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讲堂第29期《纪念七七抗战专题讲座》

发布时间:2018-11-01 15:57   本文被浏览过:

主题:纪念七七抗战专题讲座
时间:2018年7月7日  9:00-12:20
地点:安德门大街48号博物馆二楼
主讲人:臧运祜、俞凡

      主持人:在正式开讲之前,我有几个注意事项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时间比较长,9点一直到12多一点,中途我们不安排休息,老师涉及的内容很多,大家有需要休息的话就各自安排,但是动作和声音不要太大,这是第一。第二,请大家把手机调到振动状态,因为这个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博物馆,手机发声的话声音会很大,会影响听课的情绪,所以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第三,大家不要大声说话,特别是带小朋友的家长,把小朋友照顾好,不要有大声喧哗的声音,这个博物馆洗手间在三楼、四楼都有,把重要的地方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是7月7日,7月7日说实在话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但是由于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7月7日从今天跟中国人抵抗竞争等等一系列涵盖我们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连在一起,到今天成为一个及其特别的日子。在今天我们博物馆举办一个大讲堂纪念这个日子,今天大讲堂请了国内两位最知名的教授来跟大家讲述当年的七七,当年的起因、走向以及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先请第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给我们讲他的主题,大家欢迎。


      臧运祜:尊敬南京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自己非常荣幸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来到这个特别的地点,给大家做一个讲座,大家知道今天是卢沟桥事变81周年爆发的日子,81周年前期这时候7月7晚上在10点半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北平宛平县城的卢沟桥附近晚上进行演习,演习的时候说是听到了枪声赶紧要收队,收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士兵失踪了,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士兵就是被中国给祸害了,然后就要强行进入宛平县城收场。那么中国的军队坚决不允许他进城,这样两个军队就发现了冲突,这个事件就冲突起来了,那么在这儿冲突的过程当中,这个失踪的士兵归队了,他因为去解小便去了,临时归队了,但是日本仍然以这个事为借口,那么他又说这个枪声哪来的,谁打的枪,为什么要打枪,那么就要跟中国军队就吵起来,那么就在宛平县城,就在卢沟桥这个地方就爆发了这个所谓叫“七七事变”,就七月七日晚上在卢沟桥这个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卢沟桥呢,是北京宛平县城的一个桥,大家也可能都去过。其实这个地方在这之前,日本对北平已经形成了三面的包围,北平的南面、东南面、北边、东北边已经基本上全部被日本的军队占领,只有卢沟桥这个地方是平汉铁路和公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其实北平只有这么一个出口,其他出口都被日本封住了,如果把最后一个出口封了之后,那么整个北平也就成了个瓮城,可以瓮中捉鳖了。
      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北平,打北平大家知道打中国的古都,那么接着就要跟中国开战,那么果然不久,这个事变还在交涉的过程当中,日本逐步的扩大这场战争,这本来是卢沟桥事变,日本把把他叫北支事变(音),这时候叫华北事变,然后把它演变成中国事变,这时候当年叫支那事变,那么所谓支那全面的侵华战争就开始。
      说卢沟桥事变确确实实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起点、一个开端,但是同时也是因为卢沟桥这个事变,中国也不能再忍了,到了蒋介石说,我们到了最后的关头了,没有办法再退让了,只有全面抗战,那么全国的抗战也就从这一天就开始。说“七七事变”呢,既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起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起点,他是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的。
      那么南京应该说,我昨天到南京大学纪念馆参加一个活动,南京是个悲情的城市,因为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个惨案,30多万同胞就遇难。当然南京也是个英雄的城市,南京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当然跟南京是分不开的,要讲中国的历史、讲中国的近代史,就不能不到南京来。我不认除了北京之外,我是山东人一直在北京上学长大,那么除了北京之外,来的地方最多的就是南京,我也在南京有过一年的学习,后来也来过十多次开会的经历,每次来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我们总能在这儿找到中国近代史,所有的东西都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能够到这个地方,到吴老师这个馆里做这么一个讲座,自己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这个纪念馆的邀请。
       做这个讲座我想讲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个学者,还是从学术方面来理清“七七事变”的问题,去年为了纪念卢沟桥事变80周年,中国社科院的社科网专门发了我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七七事变历史必然性再思考”,我想今天虽然过了一年,也还没有过时,就着我这篇文章谈谈我对卢沟桥事变这个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看法,跟大家做个交流。那么这个问题起源来自于何处,这个事件很简单我说的卢沟桥事件,这个事件作为两个起点,长期以来受到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做的很细致的研究,那需要的很重要的一些成果,但是这个问题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那么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就开始产生出来,那么两国的史学界对这个事变的研究就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分歧最重要在这个事变发生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学界肯定认为日本全面侵华是有计划的、有预谋的侵华战争,但日本学界就包括一些左派的或者中派的学者、右翼的不能不用说了,那么都想法设法的就否定这个事变,因为这个事变是偶然的,不是日本必然要发动的,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有的学者说,尤其这个失踪的士兵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关键就是在于第一枪,就到底谁放的第一枪,在卢沟桥放的第一枪,那么在考证第一枪,有的人说是共产党放的,有的人说国民党二十九军放的,那么还有的也承认是日本人放的,总之第一枪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考证清楚,是谁放的。但是不段怎么说,这个事件他就认为没有一个具有历史辩证,非常偶然的一个事件,日本也不想打,不想扩大一个全面的战争,这时日本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
       那么与这个学界,与这个问题、这个争论密切相关的,就是战后,大家知道日本的学界,特别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在否认侵华战争的责任问题,那么有关的活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导致中日关系的波折一直是不断的,那最有名的大家知道1982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把入侵华北该成所谓叫进出华北,大家知道进出华北呀,这个“进出”这个词(日文)在日语当中讲,中国人叫进入,他不完全是进入,他就像逛大街一样,我想到你华北来溜达溜达,那么你为什么来溜达?谁请你来溜达的?华北是你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他用这么一个中性的词,那么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了抗议,说你是日本入侵华北,并不是进入华北,后来日本政府也要求教科书进行修改,这是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从那以后一直这个历史问题的争议就争执不断,那么为了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历史这些认识的问题,那么2006年当时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和日本的首相,就是第一届安倍首相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个历史问题交给历史学家来讨论、来解决,那么这样中日两国的外交部长和日本的外相就中日两国达成历史问题的研究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把这历史问题那么基于双方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那么它的目的就在于两国学者既要总结两千年来的多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不幸的历史和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共同的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为此中日两国各自组织了双方的历史学家足球一个研究的委员会,来进行共同的研究。
       那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010年1月双方公布了共同研究的报告书,2014年这个报告书就正式出版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这个报告,2014年有古代史卷、有近代史卷一共是两大本,两大本有中文版有日文版,那么在中国的北京和东京同时发行,就这套书,那么这个书呢,在近代史卷的第二部分,近代史中日关系第二卷《战争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就认为1931年到1945年这15年期间中日关系处于一个战争的时期,分两章就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都涉及到关于卢沟桥事变或者“七七事变”事变学界的论述,那么从这方面的研究来看,应该指出尽管日本学界对十五年战争看法也有很大的争议,也有很多日本人不同意十五年战争,他认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不存在十五年战争,当然日本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还是一个十五年战争,从满洲事变叫中国事变叫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自从2005年以来,我们政府提出来我们是14年抗争战争史,对14年的抗日战争史的说法,中国的史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有的史学家不同意这么个说法,因为我们国家经常讲八年抗战,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了十四年,而且还要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改成14年,那是教育部的要求,那么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说中日两国学界对这个问题都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尽管如此有这样的争论,但是这个共同研究的报告书还是把十五年中日关系的历史定义为战争的时代展开了论述,那么它的一个重要性我想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把从9月8到七七这段中日关系的历史定义为是中日局部战争的时期,第二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日从局部战争,中国从局部抗战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起点,这是两国政府委托历史学家做的共同研究,历史学家做出的历史成果,当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见解,所以我想基本吻合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史,中国十四年抗战史主流的看法,这就是说这个学界目前的一些中日学界对这些争论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这么个情况。但是问题就来了,中日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的问题,现在出发点在哪里?应该说中日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就内容和形式而言主要三个层面的研究,我们这样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起然后。
    第一个对这个事变本身要知其然的这种研究,包括第一枪的问题、保证失踪士兵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而细致。第二个层面“七七事变”的前史我们要知其所以然的研究,近代日本侵略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阴谋,大家知道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形成了大陆政策,发动过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陆续的侵略中国,至少有50-70年的历史,日本大陆政策演变的历史,一直后来明国初期提出的“二十一条”然后一次大战占领山东,后来出兵济南种种,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发动一场所谓从局部的一个侵华的历史,就是先侵略中国的东北三省,后来加热河省、东北四省,然后要向中国的华北五省来进攻,就发动了华北事变,就是要把中国的华北五省同中国分离出去,华北事变以及战前中日关系的演进,这是战前史的研究,叫知其所以然层面的研究。第三个层面,这个事件毕竟发生了,发生了以后要知其然后,发生了然后是什么状况?中日双方在北平卢沟桥当地军中之间的交涉,以及两国政府最高当局关于“七七事变”的应对,最终走向一个全面战争的问题。
    那么这是包括这三个层面,就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知其然后这三个方面研究,从这三个层面来研究我们要考虑“七七事变”历史必然性,所以说我们既要包括考虑它的龙去和去脉,从来龙这个方面,就是发生战争是一个必然性,又包括去脉这个方面,去脉这个方面就是走向战争的必然,发生战争是一个必然性,那么走向全面的大战又是一个必然性,这两者应该是缺一不可的,不能是强调这个顾头不顾尾,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那么关于来龙和去脉是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就是我们要研究“七七事变”在历史上的发展趋势而言,那么这个发展的趋势我们本身也并不否认这个事变本身的偶然性、偶发性,或者说这种必然性一定要体现在这个事件本身是必然的,这不是一回事,这个事件必然要发生和必然要发生是两个问题,基于上述的考虑和见解,我们要研究“七七事变”而言,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注意。
    第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从现在经常讲大历史观,要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继续加强对于事变前和事变后的历史研究,也就是说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后来考察必然性,这是必然性考察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在事件本身的方面还要继续加深研究,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解决了,确实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还是要继续,虽然8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件本身的研究,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这是我们的思考“七七事变”历史必然性基本的出发点。
