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胜利致敬!民族万岁!

发布时间:2019-09-03 14:27   本文被浏览过: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北京时间晨7时,四国政府在各自首都 (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1945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签署日本投降书;

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今天是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4周年纪念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个值得扬眉吐气的日子,胜利来之不易,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
 

 1945年8月14日下午7时(北京时间8月15日上午7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对外发布称:日本政府完全接受波斯坦公告,也就是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现正准备尽速签订投降书,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以接受日本的投降。英苏中都将遣派高级将领参加,同时盟国各武装部队已奉命停止采取进攻行动,等到正式签订投降书,就要宣布对日胜利日。

 

也就是说8月15日,是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它并没有在法律上履行完所有程序,也没有进行受降仪式,所以这一天只是宣告战争暂时结束。

 

芷江洽降
 

投降当日,从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互通电文,当时的日本投降洽降地点是放在江西玉山的,蒋介石要求日本投降代表坐飞机赶到玉山机场,中日代表方面也做出了赶往玉山的准备。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双方代表面对面坐下来洽谈日本投降有关事宜。可两日大雨,当时的玉山机场因雨后损坏已不能使用。而湖南的芷江机场保存完好,可供各种大小飞机起降,又驻扎了装备精良的新编第6军。17日蒋介石收到冈村宁次复电当日,临时决定把洽降地改为芷江机场,就把受降改址一事电告了冈村宁次,并再次强调了日方降使到湖南芷江洽降的注意事项。

 

说来也巧,那年的四月,日军为了夺取芷江空军基地,日军方面以第20军坂西一良中将司令官为战役总指挥,共投入第116、47师团为主攻,第64、68、34师团为协同的五个师团兵力约近8万人,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中国军队以何应钦上将亲自指挥的第18、20、26、73、74、92、94、100军及新6军等9个军26个师为主的强大部队顽强阻击,将数万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6月初会战结束。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日军的作战目标芷江基地仍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

8月18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次日,冈村宁次的代表,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4人秘密飞抵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
8月21日,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召见今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在洽降会议现场,今井武夫始终不提“投降”二字,在向中方通报了随行人员的身份后,他声音低沉地报告:“本人奉驻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之命前来晋谒中国战区负责人,领受指令。”他特别强调,自己的任务是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同中方联络,无权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和解决问题。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引起中美代表的警觉,萧毅肃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命令日军停止战斗,交出武器。贵官是冈村宁次将军派出的投降代表,前来接受中国战区关于侵华日军投降的命令。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特予以纠正。”
日本代表团抵达芷江

湖南芷江恰降会场

 
    在呈交相关文件时,日军同样表现得很不配合。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电令冈村宁次,命其把中国大陆(除东北三省)、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指挥系统、兵力分布、机场、舰艇、弹药库、布雷区的位置和现状之表册图籍全部呈交。今井武夫表示,只带来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部署图,并无表册,同时该图上并没有台湾和越南的兵力部署情况,理由是驻扎在这两个区域的日军不属冈村宁次管辖。尽管如此,当这张兵力部署图被展开时,现场镁光灯闪烁了足有十多分钟。人们明白,无论日军多么不情愿,他们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缴械投降。
随后,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此后两天,中方又就受降的细节问题向日方接连发出三份备忘录。并确定将中国战区划为16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主持9月9日南京总受降签字仪式。并以卢汉、张发奎、余汉谋、王耀武、薛岳、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李品仙、孙连仲、阎锡山、胡宗南、刘峙、李延年、傅作义、陈仪等将领担任16个受降区纳降主官。


一般命令第一号(陆海军)


各地受降主官


各地受降区划分表

 
芷江洽降典礼结束后,各大受降区的纳降工作也开始陆续进行,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为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宋殿村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并永远记住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后来就把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取名“受降乡”,也就是如今的受降镇,成为全国惟一一个用“受降”来命名的地方。

 



南京受降
 
在芷江洽降时,确定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

何应钦抵达南京与机组人员合影


何应钦在南京下飞机时刻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取三九良辰之寓意。“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的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
据《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

新六军士兵警戒在会场外


受降当日全街欢迎之民众

 
中央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和平永奠”四个大字尤为醒目”。
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顾祝同、陈绍宽、萧毅肃、张廷孟、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等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受降之地中央军校大门


受降当日中央军校大礼堂前

 
时隔多年,曾亲历过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老兵赵振英仍记得当时“日本人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不抬头,七个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余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当所有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宣布可以拍照5分钟,这时会场灯光闪亮,中外摄影记者们纷纷拍照,记录下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
 

赵振英-新六军14师40团1营营长
 
9日上午8时45分,冈村宁次及其随从共7人分乘3辆小车到达受降现场,与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时一样,以冈村为首的日本代表们个个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任凭中外记者们拍照。出席受降仪式的日本代表有日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岗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驻华派遣军参谋小笠源清中佐、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三泽吕雄。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日本代表团进入中央军校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9时07分,冈村宁次打开《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却突然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取出方章,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哆哆嗦嗦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0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命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至此,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00多万侵华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何应钦令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退席。当宣布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受降顺利完成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日本投降书》

