,也是众人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蒋介石,一方面他在西安表现出的 “伟大人格”令注重气节、讲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人佩服、敬仰,另一方面他改弦更张,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转变令国人感到欣慰,也是英、美等国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种气节的坚持与政策的转变,本身是一此长彼消的关系,要令其平衡实非蒋介石一人所能为,如今由蒋、宋二人以各自的角色分别就一个方面予以重点阐述,就媒体的反应看似乎两者都得到了彰显,蒋介石的政治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安半月记》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蒋每一天的活动,包括日常生活、与他人的接触及思想活动等,令人感觉真实、坦率。字里行间显露出的坚韧、勇敢,对人格的重视,即如司徒雷登所言“国家之托付较重于生命,故宁殉国而死,不甘误国而生”,不由得令读者肃然起敬。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则以其躬亲之经历,以女性的视角,叙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艰难过程。英、美国家,作为事件的局外人,当看到事变有可能引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危及到他们在中国之特权时,他们迫切希望事变尽快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的努力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最终,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安全了,中国出现了团结统一的局面,这是英、美希望看到的结局,他们亦非常欣赏蒋介石在解决问题过程表现出的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精神,以及宋美龄的坚强、勇敢。诚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宋美龄在营救蒋介石过程所展现出的勇敢、独立,为美国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无限的想像空间,为她能负责别的女性所不可能有机会负责的政治斡旋活动喝彩。”在他国的眼里,中国第一夫人的精神不仅是她个人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她的国家。
      就前述宋美龄致蒋介石信的内容看,她非常在意英、美等国对此书的反应,她欣喜地看到了受众积极肯定的反馈意见。欲令受众愿意倾听进而接受传播者的观点,可以采用很多方法或手段,而前提是传播者需得到受众的信任,宋美龄做到了。首先,宋美龄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及其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令美国人对其颇有好感。在这本合刊中,宋美龄和蒋介石都一再提到了基督给予他们的力量,这无疑是美国人十分愿意听到的。其次,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坦露的心情,由对事变茫然不知时的惊恐、惴惴不安到看到一线希望时的惊喜,由见到丈夫的激动、等待结果的紧张到蒋介石获释时的释然,令人感觉她是那样的真实、坦诚。她对事变的认识、对事变发动者张学良的态度,显示了她的政治识见、她的理性与宽容,她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及对其主张的坚持,又充分展现了她的睿智与坚强,所有这一切无不令本已对她颇为赏识的人动容、动情,亦更加的信任她。再次,宋美龄以其个人经历为线索,对事变的解决过程,及其间涉及的方方面面情况和参与的方方面面人物都作了交代。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述及的各个细节是否真实,她对蒋介石获释的分析是否正确,此非传播学中对信息之要求,传播行为中的信息本就是需要加工和处理的,宋美龄的叙述简明清晰、逻辑严密,她的论点及为此提供的证据令受众信服或者说是受众愿意听到的,这是传播行为所要的效果。书籍的旋即售空和获致好评,令宋美龄欣慰,她的作为已见成效。
      西方舆论的好评亦反映了宋美龄的一个“特长”,她能抓住西方人的心理,“迎合”他们的“口味”,以达到提高中国声望的需要,这在日后的访美演讲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宋美龄,同样能抓住中国人的心理,藉合刊的出版传递出必要的迅息。在反对者看来有明显矛盾的地方,在宋美龄看来是在帮蒋说出了他不便说的话。如陈公博以为“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 见过周恩来, 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事实上,蒋介石与中共代表有过接触,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宋美龄不仅道出了秘密,甚至对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表现颇为肯定,“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惟掩耳盗铃地抹去了中共、周恩来几个字眼。宋美龄意欲表达两层意思:其一,宋美龄借共产党之言再度强调蒋介石对于当时中国之重要——舍其无第二人可领导中国;其二,宋美龄相信张学良发动事变、共产党介入调解,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惟对蒋介石不了解。既然都为了救国,有何不能坐下来谈的呢?在此,宋美龄一方面维护甚至抬高了蒋介石,另一方面亦为他们在西安与中共的接触,乃至蒋介石回京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继续谈判作了合理的脚注。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回忆录》完整地体现了宋美龄对于西安事变的认识,虽然因立场关系及欲达之传播效果,或有文过饰非之处,综观全文,亦以安全救蒋、维护蒋之尊严与人格为主线。不可否认的是,宋美龄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包含有相当的理性成分。