    按照这个出发点刚才我说的中日两国发表的共同报告书就在这三个曾经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我分别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在知其所以然这个层面,这个报告书在现代史卷的第二部分就是《战争的时代》第一章专门论述了中日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演变的过程,那么中国学者写了论文,日方学者写了论文都有一个不同的阐述,那么中方学者的论文主要是我本身写的,我们指出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的必然性和计划性,那么日本对“九一八事变”是必然的,这个日本不否认的、是有计划的。那么“九一八事变”作为15年战争的开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指出来,接下来日本就侵占东北以后开始入侵华北,都从1933年打上海关开始,开始制造华北事变,围绕华北事变中日双方开展开了复杂的交涉,要把中国的华北五省,就是中国的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还有察哈尔省、绥远省,这五个省日本发动事变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叫华北五省独立运动这是华北事变,那么华北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再进行了短暂、缓和、交涉,但最终没有避免这个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从而论证了中日战争爆发不可避免性,这是中方的论文要介绍主要的观点,与此同时日方的学者也是一位教授,写的论文也首先论述了日本发动满洲事变,处理满洲事变复杂的面向,重要论述了中日两国围绕满洲事变以后关系的安定化、稳定化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可能性以及曲折,但最终也指出日本最终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走向对华一击的结局,最终的结局不可避免。
    尽管中日双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满洲国的评价以及此后中日关系的局面和走向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很大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是对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当中,最终走向卢沟桥事变这个问题是有共识的,有共同的认知的,这样我们从来龙方面来论述“七七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想报告书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这个事变发生了双方怎么处理?知其然这个层面,去脉这个层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进行了论述,这一节是中国的近代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的主编荣维木先生写的论文,他指出日本当局从不扩大最终走向一个采取扩大方针的过程,日本开始是准备不扩大,但最终还是要扩大这场战争的,那为什么这个值得研究?那么中日两国经过了在北平短暂的交涉,最终走向了全面战争的过程,而且详细的论述日本按照战前的计划继续进攻中国的长江领域、扩大侵华战争,就是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扩大侵华战争以及国民政府被迫走向自卫抗战的过程,国民政府应该说在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庐山谈话,然后一直到“八一四”,日本“八一三事变”,“八一四”以后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自卫抗战的声明,我们被日本逼迫的不得以走向自卫抗战,这个历史性的过程,那么日方的论文是防卫研究所战争部的一位研究员,那么他写的论文也比较详细的论述了,“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当局对这个事变的决策过程,那么指出日方采取对华一击论和扩大派最终占据了优势,这是导致这个战局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还论述了关东军,那么华北事变就“华北自治”以及华北方面军占领平津以后继续拿下从而导致出兵上海,以及对华战争的扩大化这个过程,那么这样我们通过以上各自论述大家都共同指出,“八一三”以后日本以中国事变的名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最终中国走向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是第二个层面的一个研究,就是刚才讲的报告书围绕这三个层面,第二个去脉的面。
    第三个就是围绕卢沟桥事变本身的研究,除了以上两个层面双方也并没有对七七事变本身知其然的研究。那么中方的论文概述了事变发生的状况后,就指出卢沟桥事变作为一个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不是必然具有偶然性,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可以说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带有必然性,这是中方对事变的看法,日方的论文也详细的论述了这个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就第一枪事件以后也指出,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枪到底谁放的,确实目前还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但是也指出这是偶然发生的,但是由于日本军部内部有一个扩大派,扩大派从事变爆发以后就认为要对华一击这种观念,加之日本政府内部早早就决定要派兵华北,再加上日本战争以后,日本的媒体全面的一边倒,跟政府保持一致就是要对华扩大,这样助长了日军最终趋向于侵略华北的这种综合因素,由于这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战况的扩大化,那么这是日方对这个事件本身的论述,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说,可以说中日双方学界学者都考虑到学界迄今为止关于第一枪的问题还有争论,还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问题,按照尽管如此双方都倾向于共同认为卢沟桥事变本身,虽然有第一枪的问题没有考证清楚,但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指引日本把这个战争到华北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战争扩大化的责任日方而不是在中方,中国怎么做都是对的,因为中国是被迫、自卫的,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在日本,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的最高当局,这是中日双方对这个事变本身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一个看法。

      这就是说刚才介绍了,中日双方的共同报告书对七七事变三个方面的研究,前两个方面对来龙和去脉这两个方面是没有争议,争议一点就是对事件本身的一个看法,这样呢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吗?因为这个报告书的发表、学者的见解已经发表出来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我认为还没有解决会继续存在下去,还会继续的争论下去,问题为什么会继续存在,原因何在?这里我个人的一个思考。
    对卢沟桥事变本身,我们要进行知其然的研究,那么之所以目前我们在偶然性、必然性的问题存在很大的歧义分歧,这方面的原因很多,第一方面应该中日两国的学者在史观、史实、历史认识这方面存在差异,这个必须我们客观承认的。日本人即使包括日本左派的学者,归根到底也还是日本人,他不可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包括日本学界在内、包括日本的右翼、中间的学界可能思考这个问题,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共理性一些,他也不会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差异我们必须承认的。
    再加上战后,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对战争认识这个问题始终就没有彻底的清理过,大家都知道。虽然有过南京审判、有过东京审判,但是他后来翻案不认帐,另外由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反过来,他不但认为当年是羞耻的事,反而认为是光荣的事,今天日本靖国神社的存在,大家知道每年到815日本人大型祈祷,每到那个时候日本鬼子都出来了,穿着当年皇军的衣服大摇大摆公然宣传这个战争,当年“七七事变”以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当年发动“七七事变”在卢沟桥这些人都出来作证,说这个事就是我干的,没有人就是我们日本人想发动这个战争的,他们自己都认帐,但是他到了战后,因为形式变了,这波人马上像变色龙一样,说这不是我干的这是中国人干的,马上就改口说这是中国人挑起的,我被迫的我是日本人不得不自卫,我们自卫抗战变成他的自卫,那么他侵略中国为什么他要自卫啊?难道是中国人侵略他吗?是中国人请他来的吗?没有,他不考虑这个因素,所以日本人历史认识、历史观是非常的混乱和非常的复杂,那么涉及到战争责任的认识,因为日本毕竟我想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方面我们应该承认,那么法治国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经常有很多司机开车,你就很清楚定责这个事,这个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了定责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一旦责任人定了,接下来就是赔偿的问题,很简单,就认定这个责任,这责任到底是你的,你全责还是你半责,你三七还是四六开。
    那么日本对战争这个问题,我想跟交通事故非常相似的一个事,因为一旦认定了这个责任带有他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除了反省之还不够,那就道歉、赔钱的问题,永远就没完没了,所以日本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永远不会认帐,因为他不可能承认这个战争责任是他的,他挑起来的,他挑起来所有的事都要他来负责,那么以后的历史他就很难自圆其说,所以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的历史认识非常清楚日本是法治国家,他搞的非常清楚,他很同情你中国人死了这么多、惨死这么多,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到南京纪念馆来看以后,也觉得也流泪、也觉得是伤心、也觉得受到震惊,但是这个责任他不能认这个帐,举国的帐不能认这个帐为什么?因为日本最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是日本的天皇,那么作为皇军最高的元帅,他没有任何的责任,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战后日本仍然保留天皇制,那么天皇没有责任谁会有责任,政府说我没有责任啊,这个战争是军部干的,我是被军部挟持了,有好多首相他本身就是军人首相,基本说我只是个文告,我被军人也挟持了,我也是无责的、无罪的,那么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推给甲级战犯那去,反之他那边也觉得冤枉,这个事也不是我的,天皇决定的方针,怎么要我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东京审判把这帮人判死了就算了。
    那么松井石根作为当时华中派遣军的司令官,就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的认定,不得不把他判处绞刑,其他方面你判不了他任何的罪,当年围绕东京审判、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事件,那时候就进行过很多的斗争,说证据不足啊、各种原因等等很多日本人出来辩护,就说像这样的事,日本对战争责任人认识的非常清楚,这个中日两国的使官不可能对到一块、认到一起,就很多、很复杂的原因,战后因为中国很快就内战了,中国自己本身就分裂了,那么过去世界反法西斯的同谋,我们同一个战后的盟友跟苏联也分裂了,很快开始冷战,那么扶植日本,美国也不再可能追求这个战争责任问题、赔偿问题,都不再问了,包括蒋介石跑到台湾去,在大陆时候还嘴硬,跑台湾1952年跟日本当局签订《中台和平条约》,那个条约战争赔偿的只字不提,所以这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带来战争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这方面日本和德国完全不一样,但现在我想到现在为止德国人没有敢公开站出来为纳粹唱好,也不跟纳粹翻案,因为你是违法的。
    现在好了,我们好多甚至年轻人穿着日本皇军的服装跑到中国抗战纪念馆去拍那个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意识,这要在法国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日本就没有问题。说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跟日本的历史认识有关,也跟战争问题的清理、处理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当年在南京审判、东京审判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律意义,但是本身那个审判也很不完整,有很多缺陷,有好多问题该审的没有审,这就带来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带到战后,日本人本来就不想处理这个问题,他也没有想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带来日本整个社会的混乱,80年代以后,日本的社会整体上逐渐往右倾化的转移,那么21世纪大家也都看到,宣扬中国威胁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基本是举国一致的,不可能在历史问题上做更多的让步在中国,你中国宣传你的,但是他不可能认同我们的观点,就这个问题战后70年了,也没有清理干净,那么这就带来中日两国史官、史实这方面的差异。
    那么再有一个,我们作为历史研究的学者,应该看到这个事本身是历史问题,历史的研究需要实证,实证就需要证据,那么需要证据就需要人证和物证,大家知道就像有的学者讲,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就像法官断案一样,法官断案需要两个证据,第一需要人证,第二需要物证。那么历史学研究历史当然他也需要人证和物证,现在各种口述,受害者的记录这是人证,那么再有物证,当年日本留下各种各样的物证,足以证明日本战争的罪行,再有好多日本文书、档案,就是说史料、历史资料,让历史资料来说话,这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史料这个问题也是制约我们研究最重要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说到史料这个问题,这个事变主要在当时发生。
    日本的驻屯军,日本这个部队住在天津,日本那时候所谓叫天津军,现代日本在本土住两个军队,住在中国本土,最早驻扎的就是驻屯军,他因为住宅在千进,他的司令部在天津,日本讲叫天津军,这是1901年根据义和团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那么日本要派兵住在中国,就住在千金,再有一个部队就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为了占领关东军,控制关东州这是另外一个部队,1905年叫关东军,这两个部队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将近半个世纪,而且它的规模很大,但是中国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他一两千人的规模,到1936年5月份就是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决定这个军队要强、要扩编,第一要增加人数,从他的人数过去不到三千人增加到了将近六前人,五千两百多人。第二他的最高司令官过去只能是一个中将、是个少将,现在变成中将或者是大将,中将或者大将都有天皇亲自受军衔,这样他的地位就很高了,为什么要扩大这支军队,就是为了对付华北地区的局势,日本觉得光高一个关东军是不够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也是不到1万人,但是到了日本战败投降关东军有80万人,将近100万人,80万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消灭了60万,那么还有20万弄到远东西伯利亚服劳役,死在远东了,这个部队就这么被苏联红军吃掉了,这两支部队在中国应该他的档案史料应该有大量的档案,因为这个中国驻屯军1937年“七七事变”事变以后,因为他发动“七七事变”有功,就变成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军,后来这个军由天津驻到北平,后来司令部搬到了山西太原,就是太原的宜君,就是讲日本的那个部队,日本一直住在宜君,一直住在太原,他的司令部都在太原,中国驻屯军在中国住了37年,他得有多少大量档案存在?可是战后档案一直是没有了,找不着了,中日两国都找不到、人间蒸发了,包括关东军的档案,将近100万人的部队要留下多少档案资料,这个档案哪去了?没有了,在东北找不到,在关东找不到,在日本本部有找不到,人间蒸发了,这怎么回事?我想因为这个档案的史料的不存在。