 

签字仪式完成后代表团离开会场



受降老兵

赵振英,1917年生,北京人。黄埔军校14期毕业,1939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54军,1944年升任新6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对日受降大典仪式,赵振英率领第14师40团1营,作为受降仪式的警卫营,拱卫会场内外警戒,见证了受降仪式全过程。
 

 
韩灿如,1913年生,重庆忠县人。1937年,考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第6期,1939年毕业后分配至皖南第3战区,任第23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情报科少尉参谋。1942年初回四川进入第56军164师参谋处任职。1943年初前往驻印军总部,任运输第2团2营少校营长,1944年调新6军第14师参谋处人事科,任少校副科长。1945年8月,随新6军回国,经芷江赴南京受降,晋升第14师师部军械处中校主任,主持南京市区的日军投降缴械工作。

刘崇远,1923年生,重庆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18总队2大队,1943年春毕业分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准尉见习排长,戍守陕西潼关风陵渡。1943年7月调昆明第五军新22师64团8连任少尉排长。随军赴缅甸,在胡康及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等地同日军作战,1944年编入驻印军新6军新22师任中尉区队长。1945年初回国,升任新6军军部警卫营第3连上尉连长,负责芷江洽降机场警戒,后开赴南京、上海参与受降接收。

 
于文瑞,1916年生,河北石家庄人。1936年20岁的于文瑞报考中央宪兵学校宪兵教导团,被选录前往南京受训。1939年学成后被分配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任职。1945年8月21日,部队派往湖南芷江参加日军洽降任务,9月初,包括于文瑞在内的30名宪兵、新6军14师的50名官兵,随同陆军总司令部先遣指挥所主任冷欣,乘飞机飞往南京。9日,于文瑞带领两名宪兵全副武装站在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
 
史定坤,1925年生,河南平顶山人。1942年河南大饥荒,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先后饿死,家中只剩下史定坤一人四处乞讨。 1943年,史定坤讨饭途中被抓壮丁,送往12军某团通信班当兵。1944年远赴印度受训,编入新6军14师40团1营3连,曾参加反攻缅甸任务。1945年8月16日,长官向士兵们宣布:“昨夜收听重庆电台,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啦!我们胜利啦!”因为当时常谎传捷报,开始大家都没在意,半信半疑的。几天后部队开到湖南芷江机场驻扎,大家才相信胜利了,让新6军担任首都南京受降任务,9月随部队前往南京,同营长赵振英一同担任受降大典警卫。
 
王友文,1927年生,四川成都人。1943年在知识青年投军热潮中,报名参加远征军驻印军,从云南昆明乘飞机前往印度,受训后分至新6军14师学生教导队。1945年8月底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担任受降大典的会场布置任务,包括王友文在内的教导队100余名士兵参与黄埔军校大礼堂受降会场的布置。

潘庭槐,1922年生,浙江温州龙湾人。1937年12月,初中没毕业,国难当头之际辍学投军,分到江西铅山宪兵第15团3营8连,进行特种训练一年有余。1945年9月随部队进驻南京,担任受降大典警卫工作,后在上海担任押送日军战俘出境任务。

袁祥彬,1921年生,浙江天台县人。1938年报考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7期二大队,毕业后分到重庆防空司令部任职,后在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下投奔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编入新六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作战时负责侦察敌情。抗战胜利后,所部从印度飞芷江参加日军洽降,几天后再度飞往南京进行受降大典仪式,袁祥彬所部在南京新街口等地负责外围侦察任务。
 
李云贵,1924年生,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人。1941年自愿参军,加入第74军57师师部警卫排,先后参加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在常德保卫战最后时刻,警卫排护卫师长余程万等两百余人成功突围。1945年9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日军投降仪式,74军率先赶赴南京,担任首都卫戍任务。其后,李云贵所在57师又到丹阳等地接收日军第3师团投降。
 
何前贡,1927年生,湖南资兴市人。1942年报考黄埔军校二分校,为74军代培入伍生,由于战事需要,入伍生未毕业就被分到74军57师170团,常德会战中,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常德之后何前贡一直随部队战斗在一线,参加过雪峰山战役。1945年部队在芷江休整,后被派往南京担任首都卫戍任务,并负责遣送日军及家属从上海乘船回日本。
 
李宽,1927年生,湖南衡阳衡山县人,1940年7月,年仅13岁的他谎报年龄,替兄参军到86军13师38团迫击炮连,武汉会战中,13师在湖北多地与日寇作战,宜昌一战,李宽右腿被炸伤,1943年,13师协助57师防守常德外围阵地,13师减员严重。1945年8月21日上午,中日双方在芷江洽降,李宽所部担任芷江机场警戒任务,亲眼看见日军头目今井武夫等四人从飞机上下来,走进受降厅。
 