二、战时妇幼工作
      妇幼事业,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一生最主要的社会活动,也是宋氏三姐妹自青年时期即关注的领域。宋美龄可以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推动者和指导者。她开始领导全国性的妇女运动,是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各类妇女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涌现,为有效整合妇女力量,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鉴于宋美龄的声望、地位及其展现的能力,各党各派一致推举她出面领导,认为在宋美龄的领导之下,能容纳各界妇女意见,团结各界妇女力量。1938年5月,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地妇女领袖集会于庐山,与会者来自妇女各界,共50余人,基本涵盖了当时全国各党派、社会团体和各地区妇女的代表。宋美龄在开幕当天发表了演讲,强调了妇女的团结,号召与会者摒弃党派和意识形态的成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她说:“我个人认为我国现在最大的需要是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部门的团结合作,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论有什么党派的偏见,为顾全国家的利益都应该去除净尽。在今天的中国,以促成团结为第一件要事,而促成团结,要从密切联络相互认识做起。”会中,经宋美龄提议并获代表们同意,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成为全国妇运的领导机构,宋美龄担任最高领导职务——指导长。宋美龄做到了言行一致,在新运妇指会中,她在用人方面没有什么党派门户之见,只要她认为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都得以重用。宋庆龄曾指出新运妇指挥“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
      宋美龄所强调的“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仅体现在摈弃党派门户之见,也体现在战时妇女政策上。在八年抗战中,宋美龄以演说、撰写论著等方式阐明和宣传了战时妇女工作之重心。她既表达了对战火中广大妇女的同情与理解,更鼓励妇女为国贡献。她号召妇女同胞:
      我们要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份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个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个人要尽量的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什么地方有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得争先恐后的来担任。……我们中国的女同胞,比起他国的姊妹们来,不论智力方面,体力方面,以及爱国的勇气与情绪方面,并不稍逊;这次战争,正是我们向世界表现的机会。
     
我们的工作并非为了虚荣,乃是为了救援国家的生命。我希望大家都能实地的担任工作,出尽全力去做。打仗的时候男子都要上前线去杀敌,后方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须要鼓励男子,使他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来辅助他们,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并且我们也准备牺牲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也能牺牲,来拥护我们前线的忠勇将士。
      宋美龄并告知妇女同胞,战争亦是中国妇女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我确信我们中国女子在战时的贡献,至少要不下于男子;我更确信我们中国女子,在抗战胜利后的地位,比之世界任何国家的女子,一定是后来居上;我相信男女地位应当是绝对平等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向人去要求的问题,世界上向别人求得的东西,总没有比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更来得确实而永久,我们要在抗战中间尽我们女同胞的责任,那么在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的女子地位,不提高也要提高。”
      宋美龄的这些言论正体现了她的妇女观,即在关注妇女权益的同时,始终强调妇女的进步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在宋美龄看来,让妇女承担与男子同样平等的社会重任,是妇女地位提升的一项指标。