    前几年吉林省档案馆,发现一批当年关东军宪兵队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埋在了地下,后来50年代的时候,长春的人盖楼的时候,就把那些档案挖出来了,没有销毁的档案挖出来的,后来放在吉林省档案,吉林省把这批档案关东军宪兵队的档案,所以前几年我们国家专门宣传过就是关东军宪兵队,宪兵队只是关一个军人风纪的事情,管部队、军队的通讯还要管,就是给家属写信这要归宪兵来检查的,那么就从宪兵队收到的日军、关东军之间这个士兵跟家属之间通信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关东军的士兵就知道很多蜘丝马迹,比如说当年他就知道中国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他给跟家属告诉他,这是日本人当天自己写下来的罪证,只是这么冰山一角我们能够看得到,他大量的东西是没有的,驻屯军的档案也没有了,那么我们也完全不排出这个档案在战争期间被战后日本方面认为的销毁,其实就是销毁,能烧毁全部烧毁,就日本投降不留给中国人一丝一毫的证据,因为战后他要被审判、他也知道他要被判罪,不能把证据留给中国人,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中国驻屯军的档案、关东军的档案在中国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的一个部队,这种档案的东西找不到,所以我们研究他的很多问题确实缺乏证据,但是那个档案也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还能找得着。
    那最近80年代也来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做一些努力,我们也注意到还是能够找一些蛛丝马迹,他跟事件的关联。比如说我们能够找到第一份文件就是1936年的文件,1936年9月15日,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官千代瓦一郎(音)给当年的日本人陆军大臣叫寺内寿一,陆军叫陆相寺内寿一专门上报了一个计划书,这个计划书报告了日本在1930这年内就要占领、统治华北地区的计划,这个战略数就提出,我们中国驻屯军要占领华北,不但要占领华北而且要在华北执行殖民统治,像东北一样实施通知,这是日本的计划署,这个计划其实也不偶然。为什么不偶然?其实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关东军就在1930年12月,关东军当年在关东军的参谋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就专门抛了一个文件“满蒙占领地区的统治研究”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跟这个文件有点类似,这是“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制定要占领统治满蒙的,这是“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屯军制定的要占领统治华北的一个文件,所以这个文件的存在是日本学者发现,在档案里面发现找到的这个文件。司令官交给东京大臣,在东京军部收到重视文件都有盖章,各种机密的图章都有,这个文件的存在证明了日本其实在“七七事变”前夕就已经有侵占华北的预谋,这个计划是有的,不是无计划而是有计划占领华北,这是我们说第一个文件。那么也就是9月15日文件之后,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这一天,日本的驻屯军的部队那个骑兵部队到中国的丰台,就建在丰台火车站的地方,到丰台火车站日本的骑兵,马受惊了,马受惊了就不老实了大家知道,那么就到处乱窜了,那就讲这是中国人造成的,他的马受惊了,他的马怎么会受惊了,马受惊了当然是刺激的,谁刺激的?中国人刺激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刺激日本的马?就日本人大军恍恍荡荡的出现,说这不行,这你中国人干的事,我在丰台这地方不安全,所以日本人1936年9月18日因为这个事件叫丰台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日本强调要求必须他驻屯军的部队要住到丰台这个地方来,就是今天丰台火车站这个附近,丰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离卢沟桥已经很近很近的。
    今天这个丰台镇,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住在丰台?住在丰台以后他就开始策划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住丰台这个事并不是我们讲《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一共规定日本可以驻军的地方一共是12个地方,是法定可以驻军的,包括通县包括廊坊日本都可以驻军,但是唯独丰台这个地方是非法的,就是日本当年《辛丑条约》没有规定他可以住在丰台,但是日本就以他的马受惊这个事件,他感到不安全他派兵住在丰台,这个部队最终从丰台往卢沟桥这边开始演习,这是“七七事变”以前的事件。这是日本非法进入丰台的事件,为他制造发动卢沟桥事变提供一个极大的方便,但是日本人的研究基本回避这个事件,他不提这个事,他只说是根据《辛丑条约》合法的住在中国的华北,他只讲他是合法性,说好像是我们违法了国际法,到底谁违反了国际法,其实他违反国际法,他超出了《辛丑条约》的范围,强行、非法驻军丰台,就因为马惊这个丰台事件,这是我想第一个文件我们值得注意的事件。
    第二个“七七事变”爆发了,就是7月7日爆发了,7月8日日本政府就知道这个事了,日本政府最开始是搞不清楚这个事件怎么回事,那么决定这个事件暂时就不要扩大,叫不扩大方针,然后就己解决,这事不能再给中央政府解决,谁发生就给谁解决的,29军就跟29军谈判,就不扩充就己解决的方针,这是7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的,但是到了7月11日,只过了两天,日本了解这个事变真正的真相之后,就决定不是这样了,就把这个事变正式定位北支事变,被市我们叫华北,他们叫北支,叫北支事变,这个事变定下来就像满洲事变一样就处理这个事变,那么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跟着就来了,定为华北事变以后,就因为上述第一份我们讲1936年9月15日计划书的存在,所以9月13日,当时中国驻屯军参谋部的第四科就根据1936年的文件,1936年我们已经预定一个计划文件,根据这个文书制定了第二份的就是伴随着华北事变,华北事变都到到来了,我们占领整个华北的纲要、计划书就做出来的,这个文书后来也是日本人找到的,是在中国驻屯军宪兵队的文书里找到这个文书、找到这个文件的存在,那么这两份文件,这是七七之前,这是七七以后,都证明中国驻屯军都要占领,第一要占领华北,第二要统治华北,是一个计划性的存在,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是日本学者找出来的。
    第三个文件,其实还是日本学者80年代找出来的,这个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这个事变是七七晚上十点半、十点四十左右发生的,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凌晨三点,这个事变过了才四五个小时之后,那么当时中国驻屯军的参谋叫主任参谋专门起草一个宣传计划书,就这个事变要发生叫卢沟桥事变,日本怎么宣传这个事变呢?做一个计划书,我们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对当时中国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大家知道1935年一二九事变以后,那么国民政府为了处理华北的局面,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为政务委员会的主任是宋哲元,就29军的军长,要求送宋哲元他的要员主要是宋哲元亲自出任,让宋哲元这几个人对要员进行绑架、软禁的措施,并且要迅速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城,这是日本的计划,日本怎么应对这个事件是第一个要做的。
    第二个而且在宣传的策略上,再要强调我们日本发动行动是被迫、不得已的,并要证明这个事变的发生非日方有计划的行为,而是因为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造成不幸、偶然的事件,我想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他自己要宣传、拼命要宣传这个事不是他挑起来的,其实这个事清楚很清楚,恰恰就因为他要挑起来他要把这事掩盖下去,一个真相,这个文件其实是最合适、最实时的,这个事件刚发生五六小时,凌晨三点嘛,晚上10点、凌晨3点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日本就制定出这么一个文件来,要掩盖这个事件的发生,从以上我们找到的文件能够来看,就是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这三份文件来看,所以中国驻屯军的档案资料是完整的话,那么迄今我们没有卢沟桥事变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应该是不攻自破,没有必要来讨论,很容易就解决的,但是是找不到。
    那么应该说这个事变发生之后,有一段时间日本还是有一个不扩大到扩大的过程,那么到7月11日,已经决定华北事变已经增兵华北了,大家知道住在北平的军队29军,29军这个军虽然有一个军,但是也有10万人这个军是够大的一个军宋哲元这个29军,但是日本驻中国驻屯军只有5000多人,到不到一万的人,1比10的兵力对付10万人的中国军队,日本还是很吃力,他也知道也算过这个账,所以必须要执行所谓和平的烟雾,跟中国人继续谈这个事我们不能解决,我们慢慢一步一步解决,我不想扩大,因为给他增兵制造一个借口,日本最后经过几次跟宋哲元29军谈判,谈了几次最后规定7月19日是最后一个期限,我给了一个最后期限,你解决不解决这个事?如果不答应日本的要求,7月19之后我基本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有规定的期限,为什么规定7月19日,他也知道调兵需要一个时间差,关键的时候大家只有几分钟、个秒钟,但是他的部队调到华北也需要一个时间,不像我们今天的高铁一下就入关了,那时候他的部队再快也需要时间运过来,到了7月19日两个师团已经调回来了,从关东军调一个师团、从朝鲜调一个师团,两个师团加上驻屯军大概是将近2万多,2万多日军对付10万中国军差不多有胜算可以打了,7月19日以后再也不跟你扯淡了、没有必要谈什么?什么交涉?谈什么协定?就中国人最后我们29军最后也接受了,这个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惩罚我们制造事件的责任,我们要给日本道歉和赔偿,即使这样日本也不干了没必要。到7月19日他的部队就全部调过来,关东军一个是师团、朝鲜调一个师团这两个部队从东北、从朝鲜调过来需要时间,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到了华北之后他一算将近两万人的日军对付10万人的中国军应该问题不大,你发现7月19日以后也不跟你交涉了,方针越来越强硬,不是你忍气吞声,而是他一再的找茬制造这几个事件,后来到了25,26日在廊坊,在北京的广安门日本人陆续的找茬,你不找茬我也找茬打你,最终就开战,最后一直到27日,28日。
    27日一天的时间就把北平拿下来了,然后第二天29日就把天津给打下来,这样北平天津一战,29军全线撤退,经过卢沟桥撤到保定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命令,不打了把北平让给日本,这样29军基本没有太多的抵抗,一个10万人的军队说撤就撤了,撤到保定去了,把北平天津拱手让给了日本,到30日日本彻底占领了华北。所以不是说我们不想扩大,是日本找茬扩大,他只是不扩大的时候他被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他一旦有条件他就不跟你,谈什么谈?搞什么协定?这都是没有意义的事,这个事件中间有一个偶然的事件,就是在7月27日,28日在中国的通县,今天叫北京的通州,发生的通县事件。通县当年是伪政权的部队,当年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军队,冀东伪政权他的首府就在通县,通县是冀东伪政权他有自己保安队、有自己的伪军,那么保安队一部分人发动的起义,因为中日已经开战了,那么这时候保安队也开始一些人开始起义、来反抗日本人,这样在通县县城杀了很多日本的侨民,日本有来自朝鲜、来自日本的商人包括居民在通州,保安队上街杀了一些人,主要是跟日军干什么,这个事件叫通州事件,最近几年日本的一些学者一直抓住这个事件叫通州事件,说通州事件是中国人有意制造的,是中国人想搞这个事变,中国人杀了日本人,是日本人是受害者,这个事件他们一直无限的放大,最近几年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在研究这个事件,也在做这个事件,那么对通县这个事件,我想做两点说明。
    第一个,通县的地不是中国合法的地,这是中国伪政权的地,这些人本来就是汉奸,那么汉奸的部队伪军大起来反对伪政权、反对日本,他做什么我想我们都是应该承认他是对的,出于民族大义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地下党也好,都是自发的都没有问题。
    第二个至于说滥杀无辜,说杀日本侨民、朝鲜商人这些事,这事本身是日本大方面的报道,我们也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当年这个事日本一直渲染、一直扩大,到底谁发动,这把这事变扩大起来,真要发动战争谁是受害者,甚至有日本的右翼学者说,我们要拿通州这个事件去审议,他们现在中国不在申遗嘛,我们南京大屠杀不是审议,慰安妇还在申遗中,他就说我们也要申请世界遗产,通州事件日本人受害了,被中国的保安队受害滥杀无辜杀了一些人,拿这个事情来炒作,把扩大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人。
    第三个这个时间点是最关键的,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日本他在七七之前发生还可以说一说,但是这个事已经是日本开战了,25,26日日本已经在广安门已经跟中国军队开战了,其实日本早就打起来,不是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将近一个月了,20多天了,那么这怎么还要中国人来扩大战争啊?所以日本人这是胡搅蛮缠,他找不着一点插口,那么找到一插口就跟你没完没了的纠缠。那么第三个纠缠就纠缠我们“七七事变”第一枪,到底有没有第一枪,这是他听到的,因为他在那儿演习,他为什么紧急收队,深更半夜的要收队啊?就是他听到枪声赶紧收队集合,集合的时候发现一个士兵失踪了,所以他就要找这个士兵所以就跟中国交涉,他简单的借口就这样,第一枪的事我们中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是谁放的第一枪,后来日本人就说,这个枪第一是共产党放的,共产党地下党为了吸收、为了挑起国民党和日军的冲突,是地下党造谣。
    另外有第二个证据,就是共产党在7月7日这个事件爆发,7月8日延安的解放周刊发了一个通电,就是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就中共中央那个通告,那个通告是7月8日发的,他就推算7月7日晚上凌晨的时候在北平的地方,发生种种事件为什么延安很快就知道了,又不像今天我们有微信、有无线电能够通知,当年通信手段是很有限的,延安怎么会马上知道,第二天就发出这么一个通告来,拿这么一个证据来说,这可能是共产党主要挑选,其实这个事我们署名是7月8日,实际上这个杂志出刊的时期是在十几号,我们数这个时期是7月8日,并不是我们7月8知道这个事件,再一个他说第一枪是29军放的,国民党的特务为了挑起冲突是国民党放的,这些证据也是日本人的一面之词,到现在为止我们找不到中国军队主要放,我们要放这一枪,我们要干什么?没有人作证。第二个就是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有几个教员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回忆录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写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隐隐约约提到了第一枪的事,这个事把日本人无限放大,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写的著作当中透露共产党要放第一枪,对日本人来说找到一个插口就无限把这个事放大,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国,其实他不想一想,当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那些当年真正策划卢沟桥事变的人都站出来承认了,没错我们日本人就是要扩大战争,战后一片胡言改口了,这种日本人变色龙的做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第三个说法,还有日本学者讲,“七七事变”是一场事变没有问题,但是“九一八事变”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九一八事变”到目前为止根据所有的证据表明,这个是关东军有意挑起来的,因为关东军有预谋、有计划,这文件都在,这在档案都存在,只是当年日本政府不知道这个事就是了,最后被迫关东军一块走,这个事确实是关东军挑起来的,日本不能否认,后来日本说“七七事变”不像“九一八事变”这样,有很大的不同,那就否定这个计划的必然性,现在有很多学者也会搅和这个事,这个事是否是这个样子?刚才我说了在“七七事变”之后,在卢沟桥挑事的人都认帐是自己干的,后来否认了,日本学者的内部、日本政府自己在1937年8月11日之后恰恰是日本人专门写了一个文章,就把满洲事变和华北事变做了个对比,这个文章恰恰是在1937年9月15日出版的,我后来找日本去找到这个杂志,把论文复印下来的,日本公开发表的论文,1937年的9月15日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是日本外交时报发表的论文,这个人讲他就对比华北事变和满洲事变,就是“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这两个事变,一共是四个观点,第一个这两个事变从目的上、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个这两个事变爆发的原因目的很相似,第三个这两个事变经过很相似、有相似性,最后他自己本身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说他认为华北事变和满洲事变一样,这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事变,连日本人自己在“七七事变”以后就发文章来论证,他跟“九一八事变”的必然联系,这个相似性,我想我们也不应该上某些日本学者的当,拿当年他的东西反驳他,你看他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我后来到日本去专门找到文章的杂志给大家,发表的这篇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通过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我想说这三个层面,第一个事变以前叫知其所以然,第二对于事变本身我们要知其然,第三个事变以后我们要知其然后,通过三个层面的研究,我们应该说第一个虽然我们应该说历史的现象和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尽管这样的复杂我想总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寻。第二个我们讲历史的发展潮流可以说浩浩荡荡的,但是这里面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常常伴随着偶然性和多样性,这是我们经常讲哲理性的东西,我们经常也会讲偶然性、必然性从哲学来讲,什么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偶然性当中体现着必然性等等这些观点,这个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最最基本的一些看法,对于必然性、偶然性我们大体有这么基本的认识。