 
湛福欧,1929年生,湖南平江人。1943年应征入伍,加入国民革命军75军6师18团二营重机枪连,当了一名机枪弹药手,部队驻守宜昌3年,在宜昌三斗坪阻击日军企图侵占重庆。1945年9月随部队在湖北应城接受日军投降。
 
施金陵,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报考黄埔军校,被分到西安七分校18期工科,在校学期期间增援过潼关战役,毕业后分到12军,在大别山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抗战胜利后,施金陵所在连队被空运至山东济南接收日军投降。
 
祁佐,1923年生,宁波宁海人,1945年2月5日参加国民党70军139师280团。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随部队入宁波城。10月在宁波乘坐美国军舰,经过2天3夜过海在基隆登陆进入台湾,看管日本战俘,接收日军装备。
 
杨忠仁,1925年,四川蓬安县人。1944年12月入伍,进入中国远征军荣誉第2师第4团第1营机枪1连任机枪手。杨忠仁随军先在腾冲与日军作战,后到缅甸密支那反攻日军。1945年8月杨忠仁随军到越南受降日军。
 
 
宋善恒,1924年生,江苏泰州人。1941年冬在江苏省第四临时中学高一就读时,投笔从戎参军抗战,加入海安南莫青墩村鲁苏皖战区苏北游击总指挥部干训班学生队受训。抗战胜利后在无锡中央训练团17军官总队6大队31中队受训,9月在无锡随部接收投降日军物资。
 
唐福生,1925年生,广西临桂人。1939年进入桂乐师管区模范队,受训3个月,后补充进驻扎在全州的第五军,入第五军辎重兵团当传达兵。1944年反攻滇西战役中负伤,住院治疗。1945年8月,伤愈后恰逢新一军回国,便投新一军军部参谋处任警卫员。1945年随新一军前往广州接收投降日军物资。
 
周先栋,1922年生,江苏南京人,1942年毕业于军医学校,被分配至53军野战医院任上尉军医,驻扎在常德,后随部队参加了收复腾冲战役,经历过怒江、高黎贡等战斗。日本投降后,周先栋随部队参加河内受降。据他回忆,投降仪式隆重庄严,甚至在河内有法国官兵视察了解法军战俘营。
李建树,1925年生,江西莲花县闪石乡人。1942年在家乡投笔从戎,加入贵州陆军防空学校,学成后编入陆军通信兵独立第3营9连,该营隶属中国远征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部队前往越南,接收投降日军装备及战俘。
 
杨怀亮,1925年生,湖南长沙县人。1941年,16岁的杨怀亮离开老家长沙,在国民政府航空军事委员会广西站第四滑翔机制造厂做军工。1944年因为工作调动,转至广西都安战备机场从事地勤工作。 1945年局势转变,他转战至百色机场从事地勤机械工作。日本投降之后,他随国民政府行政物资总局远赴关岛、冲绳等地,接受从日方缴获的战略物资。
 
刘邦杰,1922年生,江苏扬州人。1943年进入新六军,在印度训练6个月后,进入缅甸作战,曾与日军在野人山激战。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回到芷江筹备洽降仪式。刘邦杰当时也随部队来南京参加日军受降,“记得当时把留在南京的日本人都集中在南京下关,我们来登记,然后他们乘船回日本,当时下关附近都是日本人。”
 
梁惠,1923年生,广西临桂县人。在桂林儿童教养院念完初中后,1944年报考桂林军医预备团,学习医学知识。44年日军逼近桂林,该预备团被迫撤离到贵州安顺,后全团进入陆军军医学校,1945年学成编入昆明兵站医院,任少尉军医。8月日本投降,随滇军第60军到越南受降。
张建华,1924年生,广西荔浦县人。1940年参军,入伍46军175师524团上士班长。 1944年7月赴衡阳增援第10军作战。衡阳失守后,175师在桂林永福防守,参加桂林保卫战外围作战。1945年4月国军开始反攻,46军奉命向湛江方向追击日军,追至广东廉江。9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他随部队至海南岛受降。

欧宝源,1923年生,广西恭城县人。1943年10月顶替生病的哥哥去当兵,从桂林至安徽六安,编入第七军特务营二连,在六安独山镇集训了半年左右,与日军在六安一带周旋。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16号去蚌埠寿县田家庵接收了十几个养马的日本兵。第七军把日本战俘在蚌埠集中,坐船到阜口,下关到南京,再由上海遣送战俘回日本。

唐古养,1926年生,广西平乐县人。 1940年他代替大哥抽丁入伍,从桂林兴安桂乐师管区到安徽六安苏家浦的独山镇,编入7军军部辎重团二营当传达兵,养骡马。 1944年,两次运粮食到皖东时与日军交战被炸伤,至今大腿和手臂还留有弹片。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队去蚌埠受降,他们辎重团在滁州接收日军物资。
 
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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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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