      战时妇运工作的开展,需要有大批妇女干部的带领从事。于是,训练妇女干部成为宋美龄领导下的新运妇指会的重要任务。庐山妇女谈话会制定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中规定了具体的训练方式:“一、由总的机构,训练各省的干部,由省的机构,训练县的干部。二、广设妇女民众学校,用教育方法使大众妇女均有政治认识,并提高其文化水准。三、设立战地服务人才训练班,授以实际智能,俾能从事战地服务。四、设立各种生产技术人员训练班,培植农业推广,合作指导,工业,农业,手工业等生产事业干部人员。”统计,从1938年7月至1943年12月,新运妇指会公开办了15次妇女干部训练班。她们毕业后分赴各地深入乡村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训练班的人员构成主要是高中毕业女生,宋美龄认为她们“愿意为国家牺牲一切”,但是“缺乏实际经验以发挥他们的才干和知识”。因此,宋美龄规定她们必须学习“如何接近农村民众;如何提倡公共道德;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如何保障人民利益;如何鼓舞人心争取抗战胜利”。在一次妇女乡村服务讲习班上,宋美龄又强调了妇女干部应具备的能力:“依我们的经验,一个教育良好的常识丰富的工作人员,她必定有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她必定能运用她的智慧,来解决一切临时遇到的困难,她必能领导别人,帮助别人,并且能以一个人影响到几十几百人,这正是我们在战时所最需要的工作人员。”宋美龄对受训人员提出的要求,对这些智识女性下乡开展工作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在下乡之前,智识女性普遍认为为救亡首先得使农村妇女觉醒,挣脱父权与家庭的宰制,成为有自立意识与行动的人,才有可能动员农村妇女投身抗日救亡的事业。但她们下乡后发现,一味宣传妇女解放、办妇女训练班似乎没有什么成效,而主动帮忙农村妇女做家事,拉近与农村妇女及其家人的距离,以赢得农村妇女的好感与信任,倒是实现了动员妇女支援抗战的理想。这与预设的动员妇女首先得解放妇女的想法完全不同,以这一思路去动员农村妇女在一开始碰了壁,农村妇女不予理睬。于是她们及时调整了工作方法。宋美龄下乡检查工作时即听到乡民们对学员们的夸赞,她们不仅鼓舞大家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宣传妇女平等,还帮助村民们打扫卫生、抱孩子、做家务。
      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不仅是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动员妇女同胞投身抗战,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受训内容除了组训、宣传,还有救护、难童教育及各种专业人员训练班。宋美龄亲自参与了为抗战将士缝制征衣、救济流亡难胞、募款支援抗战、慰劳前方将士和服务伤患官兵等诸项服务社会之工作。
      儿童工作,是宋美龄婚后卓有成效的第一项事业。婚后不久,作为总司令夫人的宋美龄即在南京举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安抚遗孤,培养教育为国捐躯壮士的后代。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投身于救助难童的工作中。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齐集武汉的各界妇女共同发起旨在抢救、保护遭受战火波及的难童。宋美龄应邀出面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宋美龄担任理事长。保育会下设保育院。参与发起的各界妇女就保育工作的原则达成过一个共识,大约四点:“一、保卫儿童生命安全。二、依照抗战时期的经济条件,以最经济的方法,保持儿童应有的健康,并以合理的教养,在锻炼中,加强他们的健康。三、在教育上,以抗战为基本任务,启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发扬民族意识,并在儿童抗战的实践中,使之获得基础的知识。四、从集体的保养、教育与训练中,使儿童有集体生活的习惯,有自觉的集体的纪律。”随着战火的蔓延,各省市纷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并就近设立保育院。抗战时期从事难童保育的机关团体很多,例如有中央赈济委员会的儿童教养院、中华慈幼院、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武汉难童教育委员会、南京信德孤贫儿童教养院、西安孤儿院等,以宋美龄主持的新运妇指会保育组下的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办的各儿童保育院规模最大。

      有学者将抗战中被纳入战时保育体系的儿童范围归纳如下:一是战争爆发前各类救济机关、慈善团体所收养的儿童,因战争关系他们被集体转送到后方保育;二是战区流浪儿童和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孤儿或逃难途中家长遗弃的儿童,他们被保育工作者抢救收容后分批运往后方保育机构教养;三是战区部分民众因极端贫困,背井离乡,经保育工作者宣传后,部分家长同意将子女送进保育机构,在予以难童证后,此类儿童被运往后方教养;四是在逃难途中家长无力携带的儿童,经儿童保育工作者宣传后,家长同意将此类儿童交由保育机构收养。另外,抗战阵亡将士子女、生活困难的抗属子女、因家长参加抗战工作而无力照料的儿童及保育机构所在地贫苦儿童、流浪儿童,也在战时保育工作开展后相继被纳入保育体系之中。
      保育会成立后立即面临两大紧迫任务,一是筹措经费,二是抢救难童。在经费方面,政府补助十分有限,主要依靠国内外各界捐助。宋美龄通过演讲、发表文章等方式,广为申述救助难童的重要性,诚如她在《谨为难童请命》一文中所说:
      政府与军队的责任是争取胜利,可是民众不起来组织自身,积极参加工作,这胜利是不可幸得的。怎样支持民族的生命,怎样使几千几万无可凭籍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命,这都是当前的大问题,要我们民众解决的。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应该怎样做的方法更多,可是目前最引起我个人注意的是难童的问题。