    通过以上我们对“七七事变”做了三个层面,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后、知其然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尽管目前为止在卢沟桥事件本身上,在偶发性还是存在争论,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掌握百分之百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变完全是日本,就是第一枪没有解决,是存在争论,但是我想尽管存在这样的争论,但是无论从来龙还是去脉这个方面而言,无论从这两个方面而言还是就我们刚才讲的,中国仅有的,我们能够找得着的,日本学者发现的中国驻屯军三份重要的文书,这方面实证性而言,我们都可以说“七七事变”发生了,他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我个人最后一个看法或者作者最终的结论,所以我就唠叨讲这么多,可能有好多大家听起来也会有感触。


      主持人:非常感谢臧老师的报告,因为臧老师是中国抗战史学术大讲,因为他们前端刚刚组织花8年的时间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书,博物馆也买了一套,也供大家可以看一看。几乎从那套书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来的面目,卢沟桥事变虽然是偶然的事变,但是他搭上日本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的必然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们再次感谢张老师。第二场我们请俞凡老师来主讲,大家热烈欢迎。

      俞凡:大家好,南京是来过真的无数趟了,南京是我曾经旅游到过的第一个城市,我第一次来南京只有四岁,当时只记得玄武湖那边的豆沙包很好吃。后来因为做了这行南京经常来,后来吴馆长请我来讲一下,我也没细想我就答应了,说好那我来,没有想到臧老师会来,我作为晚辈在这里唐突前辈实在是。臧老师讲的那个是一个点上面的东西,就是中日在“七七事变”的责任或者“七七事变”爆发的原因存在的争议,我想我可能对臧老师做一点补充,就是我们说“七七事变”是必然爆发的事件,我们说帝国主义往我之心不死,或者说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到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一个大暴露。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必然的事件?我们拉长到相对长的历史实际来考察,我们发现确实是一个必然实践。2016年的时候,国家教育部修改了我们现在教科书的表述,我们原来的表述一直都是八年抗战,也就是全面抗战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到1945年的“八一五”日本投降结束,但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不提八年抗战,我们叫十四年抗战。我们原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的六年也要算进去,那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从三年的九一八到七七,这段时间日本在做什么、中国又在做什么?我们来讨论这样两个问题,这个事变的爆发为什么没有被阻止?为什么日本没有来阻止他?日本有没有想组织他?他们就做了什么?或者说他为什么没有阻止成功?中国又有没有人想组织?我大概五年以前有一个论文投出去,编辑告诉我你这个论文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不再提蒋介石不抗战这个说法,我们说蒋介石不抗战或者蒋介石消极抗战什么说法,现在看来确实不太合适,但是蒋介石确实在“九一八事变”没有阻止全国上下的武装抗战,那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从1937年的“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时间之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炒股票的?如果有炒股票的话我想你这些天是百感交集,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就要从一次股票开始说起,就是1929年的10月24日,这一天是我们中国节气的霜降,我们知道霜降这一天标志着冬天都要开始,因为霜降来了,这一天确实非常冷,但是不是在温度而是在人的心里,这一天就是美国华尔街著名的股灾,黑色四星期,虽然这一天股票的暴跌,虽然股灾的出现,美国就开始进入所谓的大萧条,而这个大箫条的发展直接蔓延到了,因为美国当时是全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那么他的经济出现了衰退,全世界的经济也相应受到了影响,日本也没有能够幸免。
    我们知道日本的经济结构,在二战之前日本经济结构比较不健康或者比较不完善,因为他国内没有资源,他只能大量进口资源,然后他是一个严重依赖外向型经济,他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所以他严重依赖外来的资源和外面的市场,所以股灾一来、大萧条一来日本的物价和股票市场受到巨大的打击。1930年日本物价比1929年下跌了16%,1931年则下降了30%以上,也就是说1930年,一年之内跌掉了将近20%,跌掉了五分之一,1931年跌掉了三分之一,股票的跌幅如果把1914年的1月,日本的股市股价指数设定为100的话,那么1930年的6月就跌到了74,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三,到1931年的9月又再跌到了60%,只有原来的70%不到,我们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样一跌的日本的经济当然受不了,那么外贸总额1929年的日本的外贸总额是43.6亿,而到1930年就跌掉了30.1亿,跌掉了12.5%,跌掉了将近30%,到了1931就进一步跌到了23.8%,进口额跌了44%,出口额跌了47%,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国家的经济遭到这样的打击,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受不了的,所以日本大量的企业破产,1930年破产的企业有823家,然后减资的有310家,1931年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我们知道银行掌握着经济的血脉、银行掌握着钱,没有钱,钱流动不起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停滞,而日本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到了1931年有58家。
    更加严重的打击还不仅仅在于工业领域而是在农业领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战后拍过几个,用我们来讲宣扬军国主义色彩的电影,他拍过一堆“啊”系列,他拍过一个《啊海军》,我们看《啊海军》里面表现全部都是农村破产的青年,你看《啊海军》主角我忘了,他本来是非常大有为的青年,然后考到东京大学本来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被搞到了将田岛(音)去学海军、去做海军航空兵,然后他在农村的爱人跟他下一次见面是他要出征之前,跑到妓院去最后潇洒一把,结果叫出来的姑娘是他原来的情人,他就反映是农村的凋敝、农村的破产。而这种打击我们来看数据,日本当时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农产品是大米和蚕茧,1934年4月的时间每担大米的价格是26.91日元,那时候的日元是大洋,跟我们现在日元的感觉可不一样,现在26日元能买啥?我估计啥都买不了,26日元就是一块多钱,一块多钱可能存自行车都不够不估计,1930年的4月每担大米的价格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为17.7日元,而当时每担大米的生产成本却需要27—28日元,因此虽然稻谷丰收却由于价格暴跌而出现“丰收饥馑”,因为资不抵帐。你卖稻米的价钱顶不上稻米生产的成本,所以你卖得越多、你丰收得越多,你赔的就越多。
    蚕茧的价格也是一样,1929年春,每贯蚕茧的价格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这又使占全国总农户40%的养蚕农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养蚕地区的地方银行也有17家因此停业,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经济的危机一定会伴随政治的危机。日本本来就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大家知道日本从1968年开始搞明治维新,那么明治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或者飞机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在国内扶植大型的企业,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企业的大企业都是战后发展起来的,那么战前的日本的四大财阀全部都是大财阀,全部都是跟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他们依靠特权可以获得获得非常的利益,而这种扶植财阀的政策,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迅速的,用我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原来讲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来扶植一些大企业,然后迅速使他获得在国际上跟国际巨头抗衡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相应的一些其他你没有这个特权、没有这个路子的经营者就要受到打击,所以本来就聚集了巨大的社会不公,而这种社会不公又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怨气,所以1918年8月日本就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所谓的米骚动,就大家来抢米,因为我们买不起米,我们要活下去我们买不起米,所以我只能去抢,这个米骚动虽然平息了,但是这就证明了日本当时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在经济向好的时期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吃得饱,我可以赚到钱。
    但是一旦经济停滞,特别是像1929年,1930年这些出现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所以日本的罢工,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1928年到1931年的四年的当中,日本的劳资纠纷和农民的减租斗争,出现了直线的上升,怎么办?经济停滞了,人民闹事了,怎么办?我们有两条路。
    一个我们选择罗斯福的那条路,我们来扩大内需,我把机器全都存起来,大家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挖坑理论,我们雇800个人来道路挖一个坑,首先就问他挖坑干什么?没有用,不为什么。然后再雇800个人来把他填上。首先问他有病吗?我没病,你雇800个人来挖坑你就可以制造800个就业机会,他要用800把铁锹、800把铲子,他要买衣服、买手套、他要吃饭那不就有工资了,罗斯福说这是个好办法,所以我们看到罗斯福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他让机器退休动用大量的人力来修大量的社会工程,你像美国现在很多高速公路都是那时候修的。
    还有一条路就是走德国的路,我们经济崩溃了怎么办?那我出去抢啊,那很简单。日本人选了哪条路?因为日本非常熟悉这条路,明治维新的诏书里面明明白白写着,我们明治维新要干吗,我们要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了之后要干吗?要扬国威于四方,怎么扬国威于四方呢?那只有打仗,所以1894年打了甲午战争,1904年打了日俄战争,1914年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相隔十年,每打一次仗大日本帝国的国际地位高一点、领土扩大一点、经济好一点。那为什么不打仗?日本人非常熟悉这个操作模式,他又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日本的社会日渐动荡之下,人们开始呼唤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决策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层来解决我们现在的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只让你们议会的议员们在那里商量整天吵架,那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所以法西斯团体开始兴起,他们选择的一条路就是通过暗杀政变来操纵政权,然后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内公开镇压、对外侵略扩张。比如这个时候的首相就是有雄师宰相之称的浜口雄兴,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人,因为他任内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且力主裁减一亿军费,因为我们现在没钱了,不能再这么花钱去造军舰、造炮、造枪,我们要改善民生,我们要把钱用到更有用的地方,结果他就在东京车站的站台上被一个右翼青年袭击,虽然没有当时身亡,但是这个伤一直没有治好撑了9个多月到了第二年的1931年的8月26日去世。
    1932年5月15日,由海军少壮派军人为主组成的小团体试图发动政变并刺杀了犬养毅首相,我们说犬养毅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犬养毅首相曾经有意,因为他跟孙中山的关系很好,他跟蒋介石什么都很熟,他曾经有意派人到中国来谈判,就是“九一八”我占的地方我不要了,但是你要给我别的领域,就我不会把他变成我的直接占领地,但是你要给我别的利益,这个消息走漏了,他受到日本国内的巨大压力,只能把这个谈判撤回来,这个事就无疾而终,然后他也被刺杀了,他是现职首相、在任首相也被刺杀了,这就是所谓的“五一五事件”。
    “五一五事件”结束之后虽然政变军官的目的没有达成,但是继之而起的首相,就是海军大将,当然那时候退职海军大将斋藤实,那么斋藤实组织的内阁就是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这个内阁直接宣告了政党内阁时代的结束,其实明治维新之后就进入了大政时期,明治时期之后进入大政时期,大政天皇因为他个人的原因,他这个人比较软弱,也有人说他有神经病、有癫痫,所以他对社会的控制不像他父亲那么强,所以大政天皇时期被称作所谓的大政民主时期,在大政民主时期日本开始出现政党化的苗头,像一些政友会这样一些类似于政党性质的机构、团体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日本曾经出现一段民主化的苗头,但是到了朝和(音)时期又完蛋了,那么从那一年开始日本的军费连年激增,我们看一下是从1931-1934年日本军费的增长。
    这个总数就是日本每一年的财政总支出,上面的红色部分除了军费之外其他所有加起来的数字,下面蓝色就是军费,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军费从1931年的454亿涨到1932年的686亿,到1933年涨到872亿到1934年又涨到了941亿,所以日本的军费年年增长,而且是年年巨量增长。到了1934年日本的军费已经占到日本全国财政支出的40%多,就是全国大概将近一半的钱花在了军费上。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来知道,他是什么概念,我们中国现在每年的财政支撑大概是,如果按美元算的话大概是12-13万亿,我们取一个小数字12万亿,12万亿我们有40%的钱花到军费上,也就是我们每年要花掉5万亿,5万亿是什么概念?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大概是350亿,当然他那艘船啊,他其他的飞机什么乱七八糟也要往上配,我们就翻个番,翻到700亿,我们如果花掉5万亿每年可以造多少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日本已经磨刀霍霍,那么中国在干什么呢?中国人在斗争,我们中国人特别有意思,我们中国人有3个以上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分帮派,这个是真的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北洋军阀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就成新的中央政府,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那么从形式上来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以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照耀全国,但是事实上不是。但是国民政府他是建立在征服与归附的基础上,小军阀我把你打服,大军阀我把你买服或者是谈服,那么大的军阀有谁呢?