      现在成千成万的儿童,有的父母死亡,成了流浪的孤儿,有的虽有父母,但他的家庭已经穷无立锥之地,衣食都成问题,这些儿童全要我们去照顾的,怎样解决他们的衣食住问题和教育问题,全是我们的责任。他们都是未来中国的壮丁,也就是支持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怎能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为了民族的荣誉打算,我们断不能让这种惨象扩大,就我们爱护儿童的天性上来说,我们也不忍见这成千成万天真的小孩流浪无依;可是最重要的,为完成我们保全国家实力的任务起见,我们更不能坐视这些儿童被难而不救。

      她以已成立的儿童保育会为例,呼吁大家共同来支持救助难童之运动:
      现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在进行募款运动,我们估计每一个儿童一年最简单的衣食住及教育费,要有六十元,现在我们请求同胞们每一个人量力认定几个儿童的保育费。我们最初的目标,想保育两万个儿童,将来经费扩大,保育儿童的数目当然也就跟着扩大了。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编印的《儿童保育》一书中说明:     
      总会及各分会成立之初,大部经费由国内外同胞尤其是南洋等地侨胞捐助。美、英等国外人士鉴于我国同胞为正义而流血抗暴,皆热心赞助,慷慨捐资金,工作得以进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次第沦陷,侨胞捐助中断,友邦人士因其自身问题增加,捐助逐减,幸卅一年政府施行征实,特拨给各保育院儿童食米,主要问题解决,然日常经费每感极端困难,后美国援华会成立,每月拨有定款补助,英国援华会每年拨巨款补助,儿童生活不特得以维持,且较诸一般中等以下家庭中之儿童,身心都安定一些。
      抢救、转运战区难童是保育会成立之初的另一项紧迫任务。保育会派出人员先是将各战区的难童抢救到武汉,武汉一度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战争难童聚集地。武汉战事吃紧后,又分批将他们向后方转移。撤到后方后,如何保育、培养儿童成为保育会下属各保育院的主要工作。进入保育院的儿童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大多处于小学教育阶段。保育会直属各保育院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颁布的规制办法施教。小学毕业后可报考国立中学,费用由教育部统一供给。对于未能升学的儿童,保育会代为联系职业培训机构,辅导他们学习专门技能,以谋生活自立。据当时资料记载,抗战期间,大批保育生出院后效力疆场,集体参加远征军、青年军及各种战地服务团的不下千余人,其中有50余人成为空军飞行员,战后,还有一批保育生考取了英国军校,学习海军。据统计,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共收容、教养儿童29849名,其中,男童21045名,女童8804名。1946年,保育会退出历史舞台。

三、战时夫人外交
      战时的夫人外交主要是对美外交,这是宋美龄一生的亮点。在宋美龄的外交生涯中,最令人称道,同时也是她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抗战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1942年底至1943年5月的访美,二是1943年随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1942年11月宋美龄赴美有公与私两方面的原因。因公,珍珠港事变后,反法西斯国家结盟,宣告要“打击共同之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半年内,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一直推进到澳大利亚附近。直到1942年5月上旬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到1942年下半年,盟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正面反击,日军开始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对各战区长官和高级将领们说(1942年9月的西安会议):“我们同盟各国陆海空军对抗敌寇的联合力量和敌人相比,敌人的力量实在相差太远了。因此,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看来,我们当然是更有把握,抗战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抗战的问题,已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如何加紧促成最后胜利之实现的问题。”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而另一方面,在中国战场,中日间是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经过五年半的全面抗战,我国国力消耗巨大,而外援物资输入困难。正是在中国的抗战处于僵持而又有利的形势下,宋美龄赴美求援。因私,宋美龄是赴美就医的。一到美国,宋美龄就抱病会晤了总统夫人。临离开美国前,宋美龄拜会了罗斯福总统,代表蒋介石就中国的抗战、盟军的联合作战及战后问题等与罗斯福作了面谈。