    比如说广东的陈济棠、比如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比说山西的阎锡山,比如说西北的冯玉祥,更不用说东北的张学良。所以蒋介石真正能够实际控制只是以江浙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还有一些中号军阀,比如说我从山东来的,大家都知道当时山东一个很有名的军阀,就写过很多诗的,被蒋介石最后毙掉的。除了军阀混战、军阀分裂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四一二”的影响,“四一二”我们大家都知道1927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清党,清党的主要目标就是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杀了很多人。但是清党对国民党的伤害不亚于对共产党的伤害,换句话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要杀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很多人是不好分辨的,也来不及分辨的,我哪里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详细的分辨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杀了再说,那么什么人会被杀掉呢?名分比较大的,大家都烦他,这人太讨厌了,这一次正好有个机会拜拜了,再一个就是工作比较积极的,我们大家都在混日子就你天天积极表现,留着你是个祸害,大家不要笑真的,你看共产党为什么从1925年,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蒋介石要清共,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势力巨大发展,共产党从不到两千党员一下发展到将近两万多人扩充了十倍还多,共产党为什么可以如此扩大就是因为共产党员真的是在做事情,共产党员非常积极、清廉,在各方面的表现强过国民党员,所以在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也会心向共产党,这一帮人全部被杀掉了,或者大部分被杀掉了,有些及时侥幸没有被杀掉,也就此不理了,不再跟你玩了,我积极,我积极会被杀的,那我还积极什么?所以国民党就剩了一帮什么人?就剩了一帮吃闲饭的、行贿受贿的、什么事也不干的这帮人,这就是所谓的逆淘汰,劣弊驱逐良弊,这个东西对于国民党后来的堕落,当然国民党真正的堕落是到了重庆时期,武汉时期、重庆时期,但是到后面对国民党的整体堕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再一个,不光有人祸还有天灾,这就不说了,然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向,汪精卫是始终不服蒋介石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就在中山陵上,孙中山的政治遗嘱是汪精卫起草的,那中山先生去世我应该是党国的继承人,凭什么你蒋介石上了,因为蒋介石里面出政权,所以汪精卫一直不服蒋介石,而且不光汪精卫不服他把帮把兄弟也不服他,他几个反他最厉害就是他的把兄弟,冯玉祥、李宗仁都是他的把兄弟,所以他们开了个会,决定另组中央,跟南京分庭抗议,结果蒋介石要讨伐,他们打了个平手都需要找外援,那个时力量最大就是东北的张学良,大家都去找张学良,张学良权衡再三决定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获胜张学良捞到了一个全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跑到北京有京剧看、有舞跳,奉军的势力扩大到了京津地区但是东北空虚,日本对于东北那真是馋的不得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在近代有个我叫他叫政治性的黑社会团体叫黑龙会,黑龙会怎么来的?黑龙会是玄洋社在东北地区的派出机构,玄洋社就牛大了。然后日本的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就是他们在黑龙江地区成立,我们要具有满洲。1930年底,军部经过策划,秘密制订了《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确定分三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终完全占有东北。
    1931年6月,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又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关东军也不闲着也制订了一些计划,到1931年的春天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进一步策划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关东军就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最终于1931年9月18日夜间制造“柳条湖事件”并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九一八事变”是个局部事件,我们必须要说明白,“九一八事变”确实是一个局部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国内中枢机构,他们知道这帮小子要在东北搞事,所以他们就派人来阻止,但是这个派人来组织大家要明白,不是日本不想搞事情,而是认为日本认为现在不是搞事情的时机,要让他们忍耐一年,但是这帮人忍不住,怎么办呢?他们派来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剑川美四(音),这个剑川美四本身就是想让他们搞事情,所以剑川美四来之前先给大家发电报,我要来了,我的目的就是不让你们搞事情,所以你们看着办。
    所以他们是定的“九二八”,因为剑川美四是9月15还是14日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在路上磨蹭,可以坐飞机来非得坐船,你坐船可以坐到大连,不非得坐到天津,然后在天津再去北京再到丰田,到了丰田之后在丰田先住到酒店里,9月18日当天到然后住在酒店里,当天到的你总不能让我当天来办公吧,来了总要娱乐一下,所以叫了一帮艺伎然后在这儿喝酒,正在酒酣耳热之际战争爆发了、冲突爆发了,结果大炮震的屋子就晃,然后艺伎吓的花容失色,然后剑川美四把他搂过来拍拍没事,没事、放心绝对没事。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本来在日本政府纵容下发生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本来觉得时机不到的日本政府,发现原来时机还是可以的,因为东北军没有这么抵抗了,所以日本政府要增兵,这一增兵日本就开始分兵。日本控制了沈阳之后就开始偷袭长春,然后到了9月25日,一个星期“九一八事变”到“九二五”,只有一个星期日本就基本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次年1月3日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大部沦落敌手。
    日本占领了东北蒋介石在干吗?蒋介石提出一个口号“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我们知道“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是把希望寄托在国联,他希望国联来调节。蒋介石为什么希望国联来调节这又是一个问题,蒋介石傻吗?他不知道人家打到你家门口了,你依靠别人,我们大家知道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而且不仅仅是他,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官特别是军队的高官一大帮人是日本回来的,所以这一帮人他们都是所谓的知日派,他们是知日派,他们非常强调日本人的强横,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政府特别是军界限的高层弥漫非常强烈的恐日情绪,我们打不过日本人,靠我们自己跟日本人干根本干不过,我们既然干不过那就最好不要干,你丢了个东北总比全国亡了要好,当时在整个国民政府上确实有这么一种气势,不仅仅是蒋介石,像张学良等等这一帮人都有这个态度,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打不过,打不过既然这样还不如不打,所以说期待国际公理判决,蒋介石没有等来公理判决等来了日本人的大炮,那就要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就是淞沪事变。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勇抗敌,挫败了日军的侵略阴谋,两国最终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那么在1933年的2月23日,日本又对热河动手,那时候东北是9个省,不是我们现在的三省,那时候还有察哈尔省、热河省等等是9个省。省主席汤玉麟临阵脱逃,先后不过10多天的时间,2月23日战事爆发,3月21日热河全境容陷,不过十来天的时间,八万大军仓皇退走,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落敌手,老百姓不干了,你怎么回事?十来天的时间八万人,你开什么玩笑?
    老百姓这要追究责任,日本继续进攻,日本的想法是想要达到跟国民政府划长城而治,所以占领热河之后的日军就开始进攻长城各口,这时候蒋介石也在考虑你日本有完没完,长城再打一打就是华北,华北打下来就是华东,最后我上哪去?所以蒋介石说,如果再不认真对待的话,“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球万世后民族之罪也。”所以蒋介石就命令当时在华北地区的各将要抵抗,长城抗战由此爆发,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个歌是1937年“七七”以后写的,但是写的是1933年的事情,写的就是喜峰口抗战,长城上有很多口像湖北口、喜峰口,日军进攻喜峰口,中国的军队守卫喜峰口,但是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落后打不过日本兵,给我们造成重大杀伤是日军的重炮,所以我们派并夜袭500名勇士,每人发两枚手榴弹,一把大刀,没有枪、没炮、没有装备啥都没有,我们看纪录片也是,我们在卢沟桥上靠什么跟日本人战,靠大刀,我们靠冷兵器来跟大家对抗,真的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只有血肉没有别的了,500名勇士出发每人一把大刀、两枚手榴弹袭击日军重炮连队,500勇士出征归队32人,468人阵亡,但是炸毁了日军一个重炮连队,炮拖不回来,为什么发手榴弹,就是手榴弹填到炮口里去把炮炸了,日本报纸惊呼,明智大帝(音)造兵以来皇军未遭此惨败,因为他太瞧不起中国人了,太瞧不起中国人,你炮兵应该有步兵护卫,你炮兵要往后拖,你没见过炮兵推着大炮上去拼刺刀的没有,你要在战役纵身,他太瞧不起中国人了,根本也没有什么放哨的,让咱去全给切了。后来1937年因这个写了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感去》,在这之前我们没打,没有打,所以这一打大涨中国人的志气。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军阀叫孙建英,就是盗东陵的那个,但是孙建英在那里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抗战,我们中国人看人是看大节的,我不看小节,你偷鸡摸狗那无所谓,只要你在民族大义面前站得住你就是好人,相反你及时非常清廉、自律慎言,你像圣人一样,你在民族大义面前站不住你也是王八蛋,比如王精卫,王精卫真的是如果从个人品德来看王精卫绝对圣人一级的人物,但这小子当了汉奸,那没办法你就是王八蛋。
     结果这个抗战的结果就在中国跟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南京政府一系列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说国民政府本身的基础不牢,他没有能够完全统一中国,很多地方实力派只不过是在形式上归服于他,事实上我是口服心不服的,我随时想取而代之,我只不过需要一个理由而已,现在给我最好的理由就是抗日,因为你是中央政府,你作为中央政府你的最基本的义务是什么?你要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对吧?你要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这是你最基本的任务,你连这个任务都做不到,日本现在占了我们三个省,你不要了,你要不回来。日本打我们的上海丧权辱国,日本人打我们长城你还是丧权辱国,那就证明你干不了,你干不好你滚蛋我来干,所以地方实力派以抗日为口号揭竿而起,堂堂正正的反抗中央。原来我造反你是中央政府我是地方乱贼我还要忐忑一下,现在不用,现在我反对你,我为什么要反对你,因为你不抗日,你不抗日你滚蛋我来抗日。
       1931年的12月15日,汪精卫他们就给蒋介石逼宫,蒋介石没办法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各方实力派逼宫蒋介石没办法宣布下野。但是蒋介石下了野之后组织了个内阁,就是孙科内阁。孙先生的这位大公子实在能力有限,实在干不好,最后没办法干了三个多月,被迫3月1日再把蒋介石请回来,蒋介石虽然这一次平稳过渡,但是毕竟是被逼下野。
1933年就不一样了,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挑起反蒋大旗,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声称“迩来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亡国条约,同人不忍坐视民族灭亡”,公开喊出联俄联共、实行农工政策、打倒国民党,这是所谓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没有经过太长时间,11月20日他们宣布跟中国政府分庭抗力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就失败了,3月不到4个月的时间,但是这给地方实力派以抗日为号召公开对抗中央政府,就开了一个好头。他越来越没干成,因为他实力不够,那我要干的话我实力够不就行了吗,所以你看1936年的“两广事变”,就李济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搞的两广事变比福建事变麻烦的多。
1934年12月,日本三省会议制订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认为若中国对“打开日支关系表现出现实的诚意的话,我亦好意应之”。蒋介石也在考虑,就是我跟你协了《塘沽协定》,那么华北地区暂时平静下来,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当时有个国策叫“攘外必先安内”,我现在就算外暂时平息了,我就开始安内了,所以蒋介石希望能够借助华北地区暂时出现的安定局面来部署第五次围剿,所以蒋介石对日本示好,那么1934年12月20日,由蒋口述、陈布雷执笔,以徐道邻名义在《外交评论》发表著名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这篇文章很长,但是里面提出一个观点,“日本人终竟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那么我选的这个图是日本翻译了这篇文章,在日本的杂志上发表的这张图,这篇文章一出就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政府虽然看到这篇文章的书名是徐道邻,但是日本人看这篇文章很多话包括很多口气很明显不是最高领导人不会这样说话,所以日本决定我们要以善意应之,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1935年的1月22日,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对华亲善”演说,宣称中国如能彻底停止反日及抵制日货运动,日本政府则将给予全面之援助。日本这边示好了,中国这边赶紧接着,然后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方法,就是双方换了外相,当然换外交部长是这之前的事情,日本把外交部长从号称要交土政策,那天换成了广田弘毅,中国把推行革命外交路线换成汪精卫,这两人交流起来就容易了。到了5月7日,汪精卫、广田弘毅正式通知宣布,日本要把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在当时很多国家对中国,特别列强对中国是歧视的,我派到中国的外交人员最高不是大使是公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全国、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大使级外交关系是外交关系当中最高的一级,我们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有些我们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你这个国家不重要、不值当派大使。
    日本一直在中国派的是公使,不是大使,那么5月7日广田正式通知汪精卫我们日本决定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汪精卫欣喜不已,非常高兴。然后经过双方的协商,5月17日同时宣布外交升格,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和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同时升格为大使馆,那么这个也标志着1934年上半年所谓的侵占外交达到了顶峰。但是马上就出事了,表面的“亲善”,也不能见容于日本军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人在研究石原莞尔,但是他们研究石原莞尔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在反思。反思太平洋战争、反思大东亚战争什么的,我觉得我可能是中国人带着有色眼镜去看,我看拍的纪录片在反思战争,他不是在反思我们为什么发动战争,他是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打败战争,这个就很要命,我反思我为什么发动战争的潜台词就是我以后不能发动战争,我反思为什么打败战争的潜台词就是我以后不能再打败战争了。所以这个东西很要命,日本的战争态度确实很成问题,日本现在在研究石原,当然各个方面都有,有一派的观点就认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石原,因为我们要听石原的就好了,石原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发动华北事变,不应该发动“七七事变”等等,我们就把满洲国弄下来,然后把满洲国建设好,建设成为王道乐土,就是攒点经验值然后再升级有什么不好的吗?结果不你干,你非得东北完了华北,华北完了华中、华中完了华南,结果把你撑死算了,所以很多人在研究石原。