      宋美龄此次访美最出彩的是她在各地各种场合的演讲,就美国媒体的报道看可谓风靡美国。从1943年2月18日至4月4日,宋美龄先后在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卫斯理大学、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和洛杉矶好莱坞等处,以其流利的英语、丰富的知识和亲身经历,正式发表了多次演讲,博得了美国朝野广泛的同情。宋美龄对美国总统、国会议员、媒体和美国人民说,中国的抗战中国的牺牲并非只为中国本身,而“在使各民主国家有从容准备防御之时间”,打垮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国,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制度,也就是为美国本身的利益及其子子孙孙的幸福。宋美龄的这一观点其实不少外国友人也通过新闻报道或文章作过申述,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当然它们都没有宋美龄面对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人民的演讲来的更为直接、震撼。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两场演说为例,美国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当二月十八日蒋夫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她在听众中掀起了阵阵狂热。‘真了不起啊,’一位议员评论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动人的场面,蒋夫人几乎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天,夫人身着妖艳的黑色旗袍,体态娇小苗条,神情自若,一口标准的英语优雅而又动听,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演讲。’据《生活》周刊一位也被夫人迷住而且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的记者报道说,议员们全都被夫人的风采、妩媚和才华‘吸引了,……惊愕了,……缭乱了。’在议员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四分钟之久以后,蒋夫人开始了演讲,她的主题是: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该让她的人民去中国战斗,而不应该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当她说到,经过五年半的抗战,中国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时,欢呼的掌声达到了高潮。”
      1942-1943年的宋美龄所以能风靡美国,缘于那个时代背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中国抗战来牵制日军,中国四年半的独立抗战也显示了威力,所以宋美龄不仅有了在美国活动的资本,而且有了活动的市场。同时,宋美龄的女性角色、她的经历,也为调和中美关系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当然,宋美龄在美国也是表现了不卑不亢的态度,诚如她给蒋介石的信中所说:“妹自抵美之后,即抱我国虽穷亦决不作低头求人之态度,盖我国民族之抗敌,乃为全世界人民之幸福而作此极大牺牲,非仅为中国谋久长之康乐。”
      无疑,美国的需要、中国在战时所处的地位,加以宋美龄的才智,使她一度风靡美国,争取了美援,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宋美龄回国后,宋庆龄对妹妹的这次美国之行亦给予了充分肯定:“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战时夫人外交的另一亮点是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主要讨论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包括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召开的十几次最高级会议中惟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1943年11月18日,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和王宠惠、商震、周至柔、林薇、董显光等16人自重庆飞往开罗。11月23日,开罗会议开幕。
      蒋介石对于夫人在会议期间的表现是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为开罗会议之收获而“吹嘘”自己时,对夫人也大为“吹捧”一番,在此摘录一二:“本周在开罗七日,会谈结果,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此固由余平时之人格所感召,而吾妻为余协助之功实更大,否则,当不能得此大成也。”“今日吾妻自上午十一时往访罗斯福商谈经济回来,直至晚间霍普金(罗斯福的私人顾问)辞去,在此十小时之间,几乎无一息瑕隙,所谈皆全精会神,未有一语松弛,故至晚十时,见其疲乏不堪,彼目疾未愈,皮肤病又痒痛,而能如此,诚非常人所能胜任也。”
      有评论说:“1943 年开罗首脑会议是宋美龄政治生涯的顶点”。在开罗会议期间的一张首脑们的合影照片, 的确留下了一段历史的纪念。在开罗会议上, 宋美龄是那些穿着军装的出席者中唯一不穿军装的女性,也是三巨头之外的另一位巨星。有评论说:“蒋介石出身中国传统社会, 对于西方事务并不熟悉, 他的个性刚硬, 面对西方强权往往采取倔强不屈服的姿态, 宋美龄是蒋介石外交事务的最高参谋, 也是他与国际人士互动的时候最佳的润滑剂。”在开罗,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各国人士商谈周旋, 有时一天要工作十个钟头, 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这种工作非常人能胜任也”。在台湾公共电视制作的《世纪宋美龄》的片子中, 北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杰斯伯森对宋美龄有这样一段评说:“蒋夫人在开罗会议中的角色非常有意思。英、美、中领导人的配偶, 只有她出席这样的会议, 并且公开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只要拿开罗会议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蒋夫人坐在椅子上, 坐在罗斯福总统旁边, 坐在邱吉尔首相旁边, 三个人谈笑风生。