    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他在国内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两派,就是所谓的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也好、不扩大派也好的目的就是侵略,只不过不扩大派认为我们暂时不应该吃那么多,扩大派认为我们一下子全吃下去最好,所以来派经常会斗争,如果是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呢,那日本可能对中国好一点,那么扩大派占了上风日本就被中国横一点,就是这么个区别,亲善外交就是在所谓对中国相对来说比较和缓,认为我们应该先消化消化,你早上起来刚弄半斤油条、二两鸡蛋、两包牛奶,你刚吃一肚子,你要中午再弄两只盐水鸭你就撑死了,你绝对撑死了,我们应该先消化消化,你到晚上再来,他非得一下吃饱。
    扩大派主要在哪里?主要在军方,特别是关东军,亲善外交1935年的1月刚刚起步,关东军就召集了大连会议,关东军的情报机关在大连,他大连会议先后大概有那么几次,我印象中有七八次,大连会议的档案现在已经,反正也给毁了不少,大连会议的档案现在已经宣布放出来了,他就召集大连会议讨论华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天津有一张报纸叫大公报,很有名的一张报纸,《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建议蒋“为预防计,似可派一地位较高私人代表赴东京与文武当局一为周旋以缓和之”。
    这个就要说一下,当时在二战之前,民间外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途径,就是不是什么事都是官方派代表去谈的,他们为这个双方的政府高层出任代表往往是什么人?在政府高层有私人关系,我们是朋友可以直接跟你说话,但是他没有官方身份,这样谈的好处如果没谈成的话就跟我没关系,政府可以撇清,如果谈成他直接可以到最高层,你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包括苏联跟英法谈判条约,包括后来抗战当中日本跟中国的和谈体上都是这么一个路子,那么蒋介石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派王宠惠借从海牙国际法庭卸任回国的机会“顺道往访”。
    2月20日,王宠惠与广田会谈,王宠惠提出了和平解决争端、两国对等交往、友好交往等建议,广田则表示日本的“根本方针是不威胁和不侵略”,对王宠惠的建议表示原则上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26日,王正式向广田提出中方的“中日问题三原则”,大家知道都有个广田三原则,其实这三原则其实是中方最早提出,提出三原则。那么这三原则提出日本就开始讨论,5月份的时候发生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所谓的胡白事件,当时在天津的日租界里有两份报纸,一个叫《国权报》,社长叫胡恩溥,一个叫《振报》社长白逾桓,这两人就是中国人的汉奸这两人在天津相继被刺杀,是谁干的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胡白事件。然后24日的时候,“抗日救国军”领袖孙永勤,孙永勤是热河人,他在热河被日本占领了之后,组织游击队、组织所谓的抗日救国军跟日军作战,那么24日的时候,他跟日军在遵化的茅山作战壮烈殉国,日本就称之为“孙匪事件”,这两个事件发生日本以此为借口,当时中国驻屯军,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隆,就向当时的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一系列的无理要求,比如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秘密机关;撤走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中央军撤出河北等等等等。然后在日本的重压之下,6月10,何应钦被迫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同一天,外务省发布《华北事件相关帝国对支那政策再探讨》,明确提出对华政策五点方案,我们就不一一念了,这就是华北事件相关帝国对支那政策再探讨的封面和第一页,上面打着两个字“极秘”,这里个人必须要称赞一下日本的档案开放,虽然烧了很多、确实烧了很多、很多都没了,他现在的档案开放真的做得不错,现在真的做得越来越好,历史中间原来都是DGVO,你下来不懂你不知道什么格式根本看不了,现在完全改成PDF了,然后还可以原来只能一页一页的下,现在可以批量下载然后等等等等,日本人欢迎大家来研究日本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我觉得这个态度我还是比较满意,至少比我们的档案制度强得多,原来经常来二档(音),现在不来了没什么意思,你申请这个不给你看、那个也不给你看。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6月18日,外务省正式提出对华外交三原则,取缔反日活动,正式承认满洲国,然后日满支三国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合作亲善、以期东亚的和平与发展,其实核心问题就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换句话说日本已经叼在嘴里了,我必须要咽下去。这是6月18日外务省对华三原则的原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日语的,这个位置就是三原则。
    6月27日,驻防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订签订《秦土协定》,二十九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29日,外务省制定《对支要求大纲》,并举行“对支政策讨论会”,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事情举行了一个讨论会,然后一大堆人来参加,比方说像外务次官重光葵、东亚局局长桑岛主计等等,然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是“关于对支政策与军部的协商方案”,并赴上海征求须磨弥吉郎等驻华外交官的意见,最终外、陆、海三省于9月3日,就是他有一大堆文件来来回回,你外务生提出一个草案然后陆军省讨论,陆军省讨论、海军省讨论然后来来回回的大家讨论,讨论了两个多月到了9月3日最后形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就是这样三条。
    这三条其实就是后来10月28日提出了三原则基础,9月7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在与广田的会谈,其实大家都明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大家都心知肚明,当时中日之间的核心问题就是日本要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所以蒋作宾就跟广田原原本本的讲,我们绝对无法承认满洲国的独立,这个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你想连汪精卫就不接受,当然汪精卫后面接受了,那另说。当时连汪精卫都不能接受,谁都不能接受,所以中国绝对无法承认满洲国的独立,说但是呢蒋委员长认为,因为这件事而阻挠中日友好关系的话实在太过遗憾,因此暂且采取不闻不问之策,什么叫不闻不问之策呢?就是我不提了,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等于默认,而且当时中华民国已经跟满洲国通邮、通航、通商,中国人可怜,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北人很多是山东人,我们有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闯关东》,我大姨、我舅舅、我姐夫什么闯关东了我在辽宁按了家了,我在山东老家待着,我想去看看他,对不起到了山海关你要办护照,你中华民国国民要进入满洲帝国你要办护照,你得拿签证,中国人可怜呐,我家有点什么事,我要往大姨、往舅舅那寄封信,我寄到哈尔滨去、寄到沈阳去,对不起到山海关你要盖邮戳,因为你中华民国的信要寄到满洲帝国去不行的,其实就是等于默认了,我跟你通邮、通航就是三通,我们跟台湾不是前一段时间也谈这个事情吗?通邮、通航、通商,我对这个事情从此不提,这也就可以了吧,我们如果说卖国的话这样够可以了吧。广田不干,广田说,你这个不闻不问不太合适,换句话说你必须公开承认,我们只能看到会谈记录,我们没法身临其境,我估计我要蒋作宾的话我那时候得哭出来,因为蒋作宾说什么话,说我没办法,至难之举,做到这样我已经是至难之举了,如果我要公开承认的话我可能立即遭到暗杀。
    我就真的想到甲午战争以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李鸿章在春帆楼跟伊藤博文谈判,伊藤博文一张嘴四个亿,然后看在中堂的面子上给你减一个亿,三个亿。李鸿章就站起来,老头子70多岁了,当然他是演员演的,带着哭腔,看在老朽远道而来的份上再让一点吧。然后伊藤博文一瞪眼,大日本帝国口无二价,真的就想到那个镜头,我要是蒋作宾我真的觉得我得哭出来,我们领袖已经让到这个地步了,没办法我国家弱嘛,我打不过你,我要是能在战场劈了你谁跟你在这废话,我不是打不过你嘛,所以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是至难之举,请你理解,我不理解,你必须公开承认。
    那么广田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剿灭共产党,蒋作宾表示共产党跟国民党势不两立这个你放心,我们一直是全力以赴剿灭,这确实是真的,我一直全力以赴剿共的,我们以后觉得更加共识,决定再加一把劲,因为蒋介石那时候正在搞第五次围剿,那么10月28日,广田再次接见蒋作宾,向其正式提出“对华三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广田三原则”。
    日本国内密切谋划,军方在中国也迭造事端。8月1日,新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来华,9月24日,多田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多田三原则一宣布,举世舆论哗然,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三条原则执行的话,虽然大家都知道日本对华北的觊觎之心,虽然大家都知道华北的局势实在是特殊,但是名义上,至少是名义上华北地区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你日本是外国人呐,你外国人到我国家领土上来胡说八道、指手划脚严重干涉我国内政,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实行的话,那么华北地区其实相当于满洲国第二了。
    所以10月7日,驻日大使蒋作宾专门会见广田,对其表示:“声明内容是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且涉及关于内政的重要问题”,并询其“以上声明的内容果真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吗”?广田则辩解说此事系报纸误解了多田真意所致,并告蒋“最近日本报纸刊登了当初关于这件事多田司令官的声明,天津的报纸也勘正了不同于以上所谓的声明的错误”。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我们来看背后日本人在干什么。10月8日,广田专门给有吉发电报,有吉当时是日本驻中国大使,说“为了解决北支问题,只有蒋介石彻底修正其政策,或者北支五省完全脱离中央政权建立独立政权这两个方法”,并表示矶谷“对多田少将的小册子的主旨表示强烈赞同”,同时认为“只考虑少数人利益的现支那政府可以被衷心考虑支那四亿民众的安宁隆昌和考虑多数人利益的政府所取代”。
    13日本在大连举行由矶谷、多田等参加的会议,传达“对支根本原则案”,其第一条便是“北支五省的独立”,简单的来说就是日本要推动华北独立,或者华北特殊化,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已经是日本的国策了,所区别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军方比较急一些,政府比较缓一些,但是国策是不变的。
    蒋介石在干什么?日本人在积极谋划,蒋介石在干什么?蒋介石不是不知道日本人要搞事情,但是他事在人为自己没有实力遏制日本搞事情,怎么办?很多情况是通过外交,他5月初的时候,《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之到日本去访问,胡政之这一趟去日本很奇怪,他只不过是报纸的总经理而已,当然这个报纸影响力很大,他在中国也是个著名人物,但是他到日本一个月,我给他算了一下,因为他回来要交蒋介石一个报告,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见了什么人?他见了三个前首相,相一级不管什么相,相一级见了十七个相,少将以上见到了五个,他还写了一堆比方说日本的文化明人、企业界的明人,他一共在日本从去到回来,从去到回来在日本一共待了30天,30天的时间每天一个还有富余,这种人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像咱们瞎举个例子,比如说胡锦涛同志不是我们的领袖了,他已经退职了,你想见胡锦涛你见得着吗?他的秘书你都见不着,这种人绝对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但是你看胡政之回来写的报告,你就会觉得日本这些人排好了队等着胡政之来见。
    但是我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就说胡政之到底这次去就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的授意,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报纸的总经理去访问的话,他没有这么大的面子,10来个相等着他见不可能,他见了这么多相回来就给蒋介石交了一篇长片报告,中心意思就是这句话,“此时中国除政府宜与忍耐交欢外,社会方面宜取消无益的排货运动,在经济上与之发生密切关系,使军人有相当顾虑,不再捣乱,要其事必须上下一致,定一大政策与之周旋,否则随时可以出事”。
    就是我们说,他那封信写回来,里面弥漫着严重的恐日情绪,这个恐日情绪在当时的中国仅仅是军界有、政界有、企业界、文化界,整个社会的上层都有。他不是军人,他一辈子没有当给官,他就是一个报纸的总经理而已,当然他跟上层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5月16日,该报主笔张季鸾奉蒋命探查平津要人及日方动向,向蒋报告“察事已和缓,可望了,土肥原等昨今表示转缓和,启予电京请任命敬之兼冀主席”。反正他蒋介石做了一堆事情,比如说安抚地方实力派,大家知道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宋哲元是冯玉祥的嫡系,冯玉祥已经被蒋介石逼的出洋了,宣布下野出洋了,我老长官让你逼走了,兄弟我在这儿待着好像也不太舒服,所以蒋介石跟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29军的人物,跟宋哲元这些人的关系非常微妙,有些话不好说,说轻了也不管用,话不好说,所以他需要一个中介,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如果这个话我直接跟你说,说重了你会没有面子,说轻会不管用,我通过一个中介给你说,这样子大家都有面子。
    再就是当时平津地区是著名遗老遗少聚居,日本人随时可以在中间拉人出来组织伪政府,因为已经拉走一个溥仪了,日本人当时属意吴佩孚,吴佩孚当时跟蒋介石是死对头,结果吴佩孚在挺进住着,吴佩孚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在天津住着家境潦倒,因为吴佩孚不置产业很穷,然后天天写书、天天讲学也没人理他,吴鼎昌就去找他,听说日本人来找你?我老吴绝对不会做汉奸,吴佩孚确实最后没有做汉奸,他最后也是死在日本手里。然后吴佩孚真的晚节很好,大仁大义面前、民族大义面前你要站得住,也害怕万一老吴真的顶不住咋办?你给点钱吧?所以给蒋介石汇报,建议你给点钱,吴鼎昌要两万,蒋介石觉得两万少点,所以大笔一挥给了三万,三万现大洋那也不少了,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还有一个派人去日本,日本人到底什么意思?特别是日本国内上层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在中国跟蒋介石这帮人接触很多都是日本军方关东军、中国驻屯军,那么日本国内到底什么意思?外务省什么意思?军部什么意思?特别天皇什么意思?这个重要。所以蒋介石决定派人去日本。
    那么3月29日,蒋介石最早就对吴鼎昌说你去一趟日本,吴鼎昌为什么会被选中去日本,一个因为吴鼎昌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好,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吴鼎昌是经济专才,他是北四行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天津北四行的总办,他是著名的银行金融业的人才,而且他跟当时江浙地区的银行家他们关系都非常好,他给的名目是中华民国赴日经济考察长,我是去考察经济问题,他也有个理由,因为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废粮改元的改革,就实行法币制,在这之前中国的币制是很混乱的,很多地方还是实行比如说像承重一两银子,这个是很麻烦的,你称重制的货币牵扯到一个成色问题,你十成的银子跟八成的因子那肯定是不能一样用的,所以国民政府要废粮改元,把所有的贵金属集中到中央手里,金银集中到中央手里,这也是为了后来的抗战要用,因为如果我们要抗战,我们要对外购买军火,后请顾问什么的,这个是要拿贵金属去买的,因为我们拿法币人家不认得,我们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货币法币,恐怖性的通货膨胀是吧?
    那么废粮改元就需要财政金融的上层设计,所以吴鼎昌当时比较红,他作为中华民国经济视察团到日本去,然后3月29日蒋介石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但是后来一直搁置起来,6月26日吴鼎昌提醒蒋介石说,你不是让我去日本吗?咱还去不去了?蒋介石说去啊,干吗不去?我最近比较忙我把这事给忘了。然后7月12日蒋介石就给吴鼎昌发电报,说你赶紧去。然后他就在中间商量商量,8月10蒋作宾,因为蒋作宾很明白,蒋作宾是驻日大使,蒋作宾很明白,蒋作宾就给蒋介石说,说吴鼎昌这一趟去你应该给他一封私函,私人信件,不是明确的委托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如果替国家出去谈判,我要是这个国家的全权委托代表,我要委任状,我盖着国府大印,签着蒋介石的名字,我要有委任状,但是这就是你有官方身份了,这种谈判就不太好谈,所以我就以一个私人信件,我数个名字蒋中正,我署一个名字我给你一个私人信件,你证明你跟我的关系,但是你又不是政府的人,我刚才说的这种人出去谈判比较好谈,给他私函,“值此经济考察之便,可向日本朝野将余欲谋两国亲善之意,代为宣达,尤拾经济提携,倘能令两国有利”就是考察结束之后,“达铨一人留东进行之”,考察就考察别干这些事,因为人多嘴杂说不定走漏消息,考察团结束之后就解散了,你爱在日本待着就待着,爱回来回来,那我就行动自由。10月6日吴鼎昌率团出发,吴鼎昌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
那么23日,就是考察团解散的那一天,吴鼎昌在东京宴请日本实业界领袖人物,然后发了个电报回来给蒋介石,“力陈两国间应改善政治环境,俾课着手经济提携,实业界空气颇好,亦于重光请午宴时得机陈说。考察团于养22日解散,昌留东邻以个人趋向与重要人物晤谈”。他见了什么重要人物呢?他见到了财政大臣高桥坦、广田弘毅等等,27日当晚就向蒋介石报告“外军两部已取协调主义,河北事不致扩大”,吴鼎昌刚刚回国,11月11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式向宋哲元提出了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四条,并且县令11月20日为最后通牒时间,11月20日你要不答应,我就要自由行动。
    14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奉蒋命拜访日本驻津总领事川越茂,主要目的探听日方对此事态度,并于此后向蒋报告“华北事,今晚据此间日总领事谈,在此间绝无阻止之方法,只有与东京交涉,如能成立较大的谅解,或解决些具体问题,就是这解决不了的,你必须要跟东京去商量。
    17日的时候又奉命拜访宋哲元、萧振瀛,19日急电蒋介石,“闻板垣并不以土办法为然,当即转告秦萧似此尚有应付余地。”这个电报最起码我个人认为,这个电报是很重要的一个电报,因为20日当天,因为这是19日的事情,20日宋哲元并没有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最后也没有干点什么,这个事最后真正达成一个协议解决是到12月的事情,什么事情导致宋哲元没有理日本最后通牒呢?有两个电报。
    一个电报就是当天晚上19日晚上,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大使是蒋作宾,蒋作宾当时回国了,当时中国驻日本代理大使丁绍伋,他给国内发了电报报告日本的证据,然后蒋介石收到这个电报就两度急电宋哲元,第一封电报是这样写的,北平宋司令明轩兄勋鉴:顷接东京日外交部对我驻日丁代理大使之答复称:华北为中国领土,如华人不愿自治,日本军官有何办法等语。请兄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余托石敬亭兄本夜来平面谈,近情盼详复。中正手启。
    过了不长时间又发了第二封电报,北平宋司令明轩兄勋鉴。顷接东京丁代使十九晚来电称:关于华北自治风说及上海水兵案件,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欲行使武力,昨日冈田首相谒西圆寺公即为决定此方针,已电令驻华武官制止其妄动等语特闻中心。这两封电报当然最后蒋介石这么急给宋哲元发两封电报,其实这两封电报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日本中枢不想动手,日本中枢不想动手,但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中枢动手不中枢不是最重要的,中枢是不是同意动手不是最重要的,“七七”他们也不同意动手,“九一八”也不同意动手,“八一三”也不同意动手,日本的军队当时是处在畸形的状态,就是政府是制约不了军队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不了军队的,如果日本政府不同意动手,军队想要动手他一点招都没有,比如说刚才我们其实今天在这说“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刚才臧老师讲到。前面我们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时朝鲜军队要过来,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军队要过来,当时朝鲜军是不被允许过来的,中央是不需要朝鲜军越界的,当时朝鲜军司令管后来1937年做了首相的林铣十郎,林铣十郎根本就不理你中央怎么说,你中央爱怎么说怎么说,我照样派并过去,所以林铣被称为所谓的越界首相,或者叫越界将军。这些人没有一个遭到惩罚的,所以日本中枢的态度当然非常重要,日本中枢同意动手,换句话说中枢同意动手这个手是肯定要动的,中枢不同意动手这个手有可能也会动的,所以中枢的态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第一句话就是闻板垣并不以土办法为然,坂垣是什么人?坂垣是滚关东军的特务级官长,土是谁?就是土肥原,土肥原是华北驻屯军的特务级官长,闻板垣并不以土办法为然,换句话来说就是坂垣不太同意土肥原处理这个事情的办法,这个的潜台词就是关东军不同意中国驻屯军的策略,换句话说关东军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中置身之外,如果关东军置身之外的话,仅仅你中国贮存军两千人的兵力对抗29军10万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关东军要介入进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板垣不以土办法为然,如果坂垣不赞同土肥原的处理,如果关东军不介入这个事情还有缓和,你即使动手我也不怕你,我有10万人你才2000人,你动个手试试。
    所以说这个华北危机到底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蒋介石也没说,各方面的人也没说,我们只能猜,那么最终的结构就是在12月18日成立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吸收了一些侵日派,你像王克敏,王克敏后来党了汉奸了。但是核心权力掌握在宋哲元、秦德纯这些人手中,虽然政权是半独立政权,但是至少在形式上,特别这个政权的高层仍然是忠于国民政府,所以日本人要分裂华北,搞华北特殊化的图谋应该说并没有完全实行。
    最后一个问题,“华北危机”的结束使日本并没有完全控制华北地区,所以尽快而彻底的解决华北问题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首选,1936年2月26日,这次大了,1400余名武装士兵在少壮派军人香田清贞大尉等率领下发动武装政变,杀死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藏相高桥是清,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就是1945年宣布投降时候的首相,他一生真的挺厉害,一生两度差点被刺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有名的电影叫《日本最长的一日》,就是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8月15日,8月14日天皇录了那个音,少壮派军官、法西斯军官就要抢那个录音派,那个电影相当棒,里面就表现铃木的镜头,好像最近有新版。
    然后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冈田很走运,冈田藏起来了,然后他的秘书也是他的妹夫,他妹夫不太明白事,我大舅子是首相,你们这帮人想干什么?他妹夫出来目视叛军,他长得跟冈田很像,结果叛军掏出枪来把他给崩了,然后还把冈田家的女佣叫出来认,你看这是不是冈田首相,结果女佣吓的连站都站不住,随便看了一眼说这就是冈田,然后叛军很高兴我们把首相给宰了,然后他就躲在浴室里,然后第二天家不得发丧吗?冈田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化装成来吊唁的人,给葬台上的所谓的自己鞠个躬然后出门走了,躬特别神。
    然后牧野也是,牧野伸显和西园寺公望是明治时期的两大元老,牧野是大久保的儿子,然后他们要去杀牧野伸显,牧野伸显70多岁了,本来在温泉泡澡70多岁赶紧穿上衣服从悬崖往下爬,他孙女跟他一块往下爬,爬到一半老头子70多岁实在爬不动了,叛军在底下点火,点火照亮了峭壁上的牧野伸显,70多岁的老头子站在悬崖峭壁上,底下枪举起来,跟打坝子一样,结果外孙女把和服展开,把外公给挡住,然后底下叛军良心发现这元老不应该杀了,在底下鞠躬然后走人,日本叛军也挺有意思的。
    政变虽然被平息,但其后建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屈从于军部的意志,我们说五一五政变之后,只不过就是终结了政党政治,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没有恢复,就是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任五官充任他没有恢复,广田恢复了这个制度,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任中将以上,现役中将以上,这个就很要命,简单来说就是军人在管军人。你像现在的民主国家,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文官治军,因为军人只想打仗,他不管这个仗该不该打,决定应不应该发动战争是政治家,你军人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政治家让你去打仗,你把这个仗打赢,这是你的职责。但是军人如果掌握了军权的话那就要命了,而且日本的陆相和海相有一个权力,就是直接越过内阁上奏天皇,所以等于内阁从此以后就被军队绑架了,所以我们说讲军国主义制度,什么叫军国主义制,军队绑架国家,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到现在为止算是正式完全成立起来,
    8月7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制订了南北并进,全面扩张战略。同日还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首先要迅速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并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同时还要使全中国反苏附日”。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部当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掌控华北,他们一直没有变过。
    在此基础上,广田内阁还通过了《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了分裂华北、促华附日反苏的具体外交方针。早在五六月间,日本便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由2000人增至60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升至天皇亲任中将。9月,驻屯军占领了丰台,并频频进行实弹演习。与此同时,关东军也积极配合,11月,关东军操纵伪蒙军进攻绥远,就是绥远抗战,傅作义将军挫败了日本的图谋。
    同时两国关于外交谈判也陷入了僵局,日本撤换了有吉明,有吉明对中国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派川越茂为大使。8月发生了因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而打死日本人的“成都事件”,9月又发生了中国驻军刺杀有间谍嫌疑的日本商人的“北海事件”。然后日本要求中国道歉、惩凶,然后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国家谈判,日本在谈判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中国几乎全部拒绝,只答应谈判解决,我们就事论事,你说这个事咱有事解决事,你别扯一大堆没用的,你那些跟这个事情没要求,而且中国提出了反要求,你跟我签这个“塘沽协定”咱是不是改改,你跟我签的“华北协定”是不是改改,你想想双方的要价差距太大了,所以陷于僵局,这时候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就是蒋介石不再剿共了,蒋介石也好、日本人也好都认为共产党是心腹大患,我们知道日本假如的轴心国,那个轴心是什么?就是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是日本一直要求蒋介石剿共,蒋介石也一直确实在不遗余力的剿共,但是西安事变一发生,不管蒋介石因为保命、让步也好,还是蒋介石真心实意的也好,反正蒋介石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剿共了,我们给工党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欢迎回到我们祖国的大家庭来。你不剿共对日本人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原来咱们好歹还有个共识,你反共我也反共咱们是兄弟,现在我反共你不反共了,你本来反日我就很讨厌你,你现在连共也不反了,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所以日本开始国内快事整个变化,近卫文磨组阁,加紧迎合军方,部署侵华步骤,以图“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已是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不可避免。
    这个战车已经隆隆发动不可避免,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也知道,南京政府停止对陕北红军的进攻,加紧进行抗战的准备,二十九军也在紧张练兵,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蒋介石就讲我们要忍耐忍耐,但是蒋介石到庐山谈话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牺牲未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为什么?因为我实在没法再让你了,你小鬼子欺人太甚了,你要了东北我要默认你不干,你东北要完了要华北,华北完了要华中,华中完了要华南,那最后我上哪待着去,所以我不得不抗日。所以我们说,我今天大概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简单回顾了一下,从1929年,1930年所谓的昭和恐慌一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主要在回顾两个问题。第一个日本在做什么?第二个中国在做什么?换句话说核心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哪怕是延缓或者说阻止。最后想一句话,这个事情已经过去81年,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相信现在不是中国在惧怕日本,现在日本在惧怕中国,因为我跟日本好多大学的关系都很好,我就记得一个老师跟我讲过,日本人现在特别怕中国,我说日本人为什么怕中国?他说你想,你有一个邻居,你家只有一个儿子,你邻居有十个儿子,这十个儿子天天在后院锻炼身体,然后磨刀霍霍,研制各种先进武器,然后这家老爷子天天跟十个儿子说,孩子你爷爷就是让那个院给杀了,你想你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特别害怕中国。我说你用怕,我们不会侵略你的,你没有什么值得我侵略的。日本有啥?火山、地震,没有什么好抢你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这个地方谈论这些问题,我们真的不是要宣扬仇恨,我们记住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历史不要再发生,特别我们南京特别特殊的地方,我们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够保证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发生,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俞老师的精采报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进入提问环节,我们就简单安排听两个学生和老师来提问,请问哪一位?