当然是因为她会说英文, 罗、邱也都讲英文, 比起丈夫她更能和他们沟通无碍。除了在公开场合露面, 她还出席会议, 担任翻译,和英美的海陆军将领讨论协防中国的事宜。”罗斯福曾经对美国知名记者斯诺说:“我对蒋介石在开罗的表现, 始终没有什么印象, 事后回想起来, 我才发现我对蒋介石的了解, 以及蒋介石的想法, 都是蒋夫人转述的, 她总是如影随形, 随时转述他的答复。我认识的其实是蒋夫人, 而不是蒋介石。”可以说,宋美龄是开罗会议上中国方面仅次于蒋介石的主要参加者,她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蒋介石。《世纪宋美龄》中还讲了这么一则逸闻趣事:1945年,美国五星级上将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解国共内争,曾经八上庐山和蒋介石会谈。当时担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陆铿,一日在山路上巧遇蒋氏和马氏夫妇,蒋介石牵着马歇尔夫人的手,简直就像端着个盘子,定定的,紧张得不得了,两人沉默无语;反观另一对呢,有时是马歇尔牵着宋美龄的手,有时是宋美龄挽着他的手,一路说笑不停,轻松自在。到了野餐地点,陆铿听到蒋介石用宁波腔问了一句:“Darling,我们在哪里picnic?” 可以说,在某时某种程度上,宋美龄是其丈夫对外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也是蒋介石在对美工作方面得力的助手。

主持人:我们谢谢杨老师,先让杨老师休息几分钟,我们现在现场可以对杨老师进行提问,我们11点结束。

观众:杨老师你讲得很精彩,请问宋美龄她是哪一年生的?
杨菁:关于宋美龄生年,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897年,另一种是1899年。两种说法中,前者更为当前所广泛采用。我的师妹还专门做了考证,我没有考证过。
观众:你刚才介绍她的皮肤不好。
杨菁:对,我刚刚说她有荨麻疹,她们姐妹都有。
观众:这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吗?
杨菁:不知道,但是没说她父母有,但是她三个姐妹都有,也没有说兄弟有。

主持人: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
杨菁:这位女同学。
观众:好的谢谢,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宋美龄他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后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被幽禁了很长时间,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宋美龄她是否做出一些努力,就是说释放或者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不可以理解说宋美龄她的政治立场其实会受到蒋介石的影响呢?
杨菁:好,谢谢。首先讲宋美龄的政治立场跟蒋介石始终是统一的,夫妻同心。因为在西安的时候,应该说宋氏兄妹担保说保证你的安全,其实当时宋子文要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不主张他这么做,也不让他送,但是他执意要送,他可能想表明自己的心志,我就是为了抗日救国绝对没有私心,当然宋氏兄妹也担保过他的安全,而且他们跟张学良的关系也是很亲的,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是认了宋氏姐妹的妈做干妈,所以他们还是干姐妹了,关系非常之好。所以在张学良被扣之后,宋氏兄妹为了这个事情跟蒋介石吵过,特别是宋子文有些书上还说他跟蒋介石拍了桌子。宋美龄也争取过,蒋介石日记里也有提到,她可能不一定大吵,但是在家里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所以他讲到他把宋美龄送走了,离开他身边,一个是她身体不好,送她去上海去养养身体,然后也不让宋美龄再待在他身边干扰他的行动。

观众:杨老师你好,我是安徽马鞍山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孩子?第二个是也有媒体人报道蒋经国跟宋美龄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也有媒体说他们母子关系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作为研究学者是怎么认为的。
杨老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蒋介石日记里面有记录,宋美龄怀孕过的,而且大概是两次,都小产了,蒋介石当然也很伤心很心疼宋美龄,至于为什么两次都会小产,我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个问题是她跟蒋经国的关系,毫无疑问蒋经国一开始跟宋美龄的关系是很僵的,但蒋介石打一开始就是要家庭的和睦,在信里面都会讲,这次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写遗书,蒋介石一生写过好几次遗书,他里面讲宋美龄是你们唯一的母亲,在蒋介石去世之前也是把他们两个手拉在一起。蒋经国是这样的,他在尊崇父命下,对宋美龄尽到了最起码的礼貌与尊敬,但是从感情上讲当然是比较疏离了。一直到台湾之后,同舟共济了,尤其是蒋介石去世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我在《百年宋美龄》中专门有一章叙述他们的母子关系,我把他们两个人的书信进行了比较,就是蒋经国对宋美龄的称呼,越来越亲热,原来只是恭敬,后来有一个变化可以看到哪一年开始有一个转变,就是发自内心的敬爱她,越来越恭敬加亲热了。总之,在长此以往的过程中,感情磨合以及因为政治的因素,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主持人:下面还有哪位老师。