      提问:臧老师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驻华北的29军和南京国民政府到底什么关系?29军跟日本有什么关系?29军有没有接受过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资源?谢谢。
      臧运祜:刚才这位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因为29军应该说国民革命军还是29军,这个军的来源俞先生也讲过,是来自于西北军,宋哲元其实跟冯玉祥是拜拜了,然后跟着国民政府,后来这个军从察哈尔到了北平。这个军“七七事变”以前达到10万人的兵力,他的兵力应该是人数是最多的一个,是国君系列的军队,但是呢他来自于西北军,主要是西北的一帮人,他还是一个地方实力派的部队,更多冯玉祥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部队里面,他跟国民政府、跟蒋介石的关系还是貌合神离的关系,有这个矛盾。
    他们在华北想当华北王,但是蒋介石又要统一华北,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中央的地方其实不光表现在宋哲元的身上,30年代有很多,刚才讲的福建事变你帮人,19路军跟国民党矛盾也很深,所以到了福建去才会闹出一个事变来,还有广西的部队也是这样包括四川、西北也是这样,也是跟蒋介石闹掰了,所以中央军跟地方军是矛盾很大的问题。蒋介石要解决统一最主要一个问题你要安内,安内当然主要是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解决国民党内部不统一的问题。那么蒋介石应该说跟艘宋哲元29军之间矛盾很深,他对他也很防治,但是华北国民政府的力量进不去,那么这样这个空子就被日本人钻了,日本人知道第一个华北想独立,想脱离国民政府,想自己搞地方势力,这样他就可能利用这个矛盾搞华北独立,所以华北事变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华北这帮人想自治,其实山西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跟蒋介石的矛盾都很深。
    那么这样他们就想独立,独立谁来独立,谁来帮他独立?最合适的力量当然是日本,这个最大的帮手这个,所以在这方面是个矛盾,但是他毕竟是个中国人,是中国的部队。一方面他跟南京政府对抗还要依靠日本,那必然会给日本发生关系,那么应该说在七七前后,29军跟日本人都很不干净,包括后来说到一些将领都会存在,包括跟日本人的和平谈判。这个“七七事变”爆发,为什么打不下去?不能开战?很大的原因,本来七七马上要干了,怎么回事拖这么长时间?“八一三”怎么就没事,马上第二天就干起来了。很大原因29军在那儿,因为中央军被迫撤走了,大家知道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都把中央军、国民党的势力都被撤出了华北,只有他们在当地说了算,草头地方王,他们决定华北的命运,这帮人一方面跟南京要挟,第二个跟日本讨价还价,最后讨价还价被日本人耍了。日本人跟你玩,“七七事变”这个事是很小的事,是地方事件我们谈判我们解决,谈一个条件这个事第一你要认责,这是你的事,你挑起来的,本来是日本人挑起来,29军自己认帐、认怂了,说我们挑起来的,那我们挑起来我们就向日本人道歉,就要赔偿、就要撤兵,这条件都达成了协定,但是最后日本人也满足,我们刚才说过一直到7月19日,日本等着关东军一个师团来了、朝鲜一个师团来了,有2万人就不跟你谈了,没什么好谈了那咱们就准备开战了。
    说29军也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当时他要打,他10万人消灭5000人的日军很容易就赶走了,他根本就不动手,到那时候还在那矫情,还在那儿幻想着搞点和平,和平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现在看来七七以后,南京政府态度相对比较明确,不能再妥协、再犹豫了,共产党也很清楚,最大的原因就是29军耽误了大好的时光,最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跟日本人开战打了吗?我们刚才说25日,26,27日,28就打了一天,这么重要的两个就打了一天,打什么啊,根本就没怎么打,就把这两个城市给丢了,然后乖乖按照原定撤到保定去,所以29军跟日本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研究得不是很多,因为很多的资料看不到,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29军内部矛盾也很深跟将领之间,跟日本也有经济合作的协定,这些东西都有,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华北也是一个三角的地方在这时候。所以眼看着两个城市就这么了,他根本就没守,没怎么打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就是中央和地方矛盾,那时候还幻想日本人帮你支持一把,日本人恰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咱们谈谈谈,不让国民政府插手,说你看“七七”以后蒋介石很急,但是也没办法,一个军队也派不进去,所以我中央军蒋介石到最后说,我要不中央军北上,他也不让他北上,结果中央军只能到石家庄,保定都过不去。
    当时华北的省会在保定,保定省会从前天撤到保定去,河北省冀察还是宋哲元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央军也没办法,就只能在石家庄眼看平津两个城市丧失,所以我个人觉得29军后来牺牲最高的将领我们不能再说这个事,但是在七七前后问题确实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应该实事求是来讲。


      主持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想提一个就是关于当时抗战初期爆发的时候国际舆论的一个问题,我看到一些书上有这种观点,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英美并没有站在我们中国这边,并没有特别倾向我们中国,蒋介石后来发动“八一三事变”是蒋介石为了国际干涉引起国际舆论,所以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抗战”,我想这个是不是历史的事实?
      俞凡:国际舆论这个问题我想简单说两句,国际舆论没有支持中国两个原因,一个因为国际舆论宣传做得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因为日本国际舆论做的非常好,日本是重视这块的做的非常好,所以日本这个国家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认证完了之后就开会,然后讨论说我们这个情报舆论这块做得非常好,从那以后非常重视,因为日本的档案有专门的簿册,每个事件一个册子,中村事件等等都有。他非常重视,他报告做到什么地步?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叫济南事变。比如说你是驻济南领事馆的领事,你就要把济南以及周边地区把这个事情全部报告收集起来,你要写报告,而且不光是这个,我是驻纽约的总领事,纽约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写这个事情,我马上把这个报纸剪下来翻译出来附一个文字报告发过去,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甚至一些我们觉得不太重要的小国,你像瑞士、阿根廷、巴西这样的国家都有,所以他非常重视国际舆论这块,他真的下了很大功夫,反过来说中国这块就做得不是太好,就是国民党搞国际宣传这帮人,要么不懂国际,要么不懂中国,他两帮人,一帮是洋学生回来,都是美国回来,什么哥伦比亚的硕士他们不懂中国,我不看中文报纸全部都看英文的,所以这帮人不懂中国,他们不知道怎么把这话用中国的语言说出来。有一帮土产的没留洋,或者说在外国待不多,这帮人是土产的,但他们没有留过洋,但是又不懂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中国文明时代确实太特殊了,所以两帮人实在合不到一块去,留洋回来那帮觉得土产这把是图包子,土产觉得留洋那帮解决不了任何事,所以国民党成立国际宣传处,这样的文章也有不少我们可以看见,成立国际宣传处,但是这个几乎没做什么实际的事情,反而是共产党做,像在巴黎办的救亡时报(音)确实有一些影响,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不太会搞宣传,其实你看现在我们还是不太会搞宣传,我们现在还是要嚷嚷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为什么嚷嚷讲好中国故事呢?因为我们讲不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怎样走?我们跟他完全不一样,你要让他理解,你要让他能够接受的,日本比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好。我最近正在写济南事变当中你可以看到,谢谢。
      臧运祜:刚才小伙子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七七以后日本基本的战略是北边往南打,那个战略很清楚,日本吸取元朝灭宋朝、满清灭明朝的经验最好是从北边往南打灭中国是没有问题,他一直把中心放在华北,但是确实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中心日本被迫转移到华东来,从上海打,应该不是日本既定的目标,改这个目标的原因刚才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转到华东来,上海打中国很难打,要研究海军、要研究红军,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你从低往上打这是很难打的一种态势,这个确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指出,说中国的抗战,因为华北守不住了,7月29,30北平、天津已经沦亡了之后,蒋介石一直在找机会中国的抗战到底应该从哪开始,最终想来想去在上海打,这个计划中日都在准备,日本也在准备但不是中心,中国把中心放在那儿,上海要开战列国肯定要干预,这是刚才说了。你“七七事变”以后列强都不干预,都不想卷入这个事,但是我在这开展你就不得不紧张,“一二八”就这么来的,就有这个经验,所以有这个机会国民政府8月7日,8月8日南京最高的国防会议一直在开会,研究开展的战略。这个事情因为偶然的事情引起,8月9日晚上,也是深更半夜的时候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士兵,驾着吉普车强抢我们中国上海的虹桥机场,当年虹桥机场不是现在的虹桥机场,当年的虹桥机场不是今天的红桥机场,虹桥机场是军用机场,你闯中国的军用机场干什么去?这就很清楚,中国的保安队、门卫就打,把他们打死了,这个日本的海军作战队的人被我们打死了,这个事件爆发了日本就找到新的借口,日本说我也要征兵,日本陆海军是有矛盾的,日本的陆军是要从华北打,但是海军最大的优势是在海军,那么日本海军就征兵,这样把日本的战略分离,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其实也不是偶然,因为事件的爆发国民政府加速了步伐,八一三就在上海开展,正式把日本的战略中心从华北引到华中来,使日本把优势变为劣势,另外把南京首都拱手让出来了,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很难守得住,这么一个三角地你没有相当海空的优势,靠你陆军根本没办法,最后上海一开战,日本的陆军位于东路,我们的优势全部没有了,上海就受不住了,南京首都就拱手让给敌人来进攻,南京是没有办法守的一个城市,应该说这样,这就代理我们很大的劣势,我们优势变成我们的劣势,日本的劣势变成优势,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几年,特别台湾的学者一直都在研究比较多,都觉得蒋介石的战略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之一,要不然让日本从北往南打,我们南京不至于受这么大的苦,上海还能守很长时间,那时候日本要过江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光华北,我们陇海线完全能守得住,也让他没有办法。他打不过来实际上,当时没有办法,他往上海一打,南京这点距离对他来说算什么?100多公里,对不对?所以讲的战略开始引起国际的干预、国际援助这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敢为中国玩这个命,只有日本捅到老窝,捅到珍珠港、捅到美国,他在跟你玩死命,他是为你打吗?他是为他自己打,什么时候他为中国人打过呀,很简单,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他为自己才会附带跟你中国打一下,我有基本的判断。


      主持人:已经是12点20了,从9点钟开始已经3个小时20分钟,可能是博物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大讲堂,所以我们感谢臧老师、俞老师给我们精采的研究,他们用渊博的知识让我们把“七七事变”来龙去脉有了深刻的了解,感谢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都是真心关心博物馆、真心关心历史,衷心感谢,谢谢大家,本次大讲堂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个月继续来博物馆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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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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