观众:杨老师您好,是这样的,说到西安事变,因为都说到了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关系很特殊,那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后来他们到美国,这一辈子他们交往了几十年,关押张学良的湖北恩施我也去过,这里面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介石当时不杀张学良,据说和宋美龄的工作是有关系,那么后来蒋介石可能也兑现了一些承诺,包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包括关押张学良的时候,后来到了台湾区以后也是,这个据说宋美龄跟张学良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一个问题,宋美龄当时在蒋介石去世之后,她不是到美国,据说张学良到美国后跟宋庆龄之、宋美龄还有一些交往,后来邓颖超代表中共给宋美龄曾经写过公开信,宋美龄也回过信这个是公开的,特别是刚才您讲到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政界是统一的,是一条路线,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共产党对于宋美龄和蒋介石过去抗日战争的宣传,我这个年龄50多岁了,从小接受政府的教育,我现在感觉这个人不是非常客观的,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讨论。那么到最后邓颖超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觉宋美龄她也没有给中共或者是邓颖超一个机会,她认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是钻了空子,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包括世界上对张学良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都认为他是卖国贼,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蒋介石临死之前也说过,张学良耽误了他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学术界讨论比较多,作为我们平民百姓,我认为就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他影响了蒋介石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就是说蒋介石让他分心了,不然的话,蒋介石和宋美龄他的合作感可能会更好。
杨菁:中心问的还是西安事变,就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不是?
观众:假设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会不会快一些。
杨菁:首先我们说历史无法假设,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杨奎松专门写了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这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以后又怎么样?今天三言两语说不清。我这里着重讲宋美龄,讲的是怎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造成的影响或后果,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需要专题讲述,抱歉。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学院院长齐春风老师的学生,今天读研一,让他提一个问题。
观众:谢谢莫老师,杨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以前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宋氏三姐妹叫一个爱财产、一个爱国,一个爱权,但是我其实个人不太认同这句话,但是我们如果看史实的话,看宋美龄除了像您刚才说的她承担了那么多的要职以外,她也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样的职务,宋美龄确实是身兼数职有一定的权益,她在国民党的权益进程中她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她的介入程度怎么样?有没有因此和蒋介石发生过一些矛盾,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杨菁:谢谢,对于三姐妹的简单概括,是抓住她们一个主要的特征,比较片面。至于你问的这个宋美龄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她一直是以非政府官员,除了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是政府职务以外,其实之后担任的职务都是非政府的,她就是第一夫人。要说她对蒋介石的影响,她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协助的地位。宋美龄的妇女观很传统,虽然在宋家姐妹中她受欧美的影响最深,她力争妇女权益、男女平等,同时她又是传统的女性,就是相夫教子的,协助丈夫,为国贡献。所以应该说,她和蒋介石具体的有没有冲突得从他们的日记看,但是从大致的言行来看的话,她是把自己摆在协助丈夫为国奉献的角色里。
观众:谢谢您。

主持人:我们这期抗日大讲堂到此结束,我们谢谢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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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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